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還是在涉及《漢書*藝文志》的講稿中提到這篇文章, 這是指導我讀書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希望, 喜歡讀書的朋友們都能認真細讀一番。 這篇文章收錄在錢穆先生《學龠》這本書裡, 書名應是取自《尚書》“啟龠見書, 乃並是吉”, 或為入學之鑰匙之意, 非常好的一本書。
這篇文章主要是, 總結了近百年來幾位大學問家對於讀書的意見, 其中專門提到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認為其對讀書的指導意義, “較之百年來陳澧、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諸人的意見, 全要高明得多。 ”
當然, 前面這幾位的意見是各有其意義的。
對我而言, 這種方向, 簡言之, 即學所謂士大夫的讀書, 而不學博士的讀書。
這篇大文章是錢穆先生40歲寫成, 真大學問家!
天才加勤奮加壽數, 成就了這位大師。
穀園
2018.4.16
每一時代的學者, 必有許多對後學指示讀書門徑和指導讀書方法的話。 循此推尋, 不僅使我們可以知道許多學術上的門徑和方法, 而且各時代學術的精神、路向和風氣之不同, 亦可藉此窺見。 本篇為便初學, 遠的不說, 專取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者, 粗述百年來, 而自陳澧始。
一 陳澧
(一)
陳澧, 廣東番禺人, 生於清嘉慶十五年, 距今已一百二十餘年。 當他十五歲時, 兩廣總督阮元在廣州粵秀山建學海堂, 是為長江下游清代考據經學傳播到南方之重大開始。 陳澧在他十七歲時, 始應學海堂季課, 而阮元已調雲貴。 然陳澧早年, 因此受到很深的乾嘉考證學之影響與薰陶。 他後來所著書, 如《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 《聲律通義》, 《切韻考》等, 都還遵守著乾嘉經學正統派的榘鑊。 然而時代的劇變, 鴉片戰爭, 洪楊起事, 以及英法軍侵入廣東, 種種驚心動魄, 使他漸漸地轉換他學術的路徑。 他說:
中年以前, 為近時之學所錮蔽。 全賴甲辰出都, (道光二十四年,
又言:
少時只知近人之學。 中年以後, 知南宋朱子、北宋司馬溫公 、胡安定、唐韓文公、陸宣公、晉陶淵明、漢鄭康成之學。 再努力讀書, 或可知七十子之徒之學歟。
這是陳氏自述因於時代轉變而影響他走上學術轉變之大概。 屈指到今, 恰恰九十多年。 陳氏在當時, 受了乾嘉漢學考據極深的洗禮, 正當考據學全盛時, 他能首先覺其錮蔽, 要努力來創造一種學術的新途轍, 陳氏實不愧是近百年來提倡新的讀書運動之第一人。
(二)
陳氏既發見了漢學考據之錮蔽, 遂漸漸轉移方向, 注意于宋學義理之探求, 與學問大體之玩索。 其最先完成的第一書,
漢儒善言義理, 無異于宋儒。 宋儒漢儒講訓詁而不及義理, 非也。 近儒專崇漢學, 發明訓詁, 而不講義理, 亦非也。
竊冀後之君子, 袪門戶之偏見, 誦先儒之遺言, 有益於身, 有用於世, 是區區之志。
陳氏要從“善言義理”這一點上來溝通漢、宋之門戶, 而以“有益於身”與“有用於世”二語, 懸為著書講學之標幟。 當時考據學家之大病, 正在持門戶之見過深, 過分排斥宋儒, 讀書專重訓詁考據, 而忽略了義理, 因此其所學於身世乃兩無關益。 陳氏所言, 可謂對症發藥。 故陳氏又謂:
