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去憑弔一位先賢。
時值殘冬， 麵包車駛入遵義近郊的沙灘村， 眼前仍為之一亮：一畝畝池塘碧水盈盈；一窪窪菜田綠色正濃。 遠方， 山色如黛， 檞樹成蔭；近處， 野菊未凋， 桂樹飄香。 山坡上， 一幢幢白牆紅格的雙層農舍錯落有致、形狀各異；碧波粼粼的樂安江繞村而過， 如一條綠色飄帶， 把這一方水土勾勒得鐘靈毓秀。 遵義的朋友說， 現在不是最美的時候， 如果夏天來， 才真是“人間仙境”呢。 我聽了暗自感歎：如此山水， 必有大賢。 人傑地靈， 此之謂也！
朋友， 你猜對了， 此行， 我們是來拜訪黎庶昌。
車在路旁停下。
這裡， 就是一代先賢的人生起點， 也是這位貴州好漢的人生歸宿。
1
秋風已至， 落葉漸稠。 京城一間民宅裡， 一位身著青布長衫的後生推開面前的窗戶。 已近午時， 藍天高遠、白雲慘澹， 院中槐樹上有幾隻夏蟬， 正低一聲、高一聲嘶鳴， 似乎是歎息生命的短促。 後生凝望片刻， 頭一甩， 腦後的長辮畫出一道弧線， 啪一聲纏在脖子上。 他已躊躇多日， 終於下決心回到案前， 咬住嘴唇， 飽蘸濃墨， 在案頭的宣紙上寫下了第一句話：臣愚伏讀七月二十八日星變詔書……而後，
他就是黎庶昌， 時年26歲。 兩次鄉試不中， 一貧如洗， 滯留京師已走投無路。
這是1862年10月的一天。 太平天國正與清廷激戰， 英法聯軍不久前攻陷了北京。 近來又天呈異象：正月太陽三暈， 二月流星南奔；春夏之交， 陰雲遮日， 旱蝗四起。 西北有洪水暴發， 東南現颱風肆虐， 七月間更有隕石雨和彗星劃破蒼茫天際。 剛剛通過“辛酉政變”掌控了國家最高權力的慈禧， 認為這是“危亡傾覆”的徵兆， 為消災彌變， 以皇帝名義“下詔求言”：申諭中外大小臣工， 務各齊心悉慮， 於朝廷政治得失大且要者， 讜言無隱。
在黎庶昌這封被後人與賈誼的《上疏陳政事》、諸葛亮的《隆中對》和范仲淹的《上宰相書》相提並論的《上皇帝書》中，
黔地， 古有“鬼州”之謂。 飛鳥不通、荒蠻貧瘠， 在世人眼中乃瘴氣彌漫， 非人所居之城， 故李白曾放逐夜郎， 劉禹錫被謫貶播州。 這樣的閉塞之地， 為何走出了一個才高七步、腹隱珠璣， 敢蔑視天顏、顧盼自雄的黎庶昌？
此時， 我就佇立在黎庶昌沙灘故居的老屋中。
青磚鋪地， 橫木成梁；一張圓桌， 兩把座椅；靠牆有六尺臥榻， 四周掛著白紗帷幔。 黎庶昌別妻辭子， 束衣整冠，
黎庶昌上書清廷， 認為吏治腐敗、人心敝壞， 光是“危道”就列出十二種。 消息傳到沙灘， 連鄭珍都嚇了一跳， 言其惹下殺身大禍。 出人意料的是， 清廷並未加罪于黎庶昌， 反而恩賞了他一個“候補知縣”， 差遣到曾國藩江南大營聽候調用。 是清廷確有剜病除膿、改革圖強的勇氣嗎？事實是， 黎庶昌上書所列種種弊端， 凡涉及權貴利益和更改舊章， 均因“事多窒礙之處”存而不問， 只是對諸如“薦舉賢才”一類的建議， 諭令有關衙門“遵照辦理”。 竊以為， 黎庶昌因禍得福獲得清廷破格提拔， 一下子由貢生官至“正處”，雖是非正式領導職務，但畢竟有了晉升仕途的平臺，蓋因其時局——咸豐皇帝駕崩，他欽定的顧命八大臣被捕入獄，其中兩位親王還掉了腦袋，朝野上下無不噤若寒蟬，皇帝下詔求言，一個多月竟無一人應答。本來清廷此舉是為排遣內心糾結作的一次自我按摩，如果尷尬收場，心何以安？
黎庶昌的上書不啻幫清廷找到了一個臺階。該貢生言辭激烈、話鋒犀利，“朕”還降旨恩用，豈不更顯“皇恩浩蕩”？其實，黎庶昌後來投身江南大營只委了一個“稽查保甲”的小差事，若不是一個偶然機遇，他以小吏之身終老南山也未可知。有一日，曾國藩早起查看諸營，夜色未退，只遠處一點星火露帷。他循星火挑帷而入，見一年輕人正習文練字，環顧案頭收藏不俗，一番攀談有感其才，遂把這個叫黎庶昌的年輕人調到身邊，進了秘書班子。這之後，未見黎庶昌在軍事上有過什麼建樹，但曾國潘為桐城派晚期領袖，其詩文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或缺。他身邊又聚集著一群富有真才實學的文人騷客，黎庶昌與他們詩文唱和，文學上倒是日有精進。
清以小說名世，詩詞成就並不為世人稱道，但非乏善可陳。今人有“清詩三百年，王氣在夜郎”一說，推尊鄭珍為清代詩國第一人。甚至有論者認為，歷代詩人中，除李杜蘇黃外，鮮有能與之比肩者。黎庶昌自幼受鄭珍指點，其詩詞奇絕恣意，應有資格分沾這一盛譽。至於散文，他年輕時熟讀司馬遷與班固，尊尚儒術，兼收諸子百家。入仕後又師承曾國藩，其文簡練縝密、風格奇偉、意境開闊、雄恣華瞻，確是一代文章高手。後來黃遵憲與他作竟日談時，說他是“一世倜儻之才，抗時希世，海內外馳名”，絕非虛與委蛇。
黎庶昌仕途蹇滯，一度想徹底投筆從戎，為此他曾寫信向已調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求教，並希望他推薦自己到李鴻章的淮軍，在鎮壓陝西的回民起義中建立軍功。曾國藩回信認為不妥，理由是，太平天國剿滅，中原初定，建立軍功已殊為不易。況且，“李相西征，部下尚多，必不能舍其屢立戰功之舊人，更用未習軍旅之文士。閣下杖策相從”，充其量混個助理、秘書罷了，何必呢！曾國藩讓他稍等數月，說正在為他活動差事。清朝晚期，候補幹部多如牛毛，想得一實職殊為不易。
黎庶昌對曾國藩是敬重的。他以“曾門弟子”為榮，在曾國藩死後對其一生梳理總結，撰成《曾國藩年譜》十二卷，後又為其作了一篇長達萬字的傳記文章。曾國藩位高權重，但禮賢下士，對黎庶昌有提攜獎掖之恩。他曾明奏密奏清廷幾次，希望為黎庶昌謀一實職，並在黎庶昌落魄時多方為其奔走。不過，這一瓢冷水澆得正逢其時。如果黎庶昌隨李鴻章部去“剿匪”，手上就會沾染起義農民的鮮血，筆下則少了意蘊豐沛的華章。這當然並非曾國藩初衷，歷史在這裡愣了一下神兒。於是，清廷失去一條鎮壓農民起義的鷹犬，中國近代史多了一位引火種于華夏的先賢。
2
站在黎庶昌的老屋前，眺望微波蕩漾的樂安江，我的眼前曾出現一幅幻境：江水千回百轉、一波三折，終於奔流入海。湛藍的大海歡迎她遠道而來，綻放開一簇簇晶瑩的浪花。無垠的海面上，一艘輪船正準備啟航，從樂安江走出來的黎庶昌站在船首，迎風而立。
樂安江是烏江的支流。它動靜交織，流經處，有兩岸峭壁林立、水勢湍急的險灘；也有水面滯緩寬闊、魚翔淺底的平湖。我在想，黎庶昌的人生多像他的母親河，如同一曲扣人心弦的古箏，有激越的抒情也有無奈的低吟。1876年10月17日，當他隨公使郭嵩燾出任大清國駐英參贊，登上英輪“塔拉萬闊”號從上海吳淞口起錨出海時，可曾想到，這一天註定要被寫進中國的近代史，而他的榮辱進退也將構成祖國母親臉上的細微表情？
記述這次行程的散文《奉旨倫敦記》，就安放在黎庶昌故居的展櫃中。隔著玻璃，那斑駁的字跡依稀可辨，沿途的見聞亦在字裡行間呈現。歷時50餘天，航程31000裡，這不僅是一次地理意義上的跋涉，更是一次觀念和思想的跨越。
可以想見黎庶昌當年的情景——多少次日出，多少個月落，他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欄，極目遠眺，但見煙波浩渺、水天一色，霧鎖山頭山鎖霧，天連水尾水連天。低頭，海浪擊打船舷，有如碎玉亂濺；抬首，一行海鷗正掠過天際，引發了他內心一腔豪情。說來令人驚詫，當時的封建士大夫固守“華夷之辨”，以“天朝上國”自居，即便是娘肚裡的雙胞胎，西人也是“其足向天，其頭向地”，咱們“則自生民以來，男女項背端坐腹中，是知華夷之辯，即有先天人禽之分”。故光緒二年，清廷開始向外派遣使節，凡出使外邦者皆為人不屑。郭嵩燾奉旨首任英國公使，竟被鄉黨恥笑和辱駡，他原擬檄調的參贊也有人囿於偏見托詞不就。黎庶昌則不然，他卓然而立，清廉自守，在頹靡的晚清官場仕途不順；更重要的是，他受林則徐、魏源影響，企盼能有機會走出國門學來富民強國之道。儘管行前嬌妾愛子百般不舍，他還是毅然奉調，成了貴州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一旦踏上西方諸國，開明的黎庶昌還是有些“蒙圈兒”。
