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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 是理解中國社會的一個小視角。
1984年， 《上海文學》七月刊收錄了短篇小說《棋王》， 一經刊出， 名不見經傳的作者阿城便成為炙手可熱的文壇新星。
事實上， 這不僅僅是阿城個人的巔峰， 亦是文青群體登上時代潮頭的具體表達。 《棋王》發表兩年之後， 崔健唱響了《一無所有》， 王朔陸續發表了《頑主》《動物兇猛》等小說， 百花齊放的覺醒時代到來， 文藝追求成為一種時尚的社會潮流。 馬未都說， 那個年代人們相親談的都不是房子車子， 必須得聊文學， 高曉松等華語樂壇早期的流行音樂人， 也是在那個年代蓄起長髮， 在校園中瀟灑“茬琴”， 仿佛找到了人生的終極意義。
那是當之無愧的文青時代。
這份好景大概只持續了十年左右的時間， 九十年代中期， 商業化的大潮湧來， 沖散了文藝青年的閱讀與彈奏， 以至於在過去二十年的時間裡， 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帶來的副產品， 就是文藝青年從時代中心不可遏制地走向了邊緣。
我們從教育角度就可以看出端倪。 最早關於教育的說法， 是“萬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 意思是只要有書念就比其他工作強， 雖然這句話已然不符合今天的政治正確， 但確實一度流行。 然而後來， 光讀書不夠了， 指向更加明確， 叫“學好數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社會發展的剛需， 迫使普通人要學習有明確功用的一技之長， 文藝青年的紙上談兵和傷春悲秋， 既不利於國家建設， 也不利於個人經濟狀況的改善。
經歷過文理分科的八零九零後們一定不陌生， 那些班級裡最聰明的頭腦， 都以能取得更高的理科成績為榮， 文理兩科， 看上去是平等的兩個選項， 而實際上， 文科只是理科的備胎， 大多數選擇文科的人， 都不是因為真心熱愛文科， 而是沒能力學習理科。
從最受歡迎到最受歧視， 文藝青年度過了過山車式的一段歲月， 然而， 一個私人觀察出來的好消息是， 我認為以上所述的這種狀況已經發生了改變：
我們正在成為一個新文青時代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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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青時代”的到來， 是以一些人的成就為信號的。
如果讓我評選2017年最出人意料的紅人， 我會選擇許知遠。 像他這樣嚴肅、擰巴、完全不會討好人、長相也不討喜的知識份子，
介入許知遠和他所討論的問題是有門檻的， 他和陳魯豫式的訪談者正好相反， 他從不談論具體的問題， 永遠不會問“你吃了沒”或是“你今年賺了多少錢”， 他關心人面對大時代的反應， 順應、戲謔、調笑還是焦慮， 也關心每個人的個人哲學。 事實上， 這類話題是精英而小眾的， 願意思考和有能力理解這類問題的人都是少數。 可是從數據上看， 《十三邀》第二季的總播放量輕鬆過億， 僅一個新春合集， 播放量就高達7423萬， 而他在蜻蜓FM的付費音訊《豔遇圖書館》也輕鬆突破了500萬的播放量。
無獨有偶。 在許知遠的另一個維度是梁文道， 他從2015年6月開始做讀書節目《一千零一夜》，
從許知遠到梁文道， 他們的內容產品的成功， 證明有深度思辨意願的年輕群體， 比我們想像中要多得多。 推而廣之， 既然並不擅長與社會大眾打交道的許知遠和梁文道都能在“新文青時代”取得小成， 那麼像高曉松這樣在網路文化中穿梭有餘的文青， 取得大成就並不奇怪了。
高曉松的《曉說》《曉松奇談》累計產生了多少播放量， 已經不必具體統計， 因為這一定是個幾十億級別的天文數字。
在昨天晚上高曉松的首次音訊直播中，一個關於文青的中年危機討論令人印象深刻。有聽眾現場問高曉松如何看待中年危機，高曉松回答，最新的說法是45歲之前都是青年，時代的速度和健康的飲食，讓每個人延長了很多生命，所以他也才剛剛步入中年。而所謂的中年危機，也並不可懼，就如同年輕人總被愛情一葉障目一樣，中年人也會認為這個危機是人生的終極難題，其實，只要保持躁動，度過這個階段，人都會有豁然開朗之感，“我沒有見到一個人中年危機一直到70歲的”。