經學無關于世道, 則經學甚輕。 謂有關於世道, 則世道衰亂如此, 講經學者不得辭其責。 蓋百年以來,講經學者,訓釋甚精,考據甚博,而絕不發明義理,以警覺世人,此世道所以衰亂。
又說:
今人只講訓詁考據,而不求義理,遂至於終年讀許多書,而做人辦事全無長進,與不讀書者等。此風氣急宜挽回。
當時學者,正以能考據訓詁,自負為最善讀書者。而陳氏卻直斥與不讀書者等,又且加上他們一個造成世道衰亂的罪狀。由今論之,我們實不能不佩服陳氏的大膽與深識。近人尚多認考據訓詁為讀書治學之不二法門者,其實若專從訓詁考據之見地來讀書,其間流弊煞是不少。最所易犯者,常為忽略了書中平正通達的部分,而專從難解難考處下手,因此讀書不得大體,而流於瑣碎。也可說,不注意大道理,而專在枝節上賣弄小聰明。他們訓詁考據之所得,並不說是錯了,只是於身無益,於世無用。
陳氏又說:
朱子雲:“近日學者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事徹頭徹尾,東邊掉得幾句,西邊掉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不可不深戒。”(《答胡季隨書》)朱子論當時道學之弊如此,然今之說經者,尤多此病。
蓋專以訓詁考據的興趣與見解來讀書,則讀書只為我作文地步。只求覓得書中一罅縫,提得出一個題目,寫得出幾條筆記或一篇文字,或甚至一本書,便謂學問能事已盡。卻於所讀那書之全體上,或大體上,懶于玩索。陳氏謂:
但能全觀一經者已少,況欲其融會乎?皆節取一二語,為題目,作經解耳。
當時經學正盛,而學者已懶看全經,其流弊可想。只為專以讀書為我作文題目,則極其所成,亦不過為一追遂時趨之名士,卻說不上真知學問。
陳氏謂:
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經,但欲為世俗所謂名士耳。彼徒以講經學為名士,則其所作經解,不過名士招牌而已。即使解經可取,而其心並不在聖賢之經,此不得謂之讀經書之人也。
又說:
科舉之士,以一句經書為題,作一篇時文。經學之士,以一句經書為題,作一篇經解。二者無以異也。皆俗學也。
其實任何一時代的學術,只要成為時趨,久而久之,未有不成為俗學的。乾嘉經學,正為其太時髦了,一輩人揣摩風氣,追隨時尚,便不期然而然的成了俗學。陳氏這一糾彈,是值得我們深切體會的。
而且如陳氏意,像當時那般做經解,縱使做得極好,亦只是訓詁考據,無關大義,亦只成得一個博士,不成為一個士大夫。“博士”最多能知道了些人家所不知道的,卻與做人辦事一切世道仍無關。“士大夫”則須從讀書中明義理,來做社會上一個有用人物。陳氏說:
有士大夫之學,有博士之學。近人幾無士大夫之學。士大夫之學,更要于博士之學。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亦難自立,此所以近數十年學問頹廢也。
陳氏又說:
略觀大義,士大夫之學也。
陳氏此一分辨極關重要。若在學術界昧失了大義,則訓詁考據亦將無所麗以自存。所以說“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亦難自立”也。
而且博士之學,正因為其不究大義,只從難解難考處留心,所以又漸漸養成了一種驕矜之心,其讀書似乎只在尋求古人罅隙,有意和古人為難,卻並不能把前人所著書平心靜氣從頭細讀。陳氏說:
王西莊雲:“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偽者必驕矜。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最可惡(《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此所謂博學以知服。”
