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1月30日， 《中華大典》最後一個分典《交通運輸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的出版座談會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張元濟講堂舉行。 這意味著， 從上世紀80年代末啟動的《中華大典》， 歷時30年， 終於竣工。
30年間， 不少專家學者為編纂《中華大典》獻出了生命的最後時刻：被稱為《中華大典》“第一功臣”的段文桂（2004年去世）；《中華大典》的總主編任繼愈（2009年去世）；《文學典》編輯部負責人， 原江蘇古籍出版社社長高紀言（2008年去世）；《中華大典》編委會副主任， 《文學典》主程式設計千帆（2000年去世）；《文學典》的副主編卞孝萱（2009年去世）；《醫藥衛生典》的主編兼《醫學分典》主編趙立勳（1996年去世）；《中華大典》編委會委員劉乃和（1998年去世）；《中華大典》編委會副主任席澤宗（2008年去世）等等。
中宣部出版局原局長伍傑先生是《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 他曾將參與編纂《中華大典》的已故專家們一一記述。 今天就讓我們走近被他稱為“第一功臣”的段文桂先生。
▲左起：高紀言、段文桂、伍傑、趙含坤（1993年， 太湖）
段文桂是巴蜀書社的社長， 雲南大理人， 白族， 據說是古大理國段氏王族的後裔。 他從1986年開始醞釀、倡議、設計編纂《中華大典》起， 直到2004年病逝， 18年裡始終都為實獻《中華大典》的夢想而奮鬥。 他那份自信、堅忍、激情， 始終沒有動搖過。 我常常說：沒有段文桂， 就沒有《中華大典》。 這是肺腑之言。 他是《中華大典》的第一功臣。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苦難， 黨的三中全會以後， 老的出版工作者願使出渾身解數， 為祖國的文化復興， 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作出最大的貢獻。
▲段文桂《編纂<中華大典>芻議》（《中國圖書評論》1989第1期）
初期， 他帶著當時在巴蜀書社實習的歷史博士、現在已成為巴蜀書社社長的段志洪， 到北京和全國許多地方活動， 要求中央有關部門支持，
段文桂親自到任繼愈先生家裡，邀請他當《中華大典》的總主編。他說，任老最合適，人品、學品都好，威望也高。任老同意後，他也是十分高興地說：編纂有任老掛帥，在學術上，我們就萬無一失了。
與此同時，他提出先搞試點，並主動提出《大典》編纂的初步計畫，制定《大典》的實施方案、編纂體例等一系列文件，並邀請許多專家反復討論，逐步完善，終於成了大家認可的可執行的正式檔。他和巴蜀書社的編輯們集中了各種字典的異體字2萬多個，整理了有幾千種書的通用書目，為《大典》的正式啟動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中華大典》第二次試點工作會留影（1990年，北京）
《中華大典》編纂開始，動工就要錢，人們身無分文，怎麼辦？段文桂慷慨解囊，他說：沒有錢巴蜀書社先出。他告訴大家，巴蜀書社在中國書店有一個帳號，他和中國書店的經理沈望舒商妥，《中華大典》的人用錢，由巴蜀書社的賬上支出。段文桂還再三向四川省政府申請，省裡也給了一筆錢。開局是很艱難的，巴蜀書社帶頭出人、出力、出錢，這才順利地邁開了《中華大典》編纂的第一步。
《大典》試點，只決定了三個社承擔，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蘇古籍出版社、巴蜀書社。在《醫藥衛生典》、《法律典》、《文學典》、《歷史典》、《教育典》中選幾個分典實驗。開始計畫的是21個典，大部分沒有落實到單位，段文桂也是不辭勞苦地到處奔波，從四川，到陝西、山西、河南、山東、上海、北京，到處聯絡，落實任務。跑了一圈，他興奮地對我說：陝西的三秦出版社要搞《宗教典》，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要搞《政治典》，上海書店要搞《文獻典》，湖南嶽麓社和山西、陝西幾家出版社要搶著搞《藝術典》，如此等等。大部分典都有出版社搞的意向，算是有了“婆家”。
