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真身前往德雲社觀看演出的畢竟是少數人, 但這種障礙顯然不能妨礙我們欣賞郭德綱的諷刺與幽默, 網路視頻可以讓非北京的觀眾與偶像零距離。
總論 大人物、小人物的悖論
郭德綱幾乎憑藉著一己之力, 力挽孱弱的中國相聲於瀕危之中。 但他自身也無法回避一個悲劇, 即他只能是才華卓越萬人擁戴的草莽英雄, 而無法享受帝王將相的登堂入室……
中國人喜歡過周年, 這是對壽命的祈求。 朝代也好, 人也好, 其亡也忽, 卻口稱“萬歲”, 就是此理。 德雲社十五年, 也算過周, 這十五年的艱險郭德綱比外人清楚, 之後能如何, 他也未必敢稱“萬歲”。
古代的或者中世紀的娛樂藝術形式正在走向消亡, 這是全球趨勢,
比之昆曲、京劇和毛筆, 相聲在古代更為下里巴人。 街頭巷尾、田間地頭, 它對演出環境毫不挑剔;一高一矮、一胖一瘦, 身段如此, 無須美貌。 道具從簡, 有時還可以省略。 它是徹底為貧苦人表演的脫口秀, 娛樂是其靈魂, 正應了“苦中作樂”這一民間的生命欲望。
1949後, 相聲的娛樂價值被“清洗”一通, 被供奉或囚禁在權力舞臺上充當滑稽的說教者和宣傳員。 這加速了相聲的死亡進度, 春晚相聲的江河日下已經說明了問題。 說郭德綱的小劇場相聲是“回歸”,
不過, 小劇場和網路視頻, 郭德綱還是使相聲在這個基本死亡的時代重新獲得了生命力和魅力, 並及至最大化。 本人認為其中有幾點可說道說道。
首先, 基於對現狀的不滿, 基於對現實的解釋和評論權力被嚴格壟斷, 說古和懷舊成為這個時代的特色。 螢屏上充斥著宮廷權鬥、武俠言情, 《百家講壇》和《探索發現》這些與歷史考古有關的節目鋪天蓋地。 在圖書市場,以《明朝那些事兒》為典型,人們把熱情和求知欲消耗在被虛構或被闡釋的古代,而非當下。近年來的“民國熱”一方面沿襲了說古和懷舊情緒,另一方面也吻合“盛世規則”。自古以來,中國式盛世都是經濟取代政治、娛樂消解思想,秩序井然的面貌源於制度高壓,因此,生活在盛世的中國人一直都有副“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德性,熱衷於談論前朝。康乾年間,人們對晚明也是興味盎然。相聲作為在清代和民國年間爆炸出來的藝術形式,演員所需的說學逗唱以及那襲表達傳統意味的長衫,均能一定程度地滿足這種“厚古薄今”的情緒。
其次,長期以來,我們的資訊獲取管道是單一的,完全依賴於官方檔。網路和資訊的發達使我們對許多已成定論的事物需要重新認識。對舊“知識”的升級和刷新成為全民共識。慈禧老佛爺真的那麼愚昧嗎?國民黨真的不打日本鬼子嗎?《收租院》那事兒到底是不是真的?同理,相聲真的是那麼一句“觀眾朋友們,我想死你們了”就能概括的?在此過程中,郭德綱向我們反復提起“傳統相聲”,那是侯寶林、馬三立等老一代相聲演員的青年時代的相聲。也可以說,郭德綱及其德雲社提供的就是關於相聲的資訊。相聲不是我們在《曲苑雜壇》或春晚上看到的那樣,或者它不僅僅是那樣,可以讓我們不面掛苦笑不昏昏欲睡,它完全可以讓我們真正在生理上做到捧腹噴飯。
鑒於上述,民間意識開始覺醒。再拿《明朝那些事兒》為例,它顯然是民間史學的一次嘗試。民間小人物的喜怒哀樂、民間情感,我們終於發現,這些情感才是真切可感的。我們不僅長期蹈空在國家和集體情感中,還多次深受其害。當然,馮鞏和郭冬臨也一貫表述民間小人物的喜怒哀樂,不過,郭德綱與他們不同之處在于,後者無意於將民間情感昇華到國家情感上,匍匐在民間情感母體上,反而使情感更為深沉和有力。最終馮鞏成為張大民過上了貧嘴生活,郭冬臨則輾轉于人妻之間充當洗衣粉超人。相聲還是要人說啊,何以解憂?惟有德綱。
不過,本人認為郭德綱最大的成功還非上述,它們僅是這個時代文化娛樂環境給予郭德綱的優勢。真正使郭德綱深入人心的是他相聲的新聞價值。所謂新聞價值即是對時事的民間看法,針砭和批判都是應有之義,亦為傳統相聲的靈魂。可以說民間看法使郭德綱的相聲成為輿情的重要一支,這種金聖歎批才子書式的眉批和補白,與知識份子們的長篇大論比翼齊飛,構成不斷敲打官方話語的兩根鼓槌。關注現實,打破沉默,才是最重要的。說古和懷舊以及民國熱,說到底只是一種對現實的曲線關懷。事實也正如此,郭德綱相聲的真正笑點也往往集中在現實話題上。因此,郭德綱相聲的回歸,不僅回歸娛樂,也回歸了現實。而規避現實問題,或者規避現實問題的尖銳性,基本是這個時代文化藝術的共性,人們的倦怠和麻木已可想而知。