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2017年3月兩會正式發佈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以來， 官媒、專家、網路、知識達人等各家觀點鋪天蓋地而來， 一致的結論是“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繼三藩市灣區、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之後的全球第四大灣區。
當我們靜下心來再次仔細審慎世界三大灣區（紐約灣區、東京灣區、三藩市灣區）的時候， 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 到底灣區經濟具有什麼樣的一般規律呢？世界三大灣區有什麼共性？如何為更多的城市和區域的發展所借鑒呢？
壹 “灣區”概念溯源：為“灣區經濟”正名
“世界三大灣區”裡只有一個叫“灣區”， 那就是三藩市灣區（San Francisco Bay Area）， 簡稱灣區（The Bay Area）。 而“紐約灣區”的官方名稱是“紐約大都市區”（New York Metropolitan Region），
1
灣（Bay）
海洋地理學術語， 源自拉丁語的baia， 意為海洋入口， 一般指凹形的沿海水體， 可以從海灣引申到的湖灣、河灣， 現在多用於地產、旅遊領域， 如星河灣、海棠灣、太湖灣旅遊度假區。
2
灣區（Bay Area）
從地理學概念演化出的區域經濟概念， 本意是由一個或若干個相連的海灣、港灣及鄰近島嶼共同組成的區域， 現意為統一佈局港口、交通、城市和產業， 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 周邊腹地為支撐的開放型經濟體系。
3
灣區經濟（Bay Area Economy）
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新理念， 目前沒有統一的學術定義， 研究者根據著名灣區的特性多將灣區經濟描述為由沿海的港口群和城鎮群所衍生的經濟效應，
因此， 無論是世界三大灣區還是中國灣區， 事實上都是在討論“灣區經濟”這一區域經濟發展新理念。
貳世界三大灣區速覽
20世紀以來， 全球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 世界上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線100公里的沿海地區。 在全球排名前50名的特大城市中， 位於灣區的城市占90%以上， 以三藩市、紐約、東京為核心的周邊區域更成為世界級城市群的翹楚， 世稱世界三大灣區。
根據2016年三大灣區的基本經濟資料， 我們就其經濟社會發展特點做簡單描述：
類別
三藩市灣區
紐約灣區
東京灣區
面積/萬km2
1.79
2.15
3.68
人口/萬
760
2340
4383
GDP/美元， 占比
0.8萬億， 4.5%
1.4萬億， 7.8%
1.8萬億， 30%
人均GDP/美元
104575
59829
40909
主要城市
三藩市、奧克蘭、聖約瑟
紐約、紐華克、布里奇波特
東京、橫濱、川崎
主導產業
高新技術產業
金融服務業
先進製造業
第三產業占比
82.76%
89.35%
82.27%
1
發達的第三產業是世界三大灣區最大的共性
2016年三大灣區第三產業產值的GDP占比都在80%以上， 尤其是紐約灣區， 接近90%。 發達的服務經濟也造就了一批世界級的大都市區和城市群。
2
高端產業和產業高端的聚集是塑造灣區國際競爭力的核心動力
無論是三藩市灣區高科技產業還是東京灣區的先進製造業， 基本代表了當今的世界最高水準， 雖然紐約灣區被尊稱為金融灣區， 但是萌生於2002年的“矽巷”， 崛起了數百家高科技企業， 助推紐約一躍成為美國第二大科技重鎮， 正在成為與“矽谷”齊名的美國“新科技首都”。
3
航運中心、產業中心和服務中心三大功能的優勢互補， 是灣區城市群得以協同合作的內在需求
三藩市、紐約、東京三個“全球城市”貢獻了世界頂級的金融、會展、旅遊、零售和酒店功能；奧克蘭、紐華克、橫濱不僅是所在地區重要的港口和交通樞紐， 也正在憑藉通達性和宜居的環境成為全球矚目的新經濟集聚地；聖約瑟、布里奇波特、川崎作為三大灣區的產業中心，是灣區經濟持續發展的脊樑。
三灣區經濟的一般規律
總的來說，灣區經濟是依託海灣而形成的開放型區域經濟的高級形態。開放是灣區經濟的活力源泉，創新是灣區發展的根本動力，宜居是灣區的魅力所在，區域協同是灣區的客觀要求。通過對世界三大灣區的研究發現，灣區經濟具有共同的特點：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系統、優美宜人的生活環境、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發達的國際交往網路。
1
灣區經濟具有高度的開放性
