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淺度
1號按：4月13日， 歌王之戰將《歌手2018》推向了本季的巔峰時刻。 除了婕茜作為第一位外國歌手拿下《歌手》的歌王榮譽外， 我們也應該記住， 在這台頂級視聽盛宴上所呈現的足夠經典、值得流傳的作品， 比如華晨宇與鄧紫棋天作之合的《光年之外》。 而本文， 在《歌手2018》落幕之際， 1號希望跳脫出節目本身， 談一談更高緯度下對《歌手》這一經典節目的理解。
毋須諱言， 電視的影響力正在被新興媒體分流。 即便如此， 我們似乎也應該不至於陷入惶恐地、矯枉過正地， 低估電視的當下價值與未來價值。
比如《歌手》。
在1號看來，
在本雅明的著作《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中，
他認為， 伴隨著大眾媒體而興起的複製文化， 抹煞了現場文化獨有的靈暈。 雖然， 大眾文化讓大眾獲得了藝術享受， 但是現場文化的藝術性被削減。 換言之， 在他的認為中， 藝術的現場性是高於螢幕性的。
這一理論， 即使到當下， 也是普遍適用的。 許多的藝術作品， 不管是繪畫、雕塑、建築、戲劇等， 我們親臨現場所感受的觀感甚至會產生迷醉一般的藝術眩暈， 然而， 當電視文化將其帶入到大眾視野， 雖然讓更多人看到了盧浮宮的畫作、看到了百老匯的大秀、看到了安東尼奧高迪的建築， 但是其審美體驗的確隔了一層。
包括音樂。 在螢幕前的審美體驗， 也的確不如現場甚至不如CD。
然而《歌手》的出現，
當然， 並不是說， 所有的音樂節目都超越了現場體驗。 但作為中國電視文化中目前在審美性上最為巔峰的一個節目，
《歌手》代表電視文化的第二重勝利， 是它正在改變工業型音樂文化的評價標準與成名模式。
在卡帶時代、音樂時代之下的音樂藝人， 是相對容易被公司進行操縱與包裝的， 公司可以有意識地對藝人進行藏匿與曝光， 呈現給歌迷一個他們想要歌迷買單的藝人形象。 被藏匿的， 不僅只有他們的真實個性， 甚至還有他們的真實歌藝。
然而， 《歌手》則完全戳穿了這一切的偽飾， 還原一個歌手最真實、最本我、最去公司化、去運營化的一面， 歌手必須真實地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與天賦才藝， 贏得在電視文化下的新一代粉絲的青睞。
在《歌手》中， 有兩大內容體系：
其一， 是音樂表演。
在電視文化下， 觀眾感受與評估一位歌手的魅力，不僅僅是音姿，不僅僅是唱功，放大在《歌手》的特寫鏡頭之下的，是他們細節的表情、眼神、動作，音樂的感染力、肢體的感染力、神奇的感染力，共同塑造了這位歌手的某種魅力。因此，《歌手》對歌手提出了比過往的流行文化、音樂文化更高階的要求——具備上鏡性的歌手才是能在這個時代下成名的歌手。
比如，在第12期的突圍賽中，李泉的表演就淋漓盡致地詮釋了這種“上鏡性”的重要性。他在本場競演中帶來了《Sunny II》，該表演不但獲得了觀眾的高票聲援，亦獲得了同台競演歌手的一致好評。這個作品，好在哪兒呢？因為旋律本身的戲劇感，讓它足夠“上鏡”；因為李泉用他的眼神、表情、動作、服飾以及聲音，共同創造了一個幾分雅痞幾分古怪的人物形象，讓它足夠“上鏡”。所以，在電視文化下，一個爆款音樂的打造或者一個爆款歌手的打造，是與以往的流行文化、音樂文化所截然不同的。它要有更“上鏡性”的音樂，更“上鏡性”的性格，更“上鏡性”的表演。自然，標準多了，難度大了，對歌手的要求自然也高了。
其二，是真人秀紀錄。
