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學了！1967年1月初， 我終於背著書包走進了新鮮胡同小學。 那首哼唱多時的《上學歌》， 終於變成現實了。
太陽當空照花兒對我笑
小鳥說早早早
你為什麼背上小書包
我要上學校天天不遲到
愛學習愛勞動
長大要為人民立功勞
連說兩個“終於”的詞語， 是因為我們這撥孩子， 原本應當於1966年暑期入學， 但由於是年中央決定開展“史無前例”的、“觸及靈魂”的運動（參見“五·一六通知”）， 教育系統全面忙活著參與那場運動， 確定學校一律暫停招收新生， 直到後來又有“複課鬧革命”最高指示傳達下來， 學校大門才在跨進新年之際對我們敞開。
這樣一來， 兩撥兒適齡學童同時走進了學校， 我們這撥兒就叫做大一年級， 後面的叫小一年級， 大約半年不到， 軍訓課程開始， 我們就被命名二連×排，
初入學時印象——突出政治， 一好百好
由於早就從大哥哥大姐姐們那裡借閱並熟讀過小學三年級以前的課本， 所以， 正式進入學堂之後， 編入幾年級都會覺得無所謂， 反正課上老師講的大都明白， 不會有陌生、難懂的感覺。 然而， 開課了， 卻發現這正式的學習生活跟先前聽聞到、想像的大不一樣。
㈠課本變更。 先前那一年級的語文課本前三課分別是：日月水火、土山石田、行走站立坐。
㈡請示彙報。 那個時候， 全北京城乃至全中國都在流行一種儀式（或叫活動）， 就是早晨起床以後肅穆站立在領袖畫像或革命標語欄前高聲朗誦敬仰、祝福領袖的話語， 高唱革命歌曲；晚上入睡之前除了前面要朗誦歌唱的內容外， 還要講述一天當中自己的所作所為、優劣評判， 這言行就叫“早請示、晚彙報”。 延及到學校及其學生生活中， 就要在上課前以及放學後亦要進行這類“早請示、晚彙報”。
多麼好的學生！多麼積極而又革命化的建議！哪一位老師和學校領導也沒有理由（實則是不敢）拒絕或者緩辦啊！除了當眾表揚外， 一個號令， 就在全校實行起來。 當然包括進出校門的教職員工各位， 趕上了哪幫哪隊就跟著哪幫哪隊同學一起來吧！學校也把迎門的花木影壁裝扮成“紅色影壁”（領袖巨幅彩照加紅底語錄），
㈢佈置教室。 紅彤彤的“紅世界”， 是當時人們對於由領袖的彩色畫像、語錄牌匾及裝飾的彩色綢紙組成的環境的一種形象描述。 外面世界中大的環境、氛圍都如此， 寧靜的校園也不例外。 除了教室四周牆壁上面需要張貼領袖畫像、最高指示外， 課桌桌面的一角也要貼上一小塊提示性的最高指示，如“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多思”、“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艱苦樸素”等等。
對課桌桌面張貼的小語錄片，書店少有成品售賣，（不像現在流行風靡的卡通畫、即時貼那樣，規格多種，小巧靈活，多重適用。）只好手工畫框，手寫填字，一般是心細手巧的女生負責畫邊框，字跡工整像樣、會用鋼筆的同學則承擔寫字任務。因為那時還沒有用上複印、影印的技術，開始操練，一次只寫一張，成品速度極慢，後來有同學支招說，可以用踏藍紙（學名複寫紙，但非今日複寫含義）墊在下面，一次寫出兩至三張。試了後，果然效率提高不少，但也是相當費勁。
