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濤
當前， 在不斷加強金融監管、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大背景下， 支付清算強監管將是未來幾年的政策基調， 支付市場規範發展也是一項長期性任務。
“強監管”的內涵比“嚴監管”更為豐富， 是監管在行業發展中真正把握“底線”與“天花板”， 更好地為行業“賦能”， 並且根據市場變化與需求演進， 不斷優化監管思路， 把握好支付消費者保護、激發行業創新活力、保障金融穩定的多重目標。
近年來， 在我國新金融的快速發展中， 支付行業相對來說更健康一些， 也成為“金融科技創新排頭兵”。 然而， 在市場快速擴張過程中，
以央行推動的備付金集中存管為例， 究其原因， 一是部分行業“後進”機構紛紛出現備付金挪用風險。 二是行業領先機構雖然內控健全， 但其日益增長的系統重要性， 也使監管者不得不考慮潛在的“大而不倒”或“網而不倒”風險。 三是作為備付金的性質， 顧名思義是為了滿足客戶支付需求而設置的流動性保障， 本質上是應該有“底線規模”， 以最少的備付金來支撐最有效的業務運營， 正如政府國庫一樣， 在滿足日常公共支出同時， 很多國家都實現了國庫資金零餘額管理。 支付機構備付金利息收入的依賴性不斷上升， 事實上也扭曲了備付金的“服務支付特質”。
市場創新的健康演進， 離不開支付市場新生態的“土壤完善”。 此時更應不沉迷於支付“趕英超美”的自滿， 摒棄“制度漏洞與套利”的驅動， 真正在新技術與新規則的“並駕齊驅”推動下， 在國際視野中“嚴格要求自己”。
從近期監管動向看， 央行的思路開始從單個重要環節整頓， 向支付全流程規範發展。 2016年112號文主要針對髮卡側， 即支付機構斷開從商業銀行的扣款通道， 2017年底217、281和296號文主要針對支付前端創新業務（條碼支付）， 即收單和商戶側的支付機構業務開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
需要承認， 當下的支付監管最優選擇， 應是實現對支付產業鏈條的監管閉環， 無論哪個環節的跨行（法人）資金清算， 均要通過人民銀行跨行清算系統或具備合法資質的清算機構處理， 最終使得支付交易、清算、結算的功能環節清晰， 參與者的相應風險和責任更加明確。
從時間上看， 112號文要求的髮卡側斷開直連要在2018年6月30日前完成， 後幾個檔要求的收單和商戶側斷開直連要在2018年4月1日前完成， 從此前情況看， 支付監管檔要求的落地執行， 仍需要加強。
整體上看，
值得探討的是， 支付市場新生態建設， 也是不同主體的利益重新平衡過程。 例如， 非銀支付機構以備付金為基礎的商業模式將受到重大影響， 傳統特許清算機構也在探索業務創新與突破。 由此， 市場將會呈現多方複雜博弈， 政策目標保持持續一致並不容易。 尤其需注意的是， 還要防止央行體系內的不同機構無序競爭， 影響清算市場的規範與效率。
有鑑於此，
客觀來看， 支付市場創新與安全“蹺蹺板”始終存在， 最佳的尺度把握並不容易， 只能是儘量避免“過猶不及”， 各國歷史上也非一成不變。 就發達經濟體來看， 無論是傳統金融機構， 還是非銀支付等， 在2008年危機之後都遭受了愈加嚴厲的監管。如支付機構備付金的法律性質、資金安全、客戶實名與反洗錢風險等，都曾在各國引起過爭議和監管強化。當然，近期以特朗普政府的思路為代表，金融監管出現“略有放鬆”的姿態。相比而言，我國在經歷了“讓子彈飛”的探索期之後，給包括支付市場在內的金融創新“飛奔野馬”套上“韁繩”，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總之，一系列強監管政策的實施，是目前特定時期的最優政策選擇。將來隨著技術不斷進步與跨越，市場規範與自律程度逐漸提升，且監管與法律約束更趨於歐美“天網恢恢”的特徵，現有政策也可能進行新的優化調整。此外，作為當下重要“抓手”，應推動217、281和296號文等儘快落地，可支援銀聯等業務基礎、技術能力強的機構，制定方案對接主要支付機構，加速業務平滑遷移，形成支付市場共建新生態的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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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危機之後都遭受了愈加嚴厲的監管。如支付機構備付金的法律性質、資金安全、客戶實名與反洗錢風險等，都曾在各國引起過爭議和監管強化。當然，近期以特朗普政府的思路為代表，金融監管出現“略有放鬆”的姿態。相比而言，我國在經歷了“讓子彈飛”的探索期之後，給包括支付市場在內的金融創新“飛奔野馬”套上“韁繩”，也是題中應有之義。總之，一系列強監管政策的實施，是目前特定時期的最優政策選擇。將來隨著技術不斷進步與跨越，市場規範與自律程度逐漸提升，且監管與法律約束更趨於歐美“天網恢恢”的特徵，現有政策也可能進行新的優化調整。此外，作為當下重要“抓手”，應推動217、281和296號文等儘快落地，可支援銀聯等業務基礎、技術能力強的機構，制定方案對接主要支付機構，加速業務平滑遷移，形成支付市場共建新生態的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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