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智穀趨勢 路口大爺
對於1978年的江蘇來說， 可能它做夢都想不到， 日後激蕩四十年的歲月裡， 能與它叫板的竟是當時經濟增速僅為1%的廣東。
彼時， 全國GDP排名前四的省市分別是上海、江蘇、遼寧、山東， 江蘇GDP增速高達24.6%， 離第一名只有短短一個席位。
在那個萬物初生的年代裡， 蘇南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 表現出了強勁的生命力。 日後這種“蘇南模式”將製造一個又一個財富神話， 成為中國高層都“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穫”， 讓其他地方眼紅不已。 而彼時千里之外的深圳還只是一個小漁村， 日後的世界工廠東莞，
1984年， 當深圳國貿大廈創造3天一層樓的奇跡時， 江蘇已經是中國的No.1， 山東則超越了遼寧上升到No.2。 1988年， 穩坐中國經濟龍頭老大六年之久的江蘇， 終於跨過了千億GDP的門檻。 同時擠進這個千億俱樂部的， 卻不是大象起舞的山東， 而是悄然逼近的廣東。
一年後， 深圳、珠海最早向勞務市場打開大門， “百萬勞工下廣東”轟動全國， 這股孔雀東南飛為廣東帶來大量人才， 也助推了廣東GDP首次趕超江蘇。
這第一的位置， 廣東站上就再也沒有讓過位了。
民間總喜歡把它描繪成一場關於雙雄爭霸的大戲， 但當你深入瞭解這場中國經濟龍頭爭奪戰的歷史時， 你就會明白， 其實廣東和江蘇競爭關係大概只存在於每年的統計表上，
01
1988， 蘇南模式遭遇到了第一個小跟頭。
在改革開放的第十個年頭， 中國老百姓真正領略了18.6%高通脹的滋味。 政府著手準備價格闖關的消息剛傳開， 各類商品就遭到嚴重搶購， 人們蜂擁跑去銀行取線， 許多小儲蓄所被取空， 銀行儲蓄銳減4000億。 為此國家不得不開動印鈔機， 導致通貨膨脹更為兇猛。
之前鄉鎮企業從銀行拿錢很容易， 貸款寬鬆。 大家覺得持續高漲的通貨膨脹率， 鄉鎮企業至少要背個小鍋。 社會各界對鄉鎮企業的責難聲日甚一日， 以至於中央在治理整頓經濟的時候， 也伸出手把鄉鎮企業拉了進來， 關、停、並、轉一部分鄉鎮企業， 壓縮鄉鎮企業發展速度。
這一整頓， 資金鏈的斷裂聲此起彼伏， 而國企成為重點保護的對象， 優惠政策大部分傾向國企。 鄉鎮企業作為私生子， 日子就沒那麼好過了。
1994年， 江蘇虧損的鄉鎮企業達到6700多個， 一年後這個數字攀升到9060多個， 同比增加了25%。 集體所有制下的鄉鎮企業揮淚告別黃金時代。
予江蘇以競爭底氣的蘇南模式不得不啟動第一輪轉型， 好在， 江蘇很快就找到了命運的轉機。
1994年， 蘇州市長用一口流利的英語與李光耀談笑風生。 在你來我往之間， 背靠浦東的蘇州如願拿下了中新工業園區合作項目。
這是新蘇南模式的萌芽。 與舊蘇南模式一樣，
地方政府趁著國家大力引進外資的福利政策， 用極具競爭力的土地租金政策吸引外資湧入園區， 進行成片開發， 一畝土地的租金可以低到4位數一年。
2002年中國正式加入WTO， 蘇南作為上海的經濟腹地， 憑藉人口紅利、早期工業化積累深度參與到全球化浪潮中， 提出了更為優惠的招商引資措施， 如“零地價”、“三免兩減”等， 承接了大量的IT產業底端加工， 成為“全球代工廠”。
到2003年， 蘇州工業園區經濟總量達到了開發之初蘇州全市的水準， 等於10年再造一個新蘇州。 換個馬甲的蘇南模式又一次風行天下。
與此同時， 廣東幾個經濟特區針對企業稅收優惠的政策也開始普世化， 特殊經濟地位逐漸式微。看著上海浦東的崛起，屢創奇跡的深圳也開始困惑迷茫了，民間甚至流傳，中興和華為擬把總部遷往上海。
聽到這個傳言，28歲的咼中校恨鐵不成鋼，在人民網“強國論壇”上拋出萬言書，痛陳深圳經濟特區在20年間一步步痛失曾經令人驕傲的經濟優勢。這篇名為《深圳，你被誰拋棄》文章被各大論壇瘋狂轉載，引起極大反響。
江蘇的勢頭讓人們瞪大眼睛驚呼，江蘇將拿回曾屬於它的桂冠。