段文桂認為《醫藥衛生典》比較複雜，成都中醫藥大學有醫學史人才，院長李明富也是一位出色的學者，特別是有教授趙立勳，為人為學都十分出色，段文桂自告奮勇，承擔《醫藥衛生典》的編纂試點。從試點開始，他就馬不停蹄，腳不停步地北京、成都兩頭跑，一心一意搞《大典》，十分認真地抓《醫藥衛生典》。他始終堅持品質第一，堅持要選擇最好的版本，他說手抄容易出錯，要影印，不能手抄，點校要認真，要準確，不能貽誤讀者。他和專家們配合十分默契。他試驗的典，開始都比較順利，進展很快。
▲巴蜀書社出版的《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部分）
為了《大典》，他太累了，而且年事已高，他病倒了。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哮喘……2002年，我專程到成都看望他的時候，他躺在病床上，身體已經很虛弱，而床上到處都是書稿，他病中唯一惦記的是《中華大典》。他說話的聲音很小，但神情仍然那麼自信，他說：老伍，你放心，我的病會好的，我一定要把《醫藥衛生典》、《法律典》搞好。而病卻越來越重，心臟衰竭、腎衰竭。就這樣，他度過了生命的最後時刻。
段文桂，生於1925年。2004年11月19日，奔天堂而去，時年80歲。
>摘自伍傑《誠摯而深切的懷念——記編纂出版<中華大典>的已故專家們》，載《千山遠，萬水長》
也滿懷信心。他總是把《大典》當成我們的，也就是自己的事情。段文桂親自到任繼愈先生家裡，邀請他當《中華大典》的總主編。他說，任老最合適，人品、學品都好，威望也高。任老同意後，他也是十分高興地說：編纂有任老掛帥，在學術上，我們就萬無一失了。
與此同時，他提出先搞試點，並主動提出《大典》編纂的初步計畫，制定《大典》的實施方案、編纂體例等一系列文件，並邀請許多專家反復討論，逐步完善，終於成了大家認可的可執行的正式檔。他和巴蜀書社的編輯們集中了各種字典的異體字2萬多個，整理了有幾千種書的通用書目，為《大典》的正式啟動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中華大典》第二次試點工作會留影（1990年，北京）
《中華大典》編纂開始，動工就要錢，人們身無分文，怎麼辦？段文桂慷慨解囊，他說：沒有錢巴蜀書社先出。他告訴大家，巴蜀書社在中國書店有一個帳號，他和中國書店的經理沈望舒商妥，《中華大典》的人用錢，由巴蜀書社的賬上支出。段文桂還再三向四川省政府申請，省裡也給了一筆錢。開局是很艱難的，巴蜀書社帶頭出人、出力、出錢，這才順利地邁開了《中華大典》編纂的第一步。
《大典》試點，只決定了三個社承擔，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蘇古籍出版社、巴蜀書社。在《醫藥衛生典》、《法律典》、《文學典》、《歷史典》、《教育典》中選幾個分典實驗。開始計畫的是21個典，大部分沒有落實到單位，段文桂也是不辭勞苦地到處奔波，從四川，到陝西、山西、河南、山東、上海、北京，到處聯絡，落實任務。跑了一圈，他興奮地對我說：陝西的三秦出版社要搞《宗教典》，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要搞《政治典》，上海書店要搞《文獻典》，湖南嶽麓社和山西、陝西幾家出版社要搶著搞《藝術典》，如此等等。大部分典都有出版社搞的意向，算是有了“婆家”。
段文桂認為《醫藥衛生典》比較複雜，成都中醫藥大學有醫學史人才，院長李明富也是一位出色的學者，特別是有教授趙立勳，為人為學都十分出色，段文桂自告奮勇，承擔《醫藥衛生典》的編纂試點。從試點開始，他就馬不停蹄，腳不停步地北京、成都兩頭跑，一心一意搞《大典》，十分認真地抓《醫藥衛生典》。他始終堅持品質第一，堅持要選擇最好的版本，他說手抄容易出錯，要影印，不能手抄，點校要認真，要準確，不能貽誤讀者。他和專家們配合十分默契。他試驗的典，開始都比較順利，進展很快。
▲巴蜀書社出版的《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部分）
為了《大典》，他太累了，而且年事已高，他病倒了。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哮喘……2002年，我專程到成都看望他的時候，他躺在病床上，身體已經很虛弱，而床上到處都是書稿，他病中唯一惦記的是《中華大典》。他說話的聲音很小，但神情仍然那麼自信，他說：老伍，你放心，我的病會好的，我一定要把《醫藥衛生典》、《法律典》搞好。而病卻越來越重，心臟衰竭、腎衰竭。就這樣，他度過了生命的最後時刻。
段文桂，生於1925年。2004年11月19日，奔天堂而去，時年80歲。
>摘自伍傑《誠摯而深切的懷念——記編纂出版<中華大典>的已故專家們》，載《千山遠，萬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