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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國經濟週刊》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責編：郭芳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5期）
暴雪沒能阻擋達沃斯的腳步。
70個國家元首、4000多位企業家、2000多位社會名流聚集在達沃斯， 這似乎加劇了達沃斯小鎮的焦慮。
今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主題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運”。 這延續了習近平主席去年在達沃斯論述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而被視為“分化世界”代表的特朗普則被認為有意讓美國引領世界走向“分化趨勢”。 但無論特朗普如何鬧分化，
國際金融研究所（IIF）2018年1月發佈的最新資料提醒：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 全球債務已經升至紀錄新高233萬億美元， 是同期全球GDP的318%。
全球的債務還會繼續增加嗎？我們是否有能力背負如此沉重的債務負擔？這樣下去的結果又會如何？
我們看到的分項資料是：233萬億美元當中， 政府債務63萬億美元、金融部門債務58萬億美元、非金融部門債務68萬億美元、家庭部門債務44萬億美元。 IIF的統計資料同時表明， 僅僅2017年前9個月， 全球債務就增加了16.5萬億美元， 增長率為8%， 而同時全球GDP增長率不過3%到4%而已。 毫無疑問， 債務增長率和GDP增長率之間的落差，
如果這樣的財務狀況出現在一家企業， 那他早就破產好幾回了。 就是因為沒有其它星球作為地球的經濟競爭對手， 所以債務這麼高， 誰也拿它沒辦法， 但這並不意味著地球不會破產。 對拉高整個地球債務貢獻最大的是誰？當然是發達國家， 由於其公共債務總量的大幅增加， 發達國家債務與GDP比例已經達到了390%， 尤其是美國和日本， 其國債均出現大幅增加。 你可能已經看到， 美國部分政府部門再一次停擺了， 而其背後的原因就是國會懷疑美國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 據公開資料， 2017年年末， 美國的國債總量突破20萬億美元， 大致相當於美國GDP的112%。
毫無疑問， 全球債務暴漲與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密切相關。
當然， 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中國的情況。 IIF的資料顯示， 中國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當中， 債務上漲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過去10年間， 新興市場的債務總量增加了40萬億美元， 而前一個10年僅僅增加了9萬億美元。 我們需要看到的是， 儘管中國債務率尚未達到全球318%的水準， 但2017年， 中國債務占GDP比重還是上升了2個百分點， 至294%。 而此前的2012年至2016年，
IIF的報告也指出， 儘管全球債務已經飆升至新的紀錄高位， 但受到中國持續打擊影子銀行等因素的影響， 隨著全球經濟擴張， 全球債務占GDP比重已經連續第四個季度下降， 目前318%的比重， 相對於2016年第三季度——歷史最高紀錄已經降低了約3個百分點。
說實話， 看到全球債務率在降低， 十分欣慰。 目前新興市場的總債務量達到了56萬億美元， 這相當於新興市場GDP總量的215%；其中48.5萬億美元是以本幣計價發行的， 剩下的債務則是以美元、歐元和日元等外幣發行的。
IIF的數據到底有多少可信度？我們暫且擱下這個疑問， 而作為負責任的態度， 我們必須專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們一定要明白， 美國、歐洲， 甚至日本， 他們是發達國家， 他們的貨幣優勢給他們提供了轉嫁危機的能力， 即通過低價收購他國資產而降低自身債務水準的能力。 但中國不行， 人民幣沒有發達國家的強度， 也沒有轉嫁債務風險的可能。 所以中國債務率低於發達國家沒什麼可驕傲的， 重要的是我們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債務增長過快，這是不可低估的債務風險。在此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升值、國內利率不斷上漲正在加大中國的債務風險和債務負擔，這是不可回避的風險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處置這是個重大難題。
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內債問題，是比較容易通過技術性處理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讓中產階層的財富因解決債務問題而縮水。多年來，我們為中產階層社會構建付出了巨大努力，所以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智慧，找出既能保住中產階層財富，又能有效化解債務杠杆風險的良策。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嗎？不對，債務杠杆風險的化解和中產階層財富保全之間其實並不矛盾。
筆者認為，中國的債務杠杆過高並不是絕對概念，而是“因短而高”的相對概念。所以，只要處理好中國金融短期化、貨幣化、套利化——這個杜絕債務危機發生的關鍵問題，中產階層的財富就不會被侵蝕，中國經濟就可以良性發展，而這一點關鍵取決於中國金融管理當局是否願意改變過去的做法，即放棄向華爾街的過去學習金融。最大的改變在於實實在在地讓金融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源。
習近平主席已經明確指出：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範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
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要破除千難萬險避免中國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要做到這一點：第一，必須堅持以實體經濟為本發展中國經濟，加厚中國淨資產而降低債務率；第二，讓金融市場產品更加長期化，有利於資本市場擴張，而不是一味地鼓勵短期的貨幣投機。這兩點都是根本問題，容不得絲毫怠慢。
實際上，恢復本國實體經濟能力已經是發達國家正在積極努力的著力點。特朗普為什麼近乎瘋狂地推動美國製造業占比，恐怕並非簡單的“美國再強大”的考量，而通過美元霸權打劫“經濟遇難者”，甩掉其無以復加的債務，才是根本目的。因此我們看到，特朗普一方面通過低廉的金融價格、減稅壓低美元幣值，為美國本土營造實體經濟成長的環境；另一方面，啟動201、310、232等一系列貿易條款，壓制中國經濟，給中國經濟加霜加雪，製造危機。
這時候，轉變中國金融的管理方式是不是倍顯迫切？我們沒有多少時間。
重要的是我們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債務增長過快，這是不可低估的債務風險。在此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升值、國內利率不斷上漲正在加大中國的債務風險和債務負擔，這是不可回避的風險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處置這是個重大難題。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內債問題，是比較容易通過技術性處理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讓中產階層的財富因解決債務問題而縮水。多年來，我們為中產階層社會構建付出了巨大努力，所以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智慧，找出既能保住中產階層財富，又能有效化解債務杠杆風險的良策。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嗎？不對，債務杠杆風險的化解和中產階層財富保全之間其實並不矛盾。
筆者認為，中國的債務杠杆過高並不是絕對概念，而是“因短而高”的相對概念。所以，只要處理好中國金融短期化、貨幣化、套利化——這個杜絕債務危機發生的關鍵問題，中產階層的財富就不會被侵蝕，中國經濟就可以良性發展，而這一點關鍵取決於中國金融管理當局是否願意改變過去的做法，即放棄向華爾街的過去學習金融。最大的改變在於實實在在地讓金融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源。
習近平主席已經明確指出：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範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
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要破除千難萬險避免中國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要做到這一點：第一，必須堅持以實體經濟為本發展中國經濟，加厚中國淨資產而降低債務率；第二，讓金融市場產品更加長期化，有利於資本市場擴張，而不是一味地鼓勵短期的貨幣投機。這兩點都是根本問題，容不得絲毫怠慢。
實際上，恢復本國實體經濟能力已經是發達國家正在積極努力的著力點。特朗普為什麼近乎瘋狂地推動美國製造業占比，恐怕並非簡單的“美國再強大”的考量，而通過美元霸權打劫“經濟遇難者”，甩掉其無以復加的債務，才是根本目的。因此我們看到，特朗普一方面通過低廉的金融價格、減稅壓低美元幣值，為美國本土營造實體經濟成長的環境；另一方面，啟動201、310、232等一系列貿易條款，壓制中國經濟，給中國經濟加霜加雪，製造危機。
這時候，轉變中國金融的管理方式是不是倍顯迫切？我們沒有多少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