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晚上有一個特別設計的環節令諸多觀眾印象深刻， 那就是由演員張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 以及香港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共同見證的“國寶回歸”。 實際上， 2017年11月30日許榮茂就向故宮博物院正式捐贈了《絲路山水地圖》， 故宮博物院也專門為此舉行了捐贈儀式， 目前這幅畫正在故宮文物醫院進行修復。 那麼， 這件國寶如何從國外回歸祖國？地圖中描述的具體又是哪裡的路線？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在春晚舞臺上。
流落東瀛
《絲路山水地圖》此前在學術界更為通行的名字是《蒙古山水地圖》， 此名源於其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廠著名書店“尚友堂”的題簽“蒙古山水地圖”。 題名中的“蒙古”指的是16世紀仍然統治著從今天甘肅嘉峪關以西到土耳其和北非的蒙古四大汗國的後續王朝， 如蒙古撒裡畏兀兒諸部落（源於窩闊台汗國）、帖木兒帝國（源于察哈台汗國、伊利汗國和金帳汗國）等。
該圖採用中國地圖傳統的手卷式繪於縑帛之上， 幅寬0.59米、全長30.12米， 是一幅原本屬於明朝宮廷的皇家地圖。 這幅古地圖20世紀30年代流出國外後， 一直被日本著名收藏機構藤井有鄰館（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收藏， 且被當作清代山水畫卷， 秘不示人。
藤井有鄰館是日本京都一家有名的私人博物館， 以收藏中國古代文物為主， 它的名字取自《論語》中的“德不孤， 必有鄰”， 寓意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的關係。 創建於1926年的這家博物館迄今已有90多年的歷史。
有鄰館的創始人是日本近江的富商藤井善助（1873-1943）， 他早年留學中國， 就讀於上海的日清貿易研究所（1901年改組為東亞同文書院）， 後歸國繼承家產，
辛亥革命後， 大量的清宮舊藏流往東瀛， 藤井善助抓住機遇並在漢學家指導下， 將許多稀世珍寶收入囊中， 從商、周青銅器到宋、元、明、清書畫無所不包。 其中就有黃庭堅《李白憶舊遊詩》、宋徽宗《寫生珍禽圖》、米芾《研山銘》等等。
藤井有鄰館不僅內部寶物眾多， 它的建築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玩賞的作品。 主館是西式風格的三層磚石建築， 頂部則豎立起一座清代風格的八角亭。 亭身塗滿朱漆， 上面鋪設的琉璃黃瓦是乾隆年間用於修繕故宮的庫存古物。
藤井有鄰館據說是“故宮等清代皇家建築以外的唯一使用清宮琉璃瓦的房子”。
近年有不少收藏界人士和文物愛好者赴日本京都旅遊時， 都曾專門到藤井有鄰館探訪。 因為私立的緣故， 有鄰館並不像國內公立博物館那樣幾乎全年免費開放， 它只在每個月（1月、8月除外）的第一和第三個星期日開放，
藤井有鄰館共三層， 一層主要展示石刻佛像， 二層展示青銅器、印章等雜項， 三層陳列書畫雜項， 展出近千件中國國寶級文物。 不過， 本文的主角《蒙古山水地圖》卻極少露面。
直到2002年， 中國收藏家易蘇昊、樊則春造訪藤井有鄰館徵集中國文物， 在館內偶然發現了一件所謂“清代青綠山水畫手卷”。 這幅手卷以礦物質石青、石綠作為主色繪製， 從風格上看， 可以推斷是明朝吳門畫派仇英的風格。 為此， 他們與館方多次談判， 最終花費鉅資以“青綠山水手卷”的名義， 徵集到了這件《蒙古山水地圖》。
專著解謎
《蒙古山水地圖》雖然已經被運回北京， 但身世之謎仍未解開。 此手卷既沒有畫家名款也沒有年款， 右下角嚴重磨損，首尾卻相當整齊，顯然經過剪裁和重新裝裱。在《蒙古山水地圖》歸國的兩年時間裡，由於找不到專家，對其鑒定工作一度陷入停頓，毫無進展。這個手卷到底是一幅山水畫還是一幅地圖？若是畫作，那麼它的作者是誰？繪製於何時？若是地圖，又是一幅怎樣的地圖？
易蘇昊、樊則春二位為了儘快確定寶貝的身份，也邀請了權威專家進行鑒定。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熹年先生從藝術風格方面作出初步鑒定，認為這幅地圖應該不是清代物品，至少為明中期以前的作品。