所以在古裝武俠言情諜戰抗日充斥的電視上陡然冒出《蝸居》和《裸婚時代》這樣現實題材的電視劇,立即大火;所以春晚舞臺上鶯歌燕舞王顧左右而言他之時,郭德綱突然跑出來說“我要上春晚”,必然哄堂。當然,也恰恰如此,郭德綱上春晚的幾率越來越小。在毋庸置疑的才華保障下,他的現實和尖銳既成就了他卓爾不群的相聲藝術,也不幸地使他迄今被限制在德雲社這個門票高昂的“小眾”之中。多麼遺憾,人民需要郭德綱和郭德綱們,但時代的生產力沒法生產郭德綱,這就是落後生產力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要求相矛盾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吧?誠哉斯言。
在圖書市場,以《明朝那些事兒》為典型,人們把熱情和求知欲消耗在被虛構或被闡釋的古代,而非當下。近年來的“民國熱”一方面沿襲了說古和懷舊情緒,另一方面也吻合“盛世規則”。自古以來,中國式盛世都是經濟取代政治、娛樂消解思想,秩序井然的面貌源於制度高壓,因此,生活在盛世的中國人一直都有副“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德性,熱衷於談論前朝。康乾年間,人們對晚明也是興味盎然。相聲作為在清代和民國年間爆炸出來的藝術形式,演員所需的說學逗唱以及那襲表達傳統意味的長衫,均能一定程度地滿足這種“厚古薄今”的情緒。其次,長期以來,我們的資訊獲取管道是單一的,完全依賴於官方檔。網路和資訊的發達使我們對許多已成定論的事物需要重新認識。對舊“知識”的升級和刷新成為全民共識。慈禧老佛爺真的那麼愚昧嗎?國民黨真的不打日本鬼子嗎?《收租院》那事兒到底是不是真的?同理,相聲真的是那麼一句“觀眾朋友們,我想死你們了”就能概括的?在此過程中,郭德綱向我們反復提起“傳統相聲”,那是侯寶林、馬三立等老一代相聲演員的青年時代的相聲。也可以說,郭德綱及其德雲社提供的就是關於相聲的資訊。相聲不是我們在《曲苑雜壇》或春晚上看到的那樣,或者它不僅僅是那樣,可以讓我們不面掛苦笑不昏昏欲睡,它完全可以讓我們真正在生理上做到捧腹噴飯。
鑒於上述,民間意識開始覺醒。再拿《明朝那些事兒》為例,它顯然是民間史學的一次嘗試。民間小人物的喜怒哀樂、民間情感,我們終於發現,這些情感才是真切可感的。我們不僅長期蹈空在國家和集體情感中,還多次深受其害。當然,馮鞏和郭冬臨也一貫表述民間小人物的喜怒哀樂,不過,郭德綱與他們不同之處在于,後者無意於將民間情感昇華到國家情感上,匍匐在民間情感母體上,反而使情感更為深沉和有力。最終馮鞏成為張大民過上了貧嘴生活,郭冬臨則輾轉于人妻之間充當洗衣粉超人。相聲還是要人說啊,何以解憂?惟有德綱。
不過,本人認為郭德綱最大的成功還非上述,它們僅是這個時代文化娛樂環境給予郭德綱的優勢。真正使郭德綱深入人心的是他相聲的新聞價值。所謂新聞價值即是對時事的民間看法,針砭和批判都是應有之義,亦為傳統相聲的靈魂。可以說民間看法使郭德綱的相聲成為輿情的重要一支,這種金聖歎批才子書式的眉批和補白,與知識份子們的長篇大論比翼齊飛,構成不斷敲打官方話語的兩根鼓槌。關注現實,打破沉默,才是最重要的。說古和懷舊以及民國熱,說到底只是一種對現實的曲線關懷。事實也正如此,郭德綱相聲的真正笑點也往往集中在現實話題上。因此,郭德綱相聲的回歸,不僅回歸娛樂,也回歸了現實。而規避現實問題,或者規避現實問題的尖銳性,基本是這個時代文化藝術的共性,人們的倦怠和麻木已可想而知。所以在古裝武俠言情諜戰抗日充斥的電視上陡然冒出《蝸居》和《裸婚時代》這樣現實題材的電視劇,立即大火;所以春晚舞臺上鶯歌燕舞王顧左右而言他之時,郭德綱突然跑出來說“我要上春晚”,必然哄堂。當然,也恰恰如此,郭德綱上春晚的幾率越來越小。在毋庸置疑的才華保障下,他的現實和尖銳既成就了他卓爾不群的相聲藝術,也不幸地使他迄今被限制在德雲社這個門票高昂的“小眾”之中。多麼遺憾,人民需要郭德綱和郭德綱們,但時代的生產力沒法生產郭德綱,這就是落後生產力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要求相矛盾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吧?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