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消息， 中日雙方商定， 第四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於4月16日在日本東京舉行。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和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將共同主持此次對話， 兩國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人將出席對話。
此次是中日高層近八年來首度重啟經濟對話。 種種跡象顯示， 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之際， 中日兩國雙邊關係迎來回暖契機。
高層經濟對話八年後重啟
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是兩國政府間經濟領域最高級別的交流機制， 2007年4月啟動。 其主要任務一是交流兩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策，
有報導稱， 此次對話將討論“一帶一路”合作、貿易及投資等話題。 日媒透露， 對話將就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進行討論， 達成合作共識， 並有意就合作完善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等達成一致。 考慮到美國特朗普政府對鋼鐵和鋁產品的進口限制， 中日雙方也有可能圍繞自由貿易的重要性交換意見。
分析人士認為， 兩國重啟高層經濟對話， 意味著兩國努力向關係改善方向邁進， 也為緩和近期全球貿易緊張氣氛邁出了一步。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 王毅此次正式訪日， 是兩國加強高層交往和溝通的重要舉措， 中方希望雙方通過此訪增進互信， 積累共識， 管控分歧， 進一步鞏固中日關係改善勢頭。 日本外交部也看好兩國高層經濟對話的恢復， 認為這將強化兩國戰略合作， 使雙方互惠。
此外， 有報導稱， 此次對話也將為接下來的中日韓首腦會進行預熱。
謀求擴大進一步合作
進入2018年來， 1月份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應邀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充分表達了日方希望進一步推進中日關係改善的願望。 4月份， 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會長河野洋平訪華，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去年12月在“第三輪中日企業家和前高官對話”歡迎招待會上的致辭中表示， 兩國互惠的經濟關係， 並不只是雙邊貿易， 它有更大的可能性。 對於亞洲如此旺盛的基礎設施需求， 兩國應一起來滿足。 這不僅對兩國經濟發展， 而且對亞洲的繁榮都是很大貢獻。
日本自民党幹事長二階俊博出席了去年5月在中國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安倍晉三也曾表示“希望合作”。 日本政府態度的變化， 也促成日本企業開始轉變態度， 希望能夠抓住“一帶一路”帶來的商機。
中國日本商會成立了“一帶一路”聯絡協議會。 會員企業之間共用資訊， 還召開洽談會和研討會。 三菱東京日聯銀行與瑞穗銀行等大銀行也開始探索能説明客戶擴大業務的方法。
然而， 兩國在推進“一帶一路”方面目標似乎並不一致， 未來兩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如何實現各自目標的對接仍需觀察。
仍需警惕種種逆風
一段時間以來， 中日關係確實出現了改善的勢頭。 從近期各方的對話和動向來看， 日本國內， 尤其是日本政界對於中日關係的轉圜及推動向好的呼聲在不斷加大。
日本共同社14日報導，
但分析人士認為， 即使在日本向中國吹暖風的時候， 兩國基本面仍不能說已經完全改善。 對特朗普拋出的印太戰略， 日本是最積極的推動者。 美國政府對鋼鐵產品徵稅， 希望通過與各國談判達成有利於自身的協議， 也希望日本歐盟等盟友聯合應對中國。 歐盟、日本不久前跟風向WTO遞交檔， 要求加入美方針對中國智慧財產權的磋商請求。 日本方面認為，日本對中國企業提供的技術占中國技術進口的20%(按合同數量計算)，為此日本是中國技術轉讓方面最大的利益攸關者，對於日本在華合資企業的技術專業問題，日本也表達了特別的憂慮。
此前，美國總統特朗普4月12日命令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討論重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條件。儘管日本方面擔憂美國這一舉動可能是對TPP11的牽制，擔心日美雙邊關係呈現瓦解的徵兆，但日本政府內部仍有一種期待，即在發展為重新談判的情況下，“如果美國的焦點轉向TPP，(雙邊的)日美自由貿易協定(FTA)將降溫”。與進行雙邊談判的FTA相比，美方對日本施加的壓力將緩和。此外，日本政府對中國崛起的糾結心態，也無法在短期內緩解。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蔡亮表示，目前的互動是從去年開始延續下來的兩國關係回暖的重要一環。而作為關係回暖的標誌，中日近來也在經貿領域擴大合作。但他同時表示，日本對中國崛起的判斷始終是挑戰大於機遇。在雙邊領域中日會更多強調合作，而多邊領域日方則有可能利用一些國際經貿制度來對中國形成規制。(原題為《中日近八年來首度重啟經濟對話》)
相關新聞》》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時隔八年再開，兩國經貿合作有哪些新契機