陳氏論學,極提倡“博學以知服”的風氣。所謂博學以知服者,即是自己學問愈博,愈知道佩服人家。他說:
讀書者若平心靜氣,自首至尾讀之,於其誤者考而辨之,則雖言經誤可也,況注疏乎?若隨手抽閱,搜求一二以作文字,則言注疏之誤亦僭也。
若真讀注疏,自首至尾,於其疏而駁正之,雖寥寥數語,亦足珍。若不自首至尾讀之,隨意翻閱,隨意駁難,雖其說勝於先儒,而失讀書之法。此風氣之壞,必須救。
當知著書之本在讀書。壞了讀書風氣,便斷難有著書成績。當時讀書講經學的人,竟至不讀全經,不讀注疏,只是隨手翻閱,隨意駁難,貌若艱深,實已淺陋。所以陳氏說:
餘嘗言近人多言樸學,然近人之經學,華而非樸。
正因為當時研究經學的,實際上早已不能通體將經文及經疏細讀,只一意在難解難考處搜求題目作文,求勝前人,為名士,學時髦。此等風氣,不僅不能通義理,不求通義理,而且那番心理更是要不得。陳氏又說:
讀注疏,既明其說,複讀經文者,經學也。不復讀經文者,非經學也。讀注疏,自首至尾讀之者,經學也。隨意檢閱者,非經學也。讀之而即寫一簡題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經學也。學者之病,在懶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亂。讀經而詳味之,此學要大振興。
陳氏論學,先注重在工夫上。有了工夫,再能有表現。若把讀書認做是作文的工具,這便表現為主,工夫為次。只要東西翻閱,搜求一二題目,來寫文章,此種風氣,定會養成學術界一種懶而且躁的心理。懶是不肯平心靜氣,精詳閱讀。躁是急於成名,好出鋒頭,掩蓋前賢,淩駕古人。待到讀書人全受此種風氣之薰陶,由他們出來領導社會,主持時局,其勢自然足使天下亂。陳氏的話,一些也不過分。
然而那些不肯從頭到尾細心讀書,而專做零碎搜求的人,他們還有一套為自已辯護的理論。他們常說:“不識字即不能讀書”,這是訓詁小學家的論調。陳氏說:
近人講訓詁者,輒雲“訓詁明而後義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訓詁者,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讀經傳之言,固多古今不異,不必訓詁而明者,何不先於此而求其義理乎?
又雲:
試問今之說經者,非欲明其文義乎?明其文義之後,將再讀之乎,抑置之不讀乎?若置之不讀,則明其文義何為?若明其文義將再讀之,則文義已明者多矣,何以不讀,而獨覓其文義未明者讀之乎?
又雲:
經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讀,而惟於其難明者解之。既解亦仍歸於不讀。解經而不讀經,其心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後之人讀之無疑可也。”而後之人又慕其解經,於是又解經,又不讀經,不知待何人而始讀之也。
當時學者群言經學,而其弊至於不讀經。此情真可浩歎。即如當時的漢學家們,對一部許氏《說文》,真不知廢卻他們幾許輩的心力。然而許氏《說文》一書,到底還有不少解不通的字。而道、鹹以下,自《說文》而鐘鼎古籀,及今而又有殷契龜甲。若待識字再讀書,豈不真是河清難俟?若論考據,則範圍更廣大,更是考不勝考。若果讀書為學,不先融會大義,只向零碎處考釋,則此路無極,將永無到頭之期。如是則讀書人永遠在搜集材料,為人作工具的準備。永遠是一些竹頭木屑之收藏,永遠無一間半架真建築。照此下去,盡可遍天下是讀書人,而實際並無一真讀書人,社會上亦並不會受到讀書人的真效用。清代乾嘉經學,極盛之後,正犯了這個毛病。而況他們還避免不掉一種懶而躁的心理,在不合理的讀書風氣下,還會製造出種種牽連而生的病態。陳澧可算是在這種空氣裡面首先有到覺悟的,在他四十九歲刻成《漢儒通義》,以後他便積極幹他新理想的讀書工作,直到他七十三歲卒年,前後二十餘年,積成了他畢生偉大的巨作《東塾讀書記》