而說起高曉松，他總是那個能摸到時代脈搏的人。80年代文青最受歡迎的年代，他苦練吉他做音樂；90年代商業社會大潮來臨，他與宋柯合作創立麥田音樂；進入21世紀，互聯網異軍突起，他的足跡從搜狐到新浪，又到如今的阿裡；在一個新的文青時代到來的時候，他用視頻音訊等各種媒介傳遞自我，憑一己之力，將“詩與遠方”設定成了一種文青生活範式。
無論你是否認可“詩與遠方”，事實上，當這樣的詞彙像病毒行銷一樣在一個社會中傳播擴散開來，已經說明它絕對切中了某種不被抒發的集體情緒，在此之前，人們只是沒有找到這樣一個準確的詞彙來總結歸類而已。
3
關於“新文青時代”出現的原因，我認為可以從經濟角度尋找答案。
如果把世界理解為一個班級，中國應該是班裡最出挑的偏科生。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歷了一場狂奔式的發展，它所產生的經濟價值和國際影響力無須贅述，是這個班級裡最大的變數。然而，中國的發展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集中放大，我們在追求GDP的同時，一度枉顧精神層面的需求，富起來的中國人破壞了一切的舊信仰與舊價值，但新的信仰和新的價值，還遠沒有被建立。
這或許才是“新文青時代”得以存在的真正原因。在經濟發展進入到平臺期的時候，中國人意識到，該把木桶裡最短的板接上了，所以“新文青時代”或許也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度過了極速狂奔階段，進入了修繕與調整的新階段。
和80年代的“舊文青時代”不同，“新文青時代”有屬於它自己的新狀況。
首先，是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別。1982年，中國的中小學入學率僅為55.17%，而美國在1974年這一資料就達到85%，日本更是達到驚人的98%。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導致當時的國人很難接受複雜的文藝形式，無論是阿城王朔的小說，還是崔健的歌詞，語言都簡單直白，雖有隱喻，但無法傳遞更深度的思考，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
如今的情況不一樣。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的報告，每十萬中國人中，就有12445人受過大學教育。所以哪怕是相對晦澀的許知遠和梁文道，也可以擁有廣泛的觀眾，這背後更深層的原因，就是中國有著廣泛的受教育群體，年輕人不僅有進行深度思辨的意願，同時，他們也具備相應的能力。
這是所謂“新文青時代”得以成立的一個底座。
其實，若是和今時今日具有等量聲名的人物相對比，大家都會發現，當年阿城出名後所獲得的回報實在是少得可憐，無外乎是讓各大文學刊物注意到他，向他約稿，付些稿費罷了，其中的相當一部分還換成了茶葉和掛麵。在阿城名聲大噪的時代，他接受記者採訪，提到靠《棋王》其實養活不了自己。王朔的發行量可以養活他，但阿城不行，作家和暢銷作家是不一樣的，“暢銷作家是有錢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飯的概念”。
在文青與利益的關係上，“新文青時代”更完備。在舊文青時代，再出名的文青和錢之間，也隔著萬水千山，而今時今日，高曉松在蜻蜓FM的《矮大緊指北》一個月就可以創造2000萬元的銷售成績，而付費會員還認為，從高曉松這裡得到了這麼多年的免費知識，在這裡給他補上是一種償還。這種多贏局面，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當下的內容消費產品，還是和文理分科類似，一派講價值，一派講功用。許知遠、梁文道和高曉松這些赫赫有名的大文青，都屬於前者，他們樹立典範，輸出的是思考方式；而另一派則如《薛兆豐的北大經濟學》《蔡康永的情商課》，講究學以致用。
因為這兩派的存在，提供知識服務的平臺也不得不做取捨站隊，比如蜻蜓FM站隊“價值派”，彙集了高曉松、許知遠、蔣勳、老梁、方文山等老牌文青，主打文藝屬性和陪伴功能；而如喜馬拉雅和得到App，則更偏“功用派”，核心產品是馬東的《好好說話》和《李翔商業內參》，主打實用屬性和教育功能。
說白了，“功用派”是要建立一所學校，而“價值派”則是上學時偷偷翻看的金庸全集，前者在課桌上面，後者在課桌裡面，你說兩派哪個重要?答案當然是都重要。不過若非要區分，我以為，不是每個學生都能看得進去課本，但幾乎沒有學生不愛看金庸。