據中國外交部消息，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4月15日至17日訪問日本，並將於16日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持第四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兩國將各派出數名部長級官員參加，就雙邊、地區和國際經濟貿易領域的廣泛問題進行討論。
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副總理級)是兩國間最高級別經濟合作機制，旨在就交流兩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跨部門經濟合作事宜，加強在重大國際經濟問題上的政策溝通。前三次會議分別於2007年、2009年和2010年舉行。此後，由於兩國政治關係受日方挑起“釣魚島國有化”等事件影響陷入嚴重困難，該對話也陷入沉寂。
此次對話時隔8年得以再次舉行，一方面得益於去年以來兩國關係改善進程的加快，另一方面也說明兩國經貿合作已進入了提質升級的新時代，雙方均有強烈的客觀需要重啟這一機制，以便就新形勢下的中日經貿關係進行政策溝通和措施協調。
中日關係的壓艙石和助推器
中日邦交正常化46年來，無論中日兩國政治關係如何起伏，經貿合作一直是中日關係的重要壓艙石和助推器。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中日兩國經貿合作經過數十年的沉澱，雙方利益深度融合，合作領域不斷拓展，目前已經進入品質提升和結構升級的新階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雙方互為最重要的交易夥伴，雙邊貨物貿易保持高位運行，服務貿易方興未艾。
1994年到2003年，日本連續11年成為中國最大交易夥伴，並連續保持該地位11年，直至2003年被美國超越，退居第二位置至今。中國自2007年至今，一直是日本第一大交易夥伴。
2011年以來，雙邊貿易額平均每年都穩定在3000億美元上下，平均每天有約8至10 億美元的貨物往返於兩國間，這一數量相當於1972年恢復邦交時近1年的雙邊貿易總額。2017年中日貿易額達3029億美元，繼續保持較高水準。
隨著中國經濟逐步進入高品質發展階段，中日雙邊貿易商品日益多元化，尤其中國對日本出口商品中的工業製品比例顯著提高。兩國產業鏈相互融合日益加深，逐步由日本在上端、中國在中低端的垂直分工向更為平衡的水準式分工發展。
同時，隨著數字經濟的崛起，以跨境電商為代表的“互聯網+”模式為中日貿易增添新動能。花王、資生堂、高絲等諸多日本日用品和化妝品等品牌佔據中國各大電商平臺暢銷排行榜。此外，以旅遊、智慧財產權、交通運輸為主要內容服務貿易成為中日貿易新亮點。
二是中日投資關係已由日本對華單向投資逐漸轉變成雙向投資，並且中國企業對日本投資增勢十分強勁。
日本在華投資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技術升級，同時日本企業也獲利頗豐，帶動了日本自身產業轉型。2015年，日本成為首個對華投資額累計突破1000億美元的國家，迄今仍是唯一對華投資累計超過一千億的國家。近兩年，日本對華投資保持穩定，領域逐步多元化發展，服務業投資不斷升溫。日企在華投資策略發生重大改變，從“以中國為生產基地和以出口為導向”逐步演變為“以中國為最終消費目的地和以內需市場為導向”。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日投資起步雖晚，但近幾年，增速迅猛，逐漸呈現出一股新潮流。截止2017年底，中國對日累計投資超過34.4億美元。中國企業的投資領域從製造業向通信、互聯網、金融服務等新型業態不斷拓展。
最初到日本投資的中國企業大多是收購或兼併將要倒閉的製造業企業或其部門。同時，也有一些企業進入太陽能發電等新興行業。第二波則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到日本設立研發機構。最近的潮流則中國互聯網巨頭和共用經濟企業進軍日本。螞蟻金服、騰訊微信紛紛同日本企業合作;阿裡巴巴和日本軟銀攜手拓展日本雲計算市場;中國摩拜單車進軍札幌、福岡等城市;滴滴出行與日本最大計程車企業攜手推出手機叫車服務，中國式共用經濟大規模登陸日本。
三是金融合作日益拓展深化，兩國間資金流向已由最初日方單向對華輸出進入雙方互為重要融資物件國階段，為中日經濟關係進一步發展不斷注入新鮮血液。
中日分別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經濟體，擁有人民幣和日元兩種國際貨幣，雙邊貿易和人員往來頻繁，對金融服務客觀需求十分巨大。兩國央行於2002年締結首份30億美元貨幣互換協定。2011年12月，兩國決定再度續約該協議，並達成擴大本幣使用和債券合作等一攬子協議，為雙方金融合作奠定了良好物質基礎。2012年6月，兩國啟動了人民幣和日元的直接兌換交易。
多年來，日本市場資金充沛，資金成本較低，這使得日本成為中國金融機構和跨國企業籌集資金的重要目標市場。同時，隨著中國金融和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擴大，日本金融機構和企業也逐步擴大在華業務。例如，2018年1月，日本三菱東京UFJ和瑞穗正式發行“熊貓債”。日本金融機構在華發行“熊貓債”標誌著中日兩國金融領域的合作開始走向深入。
四是兩國政府及經濟界交流日益頻繁，經貿合作機制化程度不斷提高。
除了中日經濟高層對話這一兩國政府間最高級別經貿對話機制外，兩國的經貿主管部門間也建有多個重要經貿磋商機制。此外，由兩國政府經貿部門和企業界共同參與的中日節能環保綜合論壇、中日經濟合作會議等輪流在兩國舉辦，為兩國經濟界交流搭建起豐富多樣的平臺。
