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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制度與風俗系統長期以來是傳統中國社會賴以建構國家政治文明和社會生活文明的基石。
《禮記》：挖掘生活政治的哲學范式
作者：上海大學教授 朱承
《禮記》與“生活政治”
《禮記》通過規範禮樂活動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日常生活嘉益分配的差異， 貴賤有等， 親疏有別， 由此可以明確和固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差異。 這些差異有的是由自然因素帶來的， 如年齡、性別、血緣等；有的則是由社會因素帶來的， 如身份（君臣、師生、父子、夫婦、嫡庶等）、等級、官職等。
所謂“生活政治”， 指的是政治權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層面予以解讀的一種政治範式。 “生活政治”的展現路徑是“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 前者指的是將政治價值滲透到日常生活中， 後者指的是將日常生活轉化為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動。 “生活政治”的積極意義在於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為人們廣為接受，
“生活政治”的天道基礎
在《禮記》中， “生活政治”的形而上學基礎是自然天道。 自然世界的變化具有客觀必然性，
《禮記》認為， 禮樂制度是效仿自然天道而設計的， 也順應了自然世界的客觀必然性。 由此， 禮樂制度既順應了天道而具有合法性， 同時又因為是天道的人間體現而具有了必然性。 自然天道為禮樂制度提供客觀的依據， 禮樂制度反映天道在人間的具體表現。 由此， 儒家為禮樂及其相關的政治活動尋找到了自然天道的基石， 禮樂及其所保證的等級秩序、利益分配以及活動規則也在一定意義上獲得了合法性、必然性。 自然是人們日常生活的根基， 日常生活須臾離不開自然的恩賜，也跳不出自然秩序的限定。與此類比，日常生活也離不開反映政治價值觀念的禮樂制度，從而要接受禮樂及其所反映的政治和倫理秩序的約束與規範。
在《禮記》中，日常生活、政治生活從天地萬物及其自然秩序上尋找到依據，進而得到合理解釋；同時，人類生活秩序又因為源於至高無上的天地萬物及其自然秩序而獲得了合法性和權威性。通過貫通自然、生活與政治，人類的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的活動實現了統一，因此，在改造自身的人類活動中，也應該考慮和尊重自然的因素，實現人類行為與天地萬物的合拍、同節。作為“生活政治”的禮樂制度，其根源是自然天道，自然天道為禮樂制度提供了宇宙論的依據，也展現了禮樂獲得權威和廣泛認同的原因所在。人們崇尚天道，服從于自然秩序，因而也樂意接受“生活政治”的安排，並不斷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強化“生活政治”的色彩，以此來表達對於具有神秘和主宰意義的自然天道的崇敬。
禮儀規範與日常生活
在“生活政治”的視域下，禮儀制度所反映的政治理念全面落實在政治人物以及廣大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從而實現人們所期望的良好國家治理與有序社會生活，更是將政治與倫理觀念切實地具體化到每一個共同體成員的生活中。在《禮記》中，儒家理想政治秩序主要落實在日常生活規範之中，無論是庶民還是政治人物在衣食住行上的日常生活規範，都體現了儒家的等級秩序與尊卑差異。
衣冠是人類生活文明的重要象徵，在儒家禮樂傳統中，衣冠制度往往還具有政治意義。在《禮記》中，日常生活的衣冠可以作為維護秩序與等級的工具，外在化的衣冠區分等級、官階、身份等，往往承載和傳遞著內在的豐富政治價值與政治資訊。由於其鮮明的政治象徵意義，衣冠還成為了表達政治情感和政治認同的工具，人們通過接受或者不接受某種衣冠樣式、佩飾來表達他們的政治傾向。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傳統社會的人們，尤其是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往往必須要接受衣冠禮儀的規訓，從而成為符合禮儀傳統的知禮之士。衣冠制度也因此成為政治事務，從生活文明轉移到政治文明。