02
沾了中國深化改革以及入世的福氣，21世紀前後的近20年，在中國的狂飆突進之下，廣東和江蘇齊齊迎來了爆發式的增長。1993年，江蘇GDP增速更是超過20%。
2002年中國正式加入WTO，也是從那一年起，江蘇GDP邁入萬億，增速開始大幅趕超廣東。有這樣的經濟雙子星，是中國經濟的一大幸事。
2008年，粵蘇兩強的差距達到了最頂峰的5814.73億元後，之後開始一路縮小差距。
同年，廣東率先提出“騰籠換鳥”的政策，將勞動密集型產業遷往粵東西北，提高勞動密集型產業進入珠三角的門檻，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這是舊經濟向新經濟升級的過程，陣痛不可避免。
好巧不巧，金融風暴席捲之後，國際經濟一片狼藉，港資撤離廣東，外需因歐美經濟下行而大為收縮，對外貿高度依賴的廣東難以扭轉出口頹勢，當時以“世界工廠”東莞為代表的城市，連續三年沒有完成GDP增長預定目標，增速墊底，當地大批代工企業倒閉。
儘管江蘇也是出口導向性的省份，但是把粵蘇的“三駕馬車”拉出來一溜，就知道江蘇的重頭其實是在投資上面。
2013年各省市公佈前年GDP資料時，直接引爆了中國經濟龍頭爭奪戰的第二次高潮——
江蘇以10.1%的增速遙遙領先廣東的8.2%，成為全國第二個經濟總量突破5萬億元的省份，5.4萬億元，雙方差距只有小小3009億。
江蘇離廣東，只差著一個茂名。
接下來的三年裡，兩省的資料格外接近，當時很多人都覺得江蘇的超越只是時間問題。
03
然而，令人驚奇的“神轉折”還是發生了。
2016年，被看好的江蘇不但沒有反超廣東，反而終止了八年以來的差距收窄趨勢，兩省的絕對差距從前年的2696億元反彈到3426億元，成為粵蘇爭霸戰中具有拐點意義的風向標。
廣東強勢反彈，江蘇加冕之路是不是越來越遠了？
吃瓜看熱鬧的標準排行研究院選擇了一個新的維度——環境治理——來研判兩省之間的競爭結局。
在那份2016年“氧吧城市”排行榜中，廣東省有14個城市強勢入圍50強，成為全國入榜城市最多的省份，其中經濟最發達的珠三角9市，就有7市入榜，而江蘇省則全軍覆沒。
環境治理和產業結構調整高度相關。換句話說，廣東在發展品質上更為領先。
而且回想起來，在2015年廣東快被江蘇超越時，廣東也得到關鍵性的一個棋子——2015年4月，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成立，該試驗區確立了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外資管理模式，投資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政策紅利讓廣東走的更加鏗鏘有力。
2018年1月，各省市2017年經濟資料一經公佈，給粵蘇之爭一錘定音。
廣東熬過了經濟轉型的陣痛期，漂亮反轉，領先了江蘇幾近一個海南島。
有人曾說，保證轉型升級的成功是戰略的成功，而保持總量位次不變只是戰術的勝利。如果過分注重總量規模，可能在戰術上能夠暫時勝利，但貽誤了轉型升級的時機，造成了戰略上的失敗就是徹底的失敗。
一語道破玄機。
04
其實，廣東和江蘇這兩位佼佼者之間存在著很多相似性。譬如兩省都有很強的外源型經濟特徵，都被視為 “世界工廠”，都經歷了從工業化擴張到服務業擴張的階段。
但有一點很大的不同。
廣東模式是多元化的，很多地方都是基於市場力量發展起來。
深圳模式，依靠科技和金融行業兩條腿走路。
東莞模式，做世界的加工廠。
湛江、茂名等地的央地合作模式，搞大化工、大鋼鐵、大項目拉動。
……
而江蘇的發展模式則相對單一，最典型的蘇南模式就是依靠外資的注入、在強政府主導下實現當地產業的戰略轉型。
從發展模式的維度來看，多元化的廣東抗風險能力較強，特別是遇上2011年之後中國勞動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2012年以來屢屢上演的外資撤離潮、2013年的錢荒......