(三)
現在就我們的時代,來平心持論,把《東塾讀書記》與乾嘉經學專務訓詁考據的許多著作對看,也確實是遠勝了。即如劉台拱的《論語駢枝》,為當時學者所推尊,若以較之《東塾讀書記》中《論語》之一卷,其間高下得失自顯。一則專從難解難考處著想,一則改從大義大體上用心,即面目便自不同。然而陳澧在當時,他自身感受經學的影響,實亦太深了。《東塾讀書記》中所論,究竟也還脫不了當時經學的範圍;而在經學上看,究竟也還是考據訓詁的氣味重些。所以陳氏的《讀書記》,雖則竭意要追步清初大儒顧炎武的《日知錄》,而《日知錄》內容,分經術、治道、博聞三類,《讀書記》則只能自限於經術之一途。陳氏極愛讀《通鑒》,晚年徧治諸史及《通典》,惜今《讀書記》中關於史的幾卷均未成。由我們今天來平心衡論陳氏學業上之成就,也仍只可算他是一個經學家,這是極顯然的。
而且陳氏治經,先勸人從頭到尾讀一部注疏,他說:
讀注疏使學者心性靜細。
然而在陳氏當時,內憂外患相逼而來,人人有不可終日之想,究竟已非細心靜氣來從頭到尾讀注疏的時代了。即使人人再能從頭到尾讀一部注疏,人人由此養到心性靜細的地位,也不見得對社會有何真用處。因此,陳氏的讀書主張,只算是看到了從前人的病痛,但他自已所開的藥方,卻不見有力量,未能使此病霍然而愈。況且《讀書記》又是一部太過謹嚴的書,溫和有餘,峻厲不足。一輩舊派經學者見了,亦還一般的贊成。至於上舉陳氏種種言論,卻多半在他的日記、隨筆、未刻稿裡。他的《讀書記》,只是弦有餘音,引而不發,不足以發聾震瞶。所以陳氏身後,還不見有一個面目一新的讀書風氣,而仍還是五十步與百步的一進一退,在乾嘉經學訓詁考據的積習下討生活。換辭言之,陳氏在學術思想史上還不夠做成一個畫界線的人物。
正因近百年來第一個有志開讀書新風氣的學者,他自己已不能有他很鮮明的旗幟,很淸楚的路線,來領導後生學者向一新方向進行,所以直到如今,陳氏所說當時學術界的種種病痛,也多還未能洗滌淨盡。似乎現在一般的讀書風氣,也還脫不了極狹的門戶之見,也還看重在小節目上的訓詁考據之類,而看輕從學問大體上來求大義之融會與貫通。也還只像是多數走在博士之學的路上,以“為學術而學術”之語調為護符,而實際則學術未必有裨於身世。做學問的仍多隻為尋題目作文而讀書,以作文為名士招牌之余習,依然存在。也未見大家肯細心來讀一部書,從頭到尾心性靜細來讀,也還只是隨手翻閱,隨意駁難。距離“博學知服”的風氣,似乎還尚遠。學者的心地,不僅全要掩蓋先賢,即在並世師友,亦多輕心淩駕。說到此層,則似乎更不如乾嘉當時。學者驕矜之氣,似乎比前益甚。只聽說“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究竟真識得真理者未必多,而尊師服善之心,則全為其重道愛真理之一句堂皇話頭所犧牲了。讀書多半是為了作文,作文最好是出奇的發見與創辟。書本似乎只是學者作文時所運用之材料,讀書似乎只為是臨文時作參考。有人從大體上作大義之融會與玩味,則反目為空洞或腐敗。喜騖新知,懶鑽舊義。極其所至,最多也只還是何休武庫之矛戟,而非鄭玄宗廟之禮器。(此亦陳澧語,見《讀書記鄭學卷》。)雖則其所考索的內容,與乾嘉經學已有不問,然就種種方面看,今天學術界的風氣與路徑,卻還是乾嘉舊轍。大體上,陳澧所謂“懶與躁”的心病,似乎仍是深深埋在我們的身裡。而世道衰亂,我們學術界也還不得不負相當的責任。