4
在文藝青年最受歧視，“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說法當道之時，梁文道一度感慨，“文藝的人要裝俗才能獲得社會認同”，有些人明明就是發自內心喜歡中國古代字畫，但卻必須要裝出另外一副樣子，時不時還得講講葷段子調節氣氛，實在是太可悲了。
值得慶倖的是，現在大家可以不再裝了，喜歡自己喜歡的事物，並不丟人。
誠如前文所言，“新文青時代”是經濟發展進入平臺期之後，偏科的中國人進行的一次集中補課。我們需要新的信仰，新的價值，這勢必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最為關鍵的是，它們的答案必是多元的，我們會有要成為下一個馬雲的野心家，也會有得過且過的佛系青年，許知遠有他的觀眾，高曉松也有他的聽眾，百花齊放的年代，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座標。
套用馬克思最廣為使用的那句名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它全新的理解方式或許正是說，有錢之後，想往腦子裡裝些什麼，你可以自己說了算。據《2017中國互聯網消費生態大資料包告》顯示，目前的消費者更願意為高級的精神產品買單。
如此想來，這一浩浩蕩蕩的“新文青時代”，應該是多年艱苦卓絕的經濟建設之後，時代給予中國人的一份禮物。
所以，上前來，挑一份你想要的禮物吧。
在昨天晚上高曉松的首次音訊直播中，一個關於文青的中年危機討論令人印象深刻。有聽眾現場問高曉松如何看待中年危機，高曉松回答，最新的說法是45歲之前都是青年，時代的速度和健康的飲食，讓每個人延長了很多生命，所以他也才剛剛步入中年。而所謂的中年危機，也並不可懼，就如同年輕人總被愛情一葉障目一樣，中年人也會認為這個危機是人生的終極難題，其實，只要保持躁動，度過這個階段，人都會有豁然開朗之感，“我沒有見到一個人中年危機一直到70歲的”。
而說起高曉松，他總是那個能摸到時代脈搏的人。80年代文青最受歡迎的年代，他苦練吉他做音樂；90年代商業社會大潮來臨，他與宋柯合作創立麥田音樂；進入21世紀，互聯網異軍突起，他的足跡從搜狐到新浪，又到如今的阿裡；在一個新的文青時代到來的時候，他用視頻音訊等各種媒介傳遞自我，憑一己之力，將“詩與遠方”設定成了一種文青生活範式。
無論你是否認可“詩與遠方”，事實上，當這樣的詞彙像病毒行銷一樣在一個社會中傳播擴散開來，已經說明它絕對切中了某種不被抒發的集體情緒，在此之前，人們只是沒有找到這樣一個準確的詞彙來總結歸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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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文青時代”出現的原因，我認為可以從經濟角度尋找答案。
如果把世界理解為一個班級，中國應該是班裡最出挑的偏科生。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歷了一場狂奔式的發展，它所產生的經濟價值和國際影響力無須贅述，是這個班級裡最大的變數。然而，中國的發展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集中放大，我們在追求GDP的同時，一度枉顧精神層面的需求，富起來的中國人破壞了一切的舊信仰與舊價值，但新的信仰和新的價值，還遠沒有被建立。
這或許才是“新文青時代”得以存在的真正原因。在經濟發展進入到平臺期的時候，中國人意識到，該把木桶裡最短的板接上了，所以“新文青時代”或許也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度過了極速狂奔階段，進入了修繕與調整的新階段。
和80年代的“舊文青時代”不同，“新文青時代”有屬於它自己的新狀況。
首先，是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別。1982年，中國的中小學入學率僅為55.17%，而美國在1974年這一資料就達到85%，日本更是達到驚人的98%。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導致當時的國人很難接受複雜的文藝形式，無論是阿城王朔的小說，還是崔健的歌詞，語言都簡單直白，雖有隱喻，但無法傳遞更深度的思考，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