不過，江蘇的區域發展均衡性卻要好過廣東。江蘇最落後的宿遷都能邁過GDP2000億的門檻，而廣東還有4個城市不足千億，區域發展懸殊。有句話就說，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正是當地的生動寫照。
兩省頭部城市的資料也能從側面上反映這個問題。2017年，深蘇兩市的差距5118.88億，同年江蘇和廣東的差距是3978.3億，也就是說，剔除了兩個頭部城市，江蘇的GDP總量其實要大於廣東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江蘇發展相對更為均勻。
其實在這個“新時代”裡，粵蘇兩省GDP總量孰高孰低，根本就不是重點。與其關注誰是NO.1，還不如關注誰更能挖掘新動力。
在過去四十年的風雲變幻中，粵蘇兩省的對手都不是彼此，而是它們自己。在每一次產業轉型的大節點上，粵蘇都視自己為敵人，解剖自己，手術自己，抓到新的出口勇往直前。
這是兩省的幸運，也是中國的幸運。
特殊經濟地位逐漸式微。看著上海浦東的崛起，屢創奇跡的深圳也開始困惑迷茫了，民間甚至流傳，中興和華為擬把總部遷往上海。聽到這個傳言，28歲的咼中校恨鐵不成鋼，在人民網“強國論壇”上拋出萬言書，痛陳深圳經濟特區在20年間一步步痛失曾經令人驕傲的經濟優勢。這篇名為《深圳，你被誰拋棄》文章被各大論壇瘋狂轉載，引起極大反響。
江蘇的勢頭讓人們瞪大眼睛驚呼，江蘇將拿回曾屬於它的桂冠。
02
沾了中國深化改革以及入世的福氣，21世紀前後的近20年，在中國的狂飆突進之下，廣東和江蘇齊齊迎來了爆發式的增長。1993年，江蘇GDP增速更是超過20%。
2002年中國正式加入WTO，也是從那一年起，江蘇GDP邁入萬億，增速開始大幅趕超廣東。有這樣的經濟雙子星，是中國經濟的一大幸事。
2008年，粵蘇兩強的差距達到了最頂峰的5814.73億元後，之後開始一路縮小差距。
同年，廣東率先提出“騰籠換鳥”的政策，將勞動密集型產業遷往粵東西北，提高勞動密集型產業進入珠三角的門檻，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這是舊經濟向新經濟升級的過程，陣痛不可避免。
好巧不巧，金融風暴席捲之後，國際經濟一片狼藉，港資撤離廣東，外需因歐美經濟下行而大為收縮，對外貿高度依賴的廣東難以扭轉出口頹勢，當時以“世界工廠”東莞為代表的城市，連續三年沒有完成GDP增長預定目標，增速墊底，當地大批代工企業倒閉。
儘管江蘇也是出口導向性的省份，但是把粵蘇的“三駕馬車”拉出來一溜，就知道江蘇的重頭其實是在投資上面。
2013年各省市公佈前年GDP資料時，直接引爆了中國經濟龍頭爭奪戰的第二次高潮——
江蘇以10.1%的增速遙遙領先廣東的8.2%，成為全國第二個經濟總量突破5萬億元的省份，5.4萬億元，雙方差距只有小小3009億。
江蘇離廣東，只差著一個茂名。
接下來的三年裡，兩省的資料格外接近，當時很多人都覺得江蘇的超越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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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驚奇的“神轉折”還是發生了。
2016年，被看好的江蘇不但沒有反超廣東，反而終止了八年以來的差距收窄趨勢，兩省的絕對差距從前年的2696億元反彈到3426億元，成為粵蘇爭霸戰中具有拐點意義的風向標。
