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農身著中式長衫在協和醫學院校園留影， 是他最喜歡的照片之一。 照片下面是他將照片寄回給美國家人時的題字"寄自北平的衷心問候，
導言：
世界著名生理學家坎農（Walter Bradford Cannon）在他的晚年與中國生理學界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1935年他到訪中國， 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系的客座教授。 這是中國生理學史上、也是坎農個人生活中一件值得紀念的重要事件。 坎農對中國生理學早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他與中國科學家的友誼也促使他為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而傾心盡力。
撰文 | 顏宜葳 張大慶
責編 | 小雨
知識份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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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農：美國本土的第一代生理學家
19世紀下半葉， 美國生理學步入迅速發展的軌道， 在國際上也開始擺脫藉藉無名的形象。 早期美國醫學院的畢業生都是在歐洲完成他們的研究生教育。
►坎農（右）與巴甫洛夫1923年6月在美國波士頓卡內基營養實驗室
坎農1900年自哈佛大學畢業並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1906年， 35歲的坎農受聘為哈佛大學生理系教授和系主任。 1896年， 當坎農是哈佛醫學院學生時， 發明了後來臨床診斷中普遍應用的X線鋇餐診斷技術。 1915年， 坎農提出"交感－腎上腺軸"在軀體緊急狀態下的功用；1917至1918年間， 他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研究了創傷後的失血性休克；戰後重返交感神經系統方面的工作， 發明了“去神經心”作為交感神經活動的監測指標；沿著這條路線進行的大量工作促使他思考軀體自身穩定的機制， 1926年他提出“內穩態（homeostasis）”概念，
講學協和醫學院：1935 年
1921年， 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興建的協和醫學院（及醫院）正式開業。 協和醫學院的建立吸引了一批留學生到此工作。 他們把西方最前沿的實驗生理學帶回國內， 改變了中國生理學單靠書本教學的落後狀況。 他們也積極開展實驗， 為中國近代生理學的建立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 這一時期的協和醫學院是中國生理學發展的一個主要陣地， 當時回國後在這裡工作的有發明了血糖分析的關鍵技術"福林-吳"分析法的生物化學家吳憲、英國皇家學會愛丁堡分會會員林可勝、在芝加哥大學獲醫學和哲學雙博士學位的張錫鈞等。
1926年2月， 中國生理學會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理系宣告成立。 同年9月召開了第一屆年會， 林可勝當選為會長。 該屆年會議決創辦《中國生理學雜誌》（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創刊號於1927年1月問世。 中國生理學會成立後的10年中， 會員人數迅速增加， 學會初創時僅17人， 1936年已有110人。
早在1922年， 協和醫學院的教務長顧臨（Roger S. Greene）與坎農就書信聯繫， 就協和的教師聘任人選徵求意見。 生理系主任克魯克香克（Ernest W. H. Cruichshank）和林可勝也與坎農通過信， 內容是評閱論文、推薦進修之類的學術事務。 1932年， 坎農的大女兒維爾瑪（Wilma Denio Cannon， 中文名費慰梅）來華與當時正在北平學習中國語言和歷史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結婚。 坎農在維爾瑪行前給他所認識的中國科學家們寫了若干信件， 希望女兒和女婿在華得到一些照顧。
1934年，顧臨從哈佛的朋友那裡聽說坎農有到北平探望女兒的願望，便會同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葛列格（Alan Gregg）一起邀請坎農在1935年到協和生理系來作客座教授，並從洛克菲勒基金會下屬的中華醫學基金會為坎農的訪問籌措了2 500美元的資助。顧臨在信中說，協和會給坎農提供一間辦公室，以便讓"在您感興趣的領域裡有問題需要和您討論的教師們能夠見到您，但這絕無給您規定任何正式職責之意"。坎農收到信件後非常高興，立刻向哈佛申請了學術休假，並馬上給顧臨和林可勝分別去了信，表示要"在擔任生理系訪問教授期間盡可能地有些用處"。
1935年3月末，坎農帶著妻子和最小的女兒乘船從三藩市出發，途經夏威夷和日本，4月8日抵達上海。時任南京政府衛生署署長及協和醫學院院長的劉瑞恒、林可勝等在碼頭迎接。坎農在上海和南京稍事停留並各作了一場講座後，由林可勝陪同乘火車於4月14日抵達北平。坎農的大女兒、大女婿和三女兒瑪麗安此前已經來到北平，全家人住進了協和為他準備的一座四合院。
在享受家人團聚天倫之樂的同時，坎農為協和醫學院的教學科研開展了大量工作。據他自己的記錄，短短兩個月時間裡，他為協和的學生和工作人員講了2次課，做了8次示範實驗（見表1）。講題覆蓋了他在研究工作中最拿手的所有方面。