然而此圖由東向西的起止點分別是嘉峪關和“天方”（今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包括道路、城池、關隘、山川、寺廟、墩台等，範圍橫跨亞、非兩大洲的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圖上所描繪的路線是明代絲綢之路的路線，標注名稱的211處地點採用的是音譯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亞美尼亞語等多種異域語言的漢字。以傅熹年先生的學力，還不足以判斷它的具體內容，必須是熟悉中國古代西域歷史地理的學者才能鑒定。
《蒙古山水地圖》手卷局部，從右至左：首，嘉峪關；尾，“戎地面”。從地理位置看，“戎地面”似指埃及
2004年初，購回手卷的拍賣公司輾轉找到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究古代絲綢之路的學者林梅村教授，雙方一拍即可，達成了專題研究協定。林梅村欣然接受委託，開始著手研究這件“青綠山水手卷”。
隨後北京論壇於2004年8月召開，林梅村在“東亞古代文化的交流”考古分論壇論上做了題為《明代中葉<蒙古山水地圖>初探》的報告，正式將他的研究成果公佈：
第一、地圖中出現嘉峪關，年代必在嘉靖三年始建嘉峪關以後，但是該圖不見長城第一墩“永興後墩”，則年代早於嘉靖十八年。故知成圖年代大致在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間（1524-1539），也就是明代中葉。
第二、從藝術手法看，這幅山水地圖頗受明代中葉吳門畫派影響，以表現青綠山水、高山大川為主；氣勢恢弘，尺幅巨大。耐人尋味的是，地圖上的嘉峪關竟然和吳門四大家之一仇英（1498-1552）的畫作《歸汾圖》所繪臨汾城樓如出一轍，顯然使用的是同一粉本。
第三、我們發現這幅古地圖有兩個明嘉靖年間的刻本。其一為《西域土地人物圖》，收入明儒趙廷瑞、馬理等人纂修《陝西通志》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其二為《西域圖略》嘉靖八年（1529）刻本，收入無名氏《陝西四鎮圖說》萬曆四十四年（1616）刻本。從這兩個嘉靖刻本看，我們所見《蒙古山水地圖》只是這幅古地圖的三分之二，地理範圍從嘉峪關到天方（今甘肅酒泉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一共211個西域地名；另外三分之一被人剪裁，地理範圍從天方到魯迷（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由此推測，《蒙古山水地圖》原圖的地理範圍從甘肅嘉峪關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長達40米，很可能是明宮藏圖。
最後，林梅村給予這幅地圖價值極高的評價：“《蒙古山水地圖》的發現相當重要，首次向人們展示了明代中葉中國人豐富的世界地理科學知識。這幅地圖足以和巴黎國立圖書館東方部藏歐洲中世紀《加泰羅尼地圖集》（CatalanAtlas，1375）、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圖》（1389）、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朝鮮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Kangnido，1402）相媲美，說明16世紀初中國人的世界地理知識仍處於國際領先地位。”
2011年，林梅村20余萬字的同名專著《蒙古山水地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也收錄了地圖全貌。在專著中，林教授通過考據進一步擴展此前的結論，另外發現此地圖除了兩個刻本之外，還有一個明代彩繪本《西域土地人物圖》，收入嘉靖抄繪本《甘肅鎮戰守圖略》。
《蒙古山水地圖》定價3000元，封面書名由剛剛過世的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題寫。
不過林梅村的專著發表之後，畢竟只是一家之言，論證可能還有疏漏之處。例如甘肅嘉峪關長城博物館館長張曉東2016年就曾在《西域研究》上發表論文，對林梅村的結論提出商榷。張曉東從地圖繪製年代和繪製依據兩個方面發表了不同意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檢索閱讀。
右下角嚴重磨損，首尾卻相當整齊，顯然經過剪裁和重新裝裱。在《蒙古山水地圖》歸國的兩年時間裡，由於找不到專家，對其鑒定工作一度陷入停頓，毫無進展。這個手卷到底是一幅山水畫還是一幅地圖？若是畫作，那麼它的作者是誰？繪製於何時？若是地圖，又是一幅怎樣的地圖？易蘇昊、樊則春二位為了儘快確定寶貝的身份，也邀請了權威專家進行鑒定。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熹年先生從藝術風格方面作出初步鑒定，認為這幅地圖應該不是清代物品，至少為明中期以前的作品。
