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學的去知識化和技能化傾向——六十年語文教育最大的失誤（語文建設 2009年第7、8期）
杭州師範大學學科教育研究所 倪文錦
就我個人的認識而言， 六十年語文教育最大的得， 就是1963年《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中第一次明確指出的“語文是學好各門知識和從事各種工作的基本工具”， 提出了語文學科的工具性， 從而使當時的語文教學品質得到有效的提高。 最大的失， 如果撇開政治因素不談， 恐怕要數時下語文教學的去知識化、技能化傾向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眾所周知， 建國以來， 包括語文教育在內的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走過了曲折的道路。
儘管大家對語文的理解有許多分歧， 但我們必須尊重新中國成立之初學科正名的初衷， 即它反映的是“言”“文”一致的學科特點。 語文課是關於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的學習， 它自然包括語言與言語。 因此， 無論是葉聖陶先生的“口頭為語， 書面為文”說， 還是呂叔湘先生的“語言文字”說， 只要我們不作狹隘的理解， 語文的內涵都非常清楚。 在基礎教育中， 語文與其他學科的區別就在於， 學習其他學科語言只是一種媒介，
那為什麼說撇開政治因素不談， 語文教學的去知識化、技能化傾向是最大的失誤呢？這也需要從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的視角加以考察。 從歷史上看， 我國對語文教育現代性的追求，
新中國成立以後，從50年代初期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歷經50年代中期“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的確立，到60年代初期《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強調“雙基”，提出了語文“工具性”問題，再到90年代初期義務教育大綱強調知識點和能力訓練等（其間的“文化大革命”除外），證明國語運動所形成的語文教育觀念得到了延續（儘管這中間經歷了太多的曲折）。而基於新文學運動的語文教育觀念則出現了斷裂，不僅50年代中期的漢語、文學分科，文學課程與五四新文學運動並沒有建立多少聯繫，而且直至90年代後期由《北京文學》引發的語文教育大討論，才開始吸引一批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目光，並重新續上新文學運動的線索。由此可見，語文課程如果堅持“去知識化”傾向，將會導致對語言現代性的追求這條線索再度中斷，而這條線索在百年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中是唯一一條延續時間較長的線索。
當前語文教學的去知識化、技能化傾向與新課程關於“不宜刻意追求語文知識的系統和完整”的提法，以及引進一大批新的教學概念（諸如語感、積累、體驗、感悟、揣摩、品味、整體感知、薰陶感染等）不無關係。關於語文知識，大家不贊成原有的語文課程原封不動地照搬語言學、修辭學、文學等知識，因為事實證明，照搬這些知識並不能有效地培養和發展學生的言語實踐能力，但這並不意味著語文課程沒有知識或不需要知識。從課程論的角度看，我們對語文知識既不應該也不可能加以回避，因為任何一門成熟的課程都不可能沒有知識。所以問題的實質不在於要不要語文知識，而是需要建構什麼樣的語文知識。從根本上說，語文知識是人類語文實踐在人們頭腦中反映的產物，是人類的認識成果和智慧的結晶；如果說知識是人的智力活動的一種“物化”，那麼人的實踐則是這種“物化”的唯一源泉。學生之所以需要學習語文知識，是因為它能夠正確指導他們具體的語文實踐。這種指導作用，正是人的智力的體現。因此，有語文教師不無感慨地說：“從2001年實施語文新課程至今已有8年了，‘一個抗戰’都結束了，但我們的師生至今仍不清楚語文課程應該有的知識是哪些，更不用說如何掌握它了。這既是語文課程缺乏科學性的明證，也是當前語文課程最大的敗筆。要讓學生愛上這樣的語文課程確實也難。”
語文教學去技能化的傾向也與新課程淡化訓練有關。為了培養和發展學生的語文能力，我們的語文教學過去曾經十分強調和注重訓練，光初中語文就有所謂48個能力訓練點的說法。但長期以來，由於語文教學中的這種訓練並不完全是建立在科學的訓練觀之上，而是盲目地、籠統地強調“多練”，因而我們的語文訓練一直籠罩著“多多益善”的迷霧。尤其是受應試教育的影響，這種訓練更是被直接發展為非常功利的應試訓練。因此，在本次課程改革中，語文新課程強調語感、積累、體驗、感悟、揣摩、品味等，是對上述訓練的一種反撥，有其積極的一面。然而，語文教學只要有技能培養、能力培養的任務，就離不開訓練。簡單地去技能化並不能真正有效達成語文教學的整體目標。已有學者指出，“揣摩”“體會”“感受”“品味”等，表達的是一種全面“去知識化”的情緒，如果完全按這一要求去做，課文閱讀就會局限在詞句乃至字詞的單位。這在關於閱讀的認知上是錯誤的，在閱讀教學實踐中也會造成極大傷害。這種做法不僅容易形成語文教學的程式化，而且人為地增加了語文學習的難度和神秘感。不僅如此，“揣摩”“體會”等通常適用于文學作品，對非文學作品並不適合。比如新聞報導追求“直達讀者”，崇尚簡練質樸，一般情況下沒有微言大義，因而也不需要揣摩、品味。如果嚴格執行的話，只會造成兩種結局：一是在語文教學中驅除所有不適合“揣摩”“體會”的文章；二是對所有的文章都取“揣摩”“體會”“感受”“品味”的閱讀方式。這顯然是以偏概全，缺乏實事求是。（參見王榮生《認知與籌畫：語文課程標準研製的雙重制約》）