廣東強勢反彈，江蘇加冕之路是不是越來越遠了？
吃瓜看熱鬧的標準排行研究院選擇了一個新的維度——環境治理——來研判兩省之間的競爭結局。
在那份2016年“氧吧城市”排行榜中，廣東省有14個城市強勢入圍50強，成為全國入榜城市最多的省份，其中經濟最發達的珠三角9市，就有7市入榜，而江蘇省則全軍覆沒。
環境治理和產業結構調整高度相關。換句話說，廣東在發展品質上更為領先。
而且回想起來，在2015年廣東快被江蘇超越時，廣東也得到關鍵性的一個棋子——2015年4月，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成立，該試驗區確立了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外資管理模式，投資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政策紅利讓廣東走的更加鏗鏘有力。
2018年1月，各省市2017年經濟資料一經公佈，給粵蘇之爭一錘定音。
廣東熬過了經濟轉型的陣痛期，漂亮反轉，領先了江蘇幾近一個海南島。
有人曾說，保證轉型升級的成功是戰略的成功，而保持總量位次不變只是戰術的勝利。如果過分注重總量規模，可能在戰術上能夠暫時勝利，但貽誤了轉型升級的時機，造成了戰略上的失敗就是徹底的失敗。
一語道破玄機。
04
其實，廣東和江蘇這兩位佼佼者之間存在著很多相似性。譬如兩省都有很強的外源型經濟特徵，都被視為 “世界工廠”，都經歷了從工業化擴張到服務業擴張的階段。
但有一點很大的不同。
廣東模式是多元化的，很多地方都是基於市場力量發展起來。
深圳模式，依靠科技和金融行業兩條腿走路。
東莞模式，做世界的加工廠。
湛江、茂名等地的央地合作模式，搞大化工、大鋼鐵、大項目拉動。
……
而江蘇的發展模式則相對單一，最典型的蘇南模式就是依靠外資的注入、在強政府主導下實現當地產業的戰略轉型。
從發展模式的維度來看，多元化的廣東抗風險能力較強，特別是遇上2011年之後中國勞動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2012年以來屢屢上演的外資撤離潮、2013年的錢荒......
不過，江蘇的區域發展均衡性卻要好過廣東。江蘇最落後的宿遷都能邁過GDP2000億的門檻，而廣東還有4個城市不足千億，區域發展懸殊。有句話就說，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正是當地的生動寫照。
兩省頭部城市的資料也能從側面上反映這個問題。2017年，深蘇兩市的差距5118.88億，同年江蘇和廣東的差距是3978.3億，也就是說，剔除了兩個頭部城市，江蘇的GDP總量其實要大於廣東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江蘇發展相對更為均勻。
其實在這個“新時代”裡，粵蘇兩省GDP總量孰高孰低，根本就不是重點。與其關注誰是NO.1，還不如關注誰更能挖掘新動力。
在過去四十年的風雲變幻中，粵蘇兩省的對手都不是彼此，而是它們自己。在每一次產業轉型的大節點上，粵蘇都視自己為敵人，解剖自己，手術自己，抓到新的出口勇往直前。
這是兩省的幸運，也是中國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