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艾青在重慶合川的往事

1940年7月下旬， 育才學校從北溫泉遷到合川縣草街子鄉的古聖寺。 古聖寺是一座有幾十間房屋的大廟宇， 坐落在離場鎮五裡遠的鳳凰山上。

這是合川縣與北碚實驗區的交界處， 距北碚城區只有30裡， 離重慶市區也不過百餘裡。 辦學初期， 育才學校分設了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學、戲劇、繪畫、音樂六組,著名詩人艾青受聘任文學組主任。 來授課的全是學有專長的名家， 郭沫若、翦伯贊、馬寅初、李公朴等都曾到學校講過課。

艾青和夫人韋熒隨育才學校遷到了草街子， 他們的住房被安置在鳳凰山下的“明家院子”。 來到這遠離城囂靜謐安祥的小山村， 艾青突然有一種解脫之感。 他按照自已的意願安排生活， 以梵古、朋斯自詡， 在山野間無拘無束地擁抱大自然。 每天他很早就起床， 寫些東西後再用早餐， 上午如果沒有課， 便乾脆足不出戶， 躺在床上讀些雜書。

有時是俄國作家的小說， 有時又翻翻理論書籍， 或者拿起莫内、塞尚、梵古的畫集， 一幅幅仔細欣賞。 有段時間， 午後一時左右， 天空中總有日本飛機的馬達聲響起， 因事先知道敵機只是途經這裡， 轟炸目標則是重慶市區和北碚， 故並不驚慌。 有時， 他還披衣下床出門， 數著架次， 發現很有規律——總是27架。 敵機過去之後， 他久久站在那裡， 為即將遭劫的市民擔憂， 同時對侵略者無比仇恨的情緒愈加強烈。

在文學組讀書的都是十六七歲的少年， 他們從淪陷區來， 經受過戰爭的磨難， 大多具有堅強的毅力和好學的精神。 有的同學胸懷遠大抱負， 立志要成為高爾基、魯迅那樣的人， 其中不乏詩歌愛好者。 艾青很樂意與這些小朋友相處。

當他第一次與同學們見面時， 他誠懇地說：“我將要向你們學習， 我要向比我年輕的一代學習， 因為， 中國假如不向年輕一代學習， 那是沒有希望的。 ”艾青給《現代文藝》朋友們的信中寫道：“我常常擔憂：我的氣質和我的習慣， 會不會妨害他們對於我的接近？但我必須努力使自己和他們生活得和洽， 至少使我成為他們可以坦白相處的朋友。 ”艾青就是這樣虛懷若谷， 以一顆坦誠的心來對待這些學生， 對待這份神聖的教書育人的工作。

艾青到育才學校後認識了兩位元青年作家：路翎、何劍熏。 他們是胡風介紹到育才學校來當“學友”的。 所謂“學友”， 就是年齡比學生大一些， 但不具備當教師的條件， 卻又有一定的特長；他們協助教師教學，

輔導學生學習， 自己也學習。 因為都是胡風的朋友， 都是《七月》雜誌的作者， 所以他們三人比較接近。 艾青當時已年屆而立， 何劍熏僅比他小一歲， 兩人都是個性鮮明、不拘小節的人， 也可以說他們都是不同程度的“狂者”或“狷者”。 因此， 日常生活中免不了磕磕碰碰， 加上何劍熏具有天生的諷刺才能， 於是， 他們之間便經常發生十分有趣的爭論和機智的對話。 而路翎僅是個17歲的小青年， 是他們的小弟弟， 所以從不摻言， 只作壁上觀。

明家大院前面是一塊狹長的低窪地， 蒼松翠柏長得鬱鬱蔥蔥。 艾青在院子外面散步時， 看著前面的小樹林， 他忽發奇想：“改天， 我還想找幾個小朋友幫忙搬幾塊石頭做凳子， 這樣， 我們豈不是可以在林子裡朗誦詩人的《奧涅金》和其他的詩作嗎？”（艾青：《夏日書簡》）

