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IE何以成為頂尖中立智庫
訪問機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訪問人物：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弗雷德·伯格斯坦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及資深研究員。 他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創始人， 于1981年到2012年擔任所長。 他是總統貿易政策與談判內閣成員， 進出口銀行顧問團成員， 也是美印貿易政策論壇私人部門顧問團體共同主席。
伯格斯坦在1977年至1981年間曾擔任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部長， 1980至1981年間曾擔任財政部貨幣政策方面的副部長， 在G-5會議執委以及G-7峰會的準備工作中代表美國。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是一家無黨派的民間非營利性研究機構， 主要致力於國家貿易和投資、國際金融和匯率、宏觀經濟政策和危機應對、全球化和居民福利、以及關鍵經濟區域等領域的研究。 自1981年起， PIIE就對一系列廣泛的國際經濟問題發表及時而客觀的分析以及具體解決方案，
2008年在全球5000多家同類機構的調查中， 該所被評為“全球最佳智庫”。 2011年和2016年， 在被BBC稱為“智庫界奧斯卡”的英國《展望》雜誌評選中， 該所再次榮膺“世界最佳智庫”稱號。
CF40秘書長、本文作者王海明與伯格斯坦（左一）
提問：作為一家智庫的掌門人， 您怎麼看待研究能力、籌款能力、市場行銷等因素， 哪個是更重要的？
弗雷德·伯格斯坦：所有的東西都很重要， 很難從中選一。 更重要的是它們之間互相作用。
提問：在PIIE擔任所長期間， 您的主要職責是什麼？
弗雷德·伯格斯坦：我個人負責研究工作， 這也是創立這個機構的目的。 之後需要賣出研究成果， 將它市場化， 使之被其他人所採納。 整個機構之所以能夠很強大是因為PIIE擁有15-20位高級成員， 他們各自擅長不同的領域， 涉及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國家。 這個團隊一直以來沒有大的變動， 當然不排除少部分員工退休或者離職。 但是如果對比幾年前， 你可以發現整個機構是基本穩定的。
當然， 作為CEO， 可能需要一些公眾曝光度或者發表一些演講。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正確的， 出名有好處也有壞處。 當我建立這個機構的時候， 有人說這是我的機構。 但是我想說的是， 建立這個機構的目的不是為了我個人。 我認為基本價值在於持續擴大機構的影響力。
提問：31年的時間裡， 您作為PIIE的領軍人物， 是如何使它成為世界頂尖智庫的？您的秘訣是什麼？
弗雷德·伯格斯坦：我不覺得我有萬能的秘訣， 從創立起我們遵循了數個關鍵策略。 中國的情況跟美國不同——事實上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 我為很多國家的智庫提過建議， 它們每個都不同。 所以你們必須按照自己的國情做出調整， 才能讓智庫更有效率及影響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
這是為什麼呢？我覺得PIIE在美國成功的最關鍵因素是客觀，PIIE的研究非常注重不受任何特定偏見和立場的影響。PIIE沒有政治立場，也沒有跟任何特定的利益集團、公司、工會或者其他集團有利益關係。我們的研究之所以這麼受歡迎，正是因為我們的研究不會受特定的偏見、政治立場、政府部門或商業集團所左右。這樣一來，尋找我們幫助的人會知道，他們得到的答案是我們對某個特定問題所能做出的最好分析，是處理這個問題的最好方法。對於PIIE，最最關鍵的就是我們的獨立性，以及所有人都知道PIIE具有這樣的獨立性。我強調這些是因為這是美國模式。而日本模式是非常不同的，日本有很多智庫，它們不是由政府組建，就是由公司組建。從三菱研究學會、日本經濟貿易工業部研究學會可以發現，這些研究來自于“智庫”，但卻是基於某個特定的觀點和立場的，而這個立場就決定了研究結果。因此它們大部分的成果都不會被十分嚴肅地對待。這有點可惜，因為有些研究挺不錯的，但問題在於人們都覺得這些研究結果是有偏見性的。
當然，從全球範圍考慮，智庫模式基本就是美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這兩種。在美國模式下，智庫努力創造一個從財政到人員上具有獨立性的機構，比如PIIE；在日本模式下，智庫由特定商業組織或政府機構創立，其觀點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其所在機構的偏見。PIIE一直遵循的原則是確立並保持獨立性。在創立PIIE之前的四年，我在民主黨治下的美國財政部工作，而在那之前，我在共和黨治下的白宮工作。所以我本人比較中立，我致力於創造一個無黨派的機構形象，而且成功了。在有關智庫的調查投票中，在最頂尖的二十個智庫裡，只有PIIE以及CSIS被認為是完全中立、客觀的。甚至布魯金斯學會都被認為是有些左傾的，其他的有些較為右傾——但只有這兩家在眾議院調查中以及媒體調查中都被認為是客觀、獨立以及中立的，這非常重要。
