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假赤壁遇上真東坡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當假赤壁遇上真東坡

丁啟陣

丁啟陣書

大江東去， 浪淘盡， 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 人道是， 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穿空， 驚濤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 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 小喬初嫁了， 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 談笑間， 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游， 多情應笑我， 早生華髮。 人間如夢， 一樽還酹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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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寫作時間， 有兩種說法。 王文誥《蘇詩總案》認為是元豐四年辛酉（1081）十月， 傅藻《東坡紀年錄》認為是元豐五年壬戌（1082）七月既望（7月16日）。

兩種說法， 都沒有道出什麼令人信服的證據。 因此， 元豐四年、五年， 難以定奪。 從月份看， 根據的大概都是蘇軾的《赤壁賦》和《後赤壁賦》。 《赤壁賦》：“壬戌之秋， 七月既望， 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 ”《後赤壁賦》：“是歲十月之望……複游於赤壁之下。 ”如此說來， 月日也有兩個可能， 不是7月16日， 便是10月15日。 雖然年月日是兩可的，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都是蘇軾任黃州團練副史期間的事情。

有個現象令人納悶：任黃州團練副史期間， 蘇軾一再遊覽“赤壁”， 填了一首詞， 寫了兩篇賦， 卻沒有留下一首詩。 須知， 詩是蘇軾最看重、最常用的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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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兩次遊覽的“赤壁”， 實際上並非“三國周郎赤壁”。

據統計， 人們先後提出過七處“赤壁”：蒲圻、黃州、鐘祥、武昌、漢陽、漢川、嘉魚。 其中影響較大的是蒲圻和嘉魚兩處。 現在一般認為是蒲圻。 1998年， 蒲圻市改名為赤壁市。 蘇軾所游的是黃州城外的赤壁（鼻）磯。 當地人們稱蘇軾遊覽過的“赤壁”為文赤壁。

蘇軾學士淵博， 見多識廣，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蘇軾主要是文學家， 而不是學者。 雖然他的《石鐘山記》給人一個考證嚴謹的印象， 但在赤壁問題上，

他顯然無意考證。 他的興趣重點在借景抒懷。 這在他寫給范子豐的書信中， 有所透露：“黃州少西， 山麓鬥入江中， 石室如丹， 傳雲曹公敗所， 所謂赤壁者。 或曰非也。 ”“傳雲”、“或曰非也”， 加上《赤壁懷古》中的“人道是”， 看得出來， 蘇軾抱著人云亦云的態度， 姑妄言之。 這大概也是蘇軾在黃州沒有寫有關赤壁的詩的原因吧。 詩言志， 需要嚴肅認真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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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賦》中“客曰”：“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 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 東望武昌， 山川相繆， 鬱乎蒼蒼， 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 下江陵， 順流而東也， 舳艫千里， 旌旗蔽空， 釃酒臨江， 橫槊賦詩， 固一世之雄也， 而今安在哉？”據此可知， 《赤壁賦》是為曹操而寫的。

《水調歌頭》（赤壁懷古）中的主要人物是周瑜。

但是， 我不同意前人它是為周瑜而寫的說法， 也不同意元好問“戲以周郎自況”的說法。 詞中， 周瑜用來反襯詞人的。 周瑜年少得意， 功業早建， 而自己卻“早生華髮”、“人間如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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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扇綸巾， 詞中用於描寫周瑜形象。 但是， 後來的戲劇舞臺上， 頭戴青絲巾、手拿鵝毛扇的， 卻是諸葛亮。 這是什麼情況呢？

據考證， 情況大致是這樣的：歷史上， 漢末名士多頭戴青絲巾， 即綸巾；羽扇， 大概是夏季用於扇風取涼。 陳壽《三國志》裡， 既沒有說過周瑜作羽扇綸巾的打扮， 也沒有說過諸葛亮以羽扇綸巾形象出現。 魏晉筆記野史小說之類文獻中出現一些羽扇綸巾的人物形象， 不限於諸葛亮， 還有顧榮等。 唐詩中出現過不少“羽扇”、“綸巾”、“葛巾”， 但都跟諸葛亮沒有關係。

宋詞中， 開始出現“羽扇綸巾”連用現象， 有指諸葛亮的， 但並不限於指諸葛亮。 比如蘇軾這首《水調歌頭》就指周瑜。 到了羅貫中《三國演義》中， 才反復以頭戴綸巾、手執羽扇描寫諸葛亮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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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水調歌頭》的評價， 歷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

宋俞文豹《吹劍續錄》記載的善謳幕士（擅長唱歌的幕僚）說蘇軾詞“須關西大漢， 執鐵板， 唱‘大江東去’”， 實際上含有諷刺的意思。 李清照《詞論》批評歐陽修、蘇軾等人的詞“皆句讀不葺之詩”， “往往不協音律”。 意思是， 蘇軾的詞不夠正宗。

但是， 也有不少人對蘇軾的詞， 尤其是這首《水調歌頭》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例如：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東坡“大江東去”赤壁詞， 語意高妙， 真古今絕唱。

元好問《題閑閒書赤壁賦後》：東坡赤壁詞， 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才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複餘韻，，宜其為樂府絕唱。

楊慎《草堂詩餘》：……東坡此詞，感慨悲壯，雄偉高卓，詞中之史也。

陳廷焯《雲韶集》：滔滔莽莽，其來無端，千古而下，更有何人措手？

其實，兩種評價並不矛盾，以文體純粹、聲律協暢的標準看，不善唱曲的蘇軾（這一點上不如周瑜，周瑜有極深的音樂造詣，《三國志》記載，當時有歌謠曰：“曲有誤，周郎顧。”），他所創作的詞，的確不太符合言情小詞的標準。但是，撇開文體和聲律，從文字閱讀的效果看，蘇軾的詞實在是大大開闊了詞的境界，豐富了詞的思想。不誇張地說，蘇軾給詞這種文學樣式注入了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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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水調歌頭》，結構上，繼承了陳子昂《登幽州台歌》、杜甫《登高》等詩歌的藝術手法，開篇極雄大（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收束極微小（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以使詩歌語言充滿張力，令讀者深受震撼之餘，引起強烈的共鳴，長久的思索。

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才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複餘韻，，宜其為樂府絕唱。

楊慎《草堂詩餘》：……東坡此詞，感慨悲壯，雄偉高卓，詞中之史也。

陳廷焯《雲韶集》：滔滔莽莽，其來無端，千古而下，更有何人措手？

其實，兩種評價並不矛盾，以文體純粹、聲律協暢的標準看，不善唱曲的蘇軾（這一點上不如周瑜，周瑜有極深的音樂造詣，《三國志》記載，當時有歌謠曰：“曲有誤，周郎顧。”），他所創作的詞，的確不太符合言情小詞的標準。但是，撇開文體和聲律，從文字閱讀的效果看，蘇軾的詞實在是大大開闊了詞的境界，豐富了詞的思想。不誇張地說，蘇軾給詞這種文學樣式注入了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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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水調歌頭》，結構上，繼承了陳子昂《登幽州台歌》、杜甫《登高》等詩歌的藝術手法，開篇極雄大（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收束極微小（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以使詩歌語言充滿張力，令讀者深受震撼之餘，引起強烈的共鳴，長久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