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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出版基金十年了 是學術工作更是國家使命

原標題:國家出版基金十年了

2017年歲末的一個午後, 北京城西的一家會議中心內, 百余名學者從四面八方趕來。

兩院院士來了,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來了, 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的知名教授來了……相熟的朋友見面, 卻在幾句寒暄後便各自準備起即將開始的工作。

這是2018年度國家出版基金專案專家初評的前一天。 從2007年至今, 這樣的評審會辦了10次, 《大辭海》《中華醫學百科全書》《中外物理學精品書系》等3000多個項目, 從眾多作者、出版人的夢想, 幻化為一張張帶著墨香的書頁, 不少書還登上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的殿堂。

是學術工作, 更是國家使命

“這幾天我有重要工作, 請不要再給我打電話。 ”正在會議中心審讀書稿的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謝地坤, 匆匆掛斷手中的電話。

在評審專家庫的2000多位學術專家中, 第5次被電腦隨機選中, 謝地坤無疑很“幸運”。 但這不是一項輕鬆的工作, 3天的時間裡, 他要審讀29部書稿。 “今年還算少的。 有一年, 我有50多部書稿要看, 單單一個大部頭就讀了一天一夜。 ”雖然辛苦, 但謝地坤明白, 參與國家出版基金評審, 不是一次普通的學術工作, 而是一項光榮的國家使命, “只有那些代表當代學術最高水準的著作才能通過評審, 我們責任重大。 ”

離謝地坤的房間不遠, 同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的張雷聲,

擺在她面前的59部書稿, 總量超過千萬字。 時間緊, 任務重, 為了保密, 評審要求也嚴格。 “在初評階段, 我只能在自己的房間裡審讀書稿, 不與基金辦工作人員接觸, 也不與其他專家交流。 ”在張雷聲看來, 獨立評審, 是對學者最大的信任。

此後十幾天, 複評、終評相繼舉行, 又有200多名專家陸續到來。 在評審中, 他們的心中始終有桿秤:一頭擺著沉甸甸的書稿, 一頭壓著國家的重托。 他們深知, 一聲招呼、一張紙條, 都可能讓自己筆下的評語蒙塵。

“我們對參評專家名單和分組資訊都嚴格保密, 連基金辦工作人員未經批准也不得進入評審現場。 ”國家出版基金規劃管理辦公室主任陳亞明說, 所有的紀律要求, 都是為了遴選出真正值得資助的專案。

“既不好申請, 又不好使用”

“按規定, 每家出版社只能申報3個項目, 為什麼有的出版社入選了5個?”一年前, 2017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專案剛一公示, 基金辦綜合處處長劉蘭肖就接到這個電話。 她核查了公示名單, 確實有出版社入選了5個專案。 再認真分析, 這家出版社上一年的專案綜合績效考評為“優秀”, 又有出版物獲得了國家級獎勵, 可以增加申報兩個項目, 並不違規。 相關規定早已在基金辦網站張貼。 劉蘭肖的解釋, 打消了這位舉報人的疑慮。 10年來, 國家出版基金評審的保密紀律越來越嚴格, 而從立項到出版的全程績效管理, 則越來越公開透明。 這讓不少出版單位感到這個基金“既不好申請, 又不好使用”。

“國家出版基金不是劃撥了資金就撒手不管。 一套書的學術水準如何?編校品質怎麼樣?資金使用是否規範?在結項驗收時, 都要逐一打分。 ”作為出版專家, 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曾數次參與資助專案的結項考評, “有多家出版社因為考評不合格被通報批評, 還被扣減了下一年度的申報指標。 這讓出版社在申報之初, 就不能不慎重行事。 ”

如果說“不好使用”可以視作稱讚, 那麼“不好申請”則道出了很多出版人的期待。 化學工業出版社總編輯潘正安算了一筆賬, 現在國家出版基金每年的資助規模是5.8億元, 每年資助500多個專案, 而全國有500多家出版社, 平均每個社只能獲得一項資助, 資助額度不過100多萬元。

“目前國家出版基金的規模有限,

我們重點從提升項目品質上下功夫, 力爭把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刃上。 ”陳亞明說, 在國家出版基金的帶動下, 不少出版社建立起類似的內部管理體系, 其對出版業的導向引領作用正日益顯現。

雪中送炭, 適應時代之需

“我讀了《趙潤琛按摩心悟》, 想和趙老師學習按摩技法。 請問怎麼能聯繫到他?”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盲人按摩師職業技能提高叢書”出版後不久, 中國盲文出版社編輯戴皓甯接到一位元盲人讀者的電話。 在“盲人按摩師職業技能提高叢書”中, 編輯們把趙潤琛等名家的口述心得編輯整理成專著, 以大字本、盲文本、有聲讀物的形式同時出版, 為盲人讀者搭建起走近名家的橋樑。 戴皓甯很快把趙潤琛所在的北京按摩醫院的電話告訴了這位元讀者。

“對出版社來說,這些書發行量不會很大,而且按成本定價,沒有利潤。”戴皓寧介紹,“有了國家出版基金的支持,這套書才能順利出版。”

如果沒有國家出版基金資助,有些出版項目無法啟動,有些專案的出版時間會嚴重滯後,還有些項目會中途流產,這是很多出版人的共識。

“計畫出版330多冊的《儒藏》,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花了差不多十年時間才艱難地出版了100冊。”北京大學出版社社長王明舟介紹,2016年、2017年《儒藏》連續受到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出版效率大大提高,第二批60冊已經問世,第三批80冊有望在2019年出版。

“過去的國家出版項目,大多靠行政力量來推動,而且往往是單個專案立項,沒有統一管理。”對比多年前的國家出版項目,徐俊感慨良多,“在文化體制改革後,國家出版基金應運而生,為那些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傳承優秀文化、體現社會公益的優秀出版物雪中送炭,無疑適應了時代之需。”

(責編:孫一凡、魏炳鋒)

“對出版社來說,這些書發行量不會很大,而且按成本定價,沒有利潤。”戴皓寧介紹,“有了國家出版基金的支持,這套書才能順利出版。”

如果沒有國家出版基金資助,有些出版項目無法啟動,有些專案的出版時間會嚴重滯後,還有些項目會中途流產,這是很多出版人的共識。

“計畫出版330多冊的《儒藏》,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花了差不多十年時間才艱難地出版了100冊。”北京大學出版社社長王明舟介紹,2016年、2017年《儒藏》連續受到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出版效率大大提高,第二批60冊已經問世,第三批80冊有望在2019年出版。

“過去的國家出版項目,大多靠行政力量來推動,而且往往是單個專案立項,沒有統一管理。”對比多年前的國家出版項目,徐俊感慨良多,“在文化體制改革後,國家出版基金應運而生,為那些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傳承優秀文化、體現社會公益的優秀出版物雪中送炭,無疑適應了時代之需。”

(責編:孫一凡、魏炳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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