出使西歐五年，他歷任英、法、德和西班牙四國參贊。在《曾侯兩次呈遞法國國書情形》一文中，他曾這樣描述遞交國書的過程：宮門外陳兵一隊，奏樂迎賓。至門前下車後，他以參贊身份手捧國書，緊隨公使曾紀澤身後，“以次魚貫入其便殿，三鞠躬而前”，法國總統則“向門立待，亦免冠鞠躬”。雙方互致誦答後，鞠個躬就齊活了。
黎庶昌覺得很新鮮。不妨對比一下他日後回國被召見的情景——半夜兩點半來到軍機房候著，早上八點半才應招進殿。“太后御座上遮一黃紗幔，制如屏風，皇帝則坐于幔前”。黎庶昌進門即跪，高呼“跪請聖安”；複摘冠於地，再呼：“叩謝天恩！”隨即一個頭要在地上磕出響兒來。其後，所有的回話都要跪在地上。慈禧先和他扯了幾句閒篇兒，突然問：“見他們的國君是怎麼樣？”黎庶昌據實而奏：“見面不過是點點頭，儀文甚簡。”這位中年婦女產生了好奇心：“是站立麼？”“是。”老佛爺很是自得：“他們也還恭順。”聽話音兒，仿佛鴉片戰爭一敗再敗後，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不是腐朽的清廷，倒是以兩萬餘眾便長驅直入北京，令慈禧倉皇出逃的西方列強。而一個外表顯赫，實則已腐朽到只能靠可悲的精神勝利法來支撐的王朝，焉有不傾倒塌陷之理？
出使西方遞交國書，只是履行一般的外交程式。作為參贊，黎庶昌還被邀參觀了法國議院開會的場面，這讓素有師夷之長以自強的黎庶昌眼界大開。在一個可容納200人左右的會議廳裡，議長居中而坐，手邊放著一個鈴鐺，與會者可自由發言，議長“不欲其議”，搖鈴鐺制止也沒人理會。有一個紳士，“君党也，發一議，令眾舉手以觀從違，舉右手者不過10人，餘皆民黨”，或嘲諷譏笑，或拍手起哄。法國總統馬克蒙因為在議院中得不到多數支持，只好下臺。“朝定議，夕已退位矣。”巴黎的老百姓生活如常，好像不曾聽說一樣。而且開會時，“人聲嘈雜，幾欲交鬥”，如此“家醜”不但不刻意遮掩，還令外國使節當場觀看。
黎庶昌沒有嘲笑“蠻夷之地”的不臣之舉，反省清廷決策施政過程，認為這才是民政之效也。感歎中國乃君主專制之國，皇帝獨攬大權，既不讓朝臣分擔責任，也不把權力放置於類似西方議院那樣的機構予以制衡，怎麼能保證決策的正確與科學？
黎庶昌參觀了軍工廠、印刷廠、紡織廠、造船廠、瓷器廠，看到了火車、輪船、電器和各種機器生產確是強國富民之要術，見證了頂層政治設計對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作用。僅舉一例，中國以農業立國，卻連一座專門的農務學堂都沒有，還停留在牛耕人拉、靠天吃飯的水準。而在西班牙的一所普通農業技校裡，他看到了配有各種精密儀器的化學實驗室、物理實驗室、植物標本陳列館、教具陳列館以及各種先進的農業機械。他與社會廣泛接觸，認真體察各種民俗，感到西洋民眾的文化藝術修養確實高於國人，他們觀看戲劇、參觀畫展、舉辦舞會，被封建衛道士斥為桑間濮上的所謂“淫靡”之風，較之大清國的“男女授受不親”，亦不過是社會風氣開化的表現罷了。資本家“嗜利無厭，發若鷙鳥猛獸”，但有錢後卻能捐資辦學，贊助慈善。由於法制相對完善，為官者較之清廷也廉潔得多。耶穌蒙難日那一天，西班牙王室舉辦紀念活動，國王和王后竟親自給平民洗腳。在大清王朝，有這想法就觸犯天條，說出來那還得了？純屬作死！
黎庶昌變法的思想愈加清晰。中國地廣人稠，但如果妄自尊大，一味墨守成規、不思變革，必為世界潮流所淘汰，他將這些見聞詳盡記錄了下來。按說，黎庶昌遊覽西方諸國，事事皆動于心，文章應該聲情並茂、色彩斑斕。可是，在他這些文章的結集《西洋雜誌》中，卻沒有文接千載的議論和思飄萬里的描繪，都是純客觀記述，用現在的話說，屬於零度敘事。這其實是有原因的，當年應召上書，就因為黎庶昌出語無忌、直抒胸臆，受到了朝中保守勢力彈劾，如果不是特定的歷史背景，被“遞解還鄉”甚至殺頭也未可知。郭嵩燾是曾國藩的兒女親家，作為首任中國駐外使節，他對西方文明推崇備至，每每談及，欣賞羡慕之情溢於言表，結果被朝中保守勢力抓住了小辮兒，斥之為“漢奸”。堂堂二品大員被一擼到底，成了一介平民，死後還險被開棺鞭屍。不過，倘據此認為黎庶昌是因為官場頹風薰染而變得圓滑了，則不然。入仕後，他清廉自守，以學問立身，如求自保，他可以尸位素餐，一言不發。作為一個竊火者，黎庶昌其實是想儘量不被保守勢力糾纏，多運些薪火於暗夜沉沉的晚清，讓更多的國人感受到民主與科學的沾溉。
雄鷹收翮棲息於枝頭，不是為了逃避，而是為了更遠的飛翔。
3
1884年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綠色還在路上。一匹快馬疾奔而來，揚起一路黃塵。在位於東堂子胡同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佩戴腰刀的折差一挽韁繩，烈馬前蹄騰空，發出一聲長鳴，路旁古柏上幾隻宿鳥被驚醒了，呼扇呼扇翅膀，慵懶地飛向天空。
日本成功實行“明治維新”的第16個年頭，駐日公使黎庶昌再次上書清廷求變。歷史把一個重要的變革機遇，假黎庶昌之手推給了宮禁森嚴的紫禁城。
使歐歸國後，黎庶昌升任日本公使，時年45歲。官帽上的頂珠已由青金石換成了珊瑚，穿上了繡有錦雞的清廷二品高幹制服。那時的他對未來一定躊躇滿志，“斯游應比封侯壯，莫道書生骨相窮”，或許是他心境的真實寫照。不然，展室牆上的黎庶昌怎麼會怡然而笑？只是他肯定不知道，這笑容會在那張已被歲月雕刻過的臉上持續多久。
日本的發展曾很落後，中國進入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化時，日本還處於原始社會。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日本以中國為師，改革其氏族奴隸制國家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種種弊端，漸顯趕超之勢。特別是1868年由中下層武士發動的明治維新，開始拜西方文明為師，以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發為目標，推翻了封建幕府長達300年的統治。實行內閣、建立國會、頒佈憲法，使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生產力水準得到迅速發展，國力大增。不但廢除了和西方列強簽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還儼然與其平起平坐，把曾經的老師中國甩在了身後。