㈣慶祝遊行。有過是時生活經歷的人們都會知道，那年那月每天晚上8點前，黨政軍民學及至百姓大眾都會不約而同地守候在收音機旁邊，聆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的“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節目”。（今日電視臺上《新聞聯播》之母版）那套節目除了介紹祖國內外、大江南北的新聞時事，更重要的是在節目第一條，往往會有授權播發“最新（高）指示”消息傳出。每當至此，常常是播發消息還未結束（由於是重要消息，多是連播兩遍，且在該“聯播節目”結束之前，還有按記錄速度播出的時段），街面上鑼鼓聲、歡呼聲已經此伏彼起，由遠及近，由近及遠，不絕於耳。這就意味著我們要迅速整理好衣裝，系好鞋帶，跑去學校，參加由學校組織的上街慶祝遊行活動。
這慶祝遊行多是由在校的老師（有的並非值班或加班，而是提前獲得消息，留在學校的）或高年級的大哥哥們組織及帶隊，以班級或年級為行走方陣，根據學生們的年齡、體力情況，確定遊行路線，若不是重大活動專案（遇特別重大活動，可行進至天安門廣場），一般的慶祝遊行，新鮮小學的高年級學生從學校算起，南至南小街南口（或及北京站），西至東四路口，東至朝陽門，而我們三四年級中間的只在附近胡同轉轉，一二年級的學生學校方面原則上不組織出來，有願意參加的，要求是一定要找到自己認識的大哥哥大姐姐帶領，並跟好隊。那時，對學校確定三四年級學生只可以在周邊行走慶祝，不宜遠行的規定相當不滿，往往一出門後就要纏住老師或領隊，要求儘量把遊行路線安排得遠一些。而老師或領隊多會對你講，光看幾個甚至十幾個同學的體力、耐力還不行，要考慮到大多數直至全隊的同學能不能跟得上，走到底，還要不受傷、不得病以保證次日正常上課才行。這些勸導性的話，雖說是充滿了關心愛護的真誠，但被革命激情觸發了的我們，肯定全然不在話下！再三請求、矯情，得到的卻是另樣的回答“你們如果有時間、有精力，就連夜背誦並且背熟這最新的最高指示，明天上課以後可以來個朗誦比賽。”這一下子，誰也就不再吱聲了。
緊隨著，與這活動及參與相關的就是組織召集的問題。儘管聽聞“喜訊”便有所反應、行動，已成為絕大多數同學的自覺行為，但也只是我們這些住在學校附近的學生或班級幹部會迅速趕到校園。仍有少數不甚“積極”的同學反應遲鈍，或是想偷一點懶，他們雖然也會參加慶祝遊行，但期待遊行隊伍轉到他家門口時候才出來露上個面，喊喊口號，並不打算跑來學校參加起點遊行。為促進學生們參與這類活動的“出行率”，學校確定，以班級為單位，組建專門上傳下達用的“聯絡網”。即由住在學校附近的學生作班級牽頭人，每條胡同、街巷再選出一、兩名聯絡人，當學校或班主任老師有事情緊急通知大家的時候，先要告知班級牽頭人，由該牽頭人向下一層聯絡人傳達，聯絡人再負責其所住胡同、街巷每位同學的通知，由此召喚、通知到本班全體同學。
對於能在班級“聯絡網”上擔任班級牽頭人、聯絡人的，誰都會覺得屬於一種榮耀、一種責任，是響應學校或老師號召，為同學服務的絕好機會。而不是勞累，不是負擔。我們家距離學校較近，我又是班長，這班級牽頭人當然義不容辭。
與遊行活動及參與相關的另一項事情就是標語小旗的製作。雖然那個時候比較流行人手一冊、隨身攜帶領袖的“紅寶書”，但凡遇舉行儀式或集會上祝福時手裡面不停地揮舞著，可在遊行的進軍行走中，還是揮舞一束花朵或一面小紙旗比較愜意。
標語小旗沒有統一制售的，只能各顯神通，自己製作。沒有老師指派、同學推薦，我又主動承擔了這項“光榮任務”——先是到文具商店買來五顏六色的廣告紙或大字報紙，再裁剪成差不多大小的三角形，隨後在三角形紙面上用毛筆墨蹟寫好內容，另外準備好小細木棒做旗柄，請母親幫忙熬一些粘貼用的漿糊，然後就可以製作小旗子了。在整個製作當中，最為勞神受累的是尋找用作旗柄的小細木棒，由於城裡不比郊區或農村，哪裡有隨處可找的樹枝、荊條？曾經嘗試使用紙卷的細紙管代替，但到外面一用，發覺不成，揮舞中很容易折彎，於是只好放棄。