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明月幾時有》海報
參考消息網4月16日報導剛剛獲得2018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的《明月幾時有》， 早在去年7月1日已在中國大陸上映。
在有限史料的基礎上， 香港導演許鞍華和香港編劇何冀平（曾創作《新白娘子傳奇》《黃飛鴻》等）竭盡所能地講述了這樣一段歷史:“香港市區中隊”隊長“方姑”（周迅飾）和抗日遊擊隊港九大隊“短槍隊”隊長劉黑仔（彭于晏飾）為代表的仁人志士， 在20世紀40年代風雲變幻的香港展開危險的地下抗日工作。
在得知無法營救母親時， 方蘭（左）抬頭望向明月， 眼眶噙滿眼淚。
片中， 歷史上著名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生死大營救”事件是重要的敘事線索——彼時， 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根據中共中央指示， 克服重重困難， 將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等數百文化名人及愛國民主人士成功營救出戰火紛飛的香港。 此後， 方姑利用自己本地人的身份優勢， 為抗日地下組織傳遞抗日所需情報和物資。
張詠賢（左）與李錦榮惺惺相惜， 其實是在傳遞情報
長期以來， 講述香港地下抗日遊擊隊的片子著實不多。 該片讓筆者想到香港導演陳德森2009年的電影《十月圍城》——講述的是1905年香港中環的一幫戲班班主、車夫、小販、乞丐等保護孫中山逃離清廷追殺的故事……還有， 同樣講述抗日地下情報工作者的電影《風聲》系列。 《明月幾時有》明顯沒有《十月圍城》《風聲》系列那般撲朔迷離、充滿懸疑， 情節跌宕起伏。 但相比同為港大校友的香港導演許婉婷拍攝的《三城記》， 《明月幾時有》不局限于亂世佳人才子的愛情故事， 而是更專注以香港人抗日為主線。
同去看片的朋友說， 《明月幾時有》不適合在電影院觀看， 言下之意， 該片超出她在影院觀片的審美期待， 沒有看到適合在大銀幕上觀看的抗日大場面，
確實， 《明月幾時有》不一樣， 它更加碎片化和細節化， 更專注戰亂時期的普通香港老百姓， 呈現了一幅煙火之外的亂世庶民史與市井圖——父母為生計發愁， 結婚的夫婦一切從簡， 情侶告別甜蜜相依的時光， 停課的師生加入地下情報工作……
方蘭（周迅 飾）淚眼與母辭別
許鞍華試圖在《明月幾時有》中弱化宏大敘事，將歷史中的“傳奇”英雄人物呈現為有七情六欲的平凡個體。例如，方姑因無法成功營救受自己連累的母親而痛苦得蹲在路邊哭泣；也會在做地下工作的間隙路過家門，給母親捎帶一袋米或兩條鹹魚；抗日小鬼隊成員的抗日經歷充滿私人情懷，他對方姑老師有著強烈的愛慕之情……
又或許，對一些當時的香港普通人來說，抗戰勝利原來並不是他們心中都懷揣著的一個清晰的光明未來。也許，參與“抗日”只不過是冥冥之中命運不明就裡的安排。
方姑走上“抗日”道路也是如此。作為一個教國文的文藝女青年，方姑崇拜租住在家中的茅盾先生，因而協助劉黑仔帶領茅盾等文化人士離港，她後被劉黑仔發展成“遊擊隊”市區中隊成員。
方蘭
而葉德嫻飾演的方母參與傳遞情報，更非因為相信某個信念，在筆者看來，這源于她對女兒的愛。方母的出場形象，是一個在物資短缺的戰亂時期，像保護小雞不挨餓的母雞一樣表現得市井而自私的包租婆，得知房客不續租後，竟收走了請客的糕點，得知女兒加入地下抗日組織，她向女兒嘮叨著:“殺日本鬼子都是英雄好漢，可你這麼瘦弱。”但後來她也開始幫助女兒傳遞情報，並且教導女兒不要連累隊友，最終方母被日本人抓走，但至死也沒有出賣女兒和隊友。
劉黑仔的性格活潑開朗
就連在塑造香港地下抗日主力劉黑仔時，該片也沒有賦予他過多的英雄主義色彩，劉黑仔幽默機智，遊刃有餘，影片並沒有通過衝突強烈的情節設置，去突出他捨己救人、犧牲奉獻等“高大全”的品質。
該片沒有特別多驚心動魄的抗日殺敵情節，或許是導演有意為之，又或許跟史料不足有關。據說從1946年4月30日戰前總督楊慕琦重掌香港政務到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離任的半個多世紀裡，他們一直不承認這支在“二戰”時期配合盟軍英勇作戰、長期支援英軍服務團進入香港建立情報系統的“遊擊隊”。於是，許鞍華還在片中穿插了以“偽紀錄片”形式拍攝的第三條敘事線——梁家輝飾演一位唯一健在的遊擊隊小鬼隊成員回憶往事，勾連起上世紀40年代的香港漁村與今日高樓林立的國際大都市的前世今生。
方蘭（周迅 飾）淚眼與母辭別
許鞍華試圖在《明月幾時有》中弱化宏大敘事，將歷史中的“傳奇”英雄人物呈現為有七情六欲的平凡個體。例如，方姑因無法成功營救受自己連累的母親而痛苦得蹲在路邊哭泣；也會在做地下工作的間隙路過家門，給母親捎帶一袋米或兩條鹹魚；抗日小鬼隊成員的抗日經歷充滿私人情懷，他對方姑老師有著強烈的愛慕之情……
又或許，對一些當時的香港普通人來說，抗戰勝利原來並不是他們心中都懷揣著的一個清晰的光明未來。也許，參與“抗日”只不過是冥冥之中命運不明就裡的安排。
方姑走上“抗日”道路也是如此。作為一個教國文的文藝女青年，方姑崇拜租住在家中的茅盾先生，因而協助劉黑仔帶領茅盾等文化人士離港，她後被劉黑仔發展成“遊擊隊”市區中隊成員。
方蘭
而葉德嫻飾演的方母參與傳遞情報，更非因為相信某個信念，在筆者看來，這源于她對女兒的愛。方母的出場形象，是一個在物資短缺的戰亂時期，像保護小雞不挨餓的母雞一樣表現得市井而自私的包租婆，得知房客不續租後，竟收走了請客的糕點，得知女兒加入地下抗日組織，她向女兒嘮叨著:“殺日本鬼子都是英雄好漢，可你這麼瘦弱。”但後來她也開始幫助女兒傳遞情報，並且教導女兒不要連累隊友，最終方母被日本人抓走，但至死也沒有出賣女兒和隊友。
劉黑仔的性格活潑開朗
就連在塑造香港地下抗日主力劉黑仔時，該片也沒有賦予他過多的英雄主義色彩，劉黑仔幽默機智，遊刃有餘，影片並沒有通過衝突強烈的情節設置，去突出他捨己救人、犧牲奉獻等“高大全”的品質。
該片沒有特別多驚心動魄的抗日殺敵情節，或許是導演有意為之，又或許跟史料不足有關。據說從1946年4月30日戰前總督楊慕琦重掌香港政務到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離任的半個多世紀裡，他們一直不承認這支在“二戰”時期配合盟軍英勇作戰、長期支援英軍服務團進入香港建立情報系統的“遊擊隊”。於是，許鞍華還在片中穿插了以“偽紀錄片”形式拍攝的第三條敘事線——梁家輝飾演一位唯一健在的遊擊隊小鬼隊成員回憶往事，勾連起上世紀40年代的香港漁村與今日高樓林立的國際大都市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