黎庶昌有充分的理由微笑。中日文化交流源遠流長，1868年宣佈改元明治開始的明治維新，“明治”的年號就是取自《易經》：“聖人南面而聽下，向明而治。”明治維新後，日本雖然已實行“脫亞入歐”，但文化界仰慕華風的余溫猶存，朝野中許多學士大夫對中華文化頗有造詣，不少人可以用漢文成詩。黎庶昌家學淵遠，學識超群，上任甫始，便經常與日本友人吟詩唱和，風騷獨領。一時間，在日本的文人騷客當中，如果與黎庶昌沒有過從竟成了一件很沒面子的事。黎庶昌和他們之間的吟詩唱和並非官場客套，而是加深中日民間友誼，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有力之舉。比如，西學漸興，舊版秘笈已不為日本書肆所重視，其中竟有不少國內早已亡佚的古籍，有的還是極為珍貴的孤本。黎庶昌如獲至寶，通過日本友人以重金四方收訪。“耗三年薪俸積餘，舉銀一萬八千兩”，刊刻出了精美的《古逸叢書》200卷。
此刻，這套叢書像劫後餘生的勇士，成軍一列，立于黎庶昌故居的展櫃之中。文字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文字起源的歷史就是中國古代文明開端的歷史。作為鮮活的歷史符號，先哲們著書立說，記述了對社會發展與自然進程的獨特認知。每一本書都是一個用黑字印在白紙上的靈魂，一個個睿智的靈魂聚集，便成就了光耀千秋的炎黃文化火炬。古老的中華民族五千年來聚而不散，靠的就是其文化的巨大向心力。如果古籍珍本不斷亡逸，便如同江河斷流，中華民族的血脈何以延續？僅此一事，黎庶昌即居功甚偉，值得我們脫帽致敬。
在沙灘黎庶昌的故居裡，還保存著一塊前些年出土的石碑。長一米，寬半米，碑文典雅暢達、淒婉動人，書法遒美健秀，頗具二王之風。如果不是遵義友人提示，我真不敢想像，碑文和書法皆出自一位叫貞子的日本姑娘。她的父親海南先生是日本學有所成的漢學家，與黎庶昌相識後，情誼日濃。黎庶昌再使日本後，海南先生正在外地養病，不日後去世。黎庶昌特趕去送葬，寫下了情真意切的墓誌銘，並從此對海南先生的遺孤多有關照。《海南文集》出版，先生的女兒貞子請黎庶昌為之作序，還不時來署探訪求教，與黎庶昌隨行日本的夫人趙氏情同母女。後來趙氏歸國後病逝，貞子聞訊，“悲慟不能言”，為趙氏寫的墓誌銘感人肺腑，黎庶昌令工匠按手跡勒石鐫刻，藏於地下。我望著石碑感歎不已，當年，一位日本小姑娘竟有如此的漢學功力和書法造詣。遵義的朋友告訴我，黃苗子先生曾參觀黎庶昌故居，面對其碑文也十分驚詫，拓了兩幅，一幅送與日本友人，一幅自己收藏。昔日的文化外交成就斐然，留存於今的這一佳話似可佐證了。
遺憾的是，黎庶昌臉上的笑容沒有能夠持續多久。他以文化為紐帶的外交特色時被世人稱讚，應該得益于其文人本色。“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闊論驚四筵”，本質上他還是一介書生，對本國及所在國文化的掌控能力是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除此之外，黎庶昌也有難以言說的苦衷。初任日本公使時，黎庶昌很欣賞前任大使的參贊黃遵憲，想留其共事，卻被黃遵憲一口拒絕了，理由是，“非不為公佐，實弱國無外交可言。”那時中日尚未開戰，日本還不為大多數中國人所認知，即便是中國的知識界也自以為：“即便放眼五大洲，中國也堪稱強國。與東海區區一島國相較，之其渺乎不足比數亦，土地之大，人民之眾，物產之富，何啻十倍於倭、百倍於倭而已？”
黎庶昌上任後不久，即感到黃遵憲言之不虛。在許多外交場合，他所受到的禮遇頗為疏闊，遠不如西方諸國使節受到尊重。戰場上拿不到的東西，更休想在談判桌上得到。比如，他任日本公使時，中國的屬國琉球已被日本強行設縣。黎庶昌赴任後，曾試圖通過交涉有所轉圜，終因國力衰微，只能眼巴巴地看著日本將其徹底吞併，算是切身體會到了“天朝上國”怎樣被“東海區區一島國”所輕慢。他還經手過一起人命官司，長崎巡捕以查巡鴉片為名毆傷華僑數人，其中一人不治身亡。日本外相井上馨對黎庶昌懲辦兇手的要求根本不予理會，咬定是誤殺，不應抵罪。黎庶昌性格剛健，與日本外相“文書往復辯論至兩月之久”，日方最後才將兇犯判了五年監禁，賠了家屬幾千塊銀洋。這件事在華人中爭相傳頌，因為能有這樣的結果已實屬意外了。而黎庶昌的自尊心仍然受到了傷害，日本所以敢輕慢“天朝上國”，實為其國力已超過清廷。他出使歐洲六年，足跡遍及西方諸國，再使“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反觀清廷的因循守舊、國力日衰，更加痛切感受到了變法求新的迫切性。
使日第三年，黎庶昌經過深思熟慮，寫成了《敬陳管見折》遞交總理衙門，請求轉奏朝廷。主張“整飭內政”“酌用西法”，提出了七條富國強兵的措施。其中第一條就是加強海軍實力，認為現在的水師“戰艦未備，魄力未雄”，“實難責與西人匹敵”，要練足一百號兵船，分成南北兩個水師，專做攻敵之用，而且每個水師應有鐵甲巨艦四五艘。可惜，這道奏摺老佛爺連看都沒有看到。總理事務衙門認為“情事不合，且有忌諱處”，竟然“寢而不奏，將原折退回”。曾紀澤知曉奏摺的內容後，認為“大疏條陳時務，切中機宜”，“弟懷之已久而未敢發”；掌管總理衙門的親貴大臣認為這道奏摺有涉忌諱處，也不是純屬的推諉之詞。天朝威武，一派祥和，慈禧覺得有水軍撐一下門面就可以了，花更多的銀子去添船置炮純屬多餘，如果當時看了黎庶昌的摺子，難保不甩臉子。至於朝廷那些守舊的大臣，因“循襲舊之見牢不可破”，仇視“火車輪船”，對黎庶昌的相關奏請更會橫加指責。
清廷又錯失了一次歷史性機遇。如果黎庶昌的奏摺當時能被採納，後來的甲午之戰也許就是另外一種結局，中國近代史也是另外一種走向了。
可惜，歷史不能假設。
4
餘暉下的沙灘村別有一番景致。
遠方的山巒被鑲上了金邊，近處的水面泛起滿目碎銀，江畔的垂釣者持竿未動，仿佛鍍上金輝的雕塑。有幾隻叫不上名的飛鳥在空中盤旋，例行歸巢前的最後一輪搜巡。如果來得巧，據說還能聽到江邊古寺的悠遠梵鐘和漁家女子的清亮歌喉呢！
遵義的朋友問：“黎庶昌墓離此不遠，可否有興致憑弔？”
我來到庭院中，端詳著他的半身雕像不願移步。真是感歎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藝，居然把一位一百多年前的先賢塑造得如此栩栩如生：瓜皮帽、長布衫，劍眉下是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那目光如兩道利劍，脫鞘而出，正穿越一個多世紀的歷史風雲向遠方眺望。
我站在他的對面，我們的目光在瞬間對接。
哦，他的目光中為什麼會有難以排遣的憂怨？是的，比起他使日歸國，“餞別宴會無虛日，惜別祝頌之詞數以百計。啟程之日送行者盈途塞港，情誼滌篤者竟追餞至數百裡外”的盛況，黎庶昌的晚景可謂淒涼。十米臥室、兩進庭院，覆蓋了他生命的全部空間。“君看縹緲綦江路，百馬如龍出貴州”，他本來應該有一個更為壯麗的人生舞臺。更何況，他憂鬱成疾，孑然獨處，生命最後的時光終日以淚洗面，一介翩翩名士已成了一個瘋癲孤寂的山間老叟。世事弄人，殊榮與失落的變幻在晚清官場已近常態，他的恩師曾國藩接受直隸總督關防時，曾被賜予在紫禁城裡騎馬的殊榮曠典，氣勢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慕。其後一年，即因天津教案謗怨交集，成為眾矢之的。一代“中興名將、曠代功臣”，幾近身敗名裂。黎庶昌非戀櫪老驥，視榮華如浮雲，自然明白官場榮枯無常的道理。