灣區經濟靠港而生、依灣而興，具有天然的開放屬性。紐約灣區的發端得益於航海技術的推動，紐約成為連接本國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重要節點；三藩市灣區發端在於金礦的發現，大量的外來移民集聚三藩市，帶動了貿易、金融結算和商業的發展；東京灣區也因首都東京，成為日本的最重要的開放門戶和經濟中心。
東京灣
灣區在不斷擴大的貨物貿易中，逐漸從單一的貨運樞紐成為對外開放的門戶，促進了國際貿易、外來投資的發展，並率先薈萃世界多民族文化,吸引大量外來人口，形成不同於一般內陸地區開放包容的氛圍。在紐約灣區，外籍居民來自全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約占紐約總人口的40%，形成了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集合體。
2
灣區經濟是技術驅動下的產業演進與城市空間演化的過程
縱觀三大灣區，它們的發展都伴隨著重大的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東京灣區、紐約灣區的發展都與第二次工業革命密切相關。東京灣區形成了京濱、京葉兩大工業地帶，鋼鐵、石油化工、現代物流、裝備製造和高新技術等產業十分發達。紐約灣區金融、文化、機械製造、軍工、石油、製藥和食品加工等產業實力雄厚，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製造中心。
三藩市灣夜景
三藩市灣區則是抓住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風口，以矽谷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區奠定了其成為世界級灣區的地位，並至今引領著全球資訊技術創新潮流。
總結世界三大灣區的產業發展經驗，每一次世界發生重大的技術變革時，成功的灣區往往都能早早介入，獲得變革帶來的紅利，引領全球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
3
灣區經濟是樞紐經濟效應的集中體現
縱觀世界三大灣區，全都發跡於港口城市，可以說，世界級灣區形成的萌芽時期都是依港而興，通過快捷便利的中轉、集疏和分撥功能，接入全球供應鏈，成為世界級的要素集聚地和配置中心，並造就了一批繁榮的灣區城市，諸如奧克蘭、橫濱、紐華克等。
紐約灣
樞紐經濟有其內在的發展規律，往往是以綜合交通樞紐建設為基礎，以物流為先導，率先發展成為貨物集散中心和物流中心，借助成本降低的優勢，發展成為製造業中心以及配套的專業服務中心，產業的發展帶來高端人才的集聚，以金融、諮詢、資訊為代表的知識型服務業興起，並帶動圍繞知識人群的旅遊、娛樂、酒店、商場等新興消費型服務業的發展。
4
灣區經濟會形成協同發展的空間結構
港口城市在對外開放中最先發展壯大，通過發達的交通體系和產業不斷升級，對周邊區域產生外溢效應，周邊區域為謀求自身發展，也會主動承接外溢的相關產業和功能，最終形成“中心城市+產業集聚帶”的灣區經濟空間結構。
三藩市灣區以三藩市為中心，發展出北灣休閒旅遊產業帶、東灣高端製造業產業帶和南灣高科技創新產業帶；紐約灣區以紐約為中心，發展出康州製造業產業帶、新澤西州重工業產業帶和長島休閒旅遊帶；東京灣區以東京為中心城市，發展出了京葉重工業產業帶和京濱高端製造業產業帶。
5
灣區經濟需要跨區域的聯合協調組織
灣區面積廣大，已經超過單個城市和區域的範圍，因此不管是城市規劃、產業規劃、交通規劃、基礎設施建設，抑或是生態環境的保護，都需要城市之間的協調。
東京灣區是運用智庫力量來進行灣區城市間的統籌的代表，在日本開發構想研究所和東京灣綜合開發協定會等智庫組織的牽頭下，與政府、企業、行業組織先後設立東京灣港灣聯協推進協議會，東京都港灣振興協會等協商組織，三藩市灣區委員會於2010年首次在上海設立海外分支機搆，推動中國與灣區間貿易投資往來。
肆“灣區經濟”開啟中國區域統籌的新時代
中國持續四十年的快速發展，得益於從東部沿海地區起步的對外開放。在改革開放的引領下，中國沿海地區率先發展，參與全球經濟的合作與競爭。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三大區域，在外向型經濟的主導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超級馬達和發動機。
其後，隨著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戰略的實施，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從東部“一馬當先”，逐步向東中西協調發展的方向邁進。從2010年重慶兩江新區的設立開始，蘭州新區、西鹹新區、貴安新區、天府新區等內陸國家級新區的相繼誕生，標誌著中國進入了從沿海開放到內陸開放的新階段。
時至今日，傳統的以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到了極限，中國經濟發展由此步入了新常態，從追求速度轉向提升品質。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也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進入了“海陸統籌”的第三個階段，勢要打造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面開放新格局。