飲食作為人類存在與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內容，也能體現和反映社會政治情況。在《禮記》所記載的飲食之道裡，“吃還是不吃”、“給誰吃”、“吃什麼”、“怎麼吃”等日常問題，關涉了政治認同、身份等級、權力秩序以及社會公共交往活動等政治問題。由此，在一定意義上飲食成為政治事務，成為權力、秩序的展示場，尤其成為等級制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的主要標示物。《禮記》裡所體現的飲食之道，正是通過圍繞飲食問題的禮儀制度性安排，將人們限制在不同的宗法等級、爵秩等級、官僚的秩品階位元等級等一系列社會等級“框架”裡。這種“生活政治”的色彩，使得我們不能僅僅從生存欲望的滿足以及飲食審美的角度來理解儒家的飲食之道，還應該關注到古典飲食之道背後的政治關切。
人類的日常生活總是在空間中展開，居住狀況是生活空間的主要體現形式。從《禮記》中反映的居住與政治的關係來看，宮室營造及其裝飾往往象徵著政治權力。政治權力等級高的人群擁有與其地位相匹配的居住空間，最高者的居住空間更具有完全排他性。宮室居住以及在宮室中活動的空間方位安排也具有政治的意蘊,反映著權力的差異。另外，人死後的墓葬以及祭祀場所的營造，同樣彰顯著身份等級，人們將現實世界中的身份差異傳遞到死後的世界。這種從出生到死亡的居住差異、方位差異，既體現著傳統社會中人們對於秩序的追求，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將人們的身份差異進一步強化。由此可以看出，在禮樂傳統中，宮室居住和空間方位不僅是個體日常生活的問題，還是政治領域的事務，特別是在公共生活中，宮室與方位體現著公共政治所要表達的權力差異與嘉益分配，是傳統“生活政治”的重要內容。
在《禮記》中，還有大量涉及車輿、行進的禮儀安排，從中可以看出禮治傳統中日常交通所承載的秩序關懷。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一般平民，在使用交通工具或者安排特定場合中的步伐行進時，都應符合身份等級且要根據情景來處置。就車輿而言，數量、裝飾以及駕馭技巧、乘坐規矩，乃至對待車輿的態度等，都體現著身份等級秩序。就行進而言，禮儀規則對天子、諸侯、士大夫等政治人物在不同場合下的步伐行進路線、快慢先後等都有著具體要求，不僅政治生活的政治人應該如此，普通人在家庭生活、鄉里活動中，也要按照父子、師生、長幼、男女的倫理關係及其相應的尊卑原則來決定行進中的主次秩序、步伐節奏和居處神態。在禮治的視野下來看，車輿、行進關涉著社會秩序的維繫、政治與生活權威的維護、生活權益的分配，因此，它不僅是生活文明中的話題，更是政治之域中的問題。
以《禮記》為代表的禮樂制度所展現的“生活政治”範式，在傳統社會中起到了區分等級、規範行為、維持秩序以及落實儒家倫理政治觀念的多重作用，體現了傳統社會的生活文明和政治文明。歷史地來看，《禮記》中的“生活政治”範式，反映了“依據政治價值規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安頓政治信仰”的政治智慧與政治傳統，對我們理解古典中國及現代中國，以及發掘古典中國日常生活之政治維度，建設當代政治文明，都有著一定積極意義。（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專案“《禮記》與儒家政治哲學范式”負責人，亦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員暨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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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須臾離不開自然的恩賜，也跳不出自然秩序的限定。與此類比，日常生活也離不開反映政治價值觀念的禮樂制度，從而要接受禮樂及其所反映的政治和倫理秩序的約束與規範。在《禮記》中，日常生活、政治生活從天地萬物及其自然秩序上尋找到依據，進而得到合理解釋；同時，人類生活秩序又因為源於至高無上的天地萬物及其自然秩序而獲得了合法性和權威性。通過貫通自然、生活與政治，人類的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的活動實現了統一，因此，在改造自身的人類活動中，也應該考慮和尊重自然的因素，實現人類行為與天地萬物的合拍、同節。作為“生活政治”的禮樂制度，其根源是自然天道，自然天道為禮樂制度提供了宇宙論的依據，也展現了禮樂獲得權威和廣泛認同的原因所在。人們崇尚天道，服從于自然秩序，因而也樂意接受“生活政治”的安排，並不斷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強化“生活政治”的色彩，以此來表達對於具有神秘和主宰意義的自然天道的崇敬。
禮儀規範與日常生活
