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抗戰後一度擁有強大政治、經濟、軍事資本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在短短四年的時間內迅速走向崩潰,不得不結束了在大陸的統治？應該說， 國民黨政府長期實行專制， 反民主、搞獨裁,剝奪人民的民主權利， 鎮壓愛國民主運動， 貪污腐化， 人心喪盡， 是造成國民黨兵敗大陸、退守孤島的根本原因， 也是各民主黨派最終選擇回應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 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重要原因。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失敗是全方位的， 從經濟到民心， 從政治到軍事。
抗戰結束後，
國民黨政府的瘋狂掠奪激起了國內民眾和知識份子的強烈反對， 有批評指出：“在短短的幾十天內， 那些曾經淪陷七八年的廣大土地， 竟複宣告了第二次的淪陷！第一次， 那些土地淪陷給‘中國軍事’的敵人， 而這一次， 卻淪陷給‘中國政治’的敵人。 ”
《大公報》評論說：“僅在短短20餘天之內， 我們已在京滬兩地失去人心。
當時的一些自由知識份子這樣評價， 今日中國人民生活的艱苦與淒慘， 業已到達為一個大文學家所無法描寫的地步。 在內地城鄉以及偏僻的角落裡， 民生的艱辛， 更不必說；就是在遠東第一豪華的大都市里， 一到晚上11點以後， 許多街道上， 在那冷冰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門汀走道上， 躺著手腳綣縮的無數貧民， 就在這蕭瑟的秋風之中， 獲取為維持他們像遊絲一樣的生命所必需的睡眠。 這些人本身並無罪孽， 然而他們卻過著罪孽的生活；即使在此敘述每晚所目睹的這種淒涼的景象，
1947年初， 國民黨政府對“已屆非常嚴重之時”的經濟狀況， 採取了所謂“緊急措施”。 2月16日， 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和《修正管理外匯暫行辦法》。 蔣介石為此發表談話指出：“政府支出應極度減縮， 本年度預算內， 凡不必要之新建設均予以暫緩”， 用有效方法徵收“所得稅和各項直接稅”， “如因此而或使個人負擔有加重之處，
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腐敗， 也使得國民黨軍事更加腐敗：軍政不和， 互相傾軋；軍民如仇， 官兵如仇；官長克扣軍餉吃空名額；兵役敗壞， 抓丁拉夫。 存在著十分嚴重的官僚化現象， “團長不到連部,軍長不到團部， 總司令不到師部親自督察點名， 以致部隊實際情形幾乎完全隔膜。 ”高級官員思想頹廢， 苟且偷安， 同時還貪污兵餉， 營私中飽。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自抗戰末期以來，我國民黨軍所表現的貪污腐敗的內容和實情,真是光怪陸離，簡直令人不能想像”。軍事腐敗，風紀敗壞，使國民黨軍事渙散，戰鬥力下降，只能去敲詐勒索百姓。蔣介石曾沉痛地說:“北洋軍閥的毛病,我們的軍隊都已習染，不論在精神上，在行動上，都漸次趨於腐化墮落”,“幾乎與北洋軍隊如出一轍”。
全面內戰爆發之後的國民黨政府腐敗日甚一日，已完全喪失了抗戰時期的那麼一點奮鬥精神，“實際上已經癱瘓，成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屍。”貪官污吏張牙舞爪，展開了貪污腐化大競賽。對此，50年代在臺灣的國民黨要員也承認抗戰後國民黨意志消沉、腐敗至極，“官吏不知責任為何物,對於主義政策不知尊重”，“敗壞法紀只知個人私利，升官發財”。1967年，蔣介石在反思兵敗大陸的教訓時也說，“當時黨內一盤散沙,黨員不能負起監督之責任，尤其是一些党的幹部，不負實際責任，貪污腐化遍佈黨內，彼此之間，勾心鬥角。”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教授則一針見血地指出:“無能和腐化使國民黨在中國徹底失去人心。”
政治、經濟的腐敗已使人民對國民黨政府漸漸失望，這時，還發生了一件火上澆油的事件。1946年11月4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以下簡稱《中美商約》）。這是戰後中美間第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
《中美商約》共30條，它記載著：美國人有在中國“領土全境內”居住旅行，從事商務、製造、加工、科學、教育、宗教和“慈善事業”，勘探和開發礦產資源的權利，並為此可以在中國保有、建造、租賃土地及房屋，從事各種職業。美國的“法人及團體”與中國的“法人及團體之待遇相同”。美國商品在中國徵稅、銷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於任何第三國和中國商品的待遇。中國對美國任何種植物、出產或製造品的輸入，以及由中國運往美國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國船舶可以在中國開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內自由航行，其人員和物品有經由“最便捷之途徑”通過中國領土的自由。美國船舶，包括軍艦在內，可以在遇到“危難”時，開入中國“對外國商務或航業不開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
《中美商約》雖然打著“平等”、“互惠”的旗號，但其不平等的內容及性質卻是無論如何也掩蓋不住的。實際上是中國對美國一切開放，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土地上可以為所欲為。條約簽訂後，駐美大使顧維鈞竟然宣稱：“全中國領土均向美國商人開放”。
