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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金融書籍|應對危機需結構性改革,中國角色舉世矚目

《危機·洞見——破解全球經濟沉屙》

主編:史耀斌

出版社: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 我正供職於世界銀行(下稱“世行”),

轉眼已近10年。 10年來, 全球經濟避免了最糟狀況的出現, 雖然發達經濟體尚未恢復到危機前的正常增長並有陷入長期停滯的風險, 不過美聯儲已開始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雖經歷了一些困難, 但總體態勢向好, 仍是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 全球經濟剛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持續時間最長的繁榮週期, 無論發展中經濟體或發達經濟體, 都出現了持續的快速增長。 特別是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 通過寬鬆的貨幣政策和金融創新手段, 使可用資金大大增加, 通過拉動投資和消費讓經濟出現繁榮景象。 發達經濟體的繁榮通過貿易和投資傳導到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加之發展中經濟體自身出現投資高潮和消費升溫, 使全球經濟增長在2002~2007年呈現出非常可喜的態勢。

但中國人講“福兮, 禍之所伏”。 危機前美國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 “雙赤字”越來越大, 金融衍生品風險集聚。 隨著住房次級貸款風險引爆, 整個金融體系迅速坍塌, 危機以美國為發源地向全球蔓延, 最終引發了這場自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 危機伊始, 發達經濟體陷入衰退,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政府和私人部門普遍加杠杆, 為抵禦金融危機和拉動全球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但受週期性和結構性因素影響, 2012年以來, 發達經濟體總體有所恢復, 發展中經濟體開始出現一波明顯的下行壓力。

總體上看,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 全球GDP增速仍未恢復到危機前水準, 潛在產出下降、有效需求不足、結構性改革滯後等負面因素尚無顯著改善。

為應對危機及後期產生的深層次影響, 主要經濟體進行了諸多努力, 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等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 提振短期增長, 提高潛在增長率。 從實際情況看, 貨幣政策為應對危機, 防止金融體系崩潰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邊際效用已開始遞減, 貨幣政策加杠杆已經做到比較充分甚至再次面臨風險的狀態。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 一方面仍有空間, 另一方面更為適合當前的全球經濟現狀, 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 基礎設施、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發展“瓶頸”需要公共資金加大支援,

可以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補足短板。 我們注意到, 金融危機爆發至今, 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 結構性改革的進程都相對滯後, 儘管主要經濟體對改革早已形成共識, 但實際進展相對有限。 為此, 作為G20主席國, 在中國的引領下, 2016年G20杭州峰會把結構性改革作為一個主要議題, 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

縱觀過去10年, 可喜的是全球經濟沒有被危機擊倒, 沒有重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憂慮的是, 危機爆發至今10年, 全球經濟仍沒有從危機中徹底走出, 不但經濟增長速度遠不及危機之前, 風險和不確定性也在持續增加;全球經濟增長動能不足, 新老動能轉換尚未完成;全球經濟治理滯後,

無法反映經濟現實;全球經濟發展失衡, 貧富差距拉大。 反映在具體問題上, 表現為宏觀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思潮抬頭、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場波動加大、貿易失衡和保護主義加劇、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 可以說, 要徹底走出危機, 實現強勁、可持續、包容性增長, 全球經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值得我們從危機中反思和總結的還有很多。

令人高興的是, 國內智庫和經濟學家10來對全球金融危機進行了密切關注和深入剖析。 這其中就包括財政部周強武主任及其領導下的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 我和周強武主任都曾在世行任職, 我們在世行期間常就危機的進展與應對、國際經濟治理改革和國際發展合作等問題進行交流和探討。 在我結束世行任期回國後,強武主任領導的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又與我所在的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開展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危機爆發後至今,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圍繞危機從多個不同角度撰寫了數百篇研究報告,就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及其影響、主要經濟體危機後宏觀經濟形勢及政策、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的政策措施、全球治理改革等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很多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政策建議。此書的出版,既是對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成立十年研究成果的回顧與總結,也必將讓政策制定者、智庫和學界有所收穫,令研究國際經濟的同仁受到鼓舞。

特別是當前,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已遠非危機前可同日而語,中國倡議、中國思想和中國聲音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危機伊始,中國積極踐行大國責任,與美國和其他主要經濟體一道,推出了有效的刺激措施應對危機,挽狂瀾於既倒。2010年至今,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充分發揮了全球經濟“火車頭”和“穩定錨”的作用,不僅實現了自身經濟提質增效升級,貢獻了超過四分之一的全球經濟增長,還作為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堅定地維護著全球化和多邊主義。更重要的是,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對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謀求發展、擺脫貧困的願望感同身受,一直在努力予以支持和幫助,無論是具體的合作專案,還是發展經驗共用互鑒,都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效果。

我與強武主任常常感慨,中國智庫發展趕上了重要的機遇期,國家層面大力支持,國際影響大大提高,從APEC、G20到“一帶一路”、亞投行、新開發銀行、金磚合作,中國智庫大有可為,也應該厚積薄發,積極作為。希望我們廣大智庫同仁,能夠立足於國家發展實際和改革需要,前瞻性地提出重大的戰略、制度和政策設計,以綜合性的知識、國際化的視野、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為中國經濟繁榮發展,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本書的出版展現了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過去10年在這個方向所做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績,特以此序表示祝賀與敬意!

(本文系《危機·洞見——破解全球經濟沉屙》序,標題為編者所加,作者為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在我結束世行任期回國後,強武主任領導的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又與我所在的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開展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危機爆發後至今,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圍繞危機從多個不同角度撰寫了數百篇研究報告,就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及其影響、主要經濟體危機後宏觀經濟形勢及政策、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的政策措施、全球治理改革等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很多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政策建議。此書的出版,既是對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成立十年研究成果的回顧與總結,也必將讓政策制定者、智庫和學界有所收穫,令研究國際經濟的同仁受到鼓舞。

特別是當前,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已遠非危機前可同日而語,中國倡議、中國思想和中國聲音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危機伊始,中國積極踐行大國責任,與美國和其他主要經濟體一道,推出了有效的刺激措施應對危機,挽狂瀾於既倒。2010年至今,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充分發揮了全球經濟“火車頭”和“穩定錨”的作用,不僅實現了自身經濟提質增效升級,貢獻了超過四分之一的全球經濟增長,還作為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堅定地維護著全球化和多邊主義。更重要的是,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對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謀求發展、擺脫貧困的願望感同身受,一直在努力予以支持和幫助,無論是具體的合作專案,還是發展經驗共用互鑒,都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效果。

我與強武主任常常感慨,中國智庫發展趕上了重要的機遇期,國家層面大力支持,國際影響大大提高,從APEC、G20到“一帶一路”、亞投行、新開發銀行、金磚合作,中國智庫大有可為,也應該厚積薄發,積極作為。希望我們廣大智庫同仁,能夠立足於國家發展實際和改革需要,前瞻性地提出重大的戰略、制度和政策設計,以綜合性的知識、國際化的視野、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為中國經濟繁榮發展,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本書的出版展現了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過去10年在這個方向所做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績,特以此序表示祝賀與敬意!

(本文系《危機·洞見——破解全球經濟沉屙》序,標題為編者所加,作者為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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