第二重要的是智庫成果的品質，有時候劃分最重要和第二重要的元素並不容易，因為它們是彼此相關的。PIIE成果的品質必須是最高等級的。我常說，PIIE不是在給學術界的受眾做報告，但還是要遵循學術界的最高標準，因為這樣才能讓學術界以及知識份子們支援並且同意PIIE所說的話——即使他們並不支持這些結論。PIIE希望自己做的一切成果都在最高標準的分析水準上，這樣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會認為PIIE所做的工作在學術與知識層面達到了最高水準。有時候PIIE的研究會引發火熱的爭論，但即使PIIE的反對者也會覺得，PIIE的研究和產品是最高水準的。只要有最好的研究、有對政策相關問題最好的分析，和從外表到實際的客觀性以及信譽，那麼這家智庫就擁有了成功所需的最重要的元素。
第三點是議題設置。PIIE研究員可以研究最尖端的問題。PIIE一直有“滾動議題機制（Rolling Agenda Mechanism）”的程式——持續預判未來兩三年內最重要的話題。有時候會更長期，但大部分時間都是中期——兩、三年到五年之間。結合我們從政府官員、商業領袖以及其他學術機構等處得到的新資訊，PIIE也會不停地改變這些課題。PIIE總會努力預測未來幾年可能成為關鍵的問題。PIIE會趕在這些問題成為政策制定者最優先關注事項之前，完成解決這些問題的研究報告。如果PIIE工作做的夠好，就能準備足夠的對策及建議。當然，完全預測準確不太可能。PIIE會遺漏一些關鍵問題，或者預測到的問題最終沒有成為關鍵問題。但總體來講，對於中期方面政策制定者可能關心的問題，PIIE的預估還是非常不錯的。這十分重要，特別是對於較小型的智庫來說，可以安排最核心的人員對未來可能成為最關鍵的問題做研究。
對於這三點策略，PIIE將它們混合成為一體，這是PIIE這些年成功的關鍵。
書籍簡介
本文節選自將於今年3月上市的《政治化的困境——美國保守主義智庫的興起》一書，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作者為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秘書長王海明。
中立智庫和保守主義智庫是當今美國智庫的兩大主流。保守主義智庫的興起頗具傳奇色彩，尤其是其中的旗艦——傳統基金會。相對國人已經非常熟悉的中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的實力和影響力毫不遜色，其濃重的政治化色彩看似新鮮，實則沉重。
本書作者歷時五年，遍訪美國一線智庫和政府部門，通過大量一手訪談和英文文獻的梳理，深入分析美國兩大主流智庫，挖掘美國智庫與政治思潮、權力轉換和制度變遷之間內在關係，並試圖從智庫的維度透析美國社會和政治體系的兩大癥結——兩極化和民粹化——前者導致了五十年來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對立，後者如今則體現為茶黨和特朗普現象的政治運動化，兩者共同帶來了對保守主義智庫的需求，也刺激了保守主義智庫日益嚴重的政治化。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立於2008年4月12日，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非官方、非營利性金融專業智庫平臺，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與交流。
CF40旗下有四十人和新金融兩大實體型智庫系列，分別包括四十人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方新金融研究院、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此外，CF40與國家開發銀行、清華大學、絲路基金、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共同發起成立了“絲路規劃研究中心”。
CF40每年召開雙周圓桌會議、金融四十人年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等百餘場閉門研討會，開展課題研究近30項，出版週報、月報、要報、《新金融評論》以及經濟、金融類專著共計100餘冊，受到決策層領導重視和經濟金融界人士高度評價。
上個月議會有一場關於貨幣及匯率的重大活動，在很多參議員及眾議員出席的會議中，我擔任了帶頭發言人。顯然，在這方面PIIE也很有影響力。這是為什麼呢？我覺得PIIE在美國成功的最關鍵因素是客觀，PIIE的研究非常注重不受任何特定偏見和立場的影響。PIIE沒有政治立場，也沒有跟任何特定的利益集團、公司、工會或者其他集團有利益關係。我們的研究之所以這麼受歡迎，正是因為我們的研究不會受特定的偏見、政治立場、政府部門或商業集團所左右。這樣一來，尋找我們幫助的人會知道，他們得到的答案是我們對某個特定問題所能做出的最好分析，是處理這個問題的最好方法。對於PIIE，最最關鍵的就是我們的獨立性，以及所有人都知道PIIE具有這樣的獨立性。我強調這些是因為這是美國模式。而日本模式是非常不同的，日本有很多智庫，它們不是由政府組建，就是由公司組建。從三菱研究學會、日本經濟貿易工業部研究學會可以發現，這些研究來自于“智庫”，但卻是基於某個特定的觀點和立場的，而這個立場就決定了研究結果。因此它們大部分的成果都不會被十分嚴肅地對待。這有點可惜，因為有些研究挺不錯的，但問題在於人們都覺得這些研究結果是有偏見性的。