蓋百年以來,講經學者,訓釋甚精,考據甚博,而絕不發明義理,以警覺世人,此世道所以衰亂。又說:
今人只講訓詁考據,而不求義理,遂至於終年讀許多書,而做人辦事全無長進,與不讀書者等。此風氣急宜挽回。
當時學者,正以能考據訓詁,自負為最善讀書者。而陳氏卻直斥與不讀書者等,又且加上他們一個造成世道衰亂的罪狀。由今論之,我們實不能不佩服陳氏的大膽與深識。近人尚多認考據訓詁為讀書治學之不二法門者,其實若專從訓詁考據之見地來讀書,其間流弊煞是不少。最所易犯者,常為忽略了書中平正通達的部分,而專從難解難考處下手,因此讀書不得大體,而流於瑣碎。也可說,不注意大道理,而專在枝節上賣弄小聰明。他們訓詁考據之所得,並不說是錯了,只是於身無益,於世無用。
陳氏又說:
朱子雲:“近日學者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事徹頭徹尾,東邊掉得幾句,西邊掉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不可不深戒。”(《答胡季隨書》)朱子論當時道學之弊如此,然今之說經者,尤多此病。
蓋專以訓詁考據的興趣與見解來讀書,則讀書只為我作文地步。只求覓得書中一罅縫,提得出一個題目,寫得出幾條筆記或一篇文字,或甚至一本書,便謂學問能事已盡。卻於所讀那書之全體上,或大體上,懶于玩索。陳氏謂:
但能全觀一經者已少,況欲其融會乎?皆節取一二語,為題目,作經解耳。
當時經學正盛,而學者已懶看全經,其流弊可想。只為專以讀書為我作文題目,則極其所成,亦不過為一追遂時趨之名士,卻說不上真知學問。
陳氏謂:
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經,但欲為世俗所謂名士耳。彼徒以講經學為名士,則其所作經解,不過名士招牌而已。即使解經可取,而其心並不在聖賢之經,此不得謂之讀經書之人也。
又說:
科舉之士,以一句經書為題,作一篇時文。經學之士,以一句經書為題,作一篇經解。二者無以異也。皆俗學也。
其實任何一時代的學術,只要成為時趨,久而久之,未有不成為俗學的。乾嘉經學,正為其太時髦了,一輩人揣摩風氣,追隨時尚,便不期然而然的成了俗學。陳氏這一糾彈,是值得我們深切體會的。
而且如陳氏意,像當時那般做經解,縱使做得極好,亦只是訓詁考據,無關大義,亦只成得一個博士,不成為一個士大夫。“博士”最多能知道了些人家所不知道的,卻與做人辦事一切世道仍無關。“士大夫”則須從讀書中明義理,來做社會上一個有用人物。陳氏說:
有士大夫之學,有博士之學。近人幾無士大夫之學。士大夫之學,更要于博士之學。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亦難自立,此所以近數十年學問頹廢也。
陳氏又說:
略觀大義,士大夫之學也。
陳氏此一分辨極關重要。若在學術界昧失了大義,則訓詁考據亦將無所麗以自存。所以說“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亦難自立”也。
而且博士之學,正因為其不究大義,只從難解難考處留心,所以又漸漸養成了一種驕矜之心,其讀書似乎只在尋求古人罅隙,有意和古人為難,卻並不能把前人所著書平心靜氣從頭細讀。陳氏說:
王西莊雲:“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偽者必驕矜。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最可惡(《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此所謂博學以知服。”
