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需要科學精神

近日偶然讀到竺可楨先生95年前在長沙的一篇演講：《科學的精神》（後來發在1925年9月出版的《晨報副刊》上）。 竺先生從近代科技史的視角探討了西方科技起飛與科學精神之間的關係， 由此得出結論：所謂科學精神， 就是用科學方法來求出真理， 真理求出之後， 就必須宣傳擁護， 雖犧牲生命財產， 亦所不惜。 並進而指出：科學方法是我國向來沒有的， 科學精神是我國一向所有的。 他認為科學精神在中國文化中的體現就是以王陽明的良知為代表。 客觀地說， 早在民智初開的年代， 竺可楨先生有如此遠見， 實是中國思想界的先鋒與楷模。

時至今日， 這個話題聊起來仍然是沉甸甸的。

那麼當下如何看待科學精神呢？不妨換個角度來重新審視科學精神的結構問題。 科學以及與之相關的科學精神在中國仍然是年輕的事業。 竺可楨先生的科學精神定義可以用公式簡單表達如下：科學精神=科學方法+捍衛（勇氣）。 坦率地說， 竺可楨先生對於科學精神的定義是不充分的。 按照當下的理解， 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工具）+批判精神（精神氣質）。 換言之， 科學精神的實質在於用批判性精神駕馭科學工具， 從而獲得真理。 因此， 批判性才是科學精神的實質所在， 從這個意義上說， 良知的門檻遠遠低於批判性的門檻。

科學精神是一種文化的靈魂。

其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它內在具有的批判性精神特質可以最大限度上打破文化固有的僵化、封閉、退化與保守性發展趨勢， 從而使文化整體上處於一種遠離平衡態的進化狀態， 因而， 能在平衡與非平衡的轉換中總是處於一種開放與進取態勢， 這恰恰是文化進化的內在動力源頭之所在。 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早已證明：任何一種文化一旦過於成熟， 就會趨於保守， 並逐漸陷入文化惰性的陷阱， 而這種惰性在社會群體中的表現就是普遍性的認知偏見與無反思的墨守成規。 久而久之， 任何創新性要素在這種文化氛圍內都無法生存， 由此文化就陷入一種退化狀態。

筆者多年前曾提出一個觀點：大多文明古國， 其文化的最終命運一定是衰落，

而且較難重新振興。 原因就在於過於成熟的文化把所有異己的因素都排除在外， 即便證明是錯的， 對於群體而言也是舒適的。 這與人們對於改變帶來的風險厭惡偏好有關， 從而導致文化在大家都知道有問題的情況下仍無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歷史越悠久陷入退化的可能性就越高， 而且改變的難度也越大。 要想打破這個怪圈的途徑主要有兩條：要麼外部強勢文化的滲透， 要麼內部發生變革產生了適應新文化生長的空間。 在這個基礎上又衍生出一種內外聯合作用的混合模式， 即外部強勢異質文化的滲透與內部文化綱領的變革共同促進新文化綱領的出現。 科學精神恰恰是一種文化保持活力的最重要精神特質， 這也就是當下我們大力宣導科學精神的目的之所在。 近年來， 通過觀察和研究， 筆者更加堅定地相信：文化是有先進與落後之分的。 這種差別的一個重要判據就是該文化中所擁有的科學精神的濃度。 在兩種文化相遇的過程中， 要麼影響， 要麼被影響。 在全球化的舞臺上， 沒有任何文化具有免於競爭的特別通行證。

基於科學精神的這種生產性功能， 我們提出一個命題：科學精神濃度高的區域， 其文化更具有活力， 受此文化薰陶的群體也更具有創新精神。 從宏觀效果來看， 該區域的整體社會表現也更有秩序， 反之亦然。 提升區域科學精神濃度的最有效途徑就是提高科學精神在區域內的普及度，

而提高科學精神普及度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改造傳統文化， 使之從封閉與退化狀態轉變為開放與進化狀態， 畢竟群體的生活一刻也離不開文化的支撐。