在暈頭轉向的尋找中，有一天忽然發現，我家窗戶外有一大卷由蘆葦製成的遮陽簾子，那一根根長長的禾草豈不是正像那一杆杆標語小旗的“旗杆”？！於是，找到了母親，請求同意將這卷遮陽簾子拆散了，為標語小旗的製作提供“旗杆”（哥哥的班級同樣也需要製作小旗並缺少這一關鍵材料）。母親這時候其實是說贊同不好，說不贊同也不好，只是反問我們“如果把它拆了，到了夏天屋裡太熱（我家住的東屋在夏日裡西曬帶來蒸騰十分厲害）你們能受得了嗎？”一聽說母親沒有堅決反對，就覺得可能有戲！心裡想到，如果沒有了遮陽簾子，夏天屋裡肯定會熱燥一些，但較比邱少雲叔叔（抗美援朝戰場的志願軍戰士）為了不暴露潛伏目標而忍受烈火燒身卻不肯移動，較比向秀麗阿姨（廣州某製藥工廠工人）以臥倒身體攔截傾灑蔓延的起火酒精從而避免因此引起更大的爆炸火災，這困難又算得了什麼？！
當集全院家長、夥伴之力制好的一捆捆標語小旗送到學校，老師和同學們都驚呆了，想像不出我們是怎樣克服困難創造成功的。由於製作數量較多，不僅在自己班上使用，還支援了兄弟班級。當然了，這一義舉行為得到了學校領導在全校課間操上的通報表揚。
㈤活學講用。入學以後的第二學期，學校舉辦了全校範圍“首屆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經驗交流會”，並且舉行了“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班級、先進個人”評選活動。本人因為是班長，而且又表現成績突出，因而確定不僅為代表本班的與會代表，還要在大會主會場登臺發言。隨後為了準備這發言稿，大約用了整整一周的時間整理撰寫，班主任老師甚至破例特批假期，那幾天我可以不到校上課，在家裡專門準備參加交流會議的發言稿，直到任務完成。
那個時候，由於年紀尚小，認識也淺，還沒有學會、弄懂自己要從言行舉止等方面，系統梳捋、總結自己的學習過程、心得體會以及實際表現、今後打算，才夠得上在全校師生面前，講解“經驗體會”的資格，那所謂“活學活用經驗”其實就是個好人好事的綜合彙報。印象中大約彙報了自己入學以後所做的七十多件好事（同院一高年級大哥哥還逗我說，再仔細想想，若能湊上百件好事好表現，肯定轟動全校。我實誠地回答沒那麼多，真是不夠。），在會上念了半個多鐘頭，引來了好長一陣掌聲。然後在羞紅了臉，半懵的狀態下回到了座位。
時隔一年，學校公告將要舉辦第二屆“活學活用”經驗交流會。在會前，班主任老師專門找我談了兩次話，一個中心內容——你作為班長，可以參加這個會議，但是登臺發言要讓給班上的副班長同學，理由是他本人以及家人都找了老師，要求推舉他為發言代表，而且他那個課餘學習小組也表現不錯，要專門做一下介紹。老師在肯定我近一年來成績的同時，要求我能夠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名聲，繼續把班集體工作做好，與副班長同學的團結搞好，要讓同學們能看到比學趕幫的風格來。（全是似懂非懂的新鮮話、新鮮詞）最後，老師還關切地詢問，要不要老師出面，找你母親說說這情況？做點解釋性的工作，我連忙擺手拒絕，並保證積極配合老師以及學校方面的教育教學，不背個人思想包袱。
其實，早在老師找我談話之前，我就已經聽說這個消息了，那個副班長同學和家人都找了老師，對於登臺發言的機會志在必得，理由當然是他那個學習小組表現優秀，同時反映說我在這一年中不僅沒有突出成績，並且幾次因為不遵守紀律，表現散漫而受到老師批評（以這後一句話作為“揭短兒”的攻擊性武器似乎不大仗義，卻沒有太多的誇張編造，我對課堂上老師照本宣科的授課早已熟知，規規矩矩、一絲不苟地聽課實在難以做到，有些不安分的小動作表現也是必然。若別的同學這樣，老師也就點個名，說一說，而到了我這裡，往往要接受老師的單獨約談，直至寫出檢查——我是班上寫檢查最多的！）