坎農向來以熟練的外科手術見長，他設計的實驗常常涉及高難度的手術操作，他的哈佛同事曾說過，“坎農博士在經典生理學的技巧方面是個藝術家”。這次到中國，他把自己的看家本領毫無保留地傳授了出來。
實驗室的研究是動手的工作，許多操作技巧和訣竅難以用文字傳達。在當時那個沒有電視也沒有攝像機的年代，有科學大師這樣面對面、手把手的教導，中國科學家們珍視的程度大概是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的。
坎農到達中國的消息傳開後，請他演講的函件不數日就有一件飛來，他有求必應，講演的題目也十分廣泛，共作了17場講座（見表2）。再加上他在協和還與沈詩章合作完成一篇論文《用割除神經術增強瞳孔括約肌對於乙醯膽鹼之反映》，並指導研究生張鴻德進行《腎上腺髓素對於血糖、血壓、去神經的心率、瞬膜、胃、虹膜、毛髮及涎腺影響的比較研究》的工作，原來計畫中的異國團聚和遊覽最終又變成了忙不到頭的工作。他的夫人在寫回娘家的信中不禁埋怨“他還不如留在坎布裡奇，因為除了每天坐著人力車去協和醫學院和週末的郊遊，他就只看見變阻器、記紋鼓和貓的腔子。”但她也承認，坎農的健康處於最佳狀態。
為了準備在《中國生理學雜誌》上發表坎農與沈詩章合作的論文，當時負責為雜誌全部稿件譯寫中文標題和中文摘要的張錫鈞特地給坎農擬定了一個中文名字“肯恩”。張錫鈞在留給坎農的便箋上說明，“肯”意為熱心行動，“恩”意為樂於助人，“惟願我能用更多的音節說明您的其他優點！”。坎農首肯了這個名字，將它用在後來發表於《中國生理學雜誌》上的文章前面。
6月9日，坎農一家揮別北平。孩子們回美國，坎農夫婦取道朝鮮、日本和蘇聯西伯利亞，前往列寧格勒參加即將在9月份召開的第15屆世界生理學大會。
良師益友：與臧玉洤和柳安昌的學術交往
在坎農與中國人互通的最早一批信件中，有一封日期注為1928年9月14日、在三張“北京清華學校”的信箋上打字而成的信稿。信的正文隔行書寫，用的是學生向老師提交作業時候那種規規矩矩的格式。寫信人名叫臧玉洤。臧玉洤是我國著名神經解剖學家、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神經解剖學科的奠基人，但他寫此信時，還只是一名不滿30歲、剛剛得到清華心理系助教工作的年青人。
坎農1915年出版的成名作Bodily Changes in Pain，Hunger，Fear and Rage奠定了他在世界生理學中的地位。1925年，臧玉洤開始著手把這本書（Bodily Changes in Pain，Hunger，Fear and Rage）譯成中文（《痛饑懼恐時的身體變化》），並於1928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作為譯者，臧玉洤向坎農寄贈了兩份中文譯本，同時在信中介紹了自己的經歷：世代務農、少年喪父、憑著強烈的求知欲節衣縮食完成了在北京大學的學業，譯過幾部分量不輕的英文心理學專著，目前正在翻譯一本心理學的法文著作，內心最渴望的事就是有朝一日能去到美國，利用那裡的先進儀器做一做在中國國內無望完成的精密的實驗。信的最後說自己隨書寄給坎農一張照片，希望也能得到大師的回贈。
►臧玉洤贈坎農譯著《痛饑懼恐時的身體變化》封二上的自照。下有臧玉洤的"呈坎農教授"題字。本照片承哈佛醫學院Countway醫學圖書館惠允發表
在坎農收藏的一本中文譯本的封二處，粘貼著這位中國學子身著西服的7吋黑白半身照，照片上誠懇的目光仍然透過歲月諦視著人們。
臧玉洤在信中只是簡單地提到"因為既貧窮又沒有援助，我的大學生活很艱苦"。誰能知道，這一句話道盡了坎農本人的求學生涯。1892年秋天，高中畢業的坎農隻身離開位於威斯康辛州的家鄉，前往上流社會子弟充斥的哈佛大學就讀。隨身攜帶的財產，除去他的高中英文教師紐森小姐熱切的鼓勵，便只有父親贈別的禮物180美元和哈佛大學的250美元獎學金。這筆小款子勉強可以支付第一學年的最低費用。為了生活，坎農不僅要精心計算每一分錢的支出，還在課餘兼了幾份工作，繁忙的排程和無形的社會壁壘使得這個寒門子弟初入大學的兩年時間裡幾乎沒有在同學中間結交過朋友。支撐他的惟一力量是當他想到他自己，"一個貧窮的沒受多少教育的外地佬，能夠來到這裡，看見自己成為一代又一代哈佛人的父輩們的那些才具、犧牲、希望和奮鬥的繼承者……"。
這一次，坎農顯然給這個無名的東方青年回了信。因為現存的、一年之後臧玉洤給坎農的信，內容已是感謝寄贈Bodily Changes的修訂版，並告訴這位和藹的異國師長，自己獲得了河北省政府的獎學金，計畫到芝加哥大學學習四年。此後到抗戰爆發的10年間，臧玉洤和坎農的通信幾乎每年不斷。臧玉洤每次變換學習地點或開始新工作的時候，都不會忘記寫信告訴坎農，後者也常常得到他寄來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坎農的檔案檔裡至今仍存有二人來往信件的二十余封原件和底稿。
相似的早年經歷或許只是這段忘年交的一個原因。從學術興趣來說，二人都希望將生理學手段導入心理學的研究。對臧玉洤用生理手段探索視覺問題，坎農表示過欣賞。
坎農本人作為出色教師的聲譽是有口皆碑的，這不僅是因為他講課的方式清晰、內容廣博新穎，也不僅是因為他編寫的實驗講義被全美國的醫學院校普遍採用，更是由於"他有一種天才，能把年輕人吸引到他的實驗室，令他們感受到科研之樂，感受到忘我的研究者們討論問題的興奮心情"。在他生前，"世界上每一個或遲或早設立過生理實驗室的國家都曾經派遣過學生到他那裡學習"，說是桃李滿天下可謂名副其實。
1934年5月協和生理系主任林可勝給坎農去信，詢問能否讓自己的年輕助手柳安昌去哈佛學習一年。坎農不但在回信中欣然應允。