即使包裝得再嚴絲合縫，歌手的真相都會在《歌手》的紀錄下無所遁形。在電視文化下的音樂時代，觀眾喜愛一個歌手的理由可能更加的感性，他們會因為喜歡這個人的個性，進而對他們的作品、他們的表達，有了更多的關注和更深的喜愛。比如，《歌手2017》中的李健，就是以真人秀紀錄中的段子手的形象，讓觀眾對他個性的喜愛值轉化為對他音樂的關注度；比如，《歌手2018》中的騰格爾，就因跟導演爭論應該先喝茶還是先帶話筒，有沒有衣服穿，還有沒有可以唱的音樂庫存等等一系列的有趣的對話，讓觀眾看到他草原硬漢背後的呆萌大叔，而另一方面，他又是極有民族情懷與鄉土情懷的。
6年來，《歌手》一年一度地造星，既有新星的捧紅，又有老星的翻紅，幾乎是中國樂壇造星的第一工廠。而當《歌手》有力地改變了一個行業的運轉法則，這便在某種程度上正名了電視媒體的重要角色，代表了電視文化的又一重勝利。
不知道別人對《歌手2018》的直觀觀感，1號從《歌手》中，看到的是一個雍容華貴、相容並包的大國文化的氣象。《歌手》，是一個盛世的產物。
而《歌手2018》的大國氣度，是從向內、向外兩個面向共同呈現的。
對內，它呈現的是一種多元文化的包容。
你會發現，到了本季《歌手》，有越來越多小眾音樂文化的呈現，傳統音樂文化的融合。這實則是《歌手2018》欄目組有意而為之的一個結果，它在精選登臺歌手時，有意地選擇了有多元文化表達訴求、理想、才能的藝人。
比如汪峰，他在本季的競演中，有意地選擇去表達一些更小眾的音樂，讓聽眾的音樂審美能夠更多元多變；比如騰格爾，他幾乎每一首歌曲，都試圖在用音樂傳達內蒙古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都試圖在用音樂連接民族交融、互相理解；比如霍尊，他的演繹幾乎都帶有濃烈的中國元素，《紅顏劫》《茉莉花》《卷珠簾》，作為一個青年歌手書寫國風音樂的新審美。所以，在《歌手2018》的舞臺上，音樂不僅僅是一種競技的藝術，亦是一種去發聲觀點、表達理解的一種呈現態度的形式。
而這便是一種包容性的大國氣象，當人可以更自由的、更多元的，舒展彼此和而不同的生命力，百花齊放、百家齊鳴，是為盛世。
對外，它呈現的是一種開放文化的姿態。
從《歌手2017》來自哈薩克的迪瑪希，到《歌手2018》來自英國的婕茜、來自菲律賓的KZ，《歌手》呈現越來越大的國際文化開放度。
在節目中，一方面是基於音樂的文化交流。
你看到了婕茜演繹電影《花木蘭》的主題曲《reflection》，你看到了KZ帶來的菲律賓經典歌曲《給孩子》，前者，是國外藝人以他者的身份理解與詮釋中國文化，後者，是國外藝人以自我的身份向中國觀眾傳達菲律賓的本土文化。
而當在4月13日的歌王之戰中，婕茜拿下了本季歌王之後，她熱淚盈眶地表示：她很榮幸自己是第一個在《歌手》舞臺上拿到冠軍的海外歌手，卻希望自己非最後一個，《歌手》能夠繼續保持文化開放的態度，繼續國際的征程。
另一方面則是基於外交的文化上升。
在英國首相特蕾莎·梅首次來華出訪過程中，英國官方隆重宣佈：我們非常榮幸可以邀請到Jessie J 成為我們年度活動English is GREAT的英方推廣大使！ 英國大使吳百納表示：“我很高興地宣佈Jessie J成為English is GREAT的英方推廣大使。我也由衷祝願Jessie能在湖南衛視的節目《歌手》中取得成功！”
在第十二期突圍賽中，菲律賓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羅馬納親臨《歌手》現場，為KZ助威，並且在真人秀紀錄中，也強調了KZ在增進中國與菲律賓的文化交流當中的重要意義。
中國文化走出去，已經成為了國家發展的趨勢與必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國電視劇、中國電影仍面臨過度本土、普遍不足的情況下，《歌手》作為具有世界級水準、國際級視野的中國綜藝，已然成為目前少數真正成功的中國文化出征的、展現中國大國風貌的軟實力內容。