他的憂怨是因為他對大清國的失望。甲午開戰之前，時任四川川東道員的黎庶昌曾請命去日本斡旋，以避戰端。因為兩任使日經歷，他明白戰端一開斷難取勝。不是因為兵單力薄，那時，僅北洋水師已有各種艦船70餘艘，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九。但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不僅僅是表面上的軍力對比。政治腐敗，貪腐盛行，李鴻章已把北洋水師當成自己在官場謀身立命的私產，上下不能一心，將士難以用命，水師成軍後裝備從未更新，指揮、訓練、現代海戰理念、日常管理以及火力配備，已在日本海軍之下，一旦交手，勝算能有幾何？清廷沒有“恩准”他的這一請求。翁同龢主戰，光緒皇帝主戰，慈禧亦主戰，他們已被表面上的強大所迷惑。深知北洋水師實力的李鴻章則有口難言，因為他以操練水師有功攬權邀寵，已獲得了清廷太多的褒獎。戰敗後他曾自嘲，貌似強大的北洋水師不過是紙糊的老虎，虛有其表，小小風雨尚可支吾應對，一旦有大的風浪襲來，露餡兒是必須的。黎庶昌也是自作多情，雖然他出使日本時以道德文章在日本文化界享有很高威望，但以他的遊說想使日本休兵罷戰，則天真得有些迂腐。日本不滿島國之境久矣，對外擴張是既定國策。黎庶昌早就明白，國之是非皆以實力強弱而論，沒有道理好講，他不過是心存僥倖罷了。但是一旦開戰，作為愛國者的黎庶昌則從主和派變成了堅定的主戰派。雙方已然交手，再提後撤無異投降。甲午之戰從1894年7月始，至1895年4月終，每聞戰敗消息，黎庶昌即憂憤至極，終日不食。
焉能不怨？當他聽說北洋水師的主力艦定遠號，在海戰的關鍵時刻竟只剩三發炮彈，前後主炮各一發後，剩下的一發竟要劃拳而定；當他聽說黃海一戰，鄧世昌駕駛著航速只有18節且已受傷的致遠號，去撞擊航速22.5節的日本旗艦吉野號中彈而沉，鄧世昌壯烈犧牲；當他聽說李鴻章命丁汝昌避而不戰，躲進威海衛，水師苦撐待援，終陷絕境，總兵劉步蟾下令自沉定遠號“ 以免資敵”，並與提督丁汝昌先後自裁殉國；北洋水師被日軍海陸夾擊，“包了餃子”；可以想見黎庶昌心肝俱裂、痛不欲生的情狀。十年前就上書清廷需厲兵秣馬的黎庶昌，曾在戰事中要捐白銀萬兩以襄軍費，並奏請朝廷令各級官員出錢助戰，也被清廷置之不理。就在黎庶昌每聞敗耗便失聲痛哭時，慈禧卻正在籌措鉅資，一門心思為自己舉辦60大壽慶典，準備接受百官朝賀，大宴群臣呢！眼看敗績連連卻無能為力，黎庶昌的眼淚僅僅是流給陣亡的將士嗎？作為一介儒生，黎庶昌的內心是矛盾的。清廷的專制與腐敗他洞若觀火，而忠君的歷史局限又讓他不願看到大廈將傾。這和他的恩師何其相似乃爾，曾國藩深知清兵腐朽無能，彈壓內亂尚可，抵禦外敵堪憂，曾提出裁撤綠營編練新軍。清廷拒絕了他的軍改方案，曾國藩就心知肚明瞭，作為異族統治者，原來清廷懼內亂較外患更甚，由此對清廷絕望至極。但聽幕僚預言清廷將在50年內滅亡，卻唯願速死。曾國藩救得了清王朝，清王朝卻救不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這是一代效忠清廷知識份子的悲哀，又何嘗不是中華民族之幸事呢？“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台空江自流”。況且，鳳非鳳台非台。情系華夏，當為奔流不息的江水而歌；心念蒼生，何必因沉舟病樹哀傷？
我的目光和黎庶昌的目光對視。我發現，他目光中的憂怨似乎有些退隱，代之一束穿透歷史風雲的睿智。莫非，九天之上的先生痛定思痛，與我心有戚戚焉？
我們知道，自漢以降，中國與西方的交流主要靠陸上的絲綢之路。18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也開闢出了一條抵達中國的海路。更直接、更舒適、更安全的海上交通工具使中西交流變得更具規模。晚清一大批知識份子作為文化交流的使者，幾乎無一不是通過海路抵達西方的。
黎庶昌是其中優秀的一員，他站在中西文化的交匯處，胸襟開闊，目光深邃而明澈。
較之洋務派，黎庶昌固然也重視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並為此考察了西方諸國的各類工廠。遊歷巴黎萬國博覽會時，他隨眾人坐上騰空而起的熱氣球，並不是為了欣賞巴黎美麗的景致，而是記錄下了熱氣球的各種資料。但是，他更關注民俗民風所反映出的國民心理，更重視議院政治對權力的約束與監控，這在他記述外交活動和日常民俗的多篇散文中可以看到。國民心理，折射的是一種民族精神；民主政治，反映的是一種施政理念。這或許比堅船利炮更能支撐起一個國家的強盛。
黎庶昌多次記述了遞交國書的情形，包括向日本天皇遞交國書也是“相視一笑，禮儀甚簡”。反觀清廷，僅一個“拜折”儀式就令人驚詫——地方官員向朝廷呈報奏摺前，先要在衙門大堂內設香案，供奉用黃緞包裹的小木箱。僚屬們則按等級排列庭中，主銜上奏官員穿戴齊整立於庭院中間，面對香案，門外放禮炮三響，鼓樂齊鳴，行三跪九叩大禮。禮畢，捧起木箱恭敬地交給站立一旁的折差武弁。折差接住，將木箱雙手捧過頭頂，疾步下堂走出轅門，再鳴炮三響，以示恭送。且看，專制之國與民政之國的分野何其巨大？而當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一個重要藉口，就是時處頹勢的清廷，仍堅持西方使節面見大清皇帝必須行跪拜大禮，而且，王八咬手指——死不鬆口。談崩後扣押了對方談判代表，囚于圓明園。在朝為官，黎庶昌不能僭越官場規則，但是他卻在文章中曲隱地表達了對這種皇權專制制度的不以為然，希望以此喚醒國人對民主與自由的嚮往。
不過，與對西方文明頂禮膜拜者不同，黎庶昌對開放有著獨立見解，主張“酌用西法”。他不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糟糕透頂，反而認為西方列強的“美善之風”亦可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尋覓到珍貴的思想資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不是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過了嗎？天下為公、天人合一的理念，在我們的經史子集中不是也一再宣導嗎？至於中國傳統的建築文化更是美輪美奐了。西方一位使節曾斷言絕不會向大清皇帝下跪行禮，可是他剛剛走到太和殿便雙膝一軟，撲通一聲跪倒在地。因為，偉大的中國建築太令他震撼了！黎庶昌與李鴻章均為曾國藩幕屬，後來李鴻章權傾朝野，但黎庶昌對他的一味媚外很不贊同，曾婉言提示，或許李鴻章不以為然。黎庶昌無奈歎曰：“兩大之間難為小，然子產相鄭，鄭已立。國朝（指清朝）的子產安在乎？”郭嵩燾在引歐風美雨啟迪民智上功不可沒，但他認為大英帝國擁有大量殖民地，也是因為“仁愛兼至”，贏得了“環海歸心”，就有點走火入魔了。在汲取與接納西方文明時，黎庶昌沒有忘記托承傳統文化之精義，難能可貴。
黎庶昌的目光犀利而智慧，還表現在能與時俱進。他也曾受“華夷之辨”的影響，也曾盲目憎恨洋人。豈止他，即便是中國“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不是也相信過“米利堅國並無國主，只分置二十四處頭人”，相信英國兵“腿腳僵直，不善陸戰”嗎？可貴的是，黎庶昌經過實地考察，很快糾正了偏見，既有文化自信，又能從中西文化的對比中洞悉中國之種種不足。行文著書，引火種于華夏；不懼刀斧，發宏論於廟堂。他的見解不為清廷所採納，不是由於他缺少洞察時事的目光，而是因為清廷沒有刮骨療毒的勇氣。睿智與腐朽的種種細節，已經在歷史的底片上纖毫畢現。
1897年冬，黎庶昌在沙灘老屋鬱鬱而終，時年61歲。
