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新版電視劇《半生緣》正在拍攝中， 由劉嘉玲、蔣欣、鄭元暢等人主演。 張愛玲的這部小說， 已經是第三次被翻拍成電視劇了。
當代作家葉兆言說， 張愛玲的一生， 就是一個蒼涼的手勢， 一聲重重的歎息。
她的性格中包裹著太多矛盾：她是一個善於將藝術生活化的享樂主義者， 又是一個對生活充滿悲劇感的人；她是名門之後， 貴府小姐， 卻驕傲地宣稱， 自己是一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憐人， 時時洞見芸芸眾生“可笑”背後的“可憐”， 但在生活中卻顯得冷漠寡情。
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紅大紫， 幾十年後，
今天， 我們要開啟的是餘斌撰寫的《張愛玲傳》。
在眾多張愛玲的傳記中， 餘斌的《張愛玲傳》一版再版， 堪稱經典之作。 書中突出“嚴肅不媚俗，
本書以時間為線索， 分為上、中、下三編， 將張愛玲的作品與其經歷、思想、情感等結合打通， 處處傳達出由文見人的洞見， 尋覓出張愛玲及其作品之間的深切關聯。
從前
每個人的生命都隱含著一本厚厚的家譜， 當我們翻看張愛玲的家譜時， 也許會更多的想到歷史。
祖父張佩綸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堅人物。 初時法國侵略越南， 覬覦南疆， 張佩綸連上奏章數十篇， 力主抗法， 從而以文學侍從之臣得到重用， 成為手握重權的欽差。
1884年， 張佩綸被派赴福建會辦海疆事宜。 同年7月， “馬江之戰”爆發， 法國統領在大風雨中率艦掩襲， 大敗清軍。 張佩綸因指揮無方，
光緒十四年（1888）年， 張佩綸刑滿釋歸， 李鴻章將其收歸賬下， 並將自己的女兒李菊耦許配給張佩綸， 此事轟傳士林。
後來， 張佩綸回到南京， 絕足官場， 像古來掛冠歸隱的文人， 過起學者生活。
前人栽樹， 後人乘涼， 祖上的余蔭讓後人得享錦衣玉食的生活， 但先人打下江山， 攢下家業， 後人再想光宗耀祖， 逾越先人， 也就難了。
顯赫的過去， 成為無形重壓， 令後人感到難有作為， 掮不動這重壓者即得軟骨病， 成遺少， 成無用之人， 張愛玲的父親、弟弟都是如此。
張家上上下下似乎都是一半生活在現在， 一半生活在過去。
張愛玲卻不想沾祖上的光。 《流言》中好幾篇自傳性的散文， 對其家世從未正面交代一句，
幼年是一抹橙紅色的歲月
1921年9月， 張愛玲在坐落於上海公共租界的張家公館出生，
“五四”運動後的中國， 古老文化與安穩、舒緩、妥帖的生活方式受到毀滅性打擊。
彼時張家已走下坡路， 張愛玲父輩仰賴著先人餘蔭， 仍像其他舊世家族一樣， 表面上維持著往昔的生活格局。
張愛玲的幼年是在優渥物質生活和闊綽排場下度過。 對於她， 幼年是溫暖朦朧、橙紅色的歲月。
兩歲時， 張家搬到天津， 張愛玲生活于成群僕傭中間， 常由傭人抱著走親做客， 開始熟悉節日慶吊、親友往還等舊式生活內容。 稍長大點， 家裡專門為她和弟弟請來私塾先生， 對他們進行教育。
“橙紅色的歲月”還包含了許多童年的快樂。 聽“毛物”講《三國演義》， 聽一肚子“孟麗君女扮男裝中狀元”的“毛物新娘子”說故事， 夏天穿了白底小紅桃子紗短衫、紅褲子在天井裡唱謎語，這些都令她開心。
八歲之前，張愛玲的不快樂，唯有弟弟。舊式家庭中，男孩子地位的尊貴是不言而喻的，她的弟弟比她小不了多少，而且長得漂亮，幼時自然是得寵的人物。
最讓她不能忍受的，是底下的傭人：領她弟弟的女傭張幹，伶俐要強，處處佔先，張愛玲不服，常與張幹爭起來，常被她氣得說不出話來。她後來半真半假地稱：“張幹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問題。”