㈥批判鬥爭。當這場“觸及靈魂”的運動確定了“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目標，並從廣播電臺、報紙雜誌直至標語傳單大字報中鋪天蓋地灌輸下來以後，我們學校大大小小的批判會、講用會也跟著此伏彼起，喧鬧一時。同學們批老師，都是學校公開點名或掛牌子的鬥爭對象，如執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某副校長，曾樹為教學典型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黑幹將”，家庭出身不好的教職員工，曾有軍統身份背景的某任課老師，等等。同學們大多還是孩子，哪裡知道老師什麼情況？全憑著學校公佈的種種“罪狀”，加以簡單的公式化語言，扣上幾個大帽子，再說兩句“誰要是反對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我們堅決反對，堅決不答應，堅決與他鬥爭到底！”，就算是大批判了。而同學們之間批鬥，開始叫“鬥私批修”，個人先做點自我批評，大傢伙再幫助幫助；後來就演變為對看不順眼的個人攻擊了，最明顯的是班內男生一派，女生一撥，男生批女生話題多為躲避勞動，浪費糧食，不關心班集體；女生批男生話題則是說話帶髒字，打打鬧鬧，不遵守班級紀律……時常出現雙方對壘激烈，各不相讓，班主任老師和班幹部們任憑喊啞嗓子，也很難抑制某一陣營，最後只好宣佈解散、下課。
㈦建紅小兵。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在社會上和大、中專院校是以革命闖將紅衛兵的造反與大批判行動推動起來的，而小學校也有積極回應，那就是成立紅小兵組織，作為紅衛兵的後援儲備力量。在我們學校，能加入到這一組織而且是首批加入，意味著你政治堅定、表現優秀和對偉大領袖以及他所發動的這場運動具有無比忠誠（不提家庭成長環境與父母教育，都是党的陽光雨露哺育結果）。說句私底下的話，當我首批加入這一組織，並將那菱形的紅袖章帶回家，自己並沒有過分得意，母親卻激動得流下淚來。
㈧建戰鬥隊。前面說了，我們是兩撥兒適齡學童同時走進學校，因校內教室有限，不得已實行了半日學校上課，半日回家自習的規制。
這回家自習的學習，採取一種“課外學習小組”的做法，即由班級內學習成績上好的同學領隊，選擇某位有條件召集同學的住家（有院子或房間夠大，有小桌椅可以做作業）為小組集合地點，集中上自習。我們家房間不大，但院子還算寬敞，距離學校又近，自然就成為一個小組集合地點，大約集合了三四名同學入組（初期有六七位）。班上的副班長同學家境稍好，房間寬敞，他家也確定為一個集合地點。開始各個小組各學各的，並無橫向的來往，小組成員也多為自願選擇，到老師那做個備案登記就是。但後來這副班長同學漸漸萌發“打擂臺”的念想，先是跟老師彙報，他家裡十分熱心支持課外學習小組，買了新的桌椅給大傢伙兒做作業使用，他的爺爺還經常給同學們沏糖水，送水果，希望老師能動員更多同學入組；接著又給自己所在的那課外學習小組命名為“紅旗小組”或叫“紅旗戰鬥隊”（紅旗二字在當時是流行最廣、標誌先鋒的詞語），給入組同學制定了幾條“學習公約”（實則為注意事項），提出入組同學的學習成績要全面超過我所領隊的這一組。隨後，又提出向班上其他學習小組發出了學習挑戰的倡議。
