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496年， 吳王夫差為報父仇， 攻打越國， 大獲全勝， 使越王勾踐成為階下囚， 被吳王扣押了三年。 越王勾踐在忍受了三年的屈辱生活後回到越國。 在大臣范蠡、文種的輔佐下， 勾踐臥薪嚐膽， 立志圖強， 用艱苦的生活磨練自己的意志。 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終於使越國由弱轉強。 西元前473年， 越王勾踐率精兵滅亡了吳國， 迫使吳王夫差飲劍自殺， 並進而成就了越國霸業。 從此， 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 就在中國歷史上代代相傳， 膾炙人口， 延續至今。
有趣的是1965年12月， 在湖北一個叫望山的地方， 竟然出土了一把鋒利如初的青銅劍， 劍的主人就是越王勾踐。 劍如同他的主人一樣充滿了傳奇的色彩， 也是越國那段歷史的見證者。
這把青銅劍出土時， 置於棺內人骨架的左側， 並插入塗黑漆的木鞘內。 劍長55.6釐米， 劍形挺拔莊重， 製作精良考究， 保存完好如新；劍身上面滿飾黑色菱形暗紋，
既是越王勾踐用過的劍，
香港考古學家呂榮芳先生根據該楚墓中一起出土的竹簡研究， 認為墓主人邵固即邵滑， 也即淖滑。 邵滑是楚懷王時的大貴族。 呂先生進一步從《史記·甘茂列傳》和《韓非子·內儲說下》所載史料剖析， 認為楚懷王曾派邵滑到越， 離間越國內部關係， 誘發越國內亂， 而楚懷王乘越亂之機而亡越。 邵滑是滅越的大功臣， 楚懷王把從越國掠奪回來的越王勾踐劍作為戰利品賞賜邵滑。
陳振裕先生從這座楚墓出土的竹簡、墓葬形制、隨葬器物與其他墓葬的同類器物分析比較，
方壯猷先生則認為越王勾踐劍何以會流落到楚國來，這是和楚國滅越問題分不開的。因此，江陵望山1號墓的上限必然在楚國滅越以後，它的下限必然在楚頃襄王徙都于陳之前。因為楚國滅越以前，越國正在強盛時期，勾踐的寶劍不可能流落在國外。據方先生研究，越王勾踐劍也有“可能是越國王子投奔楚國，客死郢都的隨葬品”(見《江漢考古》1980年第1期）。
除上述三種意見外，已故的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認為：“春秋末年，聯吳以抗楚，楚聯越以圖吳，互相報聘，故吳物入晉，而越器亦出土于楚都。勾踐滅吳以後，越楚接壤，更有交流互贈之可能也。”(引自《文物天地》1986年第5期譚維四文章)如此看來，越王勾踐這把隨身佩帶的青銅寶劍，為什麼會在遠離越國的江陵楚國墓葬中出土，還是一個未解之謎。
越王勾踐青銅劍，不僅鑄造精工，花紋秀美，而且深埋於地下2400多年而不鏽，仍保持著耀眼的光澤，確實耐人尋味。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大變革時代。當時，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割據，戰爭頻仍。為了應付連綿不斷的戰爭，各諸侯國不斷改進和大量製造各種各樣的武器。各國都有一批鑄造青銅劍的能工巧匠。處於長江下游的吳國和越國，有歐冶子以及幹將、莫邪等當時最著名的鑄劍能手。吳越鑄造的名貴青銅劍，堅韌鋒利，在各諸侯國中享有盛名。
據《越絕書》記載，越王勾踐有5把青銅劍，其劍“揚其華，淬如芙蓉始出；觀其鈲，燦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深深如水溢於塘；觀其斷，嚴嚴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也。”這與考古發現的越王勾踐青銅劍，大體相符。20世紀70年代以前，由於科學發展水準局限等原因，人們不可能對這些青銅劍進行取樣測定，因此關於青銅劍的至今不鏽，有人曾歸因於當時採用的金、銀、錫和水銀等進行外鍍的技術。但是關於青銅劍如何鑄造和防銹的，這個謎應該說當時仍未解開。隨著我國科學技術不斷發展，1977年及1978年湖北省博物館與有關單位協作，在復旦大學的靜電加速器上，利用原子核研究所提供的檢測設備，對越王勾踐劍進行了無損傷的測定與研究，終於解開了千古之謎。
越王勾踐劍劍刃及劍身的成分表明含錫為16%-17%，這是鑄造錫青銅強度最高的成分，並保持有一定延伸率；含錫再高，強度雖有提高，但抗張強度及延伸性迅速下降，做直刺用的兵器，要保證其強度以免彎折，而不需要砍擊器的硬度或韌性，越王勾踐劍和同墓出土的菱紋劍都使用了合理的含錫成分，反映了吳越鑄劍的高超水準。勾踐劍劍身含鉛、鐵較低，它們應是錫和銅的雜質元素，在熔鑄時或者選料精良，或者通過精煉去除了鉛、鐵雜質。
劍格使用了含鉛較高的合金製作，這種材料流動性較好，容易製作表面的裝飾。劍格表面經過了人工氧化處理，花紋處含硫高，硫化銅可以防止銹蝕，以保持花紋的豔麗。
越王勾踐劍上鏤有八字銘文，刻槽刃痕清晰可辨，可以肯定銘文系鑄後鏤刻。銘文筆劃圓潤，寬度只有0.3-0.4毫米，刻字水準之高可見一斑。
