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1764~1849)字伯元， 號雲台、雷塘庵主， 晚號怡性老人， 江蘇儀征人， 乾隆五十四年進士， 先後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 山東、浙江學政， 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等職。
曆乾隆、嘉慶、道光三朝， 體仁閣大學士， 太傅， 諡號文達。 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 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 被尊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 一代文宗。
阮元像
全圖是這裡
乾隆帝曾高興地對大臣們說：“不意朕八旬外複得一人。”(《清史稿•阮元傳》)意思就是說：“想不到我年過八十還得到阮元這樣的人才。
阮元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出任兩廣總督，先後在廣東任粵督九年，六次兼署廣東巡撫。阮元對廣東的文化教育建設有很大貢獻。他主修的《廣東通志》334卷，是現存廣東省志中較為完備的一部，被稱為“阮志”。他在廣東的另一建樹，就是倡辦學海堂。
他在《學海堂集序》中說：“昔者何邵公學無不通，進退忠直，聿有學海之意，與康成並舉。”(《揅經室續集》卷四)原來是借用東漢著名今文經學家何休的典故，以“學海堂”為學校名，是希望培養忠直而又有學術成就的人才。
學海堂建於越秀山麓，風景秀麗，阮元于同一篇文章說：“越秀山峙廣州城北，越王台故址也。山半石岩，古木蔭翳，綠榕紅棉，交柯接葉，辟萊數丈，學海堂名焉。”確是一個理想的讀書地方。
學海堂先後延聘著名學者吳蘭修、林伯桐、曾釗等為學長，近代著名學者陳澧、桂文燦、文廷式、梁啟超等，都是學海堂培養出來的高材生。
金石專家
前人贊阮元“身經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鬥焉”。
精于金石，尊碑仰帖，著有《中州金石記》，特別是《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兩部著作,力倡宗法北碑，此觀念對晚清書壇影響深遠，同時也奠定了其在書法史上的一流理論家地位。
在碑學自金農導始，至鄧石如、伊秉綬而燦爛的實踐過程中，對碑學的認識尚處於一種模糊狀態，更未提到理論的高度，難以與二王體系相頡頏。而阮元以學問家客串書法家的姿態，完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大轉折：
①澄清了傳統的兩大內涵：一是二王為首的帖學體系，一是漢魏碑版、石刻的北碑體系。且明確指出，學習北碑一系才是學習真正的古法。脫卻古法，一片俗媚。
②將漢晉墓誌、山野碑崖提高到書法的層面，並加以贊尚，使向為文人不齒的民間書法併入書法傳統，為後人的取法找到了一個新的亮點，這將兆示著一種新的偉大書法實踐運動——也即他所預示的北碑必興：“所望穎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尋魏、齊之墜業，庶幾漢、魏古法不為俗書所掩，不亦褘歟!”
③指明了帖碑之長短，辨別碑帖之淵流，為其後的書法發展明確了方向—— “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
在阮元家廟即將開放之際，阮元第六代孫阮錫安先生向記者透露，在英國倫敦發現了一幅珍貴的阮元畫像，這是迄今發現的唯一的一幅阮元身著官服的畫像，當時阮元任兩廣總督。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魏白蒂先生作了考證，這幅畫像由英國的阿姆斯頓爵士所擁有，後來一直藏於私人之手，直至現身拍賣場所。
在畫像的反面，有阿姆斯頓的親筆手書：這是一位官居一品的大人畫像。1821年他任廣東省和廣州城的總督。總督姓阮——人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英明、果敢、強硬的官員。
阮元《石畫記》
魏白蒂先生在《從倫敦出現的阮元畫像談鴉片戰爭前後廣東之中英關係》中介紹：“阮元是清朝中期最富盛名的學者和大臣。在他被派駐廣州全權處理洋務之前，業已具備處理海防事務中棘手問題的豐富經驗。他可以直接上奏皇帝或朝廷中樞。他為人正直，無可指責。
在兩廣總督任上頭尾十年，他的官方收入總計白銀195250兩。他是一個朝廷十分信任的清官，也很可能是阿姆斯頓一生之中遇到的聲譽最隆之人。”
據我市研究阮元的專家王章濤先生介紹，這幅畫像不是現存最早的，在揚州博物館裡還藏有一幅阮元在早先做浙江巡撫時的畫像，不過其他發現的都是晚清時期的阮元畫像。