在經濟團體層面，日本經濟界幾十年來堅持組團訪華。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商工會議所、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日中經濟協會等日本最重要的經濟團體幾乎每年都組團訪華，受到我國領導人接見。1981年由在華日本企業成立了“日本中國商會”，是第一家正式在華成立的外國商會。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對日投資規模擴大，全日本中國企業協會聯合會和在日中國企業協會不斷發展壯大。
五是兩國經貿合作的地區和國際作用日益凸顯，為東亞和亞太區域一體化進程不斷推進做出重要貢獻。
中日作為東亞地區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雙方經濟關係已遠遠超出雙邊範疇，日益具有地區乃至全球影響。特別是在近年來，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背景下，作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宣導國和維護者，兩國在維護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引領亞洲經濟實現進一步發展，開啟新一輪全球化進程等方面日益擁有更多共同利益。
中日兩國攜手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加緊商談自貿安排。“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就是中日共同倡議、攜手推進的區域一體化進程最好例證。在東亞金融合作領域，兩國以最大出資國身份聯手推動了以清邁倡議多邊化為核心的地區金融安全網建設，並促成了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辦公室這一“亞洲版的IMF”的建立。
兩國關係改善勢頭下經貿合作的契機
今年是《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簽署40周年，雙方之間將有一系列的重要訪問，兩國關係有望持續保持良好的改善勢頭，這為中日經貿合作深入發展提供了良好契機。
展望未來，雙方應把握機遇，積極開展節能環保和先進製造業合作，拓展新興服務產業和創新領域務實合作，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契機開展協力廠商市場合作，推動中日兩國經貿關係再上新臺階，助推雙邊關係持續穩定改善，實現中日共同繁榮。
首先，深化在節能環保領域合作。日本在解決能源環境問題方面積累了許多先進技術和成功經驗，中國更加重視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發展，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節能環保產業，中日兩國互補優勢明顯，發展以節能環保產業為重點的綠色經濟，將為兩國帶來更為廣闊的合作空間。中日加強節能環保合作，不但可以推動新產業發展，創造新的需求，更可向外界發出積極資訊，對本地區其他國家形成示範作用，為解決氣候變化這一人類共同的課題做出更大貢獻。
其次，拓展現代服務業領域合作。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轉向內需主導，服務業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升，金融保險、醫療保健、教育、娛樂、旅遊、養老等消費需求成為熱點。日本作為成熟的發達經濟體，服務產業十分發達，特別是日本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老齡國家，在養老、醫療、保險等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未來，中國將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這為日本企業來華提供十分廣闊的市場機遇。
第三，積極加強創新領域合作。中國將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推動互聯網、大資料、人工智慧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新動能。日本企業可發揮在高端製造、智慧製造、生物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加強同中方合作，助推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促進中日產業鏈深度融合，為創新發展增添新動力。
第四，“一帶一路”成為兩國合作新平臺。2017年以來，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合作態度轉向積極，兩國圍繞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協力廠商市場合作已由共識逐步轉變成積極行動。目前，許多日本企業在高端製造、物流、金融等領域已與中國企業開展對接與合作，積極探討開拓第三國市場。
日本方面認為，日本對中國企業提供的技術占中國技術進口的20%(按合同數量計算)，為此日本是中國技術轉讓方面最大的利益攸關者，對於日本在華合資企業的技術專業問題，日本也表達了特別的憂慮。此前，美國總統特朗普4月12日命令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討論重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條件。儘管日本方面擔憂美國這一舉動可能是對TPP11的牽制，擔心日美雙邊關係呈現瓦解的徵兆，但日本政府內部仍有一種期待，即在發展為重新談判的情況下，“如果美國的焦點轉向TPP，(雙邊的)日美自由貿易協定(FTA)將降溫”。與進行雙邊談判的FTA相比，美方對日本施加的壓力將緩和。此外，日本政府對中國崛起的糾結心態，也無法在短期內緩解。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蔡亮表示，目前的互動是從去年開始延續下來的兩國關係回暖的重要一環。而作為關係回暖的標誌，中日近來也在經貿領域擴大合作。但他同時表示，日本對中國崛起的判斷始終是挑戰大於機遇。在雙邊領域中日會更多強調合作，而多邊領域日方則有可能利用一些國際經貿制度來對中國形成規制。(原題為《中日近八年來首度重啟經濟對話》)