不管怎麼說，幼年在天津度過的歲月是愉快的，她在回憶中形容家中有一種“春日遲遲”的空氣。
八歲時，全家搬到上海。生活也蒙上了陰影：張父染上了毒癮，打了嗎啡針，離死不遠。父親是典型的遺少，有文化教養，會吟詩作賦，卻也擁有一切遺少的惡習：揮霍祖產、坐吃山空、吸鴉片、養姨太、逛堂子、對子女缺少責任心。
父親命將不保時，張愛玲母親從海外歸來，同時帶來了另一種生活方式。父親痛改前非，被送進醫院。母親帶他們搬到一所花園洋房裡，有狗，有花，有童話書，家裡添了許多“蘊藉華美”的親戚朋友。
幸福的日子總是短暫：父親撿回了命，同時也找回了遺少脾氣，他想逼光妻子錢財，從而栓住妻子。兩人開始激烈爭吵，最終協議離婚，兩個孩子跟父親過。
父母的離異是個轉折，家庭生活在張愛玲的印象中開始褪色。
而後，母親去了法國，父親娶了後母。後母吸鴉片，刻毒陰鷙，有變態心理，張愛玲和弟弟飽受後母的冷漠刻薄。
母親歸國後，張愛玲提出留學。父親認定她是受了母親挑唆，大發雷霆。一次衝突中，父親一頓拳打腳踢後，將她拘禁。其後，她患了嚴重的痢疾，“差一點死去”，父親不請醫生，也不給藥。
張愛玲對“家”的感受，從初時“春日遲遲”到“沉下去，沉下去”，到最後夢魘式恐怖。在那樣的處境中，她只有一個念頭：逃出去，離開這個家。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
張愛玲還在病中就已經謀劃著逃出去。一到能扶著牆走路，她便設法從保姆口中套出了巡警換班的時間，又伏在窗上用望遠鏡望門外馬路上有無行人，而後挨著牆一步步摸到鐵門邊，撥出門閂，閃身出去——她成功了。
也許就是這短短的幾分鐘、短短的幾步路，已經徹底地改變了她的命運。她永遠地告別了那個家，以及那種扼殺青春的生活方式。
逃離父親的短暫興奮後，她又被一種新的不安所俘虜，對於她，母親的家很快就“不復是柔和的了”。
對她出逃後面臨的“窘境”，她並非全然沒有心理準備。但是她沒有想到銀錢上的窘迫超出她的預料，更沒有想到“窘境”還將包括她與母親在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礙。
她逃到母親家中，由母親供給生活與教育費用，她甚至能從母親的神情態度中覺察到她（母親）“一直在懷疑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當然她同母親的隔閡不可能光是因為零用錢。
張愛玲要接受的基本訓練包括“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等等。換句話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她不能讓母親滿意的地方。
母親的那一套標準，已成為對張愛玲天性的壓抑，而那些訓練也成了不折不扣的折磨。
如果說，在父親家的遭遇是一枚苦果，那麼，她在母親家裡嘗到的仍是苦果，而且不見得比前一枚更易吞咽。
重要的是，母親的苛責，出現在她心理成長的關鍵時刻，她喪失了完好的自信心建立。
與父親相比，張愛玲對母親，有更多的期待，不單指她對母親的崇拜豔羨，還包括溫情、眷戀之類的情感。因為有期待，所以在面對母親的冷淡時，會更難以接受。
在母親的家中，她反倒更尖銳地感到缺少安全感，覺得自己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所以一再陷入自憐與自衛相混合的奇特心態。
讀書歲月
張愛玲的教育從她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她的家除了是一個沒落的貴族之家，也是一個書香門第。
她的祖父是科舉出身，她的父親有舊式文化教養, 因她的作文而得意，鼓勵她學作詩，替她的小說撰寫回目。
