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國語片在20世紀50至70年代的香港電影發展史上佔據重要地位， 與長城、鳳凰、電懋幾家公司並駕齊驅並後來居上， 代表彼時香港電影的最佳水準。
在邵氏國語片的研討中， 邵氏影片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已有不少學者關注並提出新觀點。 其中， 學者傅葆石的觀點很具代表性。 他在《想像中國：邵氏電影》裡提出“通過邵氏電影， 他們（散居全球的華人）又仿佛尋回了他們的‘文化護照’——中國人的文化身份”。 影評家石琪在《邵氏影城的“中國夢”與“香港情”》裡指出邵氏“適應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地華人（包括二戰後新一代）普遍認同為中國人或認同中國歷史文化的心態，
在20世紀50至70年代， 邵氏父子與邵氏兄弟公司先後出品了數量眾多的帶有濃厚“傳統中國”印記的影片。 中國古代的民俗、風物、民間傳說與戲曲、小說在影片中得以重現。 在文化取向上， 邵氏國語片實現了文化尋根， 把海外中國電影人內心的鄉愁與審美情感在影片中得以表達。
邵氏吸收了眾多來自中國內地的導演（岳楓、李翰祥、張徹等）， 還有影星（李麗華、林黛等）。 這些電影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是熟悉甚至是迷戀的（如李翰祥）。 這些影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是邵氏國語片“中國色彩”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來香港的內地影人自身帶有深刻的中國情結， 其自身的傳統文化薰陶與生活閱歷成為邵氏國語片的素材。 他們是一個內心中飽含中國故事的影人群體。 邵氏國語片的“中國味”同時受製片、編導文化與藝術品位及影星個人的中國情愫兩方面因素的影響。
傳統的中國故事不僅使影片劇本製作的成本更低， 製作時間更短， 而且傳統的中國形象還有利於編劇與導演自由想像， 在影片中打造一個似真似幻的“文化與鄉土中國”。在娛樂與大眾消費的時代，觀眾自身的文化與知識結構無法甄別影片中人物的穿著與日常生活是否歷史真實。在邵氏國語片中也會出現與中國民俗史相衝突的雷人造型，但多數觀眾並不介意這一瑕疵，影片精彩的故事情節已將觀眾的心理緊緊抓住。邵氏在博取注意力、打擊競爭對手方面採取快速拍片與搶先放映的手段並屢屢成功，為此也付出了影片角色類型化，配樂、佈景、道具與情節模式高度同質化的代價。
邵氏國語片對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的偏愛也是對其家族自身的文化傳承。邵醉翁在《申報》上發佈的上海天一公司廣告中宣稱“要回歸舊禮教與文化，回歸舊道德”。邵氏電影觀帶有濃厚文化守成主義的色彩，但其早期的電影路線在當時確實吸引了上海為數眾多的市民階層，成為一種精明的商業謀略。繼邵醉翁之後，邵氏接班人（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延續了邵醉翁的電影發展方向。天一公司經歷上海同業的排擠，將公司轉移至香港後，邵仁枚與邵逸夫先後將邵氏父子更名為邵氏兄弟。邵逸夫掌管邵氏以後提出他的宏大構想，即“通過邵氏影城把中國文化傳播到世界，使世界認識中國悠久燦爛的文明”。邵逸夫及夫人方逸華作為製片人，在選擇導演、演員方面是符合這一宏大構想與發展戰略的。在導演的選用與明星的塑造上，二人皆具有專業的電影眼光。邵氏製片人的中國文化傳播戰略與導演、明星的“家國情懷”共同締造出似真似幻的“傳統中國”。
（作者單位：中國計量大學人文社科學院）
在影片中打造一個似真似幻的“文化與鄉土中國”。在娛樂與大眾消費的時代，觀眾自身的文化與知識結構無法甄別影片中人物的穿著與日常生活是否歷史真實。在邵氏國語片中也會出現與中國民俗史相衝突的雷人造型，但多數觀眾並不介意這一瑕疵，影片精彩的故事情節已將觀眾的心理緊緊抓住。邵氏在博取注意力、打擊競爭對手方面採取快速拍片與搶先放映的手段並屢屢成功，為此也付出了影片角色類型化，配樂、佈景、道具與情節模式高度同質化的代價。邵氏國語片對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的偏愛也是對其家族自身的文化傳承。邵醉翁在《申報》上發佈的上海天一公司廣告中宣稱“要回歸舊禮教與文化，回歸舊道德”。邵氏電影觀帶有濃厚文化守成主義的色彩，但其早期的電影路線在當時確實吸引了上海為數眾多的市民階層，成為一種精明的商業謀略。繼邵醉翁之後，邵氏接班人（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延續了邵醉翁的電影發展方向。天一公司經歷上海同業的排擠，將公司轉移至香港後，邵仁枚與邵逸夫先後將邵氏父子更名為邵氏兄弟。邵逸夫掌管邵氏以後提出他的宏大構想，即“通過邵氏影城把中國文化傳播到世界，使世界認識中國悠久燦爛的文明”。邵逸夫及夫人方逸華作為製片人，在選擇導演、演員方面是符合這一宏大構想與發展戰略的。在導演的選用與明星的塑造上，二人皆具有專業的電影眼光。邵氏製片人的中國文化傳播戰略與導演、明星的“家國情懷”共同締造出似真似幻的“傳統中國”。
（作者單位：中國計量大學人文社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