“灣區經濟”概念的提出，是中國在經濟社會處於新常態的背景之下，對沿海地區的發展提出的新要求，尤其是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三大經濟區，作為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競合的平臺，沿海三大城市群經濟轉型的成功與否決定了中國經濟轉型的結果。
“灣區經濟”作為一種成熟的區域發展模式，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高級形態，強調開放引領和創新驅動，通過核心城市的帶動，實現與周邊城市的協同發展。因此，灣區經濟不應該局限於沿海區域，而是對新常態下整個中國區域的統籌都具有巨大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1
粵港澳大灣區：從“大珠三角”的區域戰略到國家戰略
“灣區”概念最早由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引入中國。吳家瑋曾任三藩市州立大學校長，在三藩市灣區多年，通過對三藩市灣區的觀察，認為香港與深圳有條件共建灣區。1994年，吳家瑋撰文提出，建設以香港為核心、對標三藩市灣區的“香港灣區”，後又稱“港深灣區”。吳家瑋從三藩市灣區的經濟特徵出發，強調核心城市對大都會區域的輻射作用，利用國際資本、科技創新推動區域經濟升級。此後，國內外學者相繼提出“環珠江口灣區”、“伶仃洋灣區”、“港珠澳灣區”等類似概念。
時任深圳市市長許勤，首次從政府層面提出“灣區經濟”。許勤在深圳任職期間，將深圳的學習對象從香港和新加坡轉向矽谷，打出了將深圳打造成為“中國矽谷”的旗號。2014年正值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不久，許勤在深圳政府工作報告裡首次提出“聚焦灣區經濟，構建區域協同發展新優勢”，以灣區經濟為抓手，打造海上絲綢之路樞紐城市，“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參與全球經濟競爭合作，實現更高品質、更高能級的發展”，將深圳打造成為世界一流灣區城市。
2017年3月5日，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的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至此，粵港澳大灣區正式提出，標誌著粵港澳大灣區從之前的“大珠三角”區域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
2
“長三角大灣區”呼之欲出
珠三角對於灣區經濟的探索吸引了長三角的極大關注。浙江省率先接過灣區經濟的大旗，於2017年6月在省第十四次黨代會明確提出，浙江省要大力發展灣區經濟，謀劃實施“大灣區”建設行動綱要。在11月的第四屆世界浙商大會上，浙江省正式發佈了大灣區建設路線圖，包括十大任務、十大平臺、百個項目和萬億投資。在12月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袁家軍正式向全球發聲，提出到2035年將環杭州灣大灣區建成世界級大灣區。
浙江省的灣區構想得到了上海的積極回應。2017年7月，浙江省黨政代表團訪滬期間，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韓正表示，上海將全面積極回應浙江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深入小洋山區域合作開發，共同謀劃推進環杭州灣大灣區建設。
在12月舉辦的2017年上海都市區新型城鎮化研討會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透露，目前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正在聯合江蘇、浙江省共同研究相關課題，打造一個以上海大都市圈為依託的“Σ”形大灣區。
長三角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在區域協同發展方面早已走在了全國的前列，2017年4月，浙江省省同意將嘉興市設立為全面接軌上海示範區；5月，江蘇省政府正式批復了《南通建設上海大都市北翼門戶城市總體方案》，上海毫無疑問是長三角打造大灣區的關鍵。時至今日，當年回應環杭州灣大灣區建設的韓正已經上調中央，並有望出任副總理之職，這顯著提升了中央層面支援環杭州灣大灣區建設的可能性。
而現任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曾歷任浙江省省長和江蘇省委書記，並在主政江蘇期間提出了以統籌沿江8市協同發展為核心的揚子江城市群戰略，這為上海主動打造更大範圍內協同發展的環杭州灣大灣區，乃至長三角大灣區提供了想像空間。