據說那一天，天降細雨，雨帶西風。黎庶昌咽氣時，院中古槐有一大鳥，灰羽白喙，開翮騰空飛起，繞樹三匝，悲鳴數聲。然後，消失在灰濛濛的天之盡頭。
黎庶昌死後第二年，爆發了震驚中外的戊戌變法。其實，譚嗣同等人的改革主張大都在黎庶昌的歷次上書中涉及。一腔熱血誰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如果說，戊戌變法是中國社會徹底變革之先聲，誰能否認，菜市口刑場上空那血染的風采中，沒有黎庶昌的一腔熱血呢？
要離開這座百年老宅了。一代先賢在這裡出生，一個甲子後又逝於斯處。這是一次簡單的人生輪回嗎？不，它標刻著中國近代史一次螺旋式的上升。積銖累寸，歷史總是在坎坷中前行。我精心從庭院的角落采來幾朵野菊，恭恭敬敬地置於黎庶昌塑像前。遵義的朋友見到了，說，我們正在徵集反映沙灘文化精髓的詞句，二十個字以內。黎庶昌是沙灘文化的重要代表，可否有興趣撰一佳句，也算是獻給前輩的一束馨香？
我略一沉吟，想了兩句話。這應該是幾代中國人的夢想，可惜，黎庶昌們積薪引火、不惜驅命，轉頭之間，已在歷史的天空中化作了一縷青煙。而現在，吾生有幸，正由我們這一代人努力踐行，雖然篳路藍縷，卻矢志不渝。但願先生在天之靈能夠期許：
——漁樵耕讀，固文化之本；經世致用，圓強國之夢。
刊載于《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16年7期
一下子由貢生官至“正處”，雖是非正式領導職務，但畢竟有了晉升仕途的平臺，蓋因其時局——咸豐皇帝駕崩，他欽定的顧命八大臣被捕入獄，其中兩位親王還掉了腦袋，朝野上下無不噤若寒蟬，皇帝下詔求言，一個多月竟無一人應答。本來清廷此舉是為排遣內心糾結作的一次自我按摩，如果尷尬收場，心何以安？黎庶昌的上書不啻幫清廷找到了一個臺階。該貢生言辭激烈、話鋒犀利，“朕”還降旨恩用，豈不更顯“皇恩浩蕩”？其實，黎庶昌後來投身江南大營只委了一個“稽查保甲”的小差事，若不是一個偶然機遇，他以小吏之身終老南山也未可知。有一日，曾國藩早起查看諸營，夜色未退，只遠處一點星火露帷。他循星火挑帷而入，見一年輕人正習文練字，環顧案頭收藏不俗，一番攀談有感其才，遂把這個叫黎庶昌的年輕人調到身邊，進了秘書班子。這之後，未見黎庶昌在軍事上有過什麼建樹，但曾國潘為桐城派晚期領袖，其詩文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或缺。他身邊又聚集著一群富有真才實學的文人騷客，黎庶昌與他們詩文唱和，文學上倒是日有精進。
清以小說名世，詩詞成就並不為世人稱道，但非乏善可陳。今人有“清詩三百年，王氣在夜郎”一說，推尊鄭珍為清代詩國第一人。甚至有論者認為，歷代詩人中，除李杜蘇黃外，鮮有能與之比肩者。黎庶昌自幼受鄭珍指點，其詩詞奇絕恣意，應有資格分沾這一盛譽。至於散文，他年輕時熟讀司馬遷與班固，尊尚儒術，兼收諸子百家。入仕後又師承曾國藩，其文簡練縝密、風格奇偉、意境開闊、雄恣華瞻，確是一代文章高手。後來黃遵憲與他作竟日談時，說他是“一世倜儻之才，抗時希世，海內外馳名”，絕非虛與委蛇。
黎庶昌仕途蹇滯，一度想徹底投筆從戎，為此他曾寫信向已調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求教，並希望他推薦自己到李鴻章的淮軍，在鎮壓陝西的回民起義中建立軍功。曾國藩回信認為不妥，理由是，太平天國剿滅，中原初定，建立軍功已殊為不易。況且，“李相西征，部下尚多，必不能舍其屢立戰功之舊人，更用未習軍旅之文士。閣下杖策相從”，充其量混個助理、秘書罷了，何必呢！曾國藩讓他稍等數月，說正在為他活動差事。清朝晚期，候補幹部多如牛毛，想得一實職殊為不易。
黎庶昌對曾國藩是敬重的。他以“曾門弟子”為榮，在曾國藩死後對其一生梳理總結，撰成《曾國藩年譜》十二卷，後又為其作了一篇長達萬字的傳記文章。曾國藩位高權重，但禮賢下士，對黎庶昌有提攜獎掖之恩。他曾明奏密奏清廷幾次，希望為黎庶昌謀一實職，並在黎庶昌落魄時多方為其奔走。不過，這一瓢冷水澆得正逢其時。如果黎庶昌隨李鴻章部去“剿匪”，手上就會沾染起義農民的鮮血，筆下則少了意蘊豐沛的華章。這當然並非曾國藩初衷，歷史在這裡愣了一下神兒。於是，清廷失去一條鎮壓農民起義的鷹犬，中國近代史多了一位引火種于華夏的先賢。
2
站在黎庶昌的老屋前，眺望微波蕩漾的樂安江，我的眼前曾出現一幅幻境：江水千回百轉、一波三折，終於奔流入海。湛藍的大海歡迎她遠道而來，綻放開一簇簇晶瑩的浪花。無垠的海面上，一艘輪船正準備啟航，從樂安江走出來的黎庶昌站在船首，迎風而立。
樂安江是烏江的支流。它動靜交織，流經處，有兩岸峭壁林立、水勢湍急的險灘；也有水面滯緩寬闊、魚翔淺底的平湖。我在想，黎庶昌的人生多像他的母親河，如同一曲扣人心弦的古箏，有激越的抒情也有無奈的低吟。1876年10月17日，當他隨公使郭嵩燾出任大清國駐英參贊，登上英輪“塔拉萬闊”號從上海吳淞口起錨出海時，可曾想到，這一天註定要被寫進中國的近代史，而他的榮辱進退也將構成祖國母親臉上的細微表情？
記述這次行程的散文《奉旨倫敦記》，就安放在黎庶昌故居的展櫃中。隔著玻璃，那斑駁的字跡依稀可辨，沿途的見聞亦在字裡行間呈現。歷時50餘天，航程31000裡，這不僅是一次地理意義上的跋涉，更是一次觀念和思想的跨越。
可以想見黎庶昌當年的情景——多少次日出，多少個月落，他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欄，極目遠眺，但見煙波浩渺、水天一色，霧鎖山頭山鎖霧，天連水尾水連天。低頭，海浪擊打船舷，有如碎玉亂濺；抬首，一行海鷗正掠過天際，引發了他內心一腔豪情。說來令人驚詫，當時的封建士大夫固守“華夷之辨”，以“天朝上國”自居，即便是娘肚裡的雙胞胎，西人也是“其足向天，其頭向地”，咱們“則自生民以來，男女項背端坐腹中，是知華夷之辯，即有先天人禽之分”。故光緒二年，清廷開始向外派遣使節，凡出使外邦者皆為人不屑。郭嵩燾奉旨首任英國公使，竟被鄉黨恥笑和辱駡，他原擬檄調的參贊也有人囿於偏見托詞不就。黎庶昌則不然，他卓然而立，清廉自守，在頹靡的晚清官場仕途不順；更重要的是，他受林則徐、魏源影響，企盼能有機會走出國門學來富民強國之道。儘管行前嬌妾愛子百般不舍，他還是毅然奉調，成了貴州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一旦踏上西方諸國，開明的黎庶昌還是有些“蒙圈兒”。
出使西歐五年，他歷任英、法、德和西班牙四國參贊。在《曾侯兩次呈遞法國國書情形》一文中，他曾這樣描述遞交國書的過程：宮門外陳兵一隊，奏樂迎賓。至門前下車後，他以參贊身份手捧國書，緊隨公使曾紀澤身後，“以次魚貫入其便殿，三鞠躬而前”，法國總統則“向門立待，亦免冠鞠躬”。雙方互致誦答後，鞠個躬就齊活了。
黎庶昌覺得很新鮮。不妨對比一下他日後回國被召見的情景——半夜兩點半來到軍機房候著，早上八點半才應招進殿。“太后御座上遮一黃紗幔，制如屏風，皇帝則坐于幔前”。黎庶昌進門即跪，高呼“跪請聖安”；複摘冠於地，再呼：“叩謝天恩！”隨即一個頭要在地上磕出響兒來。其後，所有的回話都要跪在地上。慈禧先和他扯了幾句閒篇兒，突然問：“見他們的國君是怎麼樣？”黎庶昌據實而奏：“見面不過是點點頭，儀文甚簡。”這位中年婦女產生了好奇心：“是站立麼？”“是。”老佛爺很是自得：“他們也還恭順。”聽話音兒，仿佛鴉片戰爭一敗再敗後，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不是腐朽的清廷，倒是以兩萬餘眾便長驅直入北京，令慈禧倉皇出逃的西方列強。而一個外表顯赫，實則已腐朽到只能靠可悲的精神勝利法來支撐的王朝，焉有不傾倒塌陷之理？