在1號的評價體系中，《歌手》的地位是極高的。它的評價、參照體系，早已超過了同類節目的序列之爭，而是作為電視文化的旗手代表，正名著電視媒體仍然是最有社會影響力的主流文化。
超越現場文化，它創造了高於現場體驗的音樂審美，與此同時，這種大氣的、磅礴的、信息量巨大的內容形式，也是以便利性取勝的移動端很難達到的美學追求；
重塑行業標準，它顛覆了上一個時代歌手打造、歌手運營的套路流程，而以一套要兼顧音樂實力、人格魅力、電視上鏡性的全新標準，對歌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音樂產業逐漸依賴電視化的當下，這是音樂人必須轉型適應的新玩法，它將改變能成名的歌手的類型，也將推出真正值得崇拜的偶像。
展現大國文化，它呈現了在上升期、復興期的中國正在升騰的社會狀態，歌舞昇平的表像下，是多元文化、百家爭鳴的包容；雍容華貴的形象裡，是向全球傳遞的大國印象。
這，不可不謂電視文化的一場勝利。而由此我們也瞭解，其實，電視文化，仍然大有可為，只是，如何為之。
觀眾感受與評估一位歌手的魅力，不僅僅是音姿，不僅僅是唱功，放大在《歌手》的特寫鏡頭之下的，是他們細節的表情、眼神、動作，音樂的感染力、肢體的感染力、神奇的感染力，共同塑造了這位歌手的某種魅力。因此，《歌手》對歌手提出了比過往的流行文化、音樂文化更高階的要求——具備上鏡性的歌手才是能在這個時代下成名的歌手。比如，在第12期的突圍賽中，李泉的表演就淋漓盡致地詮釋了這種“上鏡性”的重要性。他在本場競演中帶來了《Sunny II》，該表演不但獲得了觀眾的高票聲援，亦獲得了同台競演歌手的一致好評。這個作品，好在哪兒呢？因為旋律本身的戲劇感，讓它足夠“上鏡”；因為李泉用他的眼神、表情、動作、服飾以及聲音，共同創造了一個幾分雅痞幾分古怪的人物形象，讓它足夠“上鏡”。所以，在電視文化下，一個爆款音樂的打造或者一個爆款歌手的打造，是與以往的流行文化、音樂文化所截然不同的。它要有更“上鏡性”的音樂，更“上鏡性”的性格，更“上鏡性”的表演。自然，標準多了，難度大了，對歌手的要求自然也高了。
其二，是真人秀紀錄。
即使包裝得再嚴絲合縫，歌手的真相都會在《歌手》的紀錄下無所遁形。在電視文化下的音樂時代，觀眾喜愛一個歌手的理由可能更加的感性，他們會因為喜歡這個人的個性，進而對他們的作品、他們的表達，有了更多的關注和更深的喜愛。比如，《歌手2017》中的李健，就是以真人秀紀錄中的段子手的形象，讓觀眾對他個性的喜愛值轉化為對他音樂的關注度；比如，《歌手2018》中的騰格爾，就因跟導演爭論應該先喝茶還是先帶話筒，有沒有衣服穿，還有沒有可以唱的音樂庫存等等一系列的有趣的對話，讓觀眾看到他草原硬漢背後的呆萌大叔，而另一方面，他又是極有民族情懷與鄉土情懷的。
6年來，《歌手》一年一度地造星，既有新星的捧紅，又有老星的翻紅，幾乎是中國樂壇造星的第一工廠。而當《歌手》有力地改變了一個行業的運轉法則，這便在某種程度上正名了電視媒體的重要角色，代表了電視文化的又一重勝利。
不知道別人對《歌手2018》的直觀觀感，1號從《歌手》中，看到的是一個雍容華貴、相容並包的大國文化的氣象。《歌手》，是一個盛世的產物。
而《歌手2018》的大國氣度，是從向內、向外兩個面向共同呈現的。
對內，它呈現的是一種多元文化的包容。
你會發現，到了本季《歌手》，有越來越多小眾音樂文化的呈現，傳統音樂文化的融合。這實則是《歌手2018》欄目組有意而為之的一個結果，它在精選登臺歌手時，有意地選擇了有多元文化表達訴求、理想、才能的藝人。