3
暢想“環渤海超級大灣區”
作為“中國經濟第三極”，環渤海經濟圈由來已久。早在1986年，在時任天津市市長李瑞環的宣導下，環渤海15個城市共同發起成立了環渤海地區市長聯席會，成為環渤海經濟圈的肇始，並為初步建立起了跨區域的協調機制。時至今日，環渤海區域合作市長聯席會成員市個數已經達到50個，是國內成員規模最大，覆蓋範圍最廣的區域合作組織之一。
“環渤海”從精彩亮相到被“京津冀”遮蓋光芒，究其原因是環渤海地區的合作涉及京津冀、山東、遼寧，是橫跨三大經濟板塊的合作。首先，三大板塊自成一體，京津冀以北京為核心，山東依山面海獨立發展，遼寧作為東北的出海口與吉林和黑龍江聯繫緊密。其次，環渤海海岸線長達5800公里，包括近20個城市、60多個港口，幾乎有市必有港，各城市政府對港口傾注了高度熱情，競爭激烈。此外，“老大”之爭不可避免，北京理應是“老大”但對此沒有興趣，天津發明了“環渤海”概念想當老大但其他省市不太捧場。幾番博弈後，“環渤海”以京津冀“單飛”和山東、遼寧投向“東亞經濟圈”懷抱而淡出人們的視野。
時至今日，環渤海正在迎來新的發展機遇。2015年發佈的《環渤海地區合作發展綱要》正式確立了北京的“老大”地位，環渤海高鐵的全線興建將為三大板塊之間架起快速通道，遼寧的老工業基地振興和山東國家新舊動能轉換試驗區也為區域發展模式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更為重要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將產生明顯的“外溢效應”，不僅惠及河北和天津，也為山東和遼寧帶來難得的歷史機遇，為環渤海地區的區域協同發展提供了內生的產業動力。而雄安新區的設立，將進一步強化京津冀的龍頭作用，形成以京津冀為核心，以山東和遼寧為兩翼的環渤海地區發展新局面。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當年在深圳率先提出發展“灣區經濟”的許勤，已經於2017年調任河北省省長，這為環渤海超級大灣區的誕生提供了想像空間。
伍灣區時代，灣區城市如何先聲奪人？
1
為城市“找魂”，找到城市唯一性、權威性、排他性的競爭優勢
跳出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站在時代背景下重新審視自身的戰略機遇。智綱智庫當前正在幫助山東省的濰坊市謀劃如何在灣區時代下實現城市的戰略突破。濰坊地處山東省的心臟位置，連接了以濟南為核心的省會經濟圈和以青島核心的海洋經濟圈，農業和製造業都具有十分良好的發展基礎，未來米字型高鐵網路的建成將助推濰坊成為環渤海區域交通樞紐，在灣區經濟的引領下，濰坊有望發揮山東“陸海聯動”樞紐和“產業統籌”抓手的角色，成為山東半島技術創新、產業發展、服務升級、人才集聚的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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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智庫的價值，做好頂層設計，不謀全域者不足以謀一域
灣區經濟並不是局限於港口區域，而是一個全面、系統的城市升級轉型的綜合解決方案。因此，謀劃灣區經濟下城市的發展戰略，就需要聘請國內外一流的外腦機構，包括一流的戰略策劃公司、城市規劃公司、產業諮詢公司等，幫助把脈灣區戰略的高度、廣度、深度、關聯度，並通過謀劃、策劃、規劃、計畫“四化”來統籌灣區城市的發展，搶抓制高點、掌握話語權。只有這樣，在其他城市還沉浸在慣性思維中，那些“早起的鳥兒”就有可能通過戰略頂層設計，把更多潛在的資源挖掘出來，主動去對接新的戰略機遇，打通關聯性，在灣區時代先聲奪人。
3
緊抓時代機遇，搶佔高端產業和產業高端
灣區經濟本身就是樞紐經濟，那些區域中重要的交通樞紐勢必擁有巨大的先發優勢，適逢當前舉國上下的高鐵熱，快速交通網絡的完善，帶來了大量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技術流的集聚，必然會推動城市從交通中心逐漸向產業中心、技術中心、人才中心、金融中心、消費中心、服務中心等高端環節轉型。
當前，以雲計算、大資料、物聯網、人工智慧等為代表的新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動能，2016年中國數字經濟總量達到22.6萬億元，占GDP比重超過30%。因此，大到一個國家或區域，小到一個城市或者園區，誰能牢牢抓住數字經濟的風口，誰就能抓住未來全球高端產業和產業高端的制高點，加速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新的弄潮兒。
4
走出去和請進來相結合，打造全面開放新格局
灣區作為對外開放的門戶，不但需要主動走出去，接軌世界經濟發展脈搏，參與全球產業分工，提升全球經濟控制力，形成國際競爭力、增強國際影響力，城市可以通過舉辦世界級的論壇和峰會，加強全球各大灣區城市在戰略、資訊和執行層面的溝通與交流；同時灣區更要請進來，作為最先吸納外商直接投資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地區，主動全球抓藥，整合全球資源為我所用，讓全球資源嫁接城市發展新動力。
