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盡力了

藏經洞發現之後， 王圓籙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 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首先， 徒步行走50裡， 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 並奉送了取自于藏經洞的兩卷經文。 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 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 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 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 1902年， 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 汪知縣是位進士， 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 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 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 親去莫高窟察看， 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 留下一句話，

讓王道士就地保存， 看好藏經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 王圓籙仍不甘心。 於是， 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 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 他風餐露宿， 單槍匹馬， 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 行程800多裡， 才到達目的地， 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 這位廷棟大人流覽了一番， 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 就此了事。

幾年過去了， 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 對此很感興趣， 並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 遺憾的是， 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 直到1904年， 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 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 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 王圓籙無法可想，

又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 然而， 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 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 王圓籙的企盼如泥牛入海， 杳無音信。

1907年， 斯坦因到來， 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 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 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 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 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 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 以至於此的經過， 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 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 而且是逐級上報， 但無人過問， 致使他灰了心。 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

清掃洞窟， 修建三層樓， 架設木橋。 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 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 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 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 但在無奈的情況下， 也只好讓了步。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于全世界之時， 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 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 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 因此， 一時間偷竊成風， 敦煌卷子流失嚴重， 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 後來連醉心於壁畫的張大千也加入了破壞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 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 在運送的路途中， 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卷的散失，

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 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 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 官方如此掠奪， 又如此貪心， 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 所以， 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 王圓籙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 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 聽從蔣師爺的話， 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 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 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 他怕極了， 於是， 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斯坦因還在另外一個章節提到王道士：“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 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 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

敦煌千古事， 苦樂誰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於任何個人， 那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 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王圓籙， 他在那個時代其實真的很平凡。 或許只有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 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王道士死後， 其徒子徒孫趙玉明、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 其碑不著撰人， 今仍嵌于原塔南側龕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