比如汪峰，他在本季的競演中，有意地選擇去表達一些更小眾的音樂，讓聽眾的音樂審美能夠更多元多變；比如騰格爾，他幾乎每一首歌曲，都試圖在用音樂傳達內蒙古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都試圖在用音樂連接民族交融、互相理解；比如霍尊，他的演繹幾乎都帶有濃烈的中國元素，《紅顏劫》《茉莉花》《卷珠簾》，作為一個青年歌手書寫國風音樂的新審美。所以，在《歌手2018》的舞臺上，音樂不僅僅是一種競技的藝術，亦是一種去發聲觀點、表達理解的一種呈現態度的形式。
而這便是一種包容性的大國氣象，當人可以更自由的、更多元的，舒展彼此和而不同的生命力，百花齊放、百家齊鳴，是為盛世。
對外，它呈現的是一種開放文化的姿態。
從《歌手2017》來自哈薩克的迪瑪希，到《歌手2018》來自英國的婕茜、來自菲律賓的KZ，《歌手》呈現越來越大的國際文化開放度。
在節目中，一方面是基於音樂的文化交流。
你看到了婕茜演繹電影《花木蘭》的主題曲《reflection》，你看到了KZ帶來的菲律賓經典歌曲《給孩子》，前者，是國外藝人以他者的身份理解與詮釋中國文化，後者，是國外藝人以自我的身份向中國觀眾傳達菲律賓的本土文化。
而當在4月13日的歌王之戰中，婕茜拿下了本季歌王之後，她熱淚盈眶地表示：她很榮幸自己是第一個在《歌手》舞臺上拿到冠軍的海外歌手，卻希望自己非最後一個，《歌手》能夠繼續保持文化開放的態度，繼續國際的征程。
另一方面則是基於外交的文化上升。
在英國首相特蕾莎·梅首次來華出訪過程中，英國官方隆重宣佈：我們非常榮幸可以邀請到Jessie J 成為我們年度活動English is GREAT的英方推廣大使！ 英國大使吳百納表示：“我很高興地宣佈Jessie J成為English is GREAT的英方推廣大使。我也由衷祝願Jessie能在湖南衛視的節目《歌手》中取得成功！”
在第十二期突圍賽中，菲律賓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羅馬納親臨《歌手》現場，為KZ助威，並且在真人秀紀錄中，也強調了KZ在增進中國與菲律賓的文化交流當中的重要意義。
中國文化走出去，已經成為了國家發展的趨勢與必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國電視劇、中國電影仍面臨過度本土、普遍不足的情況下，《歌手》作為具有世界級水準、國際級視野的中國綜藝，已然成為目前少數真正成功的中國文化出征的、展現中國大國風貌的軟實力內容。
在1號的評價體系中，《歌手》的地位是極高的。它的評價、參照體系，早已超過了同類節目的序列之爭，而是作為電視文化的旗手代表，正名著電視媒體仍然是最有社會影響力的主流文化。
超越現場文化，它創造了高於現場體驗的音樂審美，與此同時，這種大氣的、磅礴的、信息量巨大的內容形式，也是以便利性取勝的移動端很難達到的美學追求；
重塑行業標準，它顛覆了上一個時代歌手打造、歌手運營的套路流程，而以一套要兼顧音樂實力、人格魅力、電視上鏡性的全新標準，對歌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音樂產業逐漸依賴電視化的當下，這是音樂人必須轉型適應的新玩法，它將改變能成名的歌手的類型，也將推出真正值得崇拜的偶像。
展現大國文化，它呈現了在上升期、復興期的中國正在升騰的社會狀態，歌舞昇平的表像下，是多元文化、百家爭鳴的包容；雍容華貴的形象裡，是向全球傳遞的大國印象。
這，不可不謂電視文化的一場勝利。而由此我們也瞭解，其實，電視文化，仍然大有可為，只是，如何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