陳氏論學,極提倡“博學以知服”的風氣。所謂博學以知服者,即是自己學問愈博,愈知道佩服人家。他說:
讀書者若平心靜氣,自首至尾讀之,於其誤者考而辨之,則雖言經誤可也,況注疏乎?若隨手抽閱,搜求一二以作文字,則言注疏之誤亦僭也。
若真讀注疏,自首至尾,於其疏而駁正之,雖寥寥數語,亦足珍。若不自首至尾讀之,隨意翻閱,隨意駁難,雖其說勝於先儒,而失讀書之法。此風氣之壞,必須救。
當知著書之本在讀書。壞了讀書風氣,便斷難有著書成績。當時讀書講經學的人,竟至不讀全經,不讀注疏,只是隨手翻閱,隨意駁難,貌若艱深,實已淺陋。所以陳氏說:
餘嘗言近人多言樸學,然近人之經學,華而非樸。
正因為當時研究經學的,實際上早已不能通體將經文及經疏細讀,只一意在難解難考處搜求題目作文,求勝前人,為名士,學時髦。此等風氣,不僅不能通義理,不求通義理,而且那番心理更是要不得。陳氏又說:
讀注疏,既明其說,複讀經文者,經學也。不復讀經文者,非經學也。讀注疏,自首至尾讀之者,經學也。隨意檢閱者,非經學也。讀之而即寫一簡題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經學也。學者之病,在懶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亂。讀經而詳味之,此學要大振興。
陳氏論學,先注重在工夫上。有了工夫,再能有表現。若把讀書認做是作文的工具,這便表現為主,工夫為次。只要東西翻閱,搜求一二題目,來寫文章,此種風氣,定會養成學術界一種懶而且躁的心理。懶是不肯平心靜氣,精詳閱讀。躁是急於成名,好出鋒頭,掩蓋前賢,淩駕古人。待到讀書人全受此種風氣之薰陶,由他們出來領導社會,主持時局,其勢自然足使天下亂。陳氏的話,一些也不過分。
然而那些不肯從頭到尾細心讀書,而專做零碎搜求的人,他們還有一套為自已辯護的理論。他們常說:“不識字即不能讀書”,這是訓詁小學家的論調。陳氏說:
近人講訓詁者,輒雲“訓詁明而後義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訓詁者,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讀經傳之言,固多古今不異,不必訓詁而明者,何不先於此而求其義理乎?
又雲:
試問今之說經者,非欲明其文義乎?明其文義之後,將再讀之乎,抑置之不讀乎?若置之不讀,則明其文義何為?若明其文義將再讀之,則文義已明者多矣,何以不讀,而獨覓其文義未明者讀之乎?
又雲:
經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讀,而惟於其難明者解之。既解亦仍歸於不讀。解經而不讀經,其心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後之人讀之無疑可也。”而後之人又慕其解經,於是又解經,又不讀經,不知待何人而始讀之也。
當時學者群言經學,而其弊至於不讀經。此情真可浩歎。即如當時的漢學家們,對一部許氏《說文》,真不知廢卻他們幾許輩的心力。然而許氏《說文》一書,到底還有不少解不通的字。而道、鹹以下,自《說文》而鐘鼎古籀,及今而又有殷契龜甲。若待識字再讀書,豈不真是河清難俟?若論考據,則範圍更廣大,更是考不勝考。若果讀書為學,不先融會大義,只向零碎處考釋,則此路無極,將永無到頭之期。如是則讀書人永遠在搜集材料,為人作工具的準備。永遠是一些竹頭木屑之收藏,永遠無一間半架真建築。照此下去,盡可遍天下是讀書人,而實際並無一真讀書人,社會上亦並不會受到讀書人的真效用。清代乾嘉經學,極盛之後,正犯了這個毛病。而況他們還避免不掉一種懶而躁的心理,在不合理的讀書風氣下,還會製造出種種牽連而生的病態。陳澧可算是在這種空氣裡面首先有到覺悟的,在他四十九歲刻成《漢儒通義》,以後他便積極幹他新理想的讀書工作,直到他七十三歲卒年,前後二十餘年,積成了他畢生偉大的巨作《東塾讀書記》