相關新聞》》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時隔八年再開，兩國經貿合作有哪些新契機
據中國外交部消息，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4月15日至17日訪問日本，並將於16日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持第四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兩國將各派出數名部長級官員參加，就雙邊、地區和國際經濟貿易領域的廣泛問題進行討論。
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副總理級)是兩國間最高級別經濟合作機制，旨在就交流兩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跨部門經濟合作事宜，加強在重大國際經濟問題上的政策溝通。前三次會議分別於2007年、2009年和2010年舉行。此後，由於兩國政治關係受日方挑起“釣魚島國有化”等事件影響陷入嚴重困難，該對話也陷入沉寂。
此次對話時隔8年得以再次舉行，一方面得益於去年以來兩國關係改善進程的加快，另一方面也說明兩國經貿合作已進入了提質升級的新時代，雙方均有強烈的客觀需要重啟這一機制，以便就新形勢下的中日經貿關係進行政策溝通和措施協調。
中日關係的壓艙石和助推器
中日邦交正常化46年來，無論中日兩國政治關係如何起伏，經貿合作一直是中日關係的重要壓艙石和助推器。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中日兩國經貿合作經過數十年的沉澱，雙方利益深度融合，合作領域不斷拓展，目前已經進入品質提升和結構升級的新階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雙方互為最重要的交易夥伴，雙邊貨物貿易保持高位運行，服務貿易方興未艾。
1994年到2003年，日本連續11年成為中國最大交易夥伴，並連續保持該地位11年，直至2003年被美國超越，退居第二位置至今。中國自2007年至今，一直是日本第一大交易夥伴。
2011年以來，雙邊貿易額平均每年都穩定在3000億美元上下，平均每天有約8至10 億美元的貨物往返於兩國間，這一數量相當於1972年恢復邦交時近1年的雙邊貿易總額。2017年中日貿易額達3029億美元，繼續保持較高水準。
隨著中國經濟逐步進入高品質發展階段，中日雙邊貿易商品日益多元化，尤其中國對日本出口商品中的工業製品比例顯著提高。兩國產業鏈相互融合日益加深，逐步由日本在上端、中國在中低端的垂直分工向更為平衡的水準式分工發展。
同時，隨著數字經濟的崛起，以跨境電商為代表的“互聯網+”模式為中日貿易增添新動能。花王、資生堂、高絲等諸多日本日用品和化妝品等品牌佔據中國各大電商平臺暢銷排行榜。此外，以旅遊、智慧財產權、交通運輸為主要內容服務貿易成為中日貿易新亮點。
二是中日投資關係已由日本對華單向投資逐漸轉變成雙向投資，並且中國企業對日本投資增勢十分強勁。
日本在華投資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技術升級，同時日本企業也獲利頗豐，帶動了日本自身產業轉型。2015年，日本成為首個對華投資額累計突破1000億美元的國家，迄今仍是唯一對華投資累計超過一千億的國家。近兩年，日本對華投資保持穩定，領域逐步多元化發展，服務業投資不斷升溫。日企在華投資策略發生重大改變，從“以中國為生產基地和以出口為導向”逐步演變為“以中國為最終消費目的地和以內需市場為導向”。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日投資起步雖晚，但近幾年，增速迅猛，逐漸呈現出一股新潮流。截止2017年底，中國對日累計投資超過34.4億美元。中國企業的投資領域從製造業向通信、互聯網、金融服務等新型業態不斷拓展。
最初到日本投資的中國企業大多是收購或兼併將要倒閉的製造業企業或其部門。同時，也有一些企業進入太陽能發電等新興行業。第二波則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到日本設立研發機構。最近的潮流則中國互聯網巨頭和共用經濟企業進軍日本。螞蟻金服、騰訊微信紛紛同日本企業合作;阿裡巴巴和日本軟銀攜手拓展日本雲計算市場;中國摩拜單車進軍札幌、福岡等城市;滴滴出行與日本最大計程車企業攜手推出手機叫車服務，中國式共用經濟大規模登陸日本。
三是金融合作日益拓展深化，兩國間資金流向已由最初日方單向對華輸出進入雙方互為重要融資物件國階段，為中日經濟關係進一步發展不斷注入新鮮血液。
中日分別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經濟體，擁有人民幣和日元兩種國際貨幣，雙邊貿易和人員往來頻繁，對金融服務客觀需求十分巨大。兩國央行於2002年締結首份30億美元貨幣互換協定。2011年12月，兩國決定再度續約該協議，並達成擴大本幣使用和債券合作等一攬子協議，為雙方金融合作奠定了良好物質基礎。2012年6月，兩國啟動了人民幣和日元的直接兌換交易。
多年來，日本市場資金充沛，資金成本較低，這使得日本成為中國金融機構和跨國企業籌集資金的重要目標市場。同時，隨著中國金融和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擴大，日本金融機構和企業也逐步擴大在華業務。例如，2018年1月，日本三菱東京UFJ和瑞穗正式發行“熊貓債”。日本金融機構在華發行“熊貓債”標誌著中日兩國金融領域的合作開始走向深入。