後記
回顧“灣區”概念在中國從提出到成型的全過程，2017年足以被稱為“中國灣區元年”，在這一年，粵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環杭州灣大灣區公佈了建設路線圖，環渤海區域隨著環渤海高鐵規劃的全線批復，也正在釋放關於“環渤海超級大灣區”的足夠想像空間。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遠的未來，中國“三大灣區”的暢想終會成為現實，必將成為引領中國新一輪發展的超級引擎。
灣區經濟的本質是開放引領和創新驅動，是實現區域協同一體化發展的有力手段，因此，對於任何一座位於中國沿海的城市，在灣區經濟規律之下都應重新審視自己，以更為開放包容的姿態迎接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主動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緊抓新一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適當超前地佈局戰略新興產業，加快新科技和服務業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實現產業和城市轉型升級。
同時我們也應意識到，城市發展謀劃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選擇頂尖的戰略諮詢智庫以具有預見性的眼光，找到城市未來發展的唯一性、權威性、排他性的戰略優勢，才能搶佔灣區時代的制高點，搭建城市與產業發展的新平臺，掌握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話語權，成為灣區時代的弄潮兒。
聯合作者：秦建、劉晨傑 智綱智庫上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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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經濟具有高度的開放性
灣區經濟靠港而生、依灣而興，具有天然的開放屬性。紐約灣區的發端得益於航海技術的推動，紐約成為連接本國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重要節點；三藩市灣區發端在於金礦的發現，大量的外來移民集聚三藩市，帶動了貿易、金融結算和商業的發展；東京灣區也因首都東京，成為日本的最重要的開放門戶和經濟中心。
東京灣
灣區在不斷擴大的貨物貿易中，逐漸從單一的貨運樞紐成為對外開放的門戶，促進了國際貿易、外來投資的發展，並率先薈萃世界多民族文化,吸引大量外來人口，形成不同於一般內陸地區開放包容的氛圍。在紐約灣區，外籍居民來自全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約占紐約總人口的40%，形成了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集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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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經濟是技術驅動下的產業演進與城市空間演化的過程
縱觀三大灣區，它們的發展都伴隨著重大的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東京灣區、紐約灣區的發展都與第二次工業革命密切相關。東京灣區形成了京濱、京葉兩大工業地帶，鋼鐵、石油化工、現代物流、裝備製造和高新技術等產業十分發達。紐約灣區金融、文化、機械製造、軍工、石油、製藥和食品加工等產業實力雄厚，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製造中心。
三藩市灣夜景
三藩市灣區則是抓住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風口，以矽谷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區奠定了其成為世界級灣區的地位，並至今引領著全球資訊技術創新潮流。
總結世界三大灣區的產業發展經驗，每一次世界發生重大的技術變革時，成功的灣區往往都能早早介入，獲得變革帶來的紅利，引領全球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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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經濟是樞紐經濟效應的集中體現