(三)
現在就我們的時代,來平心持論,把《東塾讀書記》與乾嘉經學專務訓詁考據的許多著作對看,也確實是遠勝了。即如劉台拱的《論語駢枝》,為當時學者所推尊,若以較之《東塾讀書記》中《論語》之一卷,其間高下得失自顯。一則專從難解難考處著想,一則改從大義大體上用心,即面目便自不同。然而陳澧在當時,他自身感受經學的影響,實亦太深了。《東塾讀書記》中所論,究竟也還脫不了當時經學的範圍;而在經學上看,究竟也還是考據訓詁的氣味重些。所以陳氏的《讀書記》,雖則竭意要追步清初大儒顧炎武的《日知錄》,而《日知錄》內容,分經術、治道、博聞三類,《讀書記》則只能自限於經術之一途。陳氏極愛讀《通鑒》,晚年徧治諸史及《通典》,惜今《讀書記》中關於史的幾卷均未成。由我們今天來平心衡論陳氏學業上之成就,也仍只可算他是一個經學家,這是極顯然的。
而且陳氏治經,先勸人從頭到尾讀一部注疏,他說:
讀注疏使學者心性靜細。
然而在陳氏當時,內憂外患相逼而來,人人有不可終日之想,究竟已非細心靜氣來從頭到尾讀注疏的時代了。即使人人再能從頭到尾讀一部注疏,人人由此養到心性靜細的地位,也不見得對社會有何真用處。因此,陳氏的讀書主張,只算是看到了從前人的病痛,但他自已所開的藥方,卻不見有力量,未能使此病霍然而愈。況且《讀書記》又是一部太過謹嚴的書,溫和有餘,峻厲不足。一輩舊派經學者見了,亦還一般的贊成。至於上舉陳氏種種言論,卻多半在他的日記、隨筆、未刻稿裡。他的《讀書記》,只是弦有餘音,引而不發,不足以發聾震瞶。所以陳氏身後,還不見有一個面目一新的讀書風氣,而仍還是五十步與百步的一進一退,在乾嘉經學訓詁考據的積習下討生活。換辭言之,陳氏在學術思想史上還不夠做成一個畫界線的人物。
正因近百年來第一個有志開讀書新風氣的學者,他自己已不能有他很鮮明的旗幟,很淸楚的路線,來領導後生學者向一新方向進行,所以直到如今,陳氏所說當時學術界的種種病痛,也多還未能洗滌淨盡。似乎現在一般的讀書風氣,也還脫不了極狹的門戶之見,也還看重在小節目上的訓詁考據之類,而看輕從學問大體上來求大義之融會與貫通。也還只像是多數走在博士之學的路上,以“為學術而學術”之語調為護符,而實際則學術未必有裨於身世。做學問的仍多隻為尋題目作文而讀書,以作文為名士招牌之余習,依然存在。也未見大家肯細心來讀一部書,從頭到尾心性靜細來讀,也還只是隨手翻閱,隨意駁難。距離“博學知服”的風氣,似乎還尚遠。學者的心地,不僅全要掩蓋先賢,即在並世師友,亦多輕心淩駕。說到此層,則似乎更不如乾嘉當時。學者驕矜之氣,似乎比前益甚。只聽說“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究竟真識得真理者未必多,而尊師服善之心,則全為其重道愛真理之一句堂皇話頭所犧牲了。讀書多半是為了作文,作文最好是出奇的發見與創辟。書本似乎只是學者作文時所運用之材料,讀書似乎只為是臨文時作參考。有人從大體上作大義之融會與玩味,則反目為空洞或腐敗。喜騖新知,懶鑽舊義。極其所至,最多也只還是何休武庫之矛戟,而非鄭玄宗廟之禮器。(此亦陳澧語,見《讀書記鄭學卷》。)雖則其所考索的內容,與乾嘉經學已有不問,然就種種方面看,今天學術界的風氣與路徑,卻還是乾嘉舊轍。大體上,陳澧所謂“懶與躁”的心病,似乎仍是深深埋在我們的身裡。而世道衰亂,我們學術界也還不得不負相當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