在“生活政治”的視域下，禮儀制度所反映的政治理念全面落實在政治人物以及廣大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從而實現人們所期望的良好國家治理與有序社會生活，更是將政治與倫理觀念切實地具體化到每一個共同體成員的生活中。在《禮記》中，儒家理想政治秩序主要落實在日常生活規範之中，無論是庶民還是政治人物在衣食住行上的日常生活規範，都體現了儒家的等級秩序與尊卑差異。
衣冠是人類生活文明的重要象徵，在儒家禮樂傳統中，衣冠制度往往還具有政治意義。在《禮記》中，日常生活的衣冠可以作為維護秩序與等級的工具，外在化的衣冠區分等級、官階、身份等，往往承載和傳遞著內在的豐富政治價值與政治資訊。由於其鮮明的政治象徵意義，衣冠還成為了表達政治情感和政治認同的工具，人們通過接受或者不接受某種衣冠樣式、佩飾來表達他們的政治傾向。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傳統社會的人們，尤其是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往往必須要接受衣冠禮儀的規訓，從而成為符合禮儀傳統的知禮之士。衣冠制度也因此成為政治事務，從生活文明轉移到政治文明。
飲食作為人類存在與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內容，也能體現和反映社會政治情況。在《禮記》所記載的飲食之道裡，“吃還是不吃”、“給誰吃”、“吃什麼”、“怎麼吃”等日常問題，關涉了政治認同、身份等級、權力秩序以及社會公共交往活動等政治問題。由此，在一定意義上飲食成為政治事務，成為權力、秩序的展示場，尤其成為等級制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的主要標示物。《禮記》裡所體現的飲食之道，正是通過圍繞飲食問題的禮儀制度性安排，將人們限制在不同的宗法等級、爵秩等級、官僚的秩品階位元等級等一系列社會等級“框架”裡。這種“生活政治”的色彩，使得我們不能僅僅從生存欲望的滿足以及飲食審美的角度來理解儒家的飲食之道，還應該關注到古典飲食之道背後的政治關切。
人類的日常生活總是在空間中展開，居住狀況是生活空間的主要體現形式。從《禮記》中反映的居住與政治的關係來看，宮室營造及其裝飾往往象徵著政治權力。政治權力等級高的人群擁有與其地位相匹配的居住空間，最高者的居住空間更具有完全排他性。宮室居住以及在宮室中活動的空間方位安排也具有政治的意蘊,反映著權力的差異。另外，人死後的墓葬以及祭祀場所的營造，同樣彰顯著身份等級，人們將現實世界中的身份差異傳遞到死後的世界。這種從出生到死亡的居住差異、方位差異，既體現著傳統社會中人們對於秩序的追求，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將人們的身份差異進一步強化。由此可以看出，在禮樂傳統中，宮室居住和空間方位不僅是個體日常生活的問題，還是政治領域的事務，特別是在公共生活中，宮室與方位體現著公共政治所要表達的權力差異與嘉益分配，是傳統“生活政治”的重要內容。
在《禮記》中，還有大量涉及車輿、行進的禮儀安排，從中可以看出禮治傳統中日常交通所承載的秩序關懷。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一般平民，在使用交通工具或者安排特定場合中的步伐行進時，都應符合身份等級且要根據情景來處置。就車輿而言，數量、裝飾以及駕馭技巧、乘坐規矩，乃至對待車輿的態度等，都體現著身份等級秩序。就行進而言，禮儀規則對天子、諸侯、士大夫等政治人物在不同場合下的步伐行進路線、快慢先後等都有著具體要求，不僅政治生活的政治人應該如此，普通人在家庭生活、鄉里活動中，也要按照父子、師生、長幼、男女的倫理關係及其相應的尊卑原則來決定行進中的主次秩序、步伐節奏和居處神態。在禮治的視野下來看，車輿、行進關涉著社會秩序的維繫、政治與生活權威的維護、生活權益的分配，因此，它不僅是生活文明中的話題，更是政治之域中的問題。
以《禮記》為代表的禮樂制度所展現的“生活政治”範式，在傳統社會中起到了區分等級、規範行為、維持秩序以及落實儒家倫理政治觀念的多重作用，體現了傳統社會的生活文明和政治文明。歷史地來看，《禮記》中的“生活政治”範式，反映了“依據政治價值規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安頓政治信仰”的政治智慧與政治傳統，對我們理解古典中國及現代中國，以及發掘古典中國日常生活之政治維度，建設當代政治文明，都有著一定積極意義。（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專案“《禮記》與儒家政治哲學范式”負責人，亦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員暨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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