縱觀世界三大灣區，全都發跡於港口城市，可以說，世界級灣區形成的萌芽時期都是依港而興，通過快捷便利的中轉、集疏和分撥功能，接入全球供應鏈，成為世界級的要素集聚地和配置中心，並造就了一批繁榮的灣區城市，諸如奧克蘭、橫濱、紐華克等。
紐約灣
樞紐經濟有其內在的發展規律，往往是以綜合交通樞紐建設為基礎，以物流為先導，率先發展成為貨物集散中心和物流中心，借助成本降低的優勢，發展成為製造業中心以及配套的專業服務中心，產業的發展帶來高端人才的集聚，以金融、諮詢、資訊為代表的知識型服務業興起，並帶動圍繞知識人群的旅遊、娛樂、酒店、商場等新興消費型服務業的發展。
4
灣區經濟會形成協同發展的空間結構
港口城市在對外開放中最先發展壯大，通過發達的交通體系和產業不斷升級，對周邊區域產生外溢效應，周邊區域為謀求自身發展，也會主動承接外溢的相關產業和功能，最終形成“中心城市+產業集聚帶”的灣區經濟空間結構。
三藩市灣區以三藩市為中心，發展出北灣休閒旅遊產業帶、東灣高端製造業產業帶和南灣高科技創新產業帶；紐約灣區以紐約為中心，發展出康州製造業產業帶、新澤西州重工業產業帶和長島休閒旅遊帶；東京灣區以東京為中心城市，發展出了京葉重工業產業帶和京濱高端製造業產業帶。
5
灣區經濟需要跨區域的聯合協調組織
灣區面積廣大，已經超過單個城市和區域的範圍，因此不管是城市規劃、產業規劃、交通規劃、基礎設施建設，抑或是生態環境的保護，都需要城市之間的協調。
東京灣區是運用智庫力量來進行灣區城市間的統籌的代表，在日本開發構想研究所和東京灣綜合開發協定會等智庫組織的牽頭下，與政府、企業、行業組織先後設立東京灣港灣聯協推進協議會，東京都港灣振興協會等協商組織，三藩市灣區委員會於2010年首次在上海設立海外分支機搆，推動中國與灣區間貿易投資往來。
肆“灣區經濟”開啟中國區域統籌的新時代
中國持續四十年的快速發展，得益於從東部沿海地區起步的對外開放。在改革開放的引領下，中國沿海地區率先發展，參與全球經濟的合作與競爭。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三大區域，在外向型經濟的主導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超級馬達和發動機。
其後，隨著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戰略的實施，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從東部“一馬當先”，逐步向東中西協調發展的方向邁進。從2010年重慶兩江新區的設立開始，蘭州新區、西鹹新區、貴安新區、天府新區等內陸國家級新區的相繼誕生，標誌著中國進入了從沿海開放到內陸開放的新階段。
時至今日，傳統的以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到了極限，中國經濟發展由此步入了新常態，從追求速度轉向提升品質。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也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進入了“海陸統籌”的第三個階段，勢要打造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面開放新格局。
“灣區經濟”概念的提出，是中國在經濟社會處於新常態的背景之下，對沿海地區的發展提出的新要求，尤其是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三大經濟區，作為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競合的平臺，沿海三大城市群經濟轉型的成功與否決定了中國經濟轉型的結果。
“灣區經濟”作為一種成熟的區域發展模式，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高級形態，強調開放引領和創新驅動，通過核心城市的帶動，實現與周邊城市的協同發展。因此，灣區經濟不應該局限於沿海區域，而是對新常態下整個中國區域的統籌都具有巨大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1
粵港澳大灣區：從“大珠三角”的區域戰略到國家戰略
“灣區”概念最早由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引入中國。吳家瑋曾任三藩市州立大學校長，在三藩市灣區多年，通過對三藩市灣區的觀察，認為香港與深圳有條件共建灣區。1994年，吳家瑋撰文提出，建設以香港為核心、對標三藩市灣區的“香港灣區”，後又稱“港深灣區”。吳家瑋從三藩市灣區的經濟特徵出發，強調核心城市對大都會區域的輻射作用，利用國際資本、科技創新推動區域經濟升級。此後，國內外學者相繼提出“環珠江口灣區”、“伶仃洋灣區”、“港珠澳灣區”等類似概念。