艾青常帶領文學組的學生來這裡活動， 學生們為紀念俄國偉大的詩人普希金， 將這片樹林命名為“普希金林”。 他們還在林間修了一條小道， 照艾青的意思搬來些石頭， 權當坐凳， 便於休憩或搞活動， 他們給這條小道取名為“奧涅金路”。於是，課餘時間艾青便帶領學生來“普希金林”漫步，或坐在石頭上給孩子們談詩論文朗誦詩歌。有時，艾青還帶領學生到鎮上去出宣傳抗戰的壁報、貼宣揚救亡圖存的街頭詩……一些有志于文學事業的少年，便在這良好的氛圍中茁壯成長，詩人煉虹就是其中的一個。

1940年9月的一個夜晚，周恩來和鄧穎超乘一輛黑色轎車，沿著嘉陵江邊來到北碚一個土坡上的碉堡裡——為防不測，陶行知一家及一些同事，便搬到碉堡裡來住。周恩來聽了育才學校教導主任吳勃的詳細彙報後，深刻分析了當前的形勢，並指出，育才學校的前途和國家民族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鼓勵大家要堅持工作，樹立最後勝利的信念。

第二天，陶行知陪同周恩來等人到北溫泉一旅館裡就餐，陶行知、胡風分別邀請了在北碚的文化人和復旦大學的教授也前來參加聚餐。正是這一天，艾青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他事後記述道：“那是在重慶郊區北碚，在事先約定好的時刻”，他“穿一身淺灰色的洋布幹部服，顯得非常整潔”。艾青還在一首詩中寫道：

他從高高的石級上

毫不猶豫地走下來

我迎上去

迎向光明

他伸出毫不遲疑的手

我感到他的手

和他的性格一樣

堅決而又開朗……

重慶人民在兩年多來的大轟炸中表現出的不怕犧牲、不畏強暴的堅強意志，以及抗戰到底的決心和勇氣，讓日本帝國主義感到重慶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不得不在對華戰略上稍作調整，減少了對重慶的轟炸。於是，原先避居鄉間的文化人便紛紛遷回市區。而此時艾青的作品又經常見諸報刊，稿酬收入也更為豐厚，加之《文藝陣地》雜誌又聘艾青任編委，並請他參與編輯刊物，因此，在寫作與教書難以兼顧的情況下，他抽身返回重慶。草街子鄉間閑雲野鶴般的生活也就隨之而結束了。

他們給這條小道取名為“奧涅金路”。於是，課餘時間艾青便帶領學生來“普希金林”漫步，或坐在石頭上給孩子們談詩論文朗誦詩歌。有時，艾青還帶領學生到鎮上去出宣傳抗戰的壁報、貼宣揚救亡圖存的街頭詩……一些有志于文學事業的少年，便在這良好的氛圍中茁壯成長，詩人煉虹就是其中的一個。

1940年9月的一個夜晚，周恩來和鄧穎超乘一輛黑色轎車，沿著嘉陵江邊來到北碚一個土坡上的碉堡裡——為防不測，陶行知一家及一些同事，便搬到碉堡裡來住。周恩來聽了育才學校教導主任吳勃的詳細彙報後，深刻分析了當前的形勢，並指出，育才學校的前途和國家民族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鼓勵大家要堅持工作，樹立最後勝利的信念。

第二天，陶行知陪同周恩來等人到北溫泉一旅館裡就餐，陶行知、胡風分別邀請了在北碚的文化人和復旦大學的教授也前來參加聚餐。正是這一天，艾青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他事後記述道：“那是在重慶郊區北碚，在事先約定好的時刻”，他“穿一身淺灰色的洋布幹部服，顯得非常整潔”。艾青還在一首詩中寫道：

他從高高的石級上

毫不猶豫地走下來

我迎上去

迎向光明

他伸出毫不遲疑的手

我感到他的手

和他的性格一樣

堅決而又開朗……

重慶人民在兩年多來的大轟炸中表現出的不怕犧牲、不畏強暴的堅強意志，以及抗戰到底的決心和勇氣，讓日本帝國主義感到重慶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不得不在對華戰略上稍作調整，減少了對重慶的轟炸。於是，原先避居鄉間的文化人便紛紛遷回市區。而此時艾青的作品又經常見諸報刊，稿酬收入也更為豐厚，加之《文藝陣地》雜誌又聘艾青任編委，並請他參與編輯刊物，因此，在寫作與教書難以兼顧的情況下，他抽身返回重慶。草街子鄉間閑雲野鶴般的生活也就隨之而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