這一下子，出了“熱點關注”了，他的做法被學校方面給看中，班主任還專找我交談了兩三次之多，詢問我的想法和是否有“應戰”的準備。我因為比較反感這種張揚的做法，也確實不願意跟他拼鬥，就藉口小組成員們還要再商議，把老師的提問推了回去。後來，這一“挑戰倡議”沒有得到任何一組的回應，成了一個“放空炮”。可是那“戰鬥隊”一說，被不少的小組仿效，紛紛起名，有的叫“學習雷鋒戰鬥隊”。有的叫“革命闖將戰鬥隊”有的叫“紅小兵戰鬥隊”……
拉拉雜雜，嘮了這麼多初入學時的感受、作為，雖不一定能符合講述故事的基本要素，但卻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寫照與痕跡捕捉。現在若是做一個簡單概括，可這樣說，無論在旁觀者還是我們自身觀察，那時的上學並非上學，而是一場“革命”與“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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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桌桌面的一角也要貼上一小塊提示性的最高指示，如“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多思”、“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艱苦樸素”等等。對課桌桌面張貼的小語錄片，書店少有成品售賣，（不像現在流行風靡的卡通畫、即時貼那樣，規格多種，小巧靈活，多重適用。）只好手工畫框，手寫填字，一般是心細手巧的女生負責畫邊框，字跡工整像樣、會用鋼筆的同學則承擔寫字任務。因為那時還沒有用上複印、影印的技術，開始操練，一次只寫一張，成品速度極慢，後來有同學支招說，可以用踏藍紙（學名複寫紙，但非今日複寫含義）墊在下面，一次寫出兩至三張。試了後，果然效率提高不少，但也是相當費勁。
㈣慶祝遊行。有過是時生活經歷的人們都會知道，那年那月每天晚上8點前，黨政軍民學及至百姓大眾都會不約而同地守候在收音機旁邊，聆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的“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節目”。（今日電視臺上《新聞聯播》之母版）那套節目除了介紹祖國內外、大江南北的新聞時事，更重要的是在節目第一條，往往會有授權播發“最新（高）指示”消息傳出。每當至此，常常是播發消息還未結束（由於是重要消息，多是連播兩遍，且在該“聯播節目”結束之前，還有按記錄速度播出的時段），街面上鑼鼓聲、歡呼聲已經此伏彼起，由遠及近，由近及遠，不絕於耳。這就意味著我們要迅速整理好衣裝，系好鞋帶，跑去學校，參加由學校組織的上街慶祝遊行活動。
這慶祝遊行多是由在校的老師（有的並非值班或加班，而是提前獲得消息，留在學校的）或高年級的大哥哥們組織及帶隊，以班級或年級為行走方陣，根據學生們的年齡、體力情況，確定遊行路線，若不是重大活動專案（遇特別重大活動，可行進至天安門廣場），一般的慶祝遊行，新鮮小學的高年級學生從學校算起，南至南小街南口（或及北京站），西至東四路口，東至朝陽門，而我們三四年級中間的只在附近胡同轉轉，一二年級的學生學校方面原則上不組織出來，有願意參加的，要求是一定要找到自己認識的大哥哥大姐姐帶領，並跟好隊。