四是兩國政府及經濟界交流日益頻繁，經貿合作機制化程度不斷提高。
除了中日經濟高層對話這一兩國政府間最高級別經貿對話機制外，兩國的經貿主管部門間也建有多個重要經貿磋商機制。此外，由兩國政府經貿部門和企業界共同參與的中日節能環保綜合論壇、中日經濟合作會議等輪流在兩國舉辦，為兩國經濟界交流搭建起豐富多樣的平臺。
在經濟團體層面，日本經濟界幾十年來堅持組團訪華。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商工會議所、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日中經濟協會等日本最重要的經濟團體幾乎每年都組團訪華，受到我國領導人接見。1981年由在華日本企業成立了“日本中國商會”，是第一家正式在華成立的外國商會。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對日投資規模擴大，全日本中國企業協會聯合會和在日中國企業協會不斷發展壯大。
五是兩國經貿合作的地區和國際作用日益凸顯，為東亞和亞太區域一體化進程不斷推進做出重要貢獻。
中日作為東亞地區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雙方經濟關係已遠遠超出雙邊範疇，日益具有地區乃至全球影響。特別是在近年來，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背景下，作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宣導國和維護者，兩國在維護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引領亞洲經濟實現進一步發展，開啟新一輪全球化進程等方面日益擁有更多共同利益。
中日兩國攜手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加緊商談自貿安排。“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就是中日共同倡議、攜手推進的區域一體化進程最好例證。在東亞金融合作領域，兩國以最大出資國身份聯手推動了以清邁倡議多邊化為核心的地區金融安全網建設，並促成了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辦公室這一“亞洲版的IMF”的建立。
兩國關係改善勢頭下經貿合作的契機
今年是《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簽署40周年，雙方之間將有一系列的重要訪問，兩國關係有望持續保持良好的改善勢頭，這為中日經貿合作深入發展提供了良好契機。
展望未來，雙方應把握機遇，積極開展節能環保和先進製造業合作，拓展新興服務產業和創新領域務實合作，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契機開展協力廠商市場合作，推動中日兩國經貿關係再上新臺階，助推雙邊關係持續穩定改善，實現中日共同繁榮。
首先，深化在節能環保領域合作。日本在解決能源環境問題方面積累了許多先進技術和成功經驗，中國更加重視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發展，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節能環保產業，中日兩國互補優勢明顯，發展以節能環保產業為重點的綠色經濟，將為兩國帶來更為廣闊的合作空間。中日加強節能環保合作，不但可以推動新產業發展，創造新的需求，更可向外界發出積極資訊，對本地區其他國家形成示範作用，為解決氣候變化這一人類共同的課題做出更大貢獻。
其次，拓展現代服務業領域合作。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轉向內需主導，服務業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升，金融保險、醫療保健、教育、娛樂、旅遊、養老等消費需求成為熱點。日本作為成熟的發達經濟體，服務產業十分發達，特別是日本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老齡國家，在養老、醫療、保險等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未來，中國將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這為日本企業來華提供十分廣闊的市場機遇。
第三，積極加強創新領域合作。中國將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推動互聯網、大資料、人工智慧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新動能。日本企業可發揮在高端製造、智慧製造、生物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加強同中方合作，助推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促進中日產業鏈深度融合，為創新發展增添新動力。
第四，“一帶一路”成為兩國合作新平臺。2017年以來，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合作態度轉向積極，兩國圍繞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協力廠商市場合作已由共識逐步轉變成積極行動。目前，許多日本企業在高端製造、物流、金融等領域已與中國企業開展對接與合作，積極探討開拓第三國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