柳安昌在坎農的實驗室表現十分出色。1934年10月當坎農通知林可勝他即將訪華的時候，在信中說："柳博士給我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實際上，他已經成了我們這個團體的一個快樂的成員"。1935年4月柳安昌在哈佛的學習接近尾聲，此時坎農正在中國訪問，他特地從上海寫信回波士頓，力促柳安昌回祖國服務，因為在目前的中國"有大量機會可以在重新建設的工作中助一臂之力"。考慮到柳歸國在即，坎農十分周到地在這封信裡附上了給若干美國生理學家的介紹信，以便他的學生回中國之前盡可能地參觀美國各地的生理實驗室。此外，他贈給柳一句地道的美國式祝辭："願你帶著拓荒者的精神和決心參與到新的發展中去"。他告訴這名弟子，今後只要能做到，他願以任何方式幫忙。
柳安昌回國後在南京的陸軍醫學院就職。1935到1937年間師生頻頻通信，學生報告開展工作中遇到的困難，老師不斷寄去安慰鼓勵和各種文獻資料。1937年8月日寇進攻上海，南京告急，柳安昌隨學校遷往廣州，10月份他匆匆寫信通知了坎農。此後戰事日益擴大，柳安昌先是投筆從戎，參加了紅十字會的戰地救護工作，後來又先後去了國立貴陽醫學院、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和國防醫學院擔任生理學教學，顛沛流離之中，他難以繼續保持與美國的聯繫，直到1940年4月他才來得及寫信把1937年以來的種種變化講述給導師，這封信經過一個多月的輾轉總算到達了坎農之手，而10月發出的下一封信卻在途中走了足足5個月，1941年春天才寄抵哈佛。哈佛的生理系此時也非複昔年景象，坎農已經決定從系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但接班的人選尚無法確定，坎農最器重的弟子羅森勃呂特（Arturo Rosenblueth）因為背景原因受到各方面的排擠，坎農本人不顧年邁體衰、健康惡化，還在勉力主持醫藥援華的工作並參加實驗室的研究。不過，坎農的回信中並沒有透露出低沉情緒，他只談到對中國抗戰的關注、與羅森勃呂特合作工作的成功、然後說給柳安昌寄去所需的論文資料，"如安全抵達請告訴我，這樣我就可以送更多給你"。圖書館的坎農檔案中這是兩人通信的最後一封底稿。四年後，坎農去世。1949年柳安昌隨國防醫學院遷去臺灣，直至1971年病故。
《中國生理學雜誌》：坎農的支持及關心
坎農是《中國生理學雜誌》早期的訂閱者之一。1932年6月，坎農致信協和生理系主任林可勝，寄去他訂閱《中國生理學雜誌》的費用27.5美元。林可勝當時恰好外出，生理系的另一名工作人員沈寯淇回信表示，雜誌寄送給坎農本應完全免費，現在收到訂費，令他十分為難，只好把錢暫時留下，待系主任林可勝回來再作主張。但坎農似乎執意要自己出錢訂閱，翌年，即1933年1月，又再次給林可勝寄去雜誌訂費，信中順帶感謝林可勝對他女兒女婿的招待。此後坎農與協和的生理學家們通信的時候，時常提起最近又收到某一期的《中國生理學雜誌》，同時總不忘記對中國生理學家的工作表示他的讚賞。
坎農1935年秋天訪華結束回到哈佛以後，與協和醫學院的聯絡愈加頻繁。然而坎農並未忘記實驗室之外的世界。他知道日本在中國的一角正虎視眈眈，他的中國朋友們始終生活在戰爭的陰影下。他在給臧玉洤的信中說，"中國正開始望見幸福生活的曙光，假如日本的巨掌加在她身上，這是悲劇性的"。不幸，局勢的發展卻證實了坎農最壞的擔憂，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戰火旋即蔓延到了這個古老國度的大半壁河山。
抗戰初起時，美日尚未公開交惡，協和醫學院作為美國人的資產暫時維持著運轉。生理系主任林可勝已經奔赴內地組織戰地醫療工作，系務和《中國生理學雜誌》的事務交由代理系主任張錫鈞負責。坎農間接聽說了這個消息，他在給張錫鈞的信中一再表示，對於在這樣的困難條件下堅持工作，他很是敬佩。1939年坎農當選為協和醫學院控股機構--中華醫學基金會--的董事，與協和的關係更加直接。當時中華醫學基金會在美國的董事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即盡可能地延續協和在北平的存在，坎農也不例外，他鼓勵張錫鈞儘量把研究工作進行下去。然而到了1940年春季，淪陷區的通貨膨脹終於使《中國生理學雜誌》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張錫鈞向坎農報告說，3年間普通紙的價格上漲了3倍，銅版紙的價格上漲了7倍。坎農收到信立即給當時美國生理學會的司庫費恩（Wallace O. Fenn）去信，建議由美國生理學會設立一筆準備金，幫助中國同行繼續出版他們的刊物，費恩同意開會討論坎農的建議。
這個計畫是否付諸實行，我們從今天掌握的材料中尚不得而知。人所共知的是半年過後的1940年12月7日，日本襲擊了美國的珍珠港海軍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美兩國正式宣戰。次日淩晨，協和醫學院被駐平日軍包圍，張錫鈞清早上班遇此突變，急忙趁著日軍尚未深入協和校園的機會，搶先把《中國生理學雜誌》的全部財物從學校另一側遞出牆外，讓平時相熟的一位人力車夫替他火速搬運回家隱藏起來。協和生理系的工作完全停頓了，《中國生理學雜誌》休刊，在世外桃源裡繼續從事科學研究的一點點奢望，到了這天畢竟煙消雲散。
患難真情：抗戰期間與林可勝的交往
坎農1935年在協和醫學院訪問期間，與生理系主任林可勝尤為相投。林可勝是馬來亞華僑領袖林文慶醫生的長子，畢業于愛丁堡大學醫學院，他為人多才多藝，學識淵博，是在協和生理系擔任主任教授的第一位中國人。林氏與1927年到協和生理系任教的張錫鈞一起編寫了我國第一份生理學實驗講義，開創了中國的實驗生理學研究。自從結識林可勝之後，坎農對這位"出身於書香門第，有著中國學者典型的魅力，溫文爾雅，學識廣博"的年輕中國科學家一直非常讚賞，後來他曾在一封信中承認，與林可勝以及協和諸人的友誼是他投身援華活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坎農1935年與協和生理系同仁合影，前排左二為林可勝。圖片引自陳孟勤. 中國生理學史. 第二版. 北京：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 2000.