那時，對學校確定三四年級學生只可以在周邊行走慶祝，不宜遠行的規定相當不滿，往往一出門後就要纏住老師或領隊，要求儘量把遊行路線安排得遠一些。而老師或領隊多會對你講，光看幾個甚至十幾個同學的體力、耐力還不行，要考慮到大多數直至全隊的同學能不能跟得上，走到底，還要不受傷、不得病以保證次日正常上課才行。這些勸導性的話，雖說是充滿了關心愛護的真誠，但被革命激情觸發了的我們，肯定全然不在話下！再三請求、矯情，得到的卻是另樣的回答“你們如果有時間、有精力，就連夜背誦並且背熟這最新的最高指示，明天上課以後可以來個朗誦比賽。”這一下子，誰也就不再吱聲了。
緊隨著，與這活動及參與相關的就是組織召集的問題。儘管聽聞“喜訊”便有所反應、行動，已成為絕大多數同學的自覺行為，但也只是我們這些住在學校附近的學生或班級幹部會迅速趕到校園。仍有少數不甚“積極”的同學反應遲鈍，或是想偷一點懶，他們雖然也會參加慶祝遊行，但期待遊行隊伍轉到他家門口時候才出來露上個面，喊喊口號，並不打算跑來學校參加起點遊行。為促進學生們參與這類活動的“出行率”，學校確定，以班級為單位，組建專門上傳下達用的“聯絡網”。即由住在學校附近的學生作班級牽頭人，每條胡同、街巷再選出一、兩名聯絡人，當學校或班主任老師有事情緊急通知大家的時候，先要告知班級牽頭人，由該牽頭人向下一層聯絡人傳達，聯絡人再負責其所住胡同、街巷每位同學的通知，由此召喚、通知到本班全體同學。
對於能在班級“聯絡網”上擔任班級牽頭人、聯絡人的，誰都會覺得屬於一種榮耀、一種責任，是響應學校或老師號召，為同學服務的絕好機會。而不是勞累，不是負擔。我們家距離學校較近，我又是班長，這班級牽頭人當然義不容辭。
與遊行活動及參與相關的另一項事情就是標語小旗的製作。雖然那個時候比較流行人手一冊、隨身攜帶領袖的“紅寶書”，但凡遇舉行儀式或集會上祝福時手裡面不停地揮舞著，可在遊行的進軍行走中，還是揮舞一束花朵或一面小紙旗比較愜意。
標語小旗沒有統一制售的，只能各顯神通，自己製作。沒有老師指派、同學推薦，我又主動承擔了這項“光榮任務”——先是到文具商店買來五顏六色的廣告紙或大字報紙，再裁剪成差不多大小的三角形，隨後在三角形紙面上用毛筆墨蹟寫好內容，另外準備好小細木棒做旗柄，請母親幫忙熬一些粘貼用的漿糊，然後就可以製作小旗子了。在整個製作當中，最為勞神受累的是尋找用作旗柄的小細木棒，由於城裡不比郊區或農村，哪裡有隨處可找的樹枝、荊條？曾經嘗試使用紙卷的細紙管代替，但到外面一用，發覺不成，揮舞中很容易折彎，於是只好放棄。在暈頭轉向的尋找中，有一天忽然發現，我家窗戶外有一大卷由蘆葦製成的遮陽簾子，那一根根長長的禾草豈不是正像那一杆杆標語小旗的“旗杆”？！於是，找到了母親，請求同意將這卷遮陽簾子拆散了，為標語小旗的製作提供“旗杆”（哥哥的班級同樣也需要製作小旗並缺少這一關鍵材料）。母親這時候其實是說贊同不好，說不贊同也不好，只是反問我們“如果把它拆了，到了夏天屋裡太熱（我家住的東屋在夏日裡西曬帶來蒸騰十分厲害）你們能受得了嗎？”一聽說母親沒有堅決反對，就覺得可能有戲！心裡想到，如果沒有了遮陽簾子，夏天屋裡肯定會熱燥一些，但較比邱少雲叔叔（抗美援朝戰場的志願軍戰士）為了不暴露潛伏目標而忍受烈火燒身卻不肯移動，較比向秀麗阿姨（廣州某製藥工廠工人）以臥倒身體攔截傾灑蔓延的起火酒精從而避免因此引起更大的爆炸火災，這困難又算得了什麼？！
當集全院家長、夥伴之力制好的一捆捆標語小旗送到學校，老師和同學們都驚呆了，想像不出我們是怎樣克服困難創造成功的。由於製作數量較多，不僅在自己班上使用，還支援了兄弟班級。當然了，這一義舉行為得到了學校領導在全校課間操上的通報表揚。