然而此圖由東向西的起止點分別是嘉峪關和“天方”（今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包括道路、城池、關隘、山川、寺廟、墩台等，範圍橫跨亞、非兩大洲的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圖上所描繪的路線是明代絲綢之路的路線，標注名稱的211處地點採用的是音譯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亞美尼亞語等多種異域語言的漢字。以傅熹年先生的學力，還不足以判斷它的具體內容，必須是熟悉中國古代西域歷史地理的學者才能鑒定。
《蒙古山水地圖》手卷局部，從右至左：首，嘉峪關；尾，“戎地面”。從地理位置看，“戎地面”似指埃及
2004年初，購回手卷的拍賣公司輾轉找到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究古代絲綢之路的學者林梅村教授，雙方一拍即可，達成了專題研究協定。林梅村欣然接受委託，開始著手研究這件“青綠山水手卷”。
隨後北京論壇於2004年8月召開，林梅村在“東亞古代文化的交流”考古分論壇論上做了題為《明代中葉<蒙古山水地圖>初探》的報告，正式將他的研究成果公佈：
第一、地圖中出現嘉峪關，年代必在嘉靖三年始建嘉峪關以後，但是該圖不見長城第一墩“永興後墩”，則年代早於嘉靖十八年。故知成圖年代大致在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間（1524-1539），也就是明代中葉。
第二、從藝術手法看，這幅山水地圖頗受明代中葉吳門畫派影響，以表現青綠山水、高山大川為主；氣勢恢弘，尺幅巨大。耐人尋味的是，地圖上的嘉峪關竟然和吳門四大家之一仇英（1498-1552）的畫作《歸汾圖》所繪臨汾城樓如出一轍，顯然使用的是同一粉本。
第三、我們發現這幅古地圖有兩個明嘉靖年間的刻本。其一為《西域土地人物圖》，收入明儒趙廷瑞、馬理等人纂修《陝西通志》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其二為《西域圖略》嘉靖八年（1529）刻本，收入無名氏《陝西四鎮圖說》萬曆四十四年（1616）刻本。從這兩個嘉靖刻本看，我們所見《蒙古山水地圖》只是這幅古地圖的三分之二，地理範圍從嘉峪關到天方（今甘肅酒泉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一共211個西域地名；另外三分之一被人剪裁，地理範圍從天方到魯迷（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由此推測，《蒙古山水地圖》原圖的地理範圍從甘肅嘉峪關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長達40米，很可能是明宮藏圖。
最後，林梅村給予這幅地圖價值極高的評價：“《蒙古山水地圖》的發現相當重要，首次向人們展示了明代中葉中國人豐富的世界地理科學知識。這幅地圖足以和巴黎國立圖書館東方部藏歐洲中世紀《加泰羅尼地圖集》（CatalanAtlas，1375）、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圖》（1389）、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朝鮮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Kangnido，1402）相媲美，說明16世紀初中國人的世界地理知識仍處於國際領先地位。”
2011年，林梅村20余萬字的同名專著《蒙古山水地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也收錄了地圖全貌。在專著中，林教授通過考據進一步擴展此前的結論，另外發現此地圖除了兩個刻本之外，還有一個明代彩繪本《西域土地人物圖》，收入嘉靖抄繪本《甘肅鎮戰守圖略》。
《蒙古山水地圖》定價3000元，封面書名由剛剛過世的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題寫。
不過林梅村的專著發表之後，畢竟只是一家之言，論證可能還有疏漏之處。例如甘肅嘉峪關長城博物館館長張曉東2016年就曾在《西域研究》上發表論文，對林梅村的結論提出商榷。張曉東從地圖繪製年代和繪製依據兩個方面發表了不同意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檢索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