1937年秋天，一些關心中國抗日的美國人發起成立各種民間援華組織，坎農加入了新英格蘭救濟中國委員會（New England Committee for Relief in China），這個組織與同樣新成立的美國醫藥助華會（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協同開展工作，為炮火下的中國軍民提供醫藥援助。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林可勝正在外地休假，他聞訊立刻中輟休假，沒有返回協和，而是折返南京擔任中國紅十字總會總幹事兼紅會總隊救護隊長，組織全國醫療救護體系，將協和生理系的工作和《中國生理學雜誌》的事務交由生理系教授張錫鈞代管。在醫護人員極端缺乏的後方，林可勝白手起家，動員了來自全國各醫學院校的醫生五百余人和數百註冊護士，創建了一整套戰區救護系統。南京和武漢相繼淪陷後，林可勝又在貴陽圖雲關建立了一個規模宏大的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摸索出一套簡便有效的戰時軍醫培訓方式，在短時間內訓練了大量戰場急需的醫護人員。
1938年4月，探望坎農的一個中國學生給他帶來了他的中國朋友林可勝的消息。抗戰爆發以後，這是坎農首次知道林可勝的下落，他立刻向當時還駐在漢口的紅十字會總會寫了信。林可勝從長沙的紅會救護總隊隊部寫來的回信兩個多月以後才托人帶到坎農手中。
除了醫療器械，林可勝還希望美國援華組織能設法弄到卡車、卡車零件、汽油、可以安裝在木船上的馬達——"您瞭解我們的國家，知道機動運輸的必要性"；他也缺少救護車和配備的人員、教官……，
坎農此時已經全身心地投入援助中國的工作。羅斯福總統夫人發起中國藝術品義賣活動，他擔任了主辦委員會的委員，邀集自己有地位的朋友們出席參加；美國醫藥助華會受顏福慶博士之托為中國的醫學院尋找教師，想要坎農出任組委會的主席；全美助華聯合總會成立伊始，策劃了一個在美國全境通過無線電廣播開展的"中國醫藥援助日"，醫療分會主席坎農負責召集技術委員會的會議，籲請醫學界知名人士提供聲明；撤退到大後方的幾家中國醫學院急需資金重建，坎農任董事的中華醫學基金會正在設法措置……。
林可勝在一封信裡由衷地表示了對坎農的敬意：
我已經聽說您全家都在為中國工作，現在我又知道即使在假日您也不休息，仍舊為您的朋友奔忙。如果不是有了像您和您的家人這樣的一些人，我們不可能建立起我們的組織。
1941年2月，主要由於美國報業大王、《時代》、《生活》和《財富》的主編盧斯（Henry R. Luce）的促成，9個主要的美國援華團體聯合成立了全美助華聯合總會（United China Relief，以下簡稱UCR）。美國醫藥助華會因為是這9個團體中惟一專門從事醫療救濟工作的，合併以後便成為UCR的醫學分會。坎農於4月出任UCR醫學分會主席。
1941年，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已近3年，中國軍民面對空前的艱難困苦。從這年秋天開始，坎農就籌畫著給他遠在中國的朋友更多的精神鼓勵，他準備提名林可勝為美國全國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外籍名譽院士。坎農對林可勝的提名在本年4月獲得通過。接到消息後，坎農欣喜地通知中華醫學基金會的主席羅炳生（Edwin C. Lobenstine）："這是最大的榮譽，是美國科學組織對外國科學家的最高評價。"因為曾經獲此殊榮的有知名的外國生理學家謝靈頓、巴甫洛夫、阿德里安等人，還有其他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把這件事看作不僅是林可勝個人的榮譽，也是對中國人民的支持。兩人商定，通過駐重慶的美國大使將獲獎證書交給林可勝，以造成更廣泛的影響。同時坎農還寫信給美國醫學會的機關刊物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請求他們將林可勝當選的消息刊登出來。JAMA在當年第7期的"醫學新聞"欄目發佈了該則消息。
林可勝在中國的處境這時相當困難。由於他為人正直，不能適應國民黨官場的種種陰謀詭計和權術之爭。尤其因為他主持救濟工作無黨派之見，經常把大量醫療物品撥發給八路軍和新四軍，還往解放區派遣過醫療隊，因此被人告發“通共”，1940年並且遭到軍統關押。為解救林可勝，當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胡適給蔣介石多次去電，極力為林可勝辯護。由於林氏領導的紅會救護總隊是美國醫藥助華會的定點援助物件，助華會提供的大批捐款捐物都是直接交到林可勝手中，由他本人簽字親收，當局不能放棄這批重要的外援，林可勝因此才躲過了災禍。
1943年夏天，林可勝迫於政治形勢不得不辭去紅十字會總隊的職務。第二年春，坎農接到著名作家林語堂的信函和電報，催促他儘快將林可勝提名為美國醫藥助華會董事並邀請林來美國，幫助他躲避中國國內的政治風波。美國醫藥助華會主席、在協和醫學院工作過的生化學家范斯萊克（Donald D. van Slyke）出面向林可勝發出邀請。林可勝在美國逗留了五個多月，參觀了全美各地的軍醫訓練中心，全面瞭解其組織訓練體系。直至風險過後，於1944年9月回國。為了表彰坎農在這一事件當中付出的努力，當年的美國醫藥助華會會刊ABMAC Bulletin特地在9-10月號中為坎農刊發了一篇“人物簡介”，其中滿懷敬意地將坎農介紹為"美國醫藥助華會董事會的傑出成員、世界著名科學家、教育家、人道主義者"。
林可勝在美期間，向紐約醫學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報告了他在中國醫治傷殘士兵，幫助他們學會謀生技能的方法。報告結束的時候全場的美國醫生一反平時的矜持習慣，向林可勝發出了經久不息的歡呼。
坎農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述他一生歷程中自認為最值得珍視的友情，書中他將他與林可勝的友誼稱為“平生最可珍惜者之一”。
結語：消逝的英雄時代