㈤活學講用。入學以後的第二學期，學校舉辦了全校範圍“首屆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經驗交流會”，並且舉行了“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班級、先進個人”評選活動。本人因為是班長，而且又表現成績突出，因而確定不僅為代表本班的與會代表，還要在大會主會場登臺發言。隨後為了準備這發言稿，大約用了整整一周的時間整理撰寫，班主任老師甚至破例特批假期，那幾天我可以不到校上課，在家裡專門準備參加交流會議的發言稿，直到任務完成。
那個時候，由於年紀尚小，認識也淺，還沒有學會、弄懂自己要從言行舉止等方面，系統梳捋、總結自己的學習過程、心得體會以及實際表現、今後打算，才夠得上在全校師生面前，講解“經驗體會”的資格，那所謂“活學活用經驗”其實就是個好人好事的綜合彙報。印象中大約彙報了自己入學以後所做的七十多件好事（同院一高年級大哥哥還逗我說，再仔細想想，若能湊上百件好事好表現，肯定轟動全校。我實誠地回答沒那麼多，真是不夠。），在會上念了半個多鐘頭，引來了好長一陣掌聲。然後在羞紅了臉，半懵的狀態下回到了座位。
時隔一年，學校公告將要舉辦第二屆“活學活用”經驗交流會。在會前，班主任老師專門找我談了兩次話，一個中心內容——你作為班長，可以參加這個會議，但是登臺發言要讓給班上的副班長同學，理由是他本人以及家人都找了老師，要求推舉他為發言代表，而且他那個課餘學習小組也表現不錯，要專門做一下介紹。老師在肯定我近一年來成績的同時，要求我能夠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名聲，繼續把班集體工作做好，與副班長同學的團結搞好，要讓同學們能看到比學趕幫的風格來。（全是似懂非懂的新鮮話、新鮮詞）最後，老師還關切地詢問，要不要老師出面，找你母親說說這情況？做點解釋性的工作，我連忙擺手拒絕，並保證積極配合老師以及學校方面的教育教學，不背個人思想包袱。
其實，早在老師找我談話之前，我就已經聽說這個消息了，那個副班長同學和家人都找了老師，對於登臺發言的機會志在必得，理由當然是他那個學習小組表現優秀，同時反映說我在這一年中不僅沒有突出成績，並且幾次因為不遵守紀律，表現散漫而受到老師批評（以這後一句話作為“揭短兒”的攻擊性武器似乎不大仗義，卻沒有太多的誇張編造，我對課堂上老師照本宣科的授課早已熟知，規規矩矩、一絲不苟地聽課實在難以做到，有些不安分的小動作表現也是必然。若別的同學這樣，老師也就點個名，說一說，而到了我這裡，往往要接受老師的單獨約談，直至寫出檢查——我是班上寫檢查最多的！）
㈥批判鬥爭。當這場“觸及靈魂”的運動確定了“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目標，並從廣播電臺、報紙雜誌直至標語傳單大字報中鋪天蓋地灌輸下來以後，我們學校大大小小的批判會、講用會也跟著此伏彼起，喧鬧一時。同學們批老師，都是學校公開點名或掛牌子的鬥爭對象，如執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某副校長，曾樹為教學典型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黑幹將”，家庭出身不好的教職員工，曾有軍統身份背景的某任課老師，等等。同學們大多還是孩子，哪裡知道老師什麼情況？