出使西方遞交國書，只是履行一般的外交程式。作為參贊，黎庶昌還被邀參觀了法國議院開會的場面，這讓素有師夷之長以自強的黎庶昌眼界大開。在一個可容納200人左右的會議廳裡，議長居中而坐，手邊放著一個鈴鐺，與會者可自由發言，議長“不欲其議”，搖鈴鐺制止也沒人理會。有一個紳士，“君党也，發一議，令眾舉手以觀從違，舉右手者不過10人，餘皆民黨”，或嘲諷譏笑，或拍手起哄。法國總統馬克蒙因為在議院中得不到多數支持，只好下臺。“朝定議，夕已退位矣。”巴黎的老百姓生活如常，好像不曾聽說一樣。而且開會時，“人聲嘈雜，幾欲交鬥”，如此“家醜”不但不刻意遮掩，還令外國使節當場觀看。
黎庶昌沒有嘲笑“蠻夷之地”的不臣之舉，反省清廷決策施政過程，認為這才是民政之效也。感歎中國乃君主專制之國，皇帝獨攬大權，既不讓朝臣分擔責任，也不把權力放置於類似西方議院那樣的機構予以制衡，怎麼能保證決策的正確與科學？
黎庶昌參觀了軍工廠、印刷廠、紡織廠、造船廠、瓷器廠，看到了火車、輪船、電器和各種機器生產確是強國富民之要術，見證了頂層政治設計對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作用。僅舉一例，中國以農業立國，卻連一座專門的農務學堂都沒有，還停留在牛耕人拉、靠天吃飯的水準。而在西班牙的一所普通農業技校裡，他看到了配有各種精密儀器的化學實驗室、物理實驗室、植物標本陳列館、教具陳列館以及各種先進的農業機械。他與社會廣泛接觸，認真體察各種民俗，感到西洋民眾的文化藝術修養確實高於國人，他們觀看戲劇、參觀畫展、舉辦舞會，被封建衛道士斥為桑間濮上的所謂“淫靡”之風，較之大清國的“男女授受不親”，亦不過是社會風氣開化的表現罷了。資本家“嗜利無厭，發若鷙鳥猛獸”，但有錢後卻能捐資辦學，贊助慈善。由於法制相對完善，為官者較之清廷也廉潔得多。耶穌蒙難日那一天，西班牙王室舉辦紀念活動，國王和王后竟親自給平民洗腳。在大清王朝，有這想法就觸犯天條，說出來那還得了？純屬作死！
黎庶昌變法的思想愈加清晰。中國地廣人稠，但如果妄自尊大，一味墨守成規、不思變革，必為世界潮流所淘汰，他將這些見聞詳盡記錄了下來。按說，黎庶昌遊覽西方諸國，事事皆動于心，文章應該聲情並茂、色彩斑斕。可是，在他這些文章的結集《西洋雜誌》中，卻沒有文接千載的議論和思飄萬里的描繪，都是純客觀記述，用現在的話說，屬於零度敘事。這其實是有原因的，當年應召上書，就因為黎庶昌出語無忌、直抒胸臆，受到了朝中保守勢力彈劾，如果不是特定的歷史背景，被“遞解還鄉”甚至殺頭也未可知。郭嵩燾是曾國藩的兒女親家，作為首任中國駐外使節，他對西方文明推崇備至，每每談及，欣賞羡慕之情溢於言表，結果被朝中保守勢力抓住了小辮兒，斥之為“漢奸”。堂堂二品大員被一擼到底，成了一介平民，死後還險被開棺鞭屍。不過，倘據此認為黎庶昌是因為官場頹風薰染而變得圓滑了，則不然。入仕後，他清廉自守，以學問立身，如求自保，他可以尸位素餐，一言不發。作為一個竊火者，黎庶昌其實是想儘量不被保守勢力糾纏，多運些薪火於暗夜沉沉的晚清，讓更多的國人感受到民主與科學的沾溉。
雄鷹收翮棲息於枝頭，不是為了逃避，而是為了更遠的飛翔。
3
1884年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綠色還在路上。一匹快馬疾奔而來，揚起一路黃塵。在位於東堂子胡同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佩戴腰刀的折差一挽韁繩，烈馬前蹄騰空，發出一聲長鳴，路旁古柏上幾隻宿鳥被驚醒了，呼扇呼扇翅膀，慵懶地飛向天空。
日本成功實行“明治維新”的第16個年頭，駐日公使黎庶昌再次上書清廷求變。歷史把一個重要的變革機遇，假黎庶昌之手推給了宮禁森嚴的紫禁城。
使歐歸國後，黎庶昌升任日本公使，時年45歲。官帽上的頂珠已由青金石換成了珊瑚，穿上了繡有錦雞的清廷二品高幹制服。那時的他對未來一定躊躇滿志，“斯游應比封侯壯，莫道書生骨相窮”，或許是他心境的真實寫照。不然，展室牆上的黎庶昌怎麼會怡然而笑？只是他肯定不知道，這笑容會在那張已被歲月雕刻過的臉上持續多久。
日本的發展曾很落後，中國進入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化時，日本還處於原始社會。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日本以中國為師，改革其氏族奴隸制國家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種種弊端，漸顯趕超之勢。特別是1868年由中下層武士發動的明治維新，開始拜西方文明為師，以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發為目標，推翻了封建幕府長達300年的統治。實行內閣、建立國會、頒佈憲法，使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生產力水準得到迅速發展，國力大增。不但廢除了和西方列強簽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還儼然與其平起平坐，把曾經的老師中國甩在了身後。
黎庶昌有充分的理由微笑。中日文化交流源遠流長，1868年宣佈改元明治開始的明治維新，“明治”的年號就是取自《易經》：“聖人南面而聽下，向明而治。”明治維新後，日本雖然已實行“脫亞入歐”，但文化界仰慕華風的余溫猶存，朝野中許多學士大夫對中華文化頗有造詣，不少人可以用漢文成詩。黎庶昌家學淵遠，學識超群，上任甫始，便經常與日本友人吟詩唱和，風騷獨領。一時間，在日本的文人騷客當中，如果與黎庶昌沒有過從竟成了一件很沒面子的事。黎庶昌和他們之間的吟詩唱和並非官場客套，而是加深中日民間友誼，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有力之舉。比如，西學漸興，舊版秘笈已不為日本書肆所重視，其中竟有不少國內早已亡佚的古籍，有的還是極為珍貴的孤本。黎庶昌如獲至寶，通過日本友人以重金四方收訪。“耗三年薪俸積餘，舉銀一萬八千兩”，刊刻出了精美的《古逸叢書》200卷。
此刻，這套叢書像劫後餘生的勇士，成軍一列，立于黎庶昌故居的展櫃之中。文字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文字起源的歷史就是中國古代文明開端的歷史。作為鮮活的歷史符號，先哲們著書立說，記述了對社會發展與自然進程的獨特認知。每一本書都是一個用黑字印在白紙上的靈魂，一個個睿智的靈魂聚集，便成就了光耀千秋的炎黃文化火炬。古老的中華民族五千年來聚而不散，靠的就是其文化的巨大向心力。如果古籍珍本不斷亡逸，便如同江河斷流，中華民族的血脈何以延續？僅此一事，黎庶昌即居功甚偉，值得我們脫帽致敬。