科學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ing Merton） 提出的科學的四種精神特質，在坎農與中國科學界的交往中得以充分的體現。他在訪問協和醫學院的期間不顧自己已經年過六旬，花費大量精力備課、講課，並親手演示實驗，把自己最精華的研究成果竭盡所能傳授給中國的生理學界。難道是坎農生活的那個時代，科學對於人們確實具有如此積極的影響，以至於他們的所思所行與我們今天完全不同？或者是因為坎農以及他周圍的人物都是這樣地出類拔萃，以至於他們根本超越時代之局限？再或者，只是因為漫長時間的過濾，致使人們回思往事的時候總覺得逝去的一切都是格外地潔淨和崇高？
“英雄的時代結束了嗎？”這是1972年紀念坎農誕辰一百周年會議上的一篇特邀發言的題目。從坎農生活的年代到上面這個發言報告的時間裡，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今天它更處在劇變之中。今天人們討論的科學和科學家也許與坎農的時代已經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了。坎農耳聞目睹的是科學高歌猛進的年代，他在世的年代大概也沒有人去研究科學家是怎樣“協商”、競爭、勾心鬥角，為了爭奪資金、為了增加發表數量而在實驗室裡"製造"知識，科學也並不被視為最強大的社會力量。
那個時代與今天相似的地方隨著時間流逝大概會變得越來越少，猶如坎農資料夾中保留的那些紙色泛黃的舊信，內容由老式打字機一字字敲上而錯誤絕少，表格用手工耐心地排齊--這在今天幾乎已成為神話。但是，或許仍有一些他給我們留下的東西能夠比較長久地存在。有兩位分別住在美國和中國的生理學家在為坎農撰寫紀念文章的時候，不約而同地稱他為“our mentor and friend”——“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對於中國生理學家和中國人民來說，他的確既是一位高明的導師，又是一位可敬的朋友。回顧這位美國生理學家對中國生理學發展的影響和對中國抗日戰爭的熱情援助，不由使我們感到科學與人文的交融未必盡在於高深的哲理爭辯，它常常也可以體現在科學家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因篇幅所限，本文有所刪減，原文載於《中國科技史雜誌》，2005，26（3），204-221，參考文獻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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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女兒和女婿在華得到一些照顧。1934年，顧臨從哈佛的朋友那裡聽說坎農有到北平探望女兒的願望，便會同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葛列格（Alan Gregg）一起邀請坎農在1935年到協和生理系來作客座教授，並從洛克菲勒基金會下屬的中華醫學基金會為坎農的訪問籌措了2 500美元的資助。顧臨在信中說，協和會給坎農提供一間辦公室，以便讓"在您感興趣的領域裡有問題需要和您討論的教師們能夠見到您，但這絕無給您規定任何正式職責之意"。坎農收到信件後非常高興，立刻向哈佛申請了學術休假，並馬上給顧臨和林可勝分別去了信，表示要"在擔任生理系訪問教授期間盡可能地有些用處"。
1935年3月末，坎農帶著妻子和最小的女兒乘船從三藩市出發，途經夏威夷和日本，4月8日抵達上海。時任南京政府衛生署署長及協和醫學院院長的劉瑞恒、林可勝等在碼頭迎接。坎農在上海和南京稍事停留並各作了一場講座後，由林可勝陪同乘火車於4月14日抵達北平。坎農的大女兒、大女婿和三女兒瑪麗安此前已經來到北平，全家人住進了協和為他準備的一座四合院。
在享受家人團聚天倫之樂的同時，坎農為協和醫學院的教學科研開展了大量工作。據他自己的記錄，短短兩個月時間裡，他為協和的學生和工作人員講了2次課，做了8次示範實驗（見表1）。講題覆蓋了他在研究工作中最拿手的所有方面。
坎農向來以熟練的外科手術見長，他設計的實驗常常涉及高難度的手術操作，他的哈佛同事曾說過，“坎農博士在經典生理學的技巧方面是個藝術家”。這次到中國，他把自己的看家本領毫無保留地傳授了出來。
實驗室的研究是動手的工作，許多操作技巧和訣竅難以用文字傳達。在當時那個沒有電視也沒有攝像機的年代，有科學大師這樣面對面、手把手的教導，中國科學家們珍視的程度大概是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的。
坎農到達中國的消息傳開後，請他演講的函件不數日就有一件飛來，他有求必應，講演的題目也十分廣泛，共作了17場講座（見表2）。再加上他在協和還與沈詩章合作完成一篇論文《用割除神經術增強瞳孔括約肌對於乙醯膽鹼之反映》，並指導研究生張鴻德進行《腎上腺髓素對於血糖、血壓、去神經的心率、瞬膜、胃、虹膜、毛髮及涎腺影響的比較研究》的工作，原來計畫中的異國團聚和遊覽最終又變成了忙不到頭的工作。他的夫人在寫回娘家的信中不禁埋怨“他還不如留在坎布裡奇，因為除了每天坐著人力車去協和醫學院和週末的郊遊，他就只看見變阻器、記紋鼓和貓的腔子。”但她也承認，坎農的健康處於最佳狀態。
為了準備在《中國生理學雜誌》上發表坎農與沈詩章合作的論文，當時負責為雜誌全部稿件譯寫中文標題和中文摘要的張錫鈞特地給坎農擬定了一個中文名字“肯恩”。張錫鈞在留給坎農的便箋上說明，“肯”意為熱心行動，“恩”意為樂於助人，“惟願我能用更多的音節說明您的其他優點！”。坎農首肯了這個名字，將它用在後來發表於《中國生理學雜誌》上的文章前面。
6月9日，坎農一家揮別北平。孩子們回美國，坎農夫婦取道朝鮮、日本和蘇聯西伯利亞，前往列寧格勒參加即將在9月份召開的第15屆世界生理學大會。
良師益友：與臧玉洤和柳安昌的學術交往
在坎農與中國人互通的最早一批信件中，有一封日期注為1928年9月14日、在三張“北京清華學校”的信箋上打字而成的信稿。信的正文隔行書寫，用的是學生向老師提交作業時候那種規規矩矩的格式。寫信人名叫臧玉洤。臧玉洤是我國著名神經解剖學家、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神經解剖學科的奠基人，但他寫此信時，還只是一名不滿30歲、剛剛得到清華心理系助教工作的年青人。