當然，從全球範圍考慮，智庫模式基本就是美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這兩種。在美國模式下，智庫努力創造一個從財政到人員上具有獨立性的機構，比如PIIE；在日本模式下，智庫由特定商業組織或政府機構創立，其觀點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其所在機構的偏見。PIIE一直遵循的原則是確立並保持獨立性。在創立PIIE之前的四年，我在民主黨治下的美國財政部工作，而在那之前，我在共和黨治下的白宮工作。所以我本人比較中立，我致力於創造一個無黨派的機構形象，而且成功了。在有關智庫的調查投票中，在最頂尖的二十個智庫裡，只有PIIE以及CSIS被認為是完全中立、客觀的。甚至布魯金斯學會都被認為是有些左傾的，其他的有些較為右傾——但只有這兩家在眾議院調查中以及媒體調查中都被認為是客觀、獨立以及中立的，這非常重要。
第二重要的是智庫成果的品質，有時候劃分最重要和第二重要的元素並不容易，因為它們是彼此相關的。PIIE成果的品質必須是最高等級的。我常說，PIIE不是在給學術界的受眾做報告，但還是要遵循學術界的最高標準，因為這樣才能讓學術界以及知識份子們支援並且同意PIIE所說的話——即使他們並不支持這些結論。PIIE希望自己做的一切成果都在最高標準的分析水準上，這樣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會認為PIIE所做的工作在學術與知識層面達到了最高水準。有時候PIIE的研究會引發火熱的爭論，但即使PIIE的反對者也會覺得，PIIE的研究和產品是最高水準的。只要有最好的研究、有對政策相關問題最好的分析，和從外表到實際的客觀性以及信譽，那麼這家智庫就擁有了成功所需的最重要的元素。
第三點是議題設置。PIIE研究員可以研究最尖端的問題。PIIE一直有“滾動議題機制（Rolling Agenda Mechanism）”的程式——持續預判未來兩三年內最重要的話題。有時候會更長期，但大部分時間都是中期——兩、三年到五年之間。結合我們從政府官員、商業領袖以及其他學術機構等處得到的新資訊，PIIE也會不停地改變這些課題。PIIE總會努力預測未來幾年可能成為關鍵的問題。PIIE會趕在這些問題成為政策制定者最優先關注事項之前，完成解決這些問題的研究報告。如果PIIE工作做的夠好，就能準備足夠的對策及建議。當然，完全預測準確不太可能。PIIE會遺漏一些關鍵問題，或者預測到的問題最終沒有成為關鍵問題。但總體來講，對於中期方面政策制定者可能關心的問題，PIIE的預估還是非常不錯的。這十分重要，特別是對於較小型的智庫來說，可以安排最核心的人員對未來可能成為最關鍵的問題做研究。
對於這三點策略，PIIE將它們混合成為一體，這是PIIE這些年成功的關鍵。
書籍簡介
本文節選自將於今年3月上市的《政治化的困境——美國保守主義智庫的興起》一書，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作者為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秘書長王海明。
中立智庫和保守主義智庫是當今美國智庫的兩大主流。保守主義智庫的興起頗具傳奇色彩，尤其是其中的旗艦——傳統基金會。相對國人已經非常熟悉的中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的實力和影響力毫不遜色，其濃重的政治化色彩看似新鮮，實則沉重。
本書作者歷時五年，遍訪美國一線智庫和政府部門，通過大量一手訪談和英文文獻的梳理，深入分析美國兩大主流智庫，挖掘美國智庫與政治思潮、權力轉換和制度變遷之間內在關係，並試圖從智庫的維度透析美國社會和政治體系的兩大癥結——兩極化和民粹化——前者導致了五十年來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對立，後者如今則體現為茶黨和特朗普現象的政治運動化，兩者共同帶來了對保守主義智庫的需求，也刺激了保守主義智庫日益嚴重的政治化。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立於2008年4月12日，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非官方、非營利性金融專業智庫平臺，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與交流。
CF40旗下有四十人和新金融兩大實體型智庫系列，分別包括四十人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方新金融研究院、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此外，CF40與國家開發銀行、清華大學、絲路基金、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共同發起成立了“絲路規劃研究中心”。
CF40每年召開雙周圓桌會議、金融四十人年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等百餘場閉門研討會，開展課題研究近30項，出版週報、月報、要報、《新金融評論》以及經濟、金融類專著共計100餘冊，受到決策層領導重視和經濟金融界人士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