阮錫安認為這幅畫像更具威儀和儒雅之風，不像著便服的畫像親和。
阮元工詩文、精鑒賞，善書法，亦作花鳥。阮元在任雲、貴總督時，曾在許多具有天然圖畫的各色大理石上題識，後來曾編《石畫記》一書，書有刻本傳世。這裡介紹的是《石畫記》一書的底稿，舟齋收藏。底稿大小不一，達一百多張，大者如一頁稿紙，小者僅火柴盒大小，紙張品質也是不一，可見是阮元靈感一到，隨手寫來。字體以行書為主，也有隸書、篆書、楷書，反映了阮元書法的多種面目。
乾隆帝曾高興地對大臣們說：“不意朕八旬外複得一人。”(《清史稿•阮元傳》)意思就是說：“想不到我年過八十還得到阮元這樣的人才。
阮元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出任兩廣總督，先後在廣東任粵督九年，六次兼署廣東巡撫。阮元對廣東的文化教育建設有很大貢獻。他主修的《廣東通志》334卷，是現存廣東省志中較為完備的一部，被稱為“阮志”。他在廣東的另一建樹，就是倡辦學海堂。
他在《學海堂集序》中說：“昔者何邵公學無不通，進退忠直，聿有學海之意，與康成並舉。”(《揅經室續集》卷四)原來是借用東漢著名今文經學家何休的典故，以“學海堂”為學校名，是希望培養忠直而又有學術成就的人才。
學海堂建於越秀山麓，風景秀麗，阮元于同一篇文章說：“越秀山峙廣州城北，越王台故址也。山半石岩，古木蔭翳，綠榕紅棉，交柯接葉，辟萊數丈，學海堂名焉。”確是一個理想的讀書地方。
學海堂先後延聘著名學者吳蘭修、林伯桐、曾釗等為學長，近代著名學者陳澧、桂文燦、文廷式、梁啟超等，都是學海堂培養出來的高材生。
金石專家
前人贊阮元“身經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鬥焉”。
精于金石，尊碑仰帖，著有《中州金石記》，特別是《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兩部著作,力倡宗法北碑，此觀念對晚清書壇影響深遠，同時也奠定了其在書法史上的一流理論家地位。
在碑學自金農導始，至鄧石如、伊秉綬而燦爛的實踐過程中，對碑學的認識尚處於一種模糊狀態，更未提到理論的高度，難以與二王體系相頡頏。而阮元以學問家客串書法家的姿態，完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大轉折：
①澄清了傳統的兩大內涵：一是二王為首的帖學體系，一是漢魏碑版、石刻的北碑體系。且明確指出，學習北碑一系才是學習真正的古法。脫卻古法，一片俗媚。
②將漢晉墓誌、山野碑崖提高到書法的層面，並加以贊尚，使向為文人不齒的民間書法併入書法傳統，為後人的取法找到了一個新的亮點，這將兆示著一種新的偉大書法實踐運動——也即他所預示的北碑必興：“所望穎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尋魏、齊之墜業，庶幾漢、魏古法不為俗書所掩，不亦褘歟!”
③指明了帖碑之長短，辨別碑帖之淵流，為其後的書法發展明確了方向—— “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
在阮元家廟即將開放之際，阮元第六代孫阮錫安先生向記者透露，在英國倫敦發現了一幅珍貴的阮元畫像，這是迄今發現的唯一的一幅阮元身著官服的畫像，當時阮元任兩廣總督。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魏白蒂先生作了考證，這幅畫像由英國的阿姆斯頓爵士所擁有，後來一直藏於私人之手，直至現身拍賣場所。
在畫像的反面，有阿姆斯頓的親筆手書：這是一位官居一品的大人畫像。1821年他任廣東省和廣州城的總督。總督姓阮——人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英明、果敢、強硬的官員。
阮元《石畫記》
魏白蒂先生在《從倫敦出現的阮元畫像談鴉片戰爭前後廣東之中英關係》中介紹：“阮元是清朝中期最富盛名的學者和大臣。在他被派駐廣州全權處理洋務之前，業已具備處理海防事務中棘手問題的豐富經驗。他可以直接上奏皇帝或朝廷中樞。他為人正直，無可指責。
在兩廣總督任上頭尾十年，他的官方收入總計白銀195250兩。他是一個朝廷十分信任的清官，也很可能是阿姆斯頓一生之中遇到的聲譽最隆之人。”
據我市研究阮元的專家王章濤先生介紹，這幅畫像不是現存最早的，在揚州博物館裡還藏有一幅阮元在早先做浙江巡撫時的畫像，不過其他發現的都是晚清時期的阮元畫像。
阮錫安認為這幅畫像更具威儀和儒雅之風，不像著便服的畫像親和。
阮元工詩文、精鑒賞，善書法，亦作花鳥。阮元在任雲、貴總督時，曾在許多具有天然圖畫的各色大理石上題識，後來曾編《石畫記》一書，書有刻本傳世。這裡介紹的是《石畫記》一書的底稿，舟齋收藏。底稿大小不一，達一百多張，大者如一頁稿紙，小者僅火柴盒大小，紙張品質也是不一，可見是阮元靈感一到，隨手寫來。字體以行書為主，也有隸書、篆書、楷書，反映了阮元書法的多種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