坎農1915年出版的成名作Bodily Changes in Pain，Hunger，Fear and Rage奠定了他在世界生理學中的地位。1925年，臧玉洤開始著手把這本書（Bodily Changes in Pain，Hunger，Fear and Rage）譯成中文（《痛饑懼恐時的身體變化》），並於1928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作為譯者，臧玉洤向坎農寄贈了兩份中文譯本，同時在信中介紹了自己的經歷：世代務農、少年喪父、憑著強烈的求知欲節衣縮食完成了在北京大學的學業，譯過幾部分量不輕的英文心理學專著，目前正在翻譯一本心理學的法文著作，內心最渴望的事就是有朝一日能去到美國，利用那裡的先進儀器做一做在中國國內無望完成的精密的實驗。信的最後說自己隨書寄給坎農一張照片，希望也能得到大師的回贈。
►臧玉洤贈坎農譯著《痛饑懼恐時的身體變化》封二上的自照。下有臧玉洤的"呈坎農教授"題字。本照片承哈佛醫學院Countway醫學圖書館惠允發表
在坎農收藏的一本中文譯本的封二處，粘貼著這位中國學子身著西服的7吋黑白半身照，照片上誠懇的目光仍然透過歲月諦視著人們。
臧玉洤在信中只是簡單地提到"因為既貧窮又沒有援助，我的大學生活很艱苦"。誰能知道，這一句話道盡了坎農本人的求學生涯。1892年秋天，高中畢業的坎農隻身離開位於威斯康辛州的家鄉，前往上流社會子弟充斥的哈佛大學就讀。隨身攜帶的財產，除去他的高中英文教師紐森小姐熱切的鼓勵，便只有父親贈別的禮物180美元和哈佛大學的250美元獎學金。這筆小款子勉強可以支付第一學年的最低費用。為了生活，坎農不僅要精心計算每一分錢的支出，還在課餘兼了幾份工作，繁忙的排程和無形的社會壁壘使得這個寒門子弟初入大學的兩年時間裡幾乎沒有在同學中間結交過朋友。支撐他的惟一力量是當他想到他自己，"一個貧窮的沒受多少教育的外地佬，能夠來到這裡，看見自己成為一代又一代哈佛人的父輩們的那些才具、犧牲、希望和奮鬥的繼承者……"。
這一次，坎農顯然給這個無名的東方青年回了信。因為現存的、一年之後臧玉洤給坎農的信，內容已是感謝寄贈Bodily Changes的修訂版，並告訴這位和藹的異國師長，自己獲得了河北省政府的獎學金，計畫到芝加哥大學學習四年。此後到抗戰爆發的10年間，臧玉洤和坎農的通信幾乎每年不斷。臧玉洤每次變換學習地點或開始新工作的時候，都不會忘記寫信告訴坎農，後者也常常得到他寄來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坎農的檔案檔裡至今仍存有二人來往信件的二十余封原件和底稿。
相似的早年經歷或許只是這段忘年交的一個原因。從學術興趣來說，二人都希望將生理學手段導入心理學的研究。對臧玉洤用生理手段探索視覺問題，坎農表示過欣賞。
坎農本人作為出色教師的聲譽是有口皆碑的，這不僅是因為他講課的方式清晰、內容廣博新穎，也不僅是因為他編寫的實驗講義被全美國的醫學院校普遍採用，更是由於"他有一種天才，能把年輕人吸引到他的實驗室，令他們感受到科研之樂，感受到忘我的研究者們討論問題的興奮心情"。在他生前，"世界上每一個或遲或早設立過生理實驗室的國家都曾經派遣過學生到他那裡學習"，說是桃李滿天下可謂名副其實。
1934年5月協和生理系主任林可勝給坎農去信，詢問能否讓自己的年輕助手柳安昌去哈佛學習一年。坎農不但在回信中欣然應允。
柳安昌在坎農的實驗室表現十分出色。1934年10月當坎農通知林可勝他即將訪華的時候，在信中說："柳博士給我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實際上，他已經成了我們這個團體的一個快樂的成員"。1935年4月柳安昌在哈佛的學習接近尾聲，此時坎農正在中國訪問，他特地從上海寫信回波士頓，力促柳安昌回祖國服務，因為在目前的中國"有大量機會可以在重新建設的工作中助一臂之力"。考慮到柳歸國在即，坎農十分周到地在這封信裡附上了給若干美國生理學家的介紹信，以便他的學生回中國之前盡可能地參觀美國各地的生理實驗室。此外，他贈給柳一句地道的美國式祝辭："願你帶著拓荒者的精神和決心參與到新的發展中去"。他告訴這名弟子，今後只要能做到，他願以任何方式幫忙。
柳安昌回國後在南京的陸軍醫學院就職。1935到1937年間師生頻頻通信，學生報告開展工作中遇到的困難，老師不斷寄去安慰鼓勵和各種文獻資料。1937年8月日寇進攻上海，南京告急，柳安昌隨學校遷往廣州，10月份他匆匆寫信通知了坎農。此後戰事日益擴大，柳安昌先是投筆從戎，參加了紅十字會的戰地救護工作，後來又先後去了國立貴陽醫學院、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和國防醫學院擔任生理學教學，顛沛流離之中，他難以繼續保持與美國的聯繫，直到1940年4月他才來得及寫信把1937年以來的種種變化講述給導師，這封信經過一個多月的輾轉總算到達了坎農之手，而10月發出的下一封信卻在途中走了足足5個月，1941年春天才寄抵哈佛。哈佛的生理系此時也非複昔年景象，坎農已經決定從系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但接班的人選尚無法確定，坎農最器重的弟子羅森勃呂特（Arturo Rosenblueth）因為背景原因受到各方面的排擠，坎農本人不顧年邁體衰、健康惡化，還在勉力主持醫藥援華的工作並參加實驗室的研究。不過，坎農的回信中並沒有透露出低沉情緒，他只談到對中國抗戰的關注、與羅森勃呂特合作工作的成功、然後說給柳安昌寄去所需的論文資料，"如安全抵達請告訴我，這樣我就可以送更多給你"。圖書館的坎農檔案中這是兩人通信的最後一封底稿。四年後，坎農去世。1949年柳安昌隨國防醫學院遷去臺灣，直至1971年病故。
《中國生理學雜誌》：坎農的支持及關心
坎農是《中國生理學雜誌》早期的訂閱者之一。1932年6月，坎農致信協和生理系主任林可勝，寄去他訂閱《中國生理學雜誌》的費用27.5美元。林可勝當時恰好外出，生理系的另一名工作人員沈寯淇回信表示，雜誌寄送給坎農本應完全免費，現在收到訂費，令他十分為難，只好把錢暫時留下，待系主任林可勝回來再作主張。但坎農似乎執意要自己出錢訂閱，翌年，即1933年1月，又再次給林可勝寄去雜誌訂費，信中順帶感謝林可勝對他女兒女婿的招待。此後坎農與協和的生理學家們通信的時候，時常提起最近又收到某一期的《中國生理學雜誌》，同時總不忘記對中國生理學家的工作表示他的讚賞。