該約一經公佈，立即受到全國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上海各界名流馬敘倫、馬寅初、茅盾、千家駒等紛紛發表意見，抨擊譴責《中美商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發表聲明說：“《中美商約》是絕對不利於中國的片面獨惠的喪權辱國的新的不平等條約”。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評蔣美商約》，指出它是“蔣政府把中國作為美國附屬國的重大標誌之一，是中華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國恥”。延安各界人士建議以11月4日為新的國恥紀念日，1947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接受了這一建議。
抗戰勝利後，淪陷區老百姓一度對國民黨政權抱有幻想，而現在逐漸變成了泡影。國民黨政府政治、經濟的腐敗使全國人民進一步認清了蔣介石集團的本質，《中美商約》的簽訂更使中國人民對國民黨政府徹底絕望。抗戰的勝利掩蓋了國民黨的外強中乾，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
營私中飽。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自抗戰末期以來，我國民黨軍所表現的貪污腐敗的內容和實情,真是光怪陸離，簡直令人不能想像”。軍事腐敗，風紀敗壞，使國民黨軍事渙散，戰鬥力下降，只能去敲詐勒索百姓。蔣介石曾沉痛地說:“北洋軍閥的毛病,我們的軍隊都已習染，不論在精神上，在行動上，都漸次趨於腐化墮落”,“幾乎與北洋軍隊如出一轍”。全面內戰爆發之後的國民黨政府腐敗日甚一日，已完全喪失了抗戰時期的那麼一點奮鬥精神，“實際上已經癱瘓，成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屍。”貪官污吏張牙舞爪，展開了貪污腐化大競賽。對此，50年代在臺灣的國民黨要員也承認抗戰後國民黨意志消沉、腐敗至極，“官吏不知責任為何物,對於主義政策不知尊重”，“敗壞法紀只知個人私利，升官發財”。1967年，蔣介石在反思兵敗大陸的教訓時也說，“當時黨內一盤散沙,黨員不能負起監督之責任，尤其是一些党的幹部，不負實際責任，貪污腐化遍佈黨內，彼此之間，勾心鬥角。”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教授則一針見血地指出:“無能和腐化使國民黨在中國徹底失去人心。”
政治、經濟的腐敗已使人民對國民黨政府漸漸失望，這時，還發生了一件火上澆油的事件。1946年11月4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以下簡稱《中美商約》）。這是戰後中美間第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
《中美商約》共30條，它記載著：美國人有在中國“領土全境內”居住旅行，從事商務、製造、加工、科學、教育、宗教和“慈善事業”，勘探和開發礦產資源的權利，並為此可以在中國保有、建造、租賃土地及房屋，從事各種職業。美國的“法人及團體”與中國的“法人及團體之待遇相同”。美國商品在中國徵稅、銷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於任何第三國和中國商品的待遇。中國對美國任何種植物、出產或製造品的輸入，以及由中國運往美國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國船舶可以在中國開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內自由航行，其人員和物品有經由“最便捷之途徑”通過中國領土的自由。美國船舶，包括軍艦在內，可以在遇到“危難”時，開入中國“對外國商務或航業不開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
《中美商約》雖然打著“平等”、“互惠”的旗號，但其不平等的內容及性質卻是無論如何也掩蓋不住的。實際上是中國對美國一切開放，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土地上可以為所欲為。條約簽訂後，駐美大使顧維鈞竟然宣稱：“全中國領土均向美國商人開放”。
該約一經公佈，立即受到全國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上海各界名流馬敘倫、馬寅初、茅盾、千家駒等紛紛發表意見，抨擊譴責《中美商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發表聲明說：“《中美商約》是絕對不利於中國的片面獨惠的喪權辱國的新的不平等條約”。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評蔣美商約》，指出它是“蔣政府把中國作為美國附屬國的重大標誌之一，是中華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國恥”。延安各界人士建議以11月4日為新的國恥紀念日，1947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接受了這一建議。
抗戰勝利後，淪陷區老百姓一度對國民黨政權抱有幻想，而現在逐漸變成了泡影。國民黨政府政治、經濟的腐敗使全國人民進一步認清了蔣介石集團的本質，《中美商約》的簽訂更使中國人民對國民黨政府徹底絕望。抗戰的勝利掩蓋了國民黨的外強中乾，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