為了更好地揭示科學精神對於整個社會的重要作用， 需要對科學精神在不同維度上的功能做些簡單的梳理。 在宏觀層面， 科學精神的批判性精神特質， 能夠打破全社會的盲從、迷信與墨守常規的認知惰性， 從而最大限度上啟動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並且可以最大限度上降低錯誤發生的概率。 換言之， 在科學精神濃度高的區域， 錯誤的決策很難通過群體批判性的檢視， 從而無形中提高了政策的品質。 在可見層面， 一個區域文化中的科學精神成分比較多的話， 容易促成創新的大量湧現，並極大地提高當地的契約精神以及社會生產率，從而在區域間的競爭中處於優勢，並最終勝出。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不難發現，科學精神濃度高的時代或區域，相對於科學精神濃度低的時代或區域，發展得更好，反之亦然。久而久之，那些科學精神濃度高的國家的文化會向那些科學精神濃度低的國家持續擴散。這可以從縱向角度來驗證，社會發展諸階段變更的背後，更能體現科學精神濃度的變化，比如，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轉變就是科學精神濃度逐漸升高的結果；同理，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精神濃度更是遠高於封建社會，對此，我們可以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見到這種變化；科學史上的五次科學中心轉移現象的背後，也是科學精神濃度變化的結果。即便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橫向角度來看，發達國家比發展中國家的科學精神濃度要高。雖然造成這種發展差距的原因或許有很多，但與該區域文化中科學精神的濃度的高低有直接關係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全球化時代，一種文化或文明能否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取決於該文化在競爭中是否具有比較優勢，這種優勢體現在文化的生產力與正確決策的概率上，文化中科學精神濃度高的文明將得以存在，那些退化的文明終將被淘汰。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造傳統文化對於中國當下具有前所未有的緊迫性，如果我們不想被淘汰的話，增加科學精神在文化中的濃度就是一條重要舉措。文明的潮起潮落與更迭，終究是科學精神濃度變化的結果。

科學精神的普及與濃度的提高都需要文化受眾的接受。對於微觀層面的個體而言，增加科學精神的濃度有什麼益處呢？一句話，可以降低上當、受騙的概率，提高個體正確決策的能力，並使自己在競爭中更具活力和開闊的視野。試想這些年為何偽科學、迷信、假藥、傳銷等能在中國大行其道，究其原因就在於普通民眾觀念中缺少科學精神的成分與訓練，造成群體普遍的認知門檻過低的巨嬰症現象，導致盲信、盲從等現象時有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說，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對於任何個體而言，都是難得的人生修煉。蘇格拉底曾說：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我希望這個審視是通過每個人觀念中的科學精神之眼來實現的。

（本文已發表在《學習時報》2018-4-11日的A6版，發表時題目為：我們為什麼需要科學精神）

來源 | 李俠科學網博客

作者 | 李俠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容易促成創新的大量湧現，並極大地提高當地的契約精神以及社會生產率，從而在區域間的競爭中處於優勢，並最終勝出。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不難發現，科學精神濃度高的時代或區域，相對於科學精神濃度低的時代或區域，發展得更好，反之亦然。久而久之，那些科學精神濃度高的國家的文化會向那些科學精神濃度低的國家持續擴散。這可以從縱向角度來驗證，社會發展諸階段變更的背後，更能體現科學精神濃度的變化，比如，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轉變就是科學精神濃度逐漸升高的結果；同理，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精神濃度更是遠高於封建社會，對此，我們可以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見到這種變化；科學史上的五次科學中心轉移現象的背後，也是科學精神濃度變化的結果。即便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橫向角度來看，發達國家比發展中國家的科學精神濃度要高。雖然造成這種發展差距的原因或許有很多，但與該區域文化中科學精神的濃度的高低有直接關係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全球化時代，一種文化或文明能否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取決於該文化在競爭中是否具有比較優勢，這種優勢體現在文化的生產力與正確決策的概率上，文化中科學精神濃度高的文明將得以存在，那些退化的文明終將被淘汰。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造傳統文化對於中國當下具有前所未有的緊迫性，如果我們不想被淘汰的話，增加科學精神在文化中的濃度就是一條重要舉措。文明的潮起潮落與更迭，終究是科學精神濃度變化的結果。

科學精神的普及與濃度的提高都需要文化受眾的接受。對於微觀層面的個體而言，增加科學精神的濃度有什麼益處呢？一句話，可以降低上當、受騙的概率，提高個體正確決策的能力，並使自己在競爭中更具活力和開闊的視野。試想這些年為何偽科學、迷信、假藥、傳銷等能在中國大行其道，究其原因就在於普通民眾觀念中缺少科學精神的成分與訓練，造成群體普遍的認知門檻過低的巨嬰症現象，導致盲信、盲從等現象時有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說，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對於任何個體而言，都是難得的人生修煉。蘇格拉底曾說：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我希望這個審視是通過每個人觀念中的科學精神之眼來實現的。

（本文已發表在《學習時報》2018-4-11日的A6版，發表時題目為：我們為什麼需要科學精神）

來源 | 李俠科學網博客

作者 | 李俠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