越王勾踐劍因劍的各個部位的作用不同，銅和錫的比例也不一樣。劍脊含銅較多，能使劍韌性好，不易折斷；而刀部含錫高，硬度大，使劍非常鋒利。但不同成分的配比在同一劍上又是怎樣鑄成的呢?專家們考證後認為是採用了複合金屬工藝，即兩次澆鑄使之複合成一體。這種複合金屬工藝，世界上其他國家是到近代才開始使用的，而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2000多年前就採用了，他們如何掌握和使用這種技術，對我們來說又是一個謎。
這也並不是沒有可能的。墓主邵固是以悼為氏的楚國王族，從他祭祀先王、先君推測，他是楚悼王之曾孫。竹簡中還記他常“出入侍王”，說明他與楚王的關係非常密切。他死時很年輕，楚王為了表彰他的忠心而把名貴的越王勾踐劍賜葬邵固墓中，也是很有可能的(陳文見《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
方壯猷先生則認為越王勾踐劍何以會流落到楚國來，這是和楚國滅越問題分不開的。因此，江陵望山1號墓的上限必然在楚國滅越以後，它的下限必然在楚頃襄王徙都于陳之前。因為楚國滅越以前，越國正在強盛時期，勾踐的寶劍不可能流落在國外。據方先生研究，越王勾踐劍也有“可能是越國王子投奔楚國，客死郢都的隨葬品”(見《江漢考古》1980年第1期）。
除上述三種意見外，已故的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認為：“春秋末年，聯吳以抗楚，楚聯越以圖吳，互相報聘，故吳物入晉，而越器亦出土于楚都。勾踐滅吳以後，越楚接壤，更有交流互贈之可能也。”(引自《文物天地》1986年第5期譚維四文章)如此看來，越王勾踐這把隨身佩帶的青銅寶劍，為什麼會在遠離越國的江陵楚國墓葬中出土，還是一個未解之謎。
越王勾踐青銅劍，不僅鑄造精工，花紋秀美，而且深埋於地下2400多年而不鏽，仍保持著耀眼的光澤，確實耐人尋味。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大變革時代。當時，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割據，戰爭頻仍。為了應付連綿不斷的戰爭，各諸侯國不斷改進和大量製造各種各樣的武器。各國都有一批鑄造青銅劍的能工巧匠。處於長江下游的吳國和越國，有歐冶子以及幹將、莫邪等當時最著名的鑄劍能手。吳越鑄造的名貴青銅劍，堅韌鋒利，在各諸侯國中享有盛名。
據《越絕書》記載，越王勾踐有5把青銅劍，其劍“揚其華，淬如芙蓉始出；觀其鈲，燦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深深如水溢於塘；觀其斷，嚴嚴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也。”這與考古發現的越王勾踐青銅劍，大體相符。20世紀70年代以前，由於科學發展水準局限等原因，人們不可能對這些青銅劍進行取樣測定，因此關於青銅劍的至今不鏽，有人曾歸因於當時採用的金、銀、錫和水銀等進行外鍍的技術。但是關於青銅劍如何鑄造和防銹的，這個謎應該說當時仍未解開。隨著我國科學技術不斷發展，1977年及1978年湖北省博物館與有關單位協作，在復旦大學的靜電加速器上，利用原子核研究所提供的檢測設備，對越王勾踐劍進行了無損傷的測定與研究，終於解開了千古之謎。
越王勾踐劍劍刃及劍身的成分表明含錫為16%-17%，這是鑄造錫青銅強度最高的成分，並保持有一定延伸率；含錫再高，強度雖有提高，但抗張強度及延伸性迅速下降，做直刺用的兵器，要保證其強度以免彎折，而不需要砍擊器的硬度或韌性，越王勾踐劍和同墓出土的菱紋劍都使用了合理的含錫成分，反映了吳越鑄劍的高超水準。勾踐劍劍身含鉛、鐵較低，它們應是錫和銅的雜質元素，在熔鑄時或者選料精良，或者通過精煉去除了鉛、鐵雜質。
劍格使用了含鉛較高的合金製作，這種材料流動性較好，容易製作表面的裝飾。劍格表面經過了人工氧化處理，花紋處含硫高，硫化銅可以防止銹蝕，以保持花紋的豔麗。
越王勾踐劍上鏤有八字銘文，刻槽刃痕清晰可辨，可以肯定銘文系鑄後鏤刻。銘文筆劃圓潤，寬度只有0.3-0.4毫米，刻字水準之高可見一斑。
越王勾踐劍因劍的各個部位的作用不同，銅和錫的比例也不一樣。劍脊含銅較多，能使劍韌性好，不易折斷；而刀部含錫高，硬度大，使劍非常鋒利。但不同成分的配比在同一劍上又是怎樣鑄成的呢?專家們考證後認為是採用了複合金屬工藝，即兩次澆鑄使之複合成一體。這種複合金屬工藝，世界上其他國家是到近代才開始使用的，而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2000多年前就採用了，他們如何掌握和使用這種技術，對我們來說又是一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