在沙灘黎庶昌的故居裡，還保存著一塊前些年出土的石碑。長一米，寬半米，碑文典雅暢達、淒婉動人，書法遒美健秀，頗具二王之風。如果不是遵義友人提示，我真不敢想像，碑文和書法皆出自一位叫貞子的日本姑娘。她的父親海南先生是日本學有所成的漢學家，與黎庶昌相識後，情誼日濃。黎庶昌再使日本後，海南先生正在外地養病，不日後去世。黎庶昌特趕去送葬，寫下了情真意切的墓誌銘，並從此對海南先生的遺孤多有關照。《海南文集》出版，先生的女兒貞子請黎庶昌為之作序，還不時來署探訪求教，與黎庶昌隨行日本的夫人趙氏情同母女。後來趙氏歸國後病逝，貞子聞訊，“悲慟不能言”，為趙氏寫的墓誌銘感人肺腑，黎庶昌令工匠按手跡勒石鐫刻，藏於地下。我望著石碑感歎不已，當年，一位日本小姑娘竟有如此的漢學功力和書法造詣。遵義的朋友告訴我，黃苗子先生曾參觀黎庶昌故居，面對其碑文也十分驚詫，拓了兩幅，一幅送與日本友人，一幅自己收藏。昔日的文化外交成就斐然，留存於今的這一佳話似可佐證了。
遺憾的是，黎庶昌臉上的笑容沒有能夠持續多久。他以文化為紐帶的外交特色時被世人稱讚，應該得益于其文人本色。“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闊論驚四筵”，本質上他還是一介書生，對本國及所在國文化的掌控能力是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除此之外，黎庶昌也有難以言說的苦衷。初任日本公使時，黎庶昌很欣賞前任大使的參贊黃遵憲，想留其共事，卻被黃遵憲一口拒絕了，理由是，“非不為公佐，實弱國無外交可言。”那時中日尚未開戰，日本還不為大多數中國人所認知，即便是中國的知識界也自以為：“即便放眼五大洲，中國也堪稱強國。與東海區區一島國相較，之其渺乎不足比數亦，土地之大，人民之眾，物產之富，何啻十倍於倭、百倍於倭而已？”
黎庶昌上任後不久，即感到黃遵憲言之不虛。在許多外交場合，他所受到的禮遇頗為疏闊，遠不如西方諸國使節受到尊重。戰場上拿不到的東西，更休想在談判桌上得到。比如，他任日本公使時，中國的屬國琉球已被日本強行設縣。黎庶昌赴任後，曾試圖通過交涉有所轉圜，終因國力衰微，只能眼巴巴地看著日本將其徹底吞併，算是切身體會到了“天朝上國”怎樣被“東海區區一島國”所輕慢。他還經手過一起人命官司，長崎巡捕以查巡鴉片為名毆傷華僑數人，其中一人不治身亡。日本外相井上馨對黎庶昌懲辦兇手的要求根本不予理會，咬定是誤殺，不應抵罪。黎庶昌性格剛健，與日本外相“文書往復辯論至兩月之久”，日方最後才將兇犯判了五年監禁，賠了家屬幾千塊銀洋。這件事在華人中爭相傳頌，因為能有這樣的結果已實屬意外了。而黎庶昌的自尊心仍然受到了傷害，日本所以敢輕慢“天朝上國”，實為其國力已超過清廷。他出使歐洲六年，足跡遍及西方諸國，再使“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反觀清廷的因循守舊、國力日衰，更加痛切感受到了變法求新的迫切性。
使日第三年，黎庶昌經過深思熟慮，寫成了《敬陳管見折》遞交總理衙門，請求轉奏朝廷。主張“整飭內政”“酌用西法”，提出了七條富國強兵的措施。其中第一條就是加強海軍實力，認為現在的水師“戰艦未備，魄力未雄”，“實難責與西人匹敵”，要練足一百號兵船，分成南北兩個水師，專做攻敵之用，而且每個水師應有鐵甲巨艦四五艘。可惜，這道奏摺老佛爺連看都沒有看到。總理事務衙門認為“情事不合，且有忌諱處”，竟然“寢而不奏，將原折退回”。曾紀澤知曉奏摺的內容後，認為“大疏條陳時務，切中機宜”，“弟懷之已久而未敢發”；掌管總理衙門的親貴大臣認為這道奏摺有涉忌諱處，也不是純屬的推諉之詞。天朝威武，一派祥和，慈禧覺得有水軍撐一下門面就可以了，花更多的銀子去添船置炮純屬多餘，如果當時看了黎庶昌的摺子，難保不甩臉子。至於朝廷那些守舊的大臣，因“循襲舊之見牢不可破”，仇視“火車輪船”，對黎庶昌的相關奏請更會橫加指責。
清廷又錯失了一次歷史性機遇。如果黎庶昌的奏摺當時能被採納，後來的甲午之戰也許就是另外一種結局，中國近代史也是另外一種走向了。
可惜，歷史不能假設。
4
餘暉下的沙灘村別有一番景致。
遠方的山巒被鑲上了金邊，近處的水面泛起滿目碎銀，江畔的垂釣者持竿未動，仿佛鍍上金輝的雕塑。有幾隻叫不上名的飛鳥在空中盤旋，例行歸巢前的最後一輪搜巡。如果來得巧，據說還能聽到江邊古寺的悠遠梵鐘和漁家女子的清亮歌喉呢！
遵義的朋友問：“黎庶昌墓離此不遠，可否有興致憑弔？”
我來到庭院中，端詳著他的半身雕像不願移步。真是感歎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藝，居然把一位一百多年前的先賢塑造得如此栩栩如生：瓜皮帽、長布衫，劍眉下是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那目光如兩道利劍，脫鞘而出，正穿越一個多世紀的歷史風雲向遠方眺望。
我站在他的對面，我們的目光在瞬間對接。
哦，他的目光中為什麼會有難以排遣的憂怨？是的，比起他使日歸國，“餞別宴會無虛日，惜別祝頌之詞數以百計。啟程之日送行者盈途塞港，情誼滌篤者竟追餞至數百裡外”的盛況，黎庶昌的晚景可謂淒涼。十米臥室、兩進庭院，覆蓋了他生命的全部空間。“君看縹緲綦江路，百馬如龍出貴州”，他本來應該有一個更為壯麗的人生舞臺。更何況，他憂鬱成疾，孑然獨處，生命最後的時光終日以淚洗面，一介翩翩名士已成了一個瘋癲孤寂的山間老叟。世事弄人，殊榮與失落的變幻在晚清官場已近常態，他的恩師曾國藩接受直隸總督關防時，曾被賜予在紫禁城裡騎馬的殊榮曠典，氣勢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慕。其後一年，即因天津教案謗怨交集，成為眾矢之的。一代“中興名將、曠代功臣”，幾近身敗名裂。黎庶昌非戀櫪老驥，視榮華如浮雲，自然明白官場榮枯無常的道理。
他的憂怨是因為他對大清國的失望。甲午開戰之前，時任四川川東道員的黎庶昌曾請命去日本斡旋，以避戰端。因為兩任使日經歷，他明白戰端一開斷難取勝。不是因為兵單力薄，那時，僅北洋水師已有各種艦船70餘艘，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九。但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不僅僅是表面上的軍力對比。政治腐敗，貪腐盛行，李鴻章已把北洋水師當成自己在官場謀身立命的私產，上下不能一心，將士難以用命，水師成軍後裝備從未更新，指揮、訓練、現代海戰理念、日常管理以及火力配備，已在日本海軍之下，一旦交手，勝算能有幾何？清廷沒有“恩准”他的這一請求。翁同龢主戰，光緒皇帝主戰，慈禧亦主戰，他們已被表面上的強大所迷惑。深知北洋水師實力的李鴻章則有口難言，因為他以操練水師有功攬權邀寵，已獲得了清廷太多的褒獎。戰敗後他曾自嘲，貌似強大的北洋水師不過是紙糊的老虎，虛有其表，小小風雨尚可支吾應對，一旦有大的風浪襲來，露餡兒是必須的。黎庶昌也是自作多情，雖然他出使日本時以道德文章在日本文化界享有很高威望，但以他的遊說想使日本休兵罷戰，則天真得有些迂腐。日本不滿島國之境久矣，對外擴張是既定國策。黎庶昌早就明白，國之是非皆以實力強弱而論，沒有道理好講，他不過是心存僥倖罷了。但是一旦開戰，作為愛國者的黎庶昌則從主和派變成了堅定的主戰派。雙方已然交手，再提後撤無異投降。甲午之戰從1894年7月始，至1895年4月終，每聞戰敗消息，黎庶昌即憂憤至極，終日不食。