時任深圳市市長許勤，首次從政府層面提出“灣區經濟”。許勤在深圳任職期間，將深圳的學習對象從香港和新加坡轉向矽谷，打出了將深圳打造成為“中國矽谷”的旗號。2014年正值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不久，許勤在深圳政府工作報告裡首次提出“聚焦灣區經濟，構建區域協同發展新優勢”，以灣區經濟為抓手，打造海上絲綢之路樞紐城市，“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參與全球經濟競爭合作，實現更高品質、更高能級的發展”，將深圳打造成為世界一流灣區城市。
2017年3月5日，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的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至此，粵港澳大灣區正式提出，標誌著粵港澳大灣區從之前的“大珠三角”區域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
2
“長三角大灣區”呼之欲出
珠三角對於灣區經濟的探索吸引了長三角的極大關注。浙江省率先接過灣區經濟的大旗，於2017年6月在省第十四次黨代會明確提出，浙江省要大力發展灣區經濟，謀劃實施“大灣區”建設行動綱要。在11月的第四屆世界浙商大會上，浙江省正式發佈了大灣區建設路線圖，包括十大任務、十大平臺、百個項目和萬億投資。在12月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袁家軍正式向全球發聲，提出到2035年將環杭州灣大灣區建成世界級大灣區。
浙江省的灣區構想得到了上海的積極回應。2017年7月，浙江省黨政代表團訪滬期間，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韓正表示，上海將全面積極回應浙江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深入小洋山區域合作開發，共同謀劃推進環杭州灣大灣區建設。
在12月舉辦的2017年上海都市區新型城鎮化研討會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透露，目前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正在聯合江蘇、浙江省共同研究相關課題，打造一個以上海大都市圈為依託的“Σ”形大灣區。
長三角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在區域協同發展方面早已走在了全國的前列，2017年4月，浙江省省同意將嘉興市設立為全面接軌上海示範區；5月，江蘇省政府正式批復了《南通建設上海大都市北翼門戶城市總體方案》，上海毫無疑問是長三角打造大灣區的關鍵。時至今日，當年回應環杭州灣大灣區建設的韓正已經上調中央，並有望出任副總理之職，這顯著提升了中央層面支援環杭州灣大灣區建設的可能性。
而現任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曾歷任浙江省省長和江蘇省委書記，並在主政江蘇期間提出了以統籌沿江8市協同發展為核心的揚子江城市群戰略，這為上海主動打造更大範圍內協同發展的環杭州灣大灣區，乃至長三角大灣區提供了想像空間。
3
暢想“環渤海超級大灣區”
作為“中國經濟第三極”，環渤海經濟圈由來已久。早在1986年，在時任天津市市長李瑞環的宣導下，環渤海15個城市共同發起成立了環渤海地區市長聯席會，成為環渤海經濟圈的肇始，並為初步建立起了跨區域的協調機制。時至今日，環渤海區域合作市長聯席會成員市個數已經達到50個，是國內成員規模最大，覆蓋範圍最廣的區域合作組織之一。
“環渤海”從精彩亮相到被“京津冀”遮蓋光芒，究其原因是環渤海地區的合作涉及京津冀、山東、遼寧，是橫跨三大經濟板塊的合作。首先，三大板塊自成一體，京津冀以北京為核心，山東依山面海獨立發展，遼寧作為東北的出海口與吉林和黑龍江聯繫緊密。其次，環渤海海岸線長達5800公里，包括近20個城市、60多個港口，幾乎有市必有港，各城市政府對港口傾注了高度熱情，競爭激烈。此外，“老大”之爭不可避免，北京理應是“老大”但對此沒有興趣，天津發明了“環渤海”概念想當老大但其他省市不太捧場。幾番博弈後，“環渤海”以京津冀“單飛”和山東、遼寧投向“東亞經濟圈”懷抱而淡出人們的視野。
時至今日，環渤海正在迎來新的發展機遇。2015年發佈的《環渤海地區合作發展綱要》正式確立了北京的“老大”地位，環渤海高鐵的全線興建將為三大板塊之間架起快速通道，遼寧的老工業基地振興和山東國家新舊動能轉換試驗區也為區域發展模式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更為重要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將產生明顯的“外溢效應”，不僅惠及河北和天津，也為山東和遼寧帶來難得的歷史機遇，為環渤海地區的區域協同發展提供了內生的產業動力。而雄安新區的設立，將進一步強化京津冀的龍頭作用，形成以京津冀為核心，以山東和遼寧為兩翼的環渤海地區發展新局面。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當年在深圳率先提出發展“灣區經濟”的許勤，已經於2017年調任河北省省長，這為環渤海超級大灣區的誕生提供了想像空間。