全憑著學校公佈的種種“罪狀”，加以簡單的公式化語言，扣上幾個大帽子，再說兩句“誰要是反對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我們堅決反對，堅決不答應，堅決與他鬥爭到底！”，就算是大批判了。而同學們之間批鬥，開始叫“鬥私批修”，個人先做點自我批評，大傢伙再幫助幫助；後來就演變為對看不順眼的個人攻擊了，最明顯的是班內男生一派，女生一撥，男生批女生話題多為躲避勞動，浪費糧食，不關心班集體；女生批男生話題則是說話帶髒字，打打鬧鬧，不遵守班級紀律……時常出現雙方對壘激烈，各不相讓，班主任老師和班幹部們任憑喊啞嗓子，也很難抑制某一陣營，最後只好宣佈解散、下課。
㈦建紅小兵。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在社會上和大、中專院校是以革命闖將紅衛兵的造反與大批判行動推動起來的，而小學校也有積極回應，那就是成立紅小兵組織，作為紅衛兵的後援儲備力量。在我們學校，能加入到這一組織而且是首批加入，意味著你政治堅定、表現優秀和對偉大領袖以及他所發動的這場運動具有無比忠誠（不提家庭成長環境與父母教育，都是党的陽光雨露哺育結果）。說句私底下的話，當我首批加入這一組織，並將那菱形的紅袖章帶回家，自己並沒有過分得意，母親卻激動得流下淚來。
㈧建戰鬥隊。前面說了，我們是兩撥兒適齡學童同時走進學校，因校內教室有限，不得已實行了半日學校上課，半日回家自習的規制。
這回家自習的學習，採取一種“課外學習小組”的做法，即由班級內學習成績上好的同學領隊，選擇某位有條件召集同學的住家（有院子或房間夠大，有小桌椅可以做作業）為小組集合地點，集中上自習。我們家房間不大，但院子還算寬敞，距離學校又近，自然就成為一個小組集合地點，大約集合了三四名同學入組（初期有六七位）。班上的副班長同學家境稍好，房間寬敞，他家也確定為一個集合地點。開始各個小組各學各的，並無橫向的來往，小組成員也多為自願選擇，到老師那做個備案登記就是。但後來這副班長同學漸漸萌發“打擂臺”的念想，先是跟老師彙報，他家裡十分熱心支持課外學習小組，買了新的桌椅給大傢伙兒做作業使用，他的爺爺還經常給同學們沏糖水，送水果，希望老師能動員更多同學入組；接著又給自己所在的那課外學習小組命名為“紅旗小組”或叫“紅旗戰鬥隊”（紅旗二字在當時是流行最廣、標誌先鋒的詞語），給入組同學制定了幾條“學習公約”（實則為注意事項），提出入組同學的學習成績要全面超過我所領隊的這一組。隨後，又提出向班上其他學習小組發出了學習挑戰的倡議。
這一下子，出了“熱點關注”了，他的做法被學校方面給看中，班主任還專找我交談了兩三次之多，詢問我的想法和是否有“應戰”的準備。我因為比較反感這種張揚的做法，也確實不願意跟他拼鬥，就藉口小組成員們還要再商議，把老師的提問推了回去。後來，這一“挑戰倡議”沒有得到任何一組的回應，成了一個“放空炮”。可是那“戰鬥隊”一說，被不少的小組仿效，紛紛起名，有的叫“學習雷鋒戰鬥隊”。有的叫“革命闖將戰鬥隊”有的叫“紅小兵戰鬥隊”……
拉拉雜雜，嘮了這麼多初入學時的感受、作為，雖不一定能符合講述故事的基本要素，但卻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寫照與痕跡捕捉。現在若是做一個簡單概括，可這樣說，無論在旁觀者還是我們自身觀察，那時的上學並非上學，而是一場“革命”與“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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