她母親也喜歡文學，尤其喜讀小說。有關母親的回憶中，最親切的一幕，便是母親坐在馬桶上讀《小說月報》上的連載小說——老舍的《二馬》，一邊笑一邊念出來，而她靠在門框上笑。
在她家裡，無形中有一種文學的氛圍。
早上由女傭抱她到母親床上背唐詩；家裡小說很多，8歲前已讀過大部分章回說部；讀父親小報上鴛蝴派的通俗小說。
十歲前，家裡請了私塾先生對她和弟弟進行舊式國學教育，使得張愛玲具有了極少數新文學女作家在古典文學、文字功底方面的良好素養。
張愛玲中學念的是聖瑪麗亞女校，遇見一位重要的國文老師，汪宏聲。汪先生十分欣賞張愛玲的文章，經常將她的作文拿來講解示範。在學校出版的小型雜誌《國光》上，可以看到張愛玲當時的幾篇習作，雖篇數不多，但都屬頂尖之作。
中學畢業後，張愛玲進入香港大學學習。在港期間，她“真的發奮用功了”， “每一樣”功課總是考第一，並且連得了兩個獎學金。
代價是，她暫時放棄了寫小說，也不大看喜愛的章回小說，此外還有閒暇遊玩時的一種輕鬆心境。偶與同學出去遊山玩水、看人、談天，她總是被迫著的，心裡很不情願，認為是糟踏時間。
儘管如此，港大的三年，讓她對西方文化、西方歷史和文學的瞭解功底十分深厚，她的人生觀也是在這段時間裡成形。
我們可以感到，張愛玲在小說中用力捕捉並刻意傳達出對香港的種種印象，相當一部分快感也來源於此。
張愛玲的成名之路是怎樣的？動盪的年代，對她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世人對於她的作品和個人，又抱有怎樣的態度呢？
夏天穿了白底小紅桃子紗短衫、紅褲子在天井裡唱謎語，這些都令她開心。八歲之前，張愛玲的不快樂，唯有弟弟。舊式家庭中，男孩子地位的尊貴是不言而喻的，她的弟弟比她小不了多少，而且長得漂亮，幼時自然是得寵的人物。
最讓她不能忍受的，是底下的傭人：領她弟弟的女傭張幹，伶俐要強，處處佔先，張愛玲不服，常與張幹爭起來，常被她氣得說不出話來。她後來半真半假地稱：“張幹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問題。”
不管怎麼說，幼年在天津度過的歲月是愉快的，她在回憶中形容家中有一種“春日遲遲”的空氣。
八歲時，全家搬到上海。生活也蒙上了陰影：張父染上了毒癮，打了嗎啡針，離死不遠。父親是典型的遺少，有文化教養，會吟詩作賦，卻也擁有一切遺少的惡習：揮霍祖產、坐吃山空、吸鴉片、養姨太、逛堂子、對子女缺少責任心。
父親命將不保時，張愛玲母親從海外歸來，同時帶來了另一種生活方式。父親痛改前非，被送進醫院。母親帶他們搬到一所花園洋房裡，有狗，有花，有童話書，家裡添了許多“蘊藉華美”的親戚朋友。
幸福的日子總是短暫：父親撿回了命，同時也找回了遺少脾氣，他想逼光妻子錢財，從而栓住妻子。兩人開始激烈爭吵，最終協議離婚，兩個孩子跟父親過。
父母的離異是個轉折，家庭生活在張愛玲的印象中開始褪色。
而後，母親去了法國，父親娶了後母。後母吸鴉片，刻毒陰鷙，有變態心理，張愛玲和弟弟飽受後母的冷漠刻薄。
母親歸國後，張愛玲提出留學。父親認定她是受了母親挑唆，大發雷霆。一次衝突中，父親一頓拳打腳踢後，將她拘禁。其後，她患了嚴重的痢疾，“差一點死去”，父親不請醫生，也不給藥。
張愛玲對“家”的感受，從初時“春日遲遲”到“沉下去，沉下去”，到最後夢魘式恐怖。在那樣的處境中，她只有一個念頭：逃出去，離開這個家。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
張愛玲還在病中就已經謀劃著逃出去。一到能扶著牆走路，她便設法從保姆口中套出了巡警換班的時間，又伏在窗上用望遠鏡望門外馬路上有無行人，而後挨著牆一步步摸到鐵門邊，撥出門閂，閃身出去——她成功了。