伍灣區時代，灣區城市如何先聲奪人？
1
為城市“找魂”，找到城市唯一性、權威性、排他性的競爭優勢
跳出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站在時代背景下重新審視自身的戰略機遇。智綱智庫當前正在幫助山東省的濰坊市謀劃如何在灣區時代下實現城市的戰略突破。濰坊地處山東省的心臟位置，連接了以濟南為核心的省會經濟圈和以青島核心的海洋經濟圈，農業和製造業都具有十分良好的發展基礎，未來米字型高鐵網路的建成將助推濰坊成為環渤海區域交通樞紐，在灣區經濟的引領下，濰坊有望發揮山東“陸海聯動”樞紐和“產業統籌”抓手的角色，成為山東半島技術創新、產業發展、服務升級、人才集聚的新高地。
2
發揮智庫的價值，做好頂層設計，不謀全域者不足以謀一域
灣區經濟並不是局限於港口區域，而是一個全面、系統的城市升級轉型的綜合解決方案。因此，謀劃灣區經濟下城市的發展戰略，就需要聘請國內外一流的外腦機構，包括一流的戰略策劃公司、城市規劃公司、產業諮詢公司等，幫助把脈灣區戰略的高度、廣度、深度、關聯度，並通過謀劃、策劃、規劃、計畫“四化”來統籌灣區城市的發展，搶抓制高點、掌握話語權。只有這樣，在其他城市還沉浸在慣性思維中，那些“早起的鳥兒”就有可能通過戰略頂層設計，把更多潛在的資源挖掘出來，主動去對接新的戰略機遇，打通關聯性，在灣區時代先聲奪人。
3
緊抓時代機遇，搶佔高端產業和產業高端
灣區經濟本身就是樞紐經濟，那些區域中重要的交通樞紐勢必擁有巨大的先發優勢，適逢當前舉國上下的高鐵熱，快速交通網絡的完善，帶來了大量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技術流的集聚，必然會推動城市從交通中心逐漸向產業中心、技術中心、人才中心、金融中心、消費中心、服務中心等高端環節轉型。
當前，以雲計算、大資料、物聯網、人工智慧等為代表的新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動能，2016年中國數字經濟總量達到22.6萬億元，占GDP比重超過30%。因此，大到一個國家或區域，小到一個城市或者園區，誰能牢牢抓住數字經濟的風口，誰就能抓住未來全球高端產業和產業高端的制高點，加速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新的弄潮兒。
4
走出去和請進來相結合，打造全面開放新格局
灣區作為對外開放的門戶，不但需要主動走出去，接軌世界經濟發展脈搏，參與全球產業分工，提升全球經濟控制力，形成國際競爭力、增強國際影響力，城市可以通過舉辦世界級的論壇和峰會，加強全球各大灣區城市在戰略、資訊和執行層面的溝通與交流；同時灣區更要請進來，作為最先吸納外商直接投資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地區，主動全球抓藥，整合全球資源為我所用，讓全球資源嫁接城市發展新動力。
後記
回顧“灣區”概念在中國從提出到成型的全過程，2017年足以被稱為“中國灣區元年”，在這一年，粵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環杭州灣大灣區公佈了建設路線圖，環渤海區域隨著環渤海高鐵規劃的全線批復，也正在釋放關於“環渤海超級大灣區”的足夠想像空間。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遠的未來，中國“三大灣區”的暢想終會成為現實，必將成為引領中國新一輪發展的超級引擎。
灣區經濟的本質是開放引領和創新驅動，是實現區域協同一體化發展的有力手段，因此，對於任何一座位於中國沿海的城市，在灣區經濟規律之下都應重新審視自己，以更為開放包容的姿態迎接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主動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緊抓新一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適當超前地佈局戰略新興產業，加快新科技和服務業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實現產業和城市轉型升級。
同時我們也應意識到，城市發展謀劃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選擇頂尖的戰略諮詢智庫以具有預見性的眼光，找到城市未來發展的唯一性、權威性、排他性的戰略優勢，才能搶佔灣區時代的制高點，搭建城市與產業發展的新平臺，掌握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話語權，成為灣區時代的弄潮兒。
聯合作者：秦建、劉晨傑 智綱智庫上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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