總之一句話：直面語文教育的是是非非，有一點應該記取——力戒兩極思維，不能用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自胡適提出“國語的文學”和“文學的國語”之後，國語運動與新文學運動合流，推動著語文教育現代化的進程。因此，葉聖陶先生後來宣導的“語文習慣的養成”說，正體現了國語運動與新文學運動合流後二者融合的特點。當然，國語運動的成果真正落實於實際教育，也是直到20世紀30年代，在夏丏尊、葉聖陶合編的《國文百八課》中，文法、文章、修辭等現代語文知識被體系化。新中國成立以後，從50年代初期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歷經50年代中期“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的確立，到60年代初期《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強調“雙基”，提出了語文“工具性”問題，再到90年代初期義務教育大綱強調知識點和能力訓練等（其間的“文化大革命”除外），證明國語運動所形成的語文教育觀念得到了延續（儘管這中間經歷了太多的曲折）。而基於新文學運動的語文教育觀念則出現了斷裂，不僅50年代中期的漢語、文學分科，文學課程與五四新文學運動並沒有建立多少聯繫，而且直至90年代後期由《北京文學》引發的語文教育大討論，才開始吸引一批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目光，並重新續上新文學運動的線索。由此可見，語文課程如果堅持“去知識化”傾向，將會導致對語言現代性的追求這條線索再度中斷，而這條線索在百年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中是唯一一條延續時間較長的線索。
當前語文教學的去知識化、技能化傾向與新課程關於“不宜刻意追求語文知識的系統和完整”的提法，以及引進一大批新的教學概念（諸如語感、積累、體驗、感悟、揣摩、品味、整體感知、薰陶感染等）不無關係。關於語文知識，大家不贊成原有的語文課程原封不動地照搬語言學、修辭學、文學等知識，因為事實證明，照搬這些知識並不能有效地培養和發展學生的言語實踐能力，但這並不意味著語文課程沒有知識或不需要知識。從課程論的角度看，我們對語文知識既不應該也不可能加以回避，因為任何一門成熟的課程都不可能沒有知識。所以問題的實質不在於要不要語文知識，而是需要建構什麼樣的語文知識。從根本上說，語文知識是人類語文實踐在人們頭腦中反映的產物，是人類的認識成果和智慧的結晶；如果說知識是人的智力活動的一種“物化”，那麼人的實踐則是這種“物化”的唯一源泉。學生之所以需要學習語文知識，是因為它能夠正確指導他們具體的語文實踐。這種指導作用，正是人的智力的體現。因此，有語文教師不無感慨地說：“從2001年實施語文新課程至今已有8年了，‘一個抗戰’都結束了，但我們的師生至今仍不清楚語文課程應該有的知識是哪些，更不用說如何掌握它了。這既是語文課程缺乏科學性的明證，也是當前語文課程最大的敗筆。要讓學生愛上這樣的語文課程確實也難。”
語文教學去技能化的傾向也與新課程淡化訓練有關。為了培養和發展學生的語文能力，我們的語文教學過去曾經十分強調和注重訓練，光初中語文就有所謂48個能力訓練點的說法。但長期以來，由於語文教學中的這種訓練並不完全是建立在科學的訓練觀之上，而是盲目地、籠統地強調“多練”，因而我們的語文訓練一直籠罩著“多多益善”的迷霧。尤其是受應試教育的影響，這種訓練更是被直接發展為非常功利的應試訓練。因此，在本次課程改革中，語文新課程強調語感、積累、體驗、感悟、揣摩、品味等，是對上述訓練的一種反撥，有其積極的一面。然而，語文教學只要有技能培養、能力培養的任務，就離不開訓練。簡單地去技能化並不能真正有效達成語文教學的整體目標。已有學者指出，“揣摩”“體會”“感受”“品味”等，表達的是一種全面“去知識化”的情緒，如果完全按這一要求去做，課文閱讀就會局限在詞句乃至字詞的單位。這在關於閱讀的認知上是錯誤的，在閱讀教學實踐中也會造成極大傷害。這種做法不僅容易形成語文教學的程式化，而且人為地增加了語文學習的難度和神秘感。不僅如此，“揣摩”“體會”等通常適用于文學作品，對非文學作品並不適合。比如新聞報導追求“直達讀者”，崇尚簡練質樸，一般情況下沒有微言大義，因而也不需要揣摩、品味。如果嚴格執行的話，只會造成兩種結局：一是在語文教學中驅除所有不適合“揣摩”“體會”的文章；二是對所有的文章都取“揣摩”“體會”“感受”“品味”的閱讀方式。這顯然是以偏概全，缺乏實事求是。（參見王榮生《認知與籌畫：語文課程標準研製的雙重制約》）
總之一句話：直面語文教育的是是非非，有一點應該記取——力戒兩極思維，不能用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