也許就是這短短的幾分鐘、短短的幾步路，已經徹底地改變了她的命運。她永遠地告別了那個家，以及那種扼殺青春的生活方式。
逃離父親的短暫興奮後，她又被一種新的不安所俘虜，對於她，母親的家很快就“不復是柔和的了”。
對她出逃後面臨的“窘境”，她並非全然沒有心理準備。但是她沒有想到銀錢上的窘迫超出她的預料，更沒有想到“窘境”還將包括她與母親在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礙。
她逃到母親家中，由母親供給生活與教育費用，她甚至能從母親的神情態度中覺察到她（母親）“一直在懷疑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當然她同母親的隔閡不可能光是因為零用錢。
張愛玲要接受的基本訓練包括“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等等。換句話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她不能讓母親滿意的地方。
母親的那一套標準，已成為對張愛玲天性的壓抑，而那些訓練也成了不折不扣的折磨。
如果說，在父親家的遭遇是一枚苦果，那麼，她在母親家裡嘗到的仍是苦果，而且不見得比前一枚更易吞咽。
重要的是，母親的苛責，出現在她心理成長的關鍵時刻，她喪失了完好的自信心建立。
與父親相比，張愛玲對母親，有更多的期待，不單指她對母親的崇拜豔羨，還包括溫情、眷戀之類的情感。因為有期待，所以在面對母親的冷淡時，會更難以接受。
在母親的家中，她反倒更尖銳地感到缺少安全感，覺得自己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所以一再陷入自憐與自衛相混合的奇特心態。
讀書歲月
張愛玲的教育從她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她的家除了是一個沒落的貴族之家，也是一個書香門第。
她的祖父是科舉出身，她的父親有舊式文化教養, 因她的作文而得意，鼓勵她學作詩，替她的小說撰寫回目。
她母親也喜歡文學，尤其喜讀小說。有關母親的回憶中，最親切的一幕，便是母親坐在馬桶上讀《小說月報》上的連載小說——老舍的《二馬》，一邊笑一邊念出來，而她靠在門框上笑。
在她家裡，無形中有一種文學的氛圍。
早上由女傭抱她到母親床上背唐詩；家裡小說很多，8歲前已讀過大部分章回說部；讀父親小報上鴛蝴派的通俗小說。
十歲前，家裡請了私塾先生對她和弟弟進行舊式國學教育，使得張愛玲具有了極少數新文學女作家在古典文學、文字功底方面的良好素養。
張愛玲中學念的是聖瑪麗亞女校，遇見一位重要的國文老師，汪宏聲。汪先生十分欣賞張愛玲的文章，經常將她的作文拿來講解示範。在學校出版的小型雜誌《國光》上，可以看到張愛玲當時的幾篇習作，雖篇數不多，但都屬頂尖之作。
中學畢業後，張愛玲進入香港大學學習。在港期間，她“真的發奮用功了”， “每一樣”功課總是考第一，並且連得了兩個獎學金。
代價是，她暫時放棄了寫小說，也不大看喜愛的章回小說，此外還有閒暇遊玩時的一種輕鬆心境。偶與同學出去遊山玩水、看人、談天，她總是被迫著的，心裡很不情願，認為是糟踏時間。
儘管如此，港大的三年，讓她對西方文化、西方歷史和文學的瞭解功底十分深厚，她的人生觀也是在這段時間裡成形。
我們可以感到，張愛玲在小說中用力捕捉並刻意傳達出對香港的種種印象，相當一部分快感也來源於此。
張愛玲的成名之路是怎樣的？動盪的年代，對她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世人對於她的作品和個人，又抱有怎樣的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