如今的情況不一樣。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的報告，每十萬中國人中，就有12445人受過大學教育。所以哪怕是相對晦澀的許知遠和梁文道，也可以擁有廣泛的觀眾，這背後更深層的原因，就是中國有著廣泛的受教育群體，年輕人不僅有進行深度思辨的意願，同時，他們也具備相應的能力。
這是所謂“新文青時代”得以成立的一個底座。
其實，若是和今時今日具有等量聲名的人物相對比，大家都會發現，當年阿城出名後所獲得的回報實在是少得可憐，無外乎是讓各大文學刊物注意到他，向他約稿，付些稿費罷了，其中的相當一部分還換成了茶葉和掛麵。在阿城名聲大噪的時代，他接受記者採訪，提到靠《棋王》其實養活不了自己。王朔的發行量可以養活他，但阿城不行，作家和暢銷作家是不一樣的，“暢銷作家是有錢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飯的概念”。
在文青與利益的關係上，“新文青時代”更完備。在舊文青時代，再出名的文青和錢之間，也隔著萬水千山，而今時今日，高曉松在蜻蜓FM的《矮大緊指北》一個月就可以創造2000萬元的銷售成績，而付費會員還認為，從高曉松這裡得到了這麼多年的免費知識，在這裡給他補上是一種償還。這種多贏局面，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當下的內容消費產品，還是和文理分科類似，一派講價值，一派講功用。許知遠、梁文道和高曉松這些赫赫有名的大文青，都屬於前者，他們樹立典範，輸出的是思考方式；而另一派則如《薛兆豐的北大經濟學》《蔡康永的情商課》，講究學以致用。
因為這兩派的存在，提供知識服務的平臺也不得不做取捨站隊，比如蜻蜓FM站隊“價值派”，彙集了高曉松、許知遠、蔣勳、老梁、方文山等老牌文青，主打文藝屬性和陪伴功能；而如喜馬拉雅和得到App，則更偏“功用派”，核心產品是馬東的《好好說話》和《李翔商業內參》，主打實用屬性和教育功能。
說白了，“功用派”是要建立一所學校，而“價值派”則是上學時偷偷翻看的金庸全集，前者在課桌上面，後者在課桌裡面，你說兩派哪個重要?答案當然是都重要。不過若非要區分，我以為，不是每個學生都能看得進去課本，但幾乎沒有學生不愛看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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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藝青年最受歧視，“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說法當道之時，梁文道一度感慨，“文藝的人要裝俗才能獲得社會認同”，有些人明明就是發自內心喜歡中國古代字畫，但卻必須要裝出另外一副樣子，時不時還得講講葷段子調節氣氛，實在是太可悲了。
值得慶倖的是，現在大家可以不再裝了，喜歡自己喜歡的事物，並不丟人。
誠如前文所言，“新文青時代”是經濟發展進入平臺期之後，偏科的中國人進行的一次集中補課。我們需要新的信仰，新的價值，這勢必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最為關鍵的是，它們的答案必是多元的，我們會有要成為下一個馬雲的野心家，也會有得過且過的佛系青年，許知遠有他的觀眾，高曉松也有他的聽眾，百花齊放的年代，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座標。
套用馬克思最廣為使用的那句名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它全新的理解方式或許正是說，有錢之後，想往腦子裡裝些什麼，你可以自己說了算。據《2017中國互聯網消費生態大資料包告》顯示，目前的消費者更願意為高級的精神產品買單。
如此想來，這一浩浩蕩蕩的“新文青時代”，應該是多年艱苦卓絕的經濟建設之後，時代給予中國人的一份禮物。
所以，上前來，挑一份你想要的禮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