坎農1935年秋天訪華結束回到哈佛以後，與協和醫學院的聯絡愈加頻繁。然而坎農並未忘記實驗室之外的世界。他知道日本在中國的一角正虎視眈眈，他的中國朋友們始終生活在戰爭的陰影下。他在給臧玉洤的信中說，"中國正開始望見幸福生活的曙光，假如日本的巨掌加在她身上，這是悲劇性的"。不幸，局勢的發展卻證實了坎農最壞的擔憂，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戰火旋即蔓延到了這個古老國度的大半壁河山。
抗戰初起時，美日尚未公開交惡，協和醫學院作為美國人的資產暫時維持著運轉。生理系主任林可勝已經奔赴內地組織戰地醫療工作，系務和《中國生理學雜誌》的事務交由代理系主任張錫鈞負責。坎農間接聽說了這個消息，他在給張錫鈞的信中一再表示，對於在這樣的困難條件下堅持工作，他很是敬佩。1939年坎農當選為協和醫學院控股機構--中華醫學基金會--的董事，與協和的關係更加直接。當時中華醫學基金會在美國的董事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即盡可能地延續協和在北平的存在，坎農也不例外，他鼓勵張錫鈞儘量把研究工作進行下去。然而到了1940年春季，淪陷區的通貨膨脹終於使《中國生理學雜誌》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張錫鈞向坎農報告說，3年間普通紙的價格上漲了3倍，銅版紙的價格上漲了7倍。坎農收到信立即給當時美國生理學會的司庫費恩（Wallace O. Fenn）去信，建議由美國生理學會設立一筆準備金，幫助中國同行繼續出版他們的刊物，費恩同意開會討論坎農的建議。
這個計畫是否付諸實行，我們從今天掌握的材料中尚不得而知。人所共知的是半年過後的1940年12月7日，日本襲擊了美國的珍珠港海軍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美兩國正式宣戰。次日淩晨，協和醫學院被駐平日軍包圍，張錫鈞清早上班遇此突變，急忙趁著日軍尚未深入協和校園的機會，搶先把《中國生理學雜誌》的全部財物從學校另一側遞出牆外，讓平時相熟的一位人力車夫替他火速搬運回家隱藏起來。協和生理系的工作完全停頓了，《中國生理學雜誌》休刊，在世外桃源裡繼續從事科學研究的一點點奢望，到了這天畢竟煙消雲散。
患難真情：抗戰期間與林可勝的交往
坎農1935年在協和醫學院訪問期間，與生理系主任林可勝尤為相投。林可勝是馬來亞華僑領袖林文慶醫生的長子，畢業于愛丁堡大學醫學院，他為人多才多藝，學識淵博，是在協和生理系擔任主任教授的第一位中國人。林氏與1927年到協和生理系任教的張錫鈞一起編寫了我國第一份生理學實驗講義，開創了中國的實驗生理學研究。自從結識林可勝之後，坎農對這位"出身於書香門第，有著中國學者典型的魅力，溫文爾雅，學識廣博"的年輕中國科學家一直非常讚賞，後來他曾在一封信中承認，與林可勝以及協和諸人的友誼是他投身援華活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坎農1935年與協和生理系同仁合影，前排左二為林可勝。圖片引自陳孟勤. 中國生理學史. 第二版. 北京：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 2000.
1937年秋天，一些關心中國抗日的美國人發起成立各種民間援華組織，坎農加入了新英格蘭救濟中國委員會（New England Committee for Relief in China），這個組織與同樣新成立的美國醫藥助華會（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協同開展工作，為炮火下的中國軍民提供醫藥援助。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林可勝正在外地休假，他聞訊立刻中輟休假，沒有返回協和，而是折返南京擔任中國紅十字總會總幹事兼紅會總隊救護隊長，組織全國醫療救護體系，將協和生理系的工作和《中國生理學雜誌》的事務交由生理系教授張錫鈞代管。在醫護人員極端缺乏的後方，林可勝白手起家，動員了來自全國各醫學院校的醫生五百余人和數百註冊護士，創建了一整套戰區救護系統。南京和武漢相繼淪陷後，林可勝又在貴陽圖雲關建立了一個規模宏大的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摸索出一套簡便有效的戰時軍醫培訓方式，在短時間內訓練了大量戰場急需的醫護人員。
1938年4月，探望坎農的一個中國學生給他帶來了他的中國朋友林可勝的消息。抗戰爆發以後，這是坎農首次知道林可勝的下落，他立刻向當時還駐在漢口的紅十字會總會寫了信。林可勝從長沙的紅會救護總隊隊部寫來的回信兩個多月以後才托人帶到坎農手中。
除了醫療器械，林可勝還希望美國援華組織能設法弄到卡車、卡車零件、汽油、可以安裝在木船上的馬達——"您瞭解我們的國家，知道機動運輸的必要性"；他也缺少救護車和配備的人員、教官……，
坎農此時已經全身心地投入援助中國的工作。羅斯福總統夫人發起中國藝術品義賣活動，他擔任了主辦委員會的委員，邀集自己有地位的朋友們出席參加；美國醫藥助華會受顏福慶博士之托為中國的醫學院尋找教師，想要坎農出任組委會的主席；全美助華聯合總會成立伊始，策劃了一個在美國全境通過無線電廣播開展的"中國醫藥援助日"，醫療分會主席坎農負責召集技術委員會的會議，籲請醫學界知名人士提供聲明；撤退到大後方的幾家中國醫學院急需資金重建，坎農任董事的中華醫學基金會正在設法措置……。
林可勝在一封信裡由衷地表示了對坎農的敬意：
我已經聽說您全家都在為中國工作，現在我又知道即使在假日您也不休息，仍舊為您的朋友奔忙。如果不是有了像您和您的家人這樣的一些人，我們不可能建立起我們的組織。