焉能不怨？當他聽說北洋水師的主力艦定遠號，在海戰的關鍵時刻竟只剩三發炮彈，前後主炮各一發後，剩下的一發竟要劃拳而定；當他聽說黃海一戰，鄧世昌駕駛著航速只有18節且已受傷的致遠號，去撞擊航速22.5節的日本旗艦吉野號中彈而沉，鄧世昌壯烈犧牲；當他聽說李鴻章命丁汝昌避而不戰，躲進威海衛，水師苦撐待援，終陷絕境，總兵劉步蟾下令自沉定遠號“ 以免資敵”，並與提督丁汝昌先後自裁殉國；北洋水師被日軍海陸夾擊，“包了餃子”；可以想見黎庶昌心肝俱裂、痛不欲生的情狀。十年前就上書清廷需厲兵秣馬的黎庶昌，曾在戰事中要捐白銀萬兩以襄軍費，並奏請朝廷令各級官員出錢助戰，也被清廷置之不理。就在黎庶昌每聞敗耗便失聲痛哭時，慈禧卻正在籌措鉅資，一門心思為自己舉辦60大壽慶典，準備接受百官朝賀，大宴群臣呢！眼看敗績連連卻無能為力，黎庶昌的眼淚僅僅是流給陣亡的將士嗎？作為一介儒生，黎庶昌的內心是矛盾的。清廷的專制與腐敗他洞若觀火，而忠君的歷史局限又讓他不願看到大廈將傾。這和他的恩師何其相似乃爾，曾國藩深知清兵腐朽無能，彈壓內亂尚可，抵禦外敵堪憂，曾提出裁撤綠營編練新軍。清廷拒絕了他的軍改方案，曾國藩就心知肚明瞭，作為異族統治者，原來清廷懼內亂較外患更甚，由此對清廷絕望至極。但聽幕僚預言清廷將在50年內滅亡，卻唯願速死。曾國藩救得了清王朝，清王朝卻救不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這是一代效忠清廷知識份子的悲哀，又何嘗不是中華民族之幸事呢？“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台空江自流”。況且，鳳非鳳台非台。情系華夏，當為奔流不息的江水而歌；心念蒼生，何必因沉舟病樹哀傷？
我的目光和黎庶昌的目光對視。我發現，他目光中的憂怨似乎有些退隱，代之一束穿透歷史風雲的睿智。莫非，九天之上的先生痛定思痛，與我心有戚戚焉？
我們知道，自漢以降，中國與西方的交流主要靠陸上的絲綢之路。18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也開闢出了一條抵達中國的海路。更直接、更舒適、更安全的海上交通工具使中西交流變得更具規模。晚清一大批知識份子作為文化交流的使者，幾乎無一不是通過海路抵達西方的。
黎庶昌是其中優秀的一員，他站在中西文化的交匯處，胸襟開闊，目光深邃而明澈。
較之洋務派，黎庶昌固然也重視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並為此考察了西方諸國的各類工廠。遊歷巴黎萬國博覽會時，他隨眾人坐上騰空而起的熱氣球，並不是為了欣賞巴黎美麗的景致，而是記錄下了熱氣球的各種資料。但是，他更關注民俗民風所反映出的國民心理，更重視議院政治對權力的約束與監控，這在他記述外交活動和日常民俗的多篇散文中可以看到。國民心理，折射的是一種民族精神；民主政治，反映的是一種施政理念。這或許比堅船利炮更能支撐起一個國家的強盛。
黎庶昌多次記述了遞交國書的情形，包括向日本天皇遞交國書也是“相視一笑，禮儀甚簡”。反觀清廷，僅一個“拜折”儀式就令人驚詫——地方官員向朝廷呈報奏摺前，先要在衙門大堂內設香案，供奉用黃緞包裹的小木箱。僚屬們則按等級排列庭中，主銜上奏官員穿戴齊整立於庭院中間，面對香案，門外放禮炮三響，鼓樂齊鳴，行三跪九叩大禮。禮畢，捧起木箱恭敬地交給站立一旁的折差武弁。折差接住，將木箱雙手捧過頭頂，疾步下堂走出轅門，再鳴炮三響，以示恭送。且看，專制之國與民政之國的分野何其巨大？而當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一個重要藉口，就是時處頹勢的清廷，仍堅持西方使節面見大清皇帝必須行跪拜大禮，而且，王八咬手指——死不鬆口。談崩後扣押了對方談判代表，囚于圓明園。在朝為官，黎庶昌不能僭越官場規則，但是他卻在文章中曲隱地表達了對這種皇權專制制度的不以為然，希望以此喚醒國人對民主與自由的嚮往。
不過，與對西方文明頂禮膜拜者不同，黎庶昌對開放有著獨立見解，主張“酌用西法”。他不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糟糕透頂，反而認為西方列強的“美善之風”亦可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尋覓到珍貴的思想資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不是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過了嗎？天下為公、天人合一的理念，在我們的經史子集中不是也一再宣導嗎？至於中國傳統的建築文化更是美輪美奐了。西方一位使節曾斷言絕不會向大清皇帝下跪行禮，可是他剛剛走到太和殿便雙膝一軟，撲通一聲跪倒在地。因為，偉大的中國建築太令他震撼了！黎庶昌與李鴻章均為曾國藩幕屬，後來李鴻章權傾朝野，但黎庶昌對他的一味媚外很不贊同，曾婉言提示，或許李鴻章不以為然。黎庶昌無奈歎曰：“兩大之間難為小，然子產相鄭，鄭已立。國朝（指清朝）的子產安在乎？”郭嵩燾在引歐風美雨啟迪民智上功不可沒，但他認為大英帝國擁有大量殖民地，也是因為“仁愛兼至”，贏得了“環海歸心”，就有點走火入魔了。在汲取與接納西方文明時，黎庶昌沒有忘記托承傳統文化之精義，難能可貴。
黎庶昌的目光犀利而智慧，還表現在能與時俱進。他也曾受“華夷之辨”的影響，也曾盲目憎恨洋人。豈止他，即便是中國“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不是也相信過“米利堅國並無國主，只分置二十四處頭人”，相信英國兵“腿腳僵直，不善陸戰”嗎？可貴的是，黎庶昌經過實地考察，很快糾正了偏見，既有文化自信，又能從中西文化的對比中洞悉中國之種種不足。行文著書，引火種于華夏；不懼刀斧，發宏論於廟堂。他的見解不為清廷所採納，不是由於他缺少洞察時事的目光，而是因為清廷沒有刮骨療毒的勇氣。睿智與腐朽的種種細節，已經在歷史的底片上纖毫畢現。
1897年冬，黎庶昌在沙灘老屋鬱鬱而終，時年61歲。
據說那一天，天降細雨，雨帶西風。黎庶昌咽氣時，院中古槐有一大鳥，灰羽白喙，開翮騰空飛起，繞樹三匝，悲鳴數聲。然後，消失在灰濛濛的天之盡頭。
黎庶昌死後第二年，爆發了震驚中外的戊戌變法。其實，譚嗣同等人的改革主張大都在黎庶昌的歷次上書中涉及。一腔熱血誰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如果說，戊戌變法是中國社會徹底變革之先聲，誰能否認，菜市口刑場上空那血染的風采中，沒有黎庶昌的一腔熱血呢？
要離開這座百年老宅了。一代先賢在這裡出生，一個甲子後又逝於斯處。這是一次簡單的人生輪回嗎？不，它標刻著中國近代史一次螺旋式的上升。積銖累寸，歷史總是在坎坷中前行。我精心從庭院的角落采來幾朵野菊，恭恭敬敬地置於黎庶昌塑像前。遵義的朋友見到了，說，我們正在徵集反映沙灘文化精髓的詞句，二十個字以內。黎庶昌是沙灘文化的重要代表，可否有興趣撰一佳句，也算是獻給前輩的一束馨香？
我略一沉吟，想了兩句話。這應該是幾代中國人的夢想，可惜，黎庶昌們積薪引火、不惜驅命，轉頭之間，已在歷史的天空中化作了一縷青煙。而現在，吾生有幸，正由我們這一代人努力踐行，雖然篳路藍縷，卻矢志不渝。但願先生在天之靈能夠期許：
——漁樵耕讀，固文化之本；經世致用，圓強國之夢。
刊載于《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1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