1941年2月，主要由於美國報業大王、《時代》、《生活》和《財富》的主編盧斯（Henry R. Luce）的促成，9個主要的美國援華團體聯合成立了全美助華聯合總會（United China Relief，以下簡稱UCR）。美國醫藥助華會因為是這9個團體中惟一專門從事醫療救濟工作的，合併以後便成為UCR的醫學分會。坎農於4月出任UCR醫學分會主席。
1941年，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已近3年，中國軍民面對空前的艱難困苦。從這年秋天開始，坎農就籌畫著給他遠在中國的朋友更多的精神鼓勵，他準備提名林可勝為美國全國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外籍名譽院士。坎農對林可勝的提名在本年4月獲得通過。接到消息後，坎農欣喜地通知中華醫學基金會的主席羅炳生（Edwin C. Lobenstine）："這是最大的榮譽，是美國科學組織對外國科學家的最高評價。"因為曾經獲此殊榮的有知名的外國生理學家謝靈頓、巴甫洛夫、阿德里安等人，還有其他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把這件事看作不僅是林可勝個人的榮譽，也是對中國人民的支持。兩人商定，通過駐重慶的美國大使將獲獎證書交給林可勝，以造成更廣泛的影響。同時坎農還寫信給美國醫學會的機關刊物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請求他們將林可勝當選的消息刊登出來。JAMA在當年第7期的"醫學新聞"欄目發佈了該則消息。
林可勝在中國的處境這時相當困難。由於他為人正直，不能適應國民黨官場的種種陰謀詭計和權術之爭。尤其因為他主持救濟工作無黨派之見，經常把大量醫療物品撥發給八路軍和新四軍，還往解放區派遣過醫療隊，因此被人告發“通共”，1940年並且遭到軍統關押。為解救林可勝，當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胡適給蔣介石多次去電，極力為林可勝辯護。由於林氏領導的紅會救護總隊是美國醫藥助華會的定點援助物件，助華會提供的大批捐款捐物都是直接交到林可勝手中，由他本人簽字親收，當局不能放棄這批重要的外援，林可勝因此才躲過了災禍。
1943年夏天，林可勝迫於政治形勢不得不辭去紅十字會總隊的職務。第二年春，坎農接到著名作家林語堂的信函和電報，催促他儘快將林可勝提名為美國醫藥助華會董事並邀請林來美國，幫助他躲避中國國內的政治風波。美國醫藥助華會主席、在協和醫學院工作過的生化學家范斯萊克（Donald D. van Slyke）出面向林可勝發出邀請。林可勝在美國逗留了五個多月，參觀了全美各地的軍醫訓練中心，全面瞭解其組織訓練體系。直至風險過後，於1944年9月回國。為了表彰坎農在這一事件當中付出的努力，當年的美國醫藥助華會會刊ABMAC Bulletin特地在9-10月號中為坎農刊發了一篇“人物簡介”，其中滿懷敬意地將坎農介紹為"美國醫藥助華會董事會的傑出成員、世界著名科學家、教育家、人道主義者"。
林可勝在美期間，向紐約醫學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報告了他在中國醫治傷殘士兵，幫助他們學會謀生技能的方法。報告結束的時候全場的美國醫生一反平時的矜持習慣，向林可勝發出了經久不息的歡呼。
坎農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述他一生歷程中自認為最值得珍視的友情，書中他將他與林可勝的友誼稱為“平生最可珍惜者之一”。
結語：消逝的英雄時代
科學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ing Merton） 提出的科學的四種精神特質，在坎農與中國科學界的交往中得以充分的體現。他在訪問協和醫學院的期間不顧自己已經年過六旬，花費大量精力備課、講課，並親手演示實驗，把自己最精華的研究成果竭盡所能傳授給中國的生理學界。難道是坎農生活的那個時代，科學對於人們確實具有如此積極的影響，以至於他們的所思所行與我們今天完全不同？或者是因為坎農以及他周圍的人物都是這樣地出類拔萃，以至於他們根本超越時代之局限？再或者，只是因為漫長時間的過濾，致使人們回思往事的時候總覺得逝去的一切都是格外地潔淨和崇高？
“英雄的時代結束了嗎？”這是1972年紀念坎農誕辰一百周年會議上的一篇特邀發言的題目。從坎農生活的年代到上面這個發言報告的時間裡，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今天它更處在劇變之中。今天人們討論的科學和科學家也許與坎農的時代已經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了。坎農耳聞目睹的是科學高歌猛進的年代，他在世的年代大概也沒有人去研究科學家是怎樣“協商”、競爭、勾心鬥角，為了爭奪資金、為了增加發表數量而在實驗室裡"製造"知識，科學也並不被視為最強大的社會力量。
那個時代與今天相似的地方隨著時間流逝大概會變得越來越少，猶如坎農資料夾中保留的那些紙色泛黃的舊信，內容由老式打字機一字字敲上而錯誤絕少，表格用手工耐心地排齊--這在今天幾乎已成為神話。但是，或許仍有一些他給我們留下的東西能夠比較長久地存在。有兩位分別住在美國和中國的生理學家在為坎農撰寫紀念文章的時候，不約而同地稱他為“our mentor and friend”——“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對於中國生理學家和中國人民來說，他的確既是一位高明的導師，又是一位可敬的朋友。回顧這位美國生理學家對中國生理學發展的影響和對中國抗日戰爭的熱情援助，不由使我們感到科學與人文的交融未必盡在於高深的哲理爭辯，它常常也可以體現在科學家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因篇幅所限，本文有所刪減，原文載於《中國科技史雜誌》，2005，26（3），204-221，參考文獻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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