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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跨國詩學:詩歌單一的民族性將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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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跨國詩學”:使詩歌相聯, 對話鮮活》

作者:長江師範學院 周航

何謂“跨國詩學”?

“跨國詩學”源自書名A TRANSNATIONAL POETICS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2009年), 美國學者傑漢·拉馬紮尼(Jahan Ramazani, 1960-)著, 該書獲美國比較文學學會(ACLA)2011年度哈利·萊文獎(Harry Levin Prize)。 拉馬紮尼1988年獲耶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現為維吉尼亞大學英語系教授, 美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詩歌評論家之一。

《跨國詩學》共八章, 包括:詩歌、現代性和全球化;跨國詩學;旅行詩;民族主義、跨國主義和哀悼詩;現代主義拼貼和後殖民主義雜糅;卡利班的現代性和後殖民詩歌;詩歌和非殖民化;詩歌及其跨地域性:漸趨黑人化的大不列顛。 哈佛大學斯蒂芬·伯特教授讚譽此書具有“視域寬廣而飽含魄力的論證”(見英文原著封底)。

“跨國詩學”提出20世紀與21世紀詩歌研究的概念重建問題。 作者為了跨越大西洋兩岸的鴻溝, 跨越北半球與南半球、東半球與西半球之間巨大的歷史、文化鴻溝,

提出多種使詩歌相聯與對話鮮活起來的方法。 這些方法將超越政治與地理(甚至各個半球之間的)意義上的邊界, 同時也是考察詩歌跨文化、跨國度交流、影響與融合的途徑。

作為詩歌研究的一種方法

“跨國詩學”注重詩歌光芒的獨特性, 同時特別關注詩歌全球化的迴圈流轉性。 它總在尋機闡釋複雜多樣而又彼此關聯的詩歌文化、地域性和民族主義。 所以, “跨國詩學”始終穿行於民族主義、反民族主義、後殖民主義和跨國主義、全球化之間, 力圖在全球化語境之下找到一種全新的詩歌研究方法。

儘管英語詩歌中諸如“美國的”、“英國的”或“愛爾蘭的”等國家敘事仍占主導地位, 但正如《跨國詩學》前兩章所提到的, 這一領域的理論重建, 將有助於搞清全球化、跨國移民以及現代性在地理空間上的延伸, 是如何影響到為數眾多的現當代詩人的, 包括艾略特、杜利特爾、麥凱、沃爾科特、奧克格博、瑪裡琳·陳等, 又是如何被重新想像的。

在該書之前, 拉馬紮尼校訂《諾頓現當代詩歌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etry)的目的, 實際在努力做一個世界性選本, 即以世界性的眼光來搜集、挑選並呈現英語詩歌, 其中關注跨國的流動性與整合性, 而不受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思維定勢的影響。 然而, 他仍未擺脫民族身份的謎局。 畢竟, 現當代英語詩歌的詩人們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的是世界語言——英語, 而非詩人的母語, 但詩歌中的民族性卻又無法抹去。

無論英語如何地強大, 無論全世界不同民族的詩人如何利用英語來進行詩歌創作, 他們詩歌中的民族性總是若隱若現或者根深蒂固。 這看似矛盾, 卻又統一。 跨國性成為現當代詩歌一個顯要特徵, 融合了後現代、後殖民等諸多文學思潮;但同質中的異質, 或異質中的同質, 將成為探討現當代英語詩歌的不同切入點和視角。

對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的啟示

全球化語境下的詩歌研究, “跨國詩學”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不過民族性或民族身份問題成為一個難以擺脫的迷局。 比如艾略特在美國長大但在1915年定居英國,1927年加入英國國籍,在粘貼標籤時,他是美國人還是英國人呢?與此類似的,斯泰因是美國詩人還是法國詩人?葉芝是英格蘭詩人還是愛爾蘭詩人?以及托爾森多種語言雜糅生成的詩歌和泛文化的引喻,等等,這些詩人的民族身份都將推翻單一民族文化的觀念,推動了跨國的甚至是全球化的文化觀念。在研究他們的詩歌時,我們往往會模糊他們的民族身份,但又不得不提到他們的民族性;由於他們身上和他們詩歌中所體現出來的跨國性,又將導致他們民族性的模糊和身份界定的艱難。以上問題不僅給研究帶來困難,現當代詩歌教材和教育也會伴生選擇性的衝突。世界性、跨國性和流動性於是進入視野,而這些又是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研究範式所不能解釋的。

上列現象也同樣存在於中國多民族文學發展格局中。沒有誰會把老舍、沈從文簡單地列入滿族或苗族作家群體中,而他們像很多不同民族的世界作家用英語寫作一樣,中國的大多數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寫作。這就產生了中國多民族文學與世界多國別文學內在的可比性。老舍直到50歲,都從不在正式場合強調自己的民族身份,儘管他筆下寫的是滿族人,卻從未刻意標明。其創作心理是怎樣的?我們又如何判定老舍文學創作中的民族性問題?吉狄馬加和其他很多中國當代少數民族詩人一樣,在一般場合下,也不會刻意標榜彝族詩人或其他民族身份。除非詩人們用少數民族語言進行創作,否則他們的民族性都不會過於明顯。我們又如何去理解和認識他們詩歌中的民族性問題呢?如此看來,“跨國詩學”中的諸多理論見解,對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將會大有啟發。

“跨國詩學”與中國現當代詩歌研究

“跨國詩學”提到:詩人們是為何與怎樣本土化而又雜糅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文化資源的;詩歌怎樣回應全球化現代科技、異化以及其他特徵;跨越民族的、區域的和種族的界限,從基本和寬泛性的詩歌和全球化的論述,推進到地域化和民族化的特異性的探討……對這些詩歌研究的新方法,我們能否借鑒過來,並化之而用來討論中國多民族文學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可能存在的漢語中心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類比性問題;中國多民族文學是否也存在一種跨文化的拼貼和雜糅?能否借助於漢語寫作來考察與打破不同民族的、區域的界限,並離析中國多民族文學中的公約部分,以求中國文學整體觀中的“中國性”?這就像不同國別、不同種族用英語寫作而有可能體現出世界性一樣。

如果詩人和詩歌的民族性、種族身份通常因以國家為基礎的歷史而被具體化,從而它們真正被視作混血的、間質的和流動性的想像結構,而非自然的、現實的、永久的和靜止的個體,那麼這一領域會顯出怎樣的不同?這點在世界詩歌上,會更加國際化或跨國化,在中國詩歌上,也會更加中國化、多民族化或跨民族化。我們會覺得詩歌的單一民族的建構難以充分,也無法做到完整和徹底。

在現代社會,電話、電影、廣播和網路等地理穿越技術的激增,輪船和飛機旅行愈加方便,農村人口大量遷入城市,全球資本和國家資本的快速運作,使得不同民族、不同種族的詩人的想像和觀念發生關聯,民族性強烈的詩歌往往成為一個時代的民族挽歌,民族性也將逐漸消彌。由此,單一的民族性將不復存在,詩歌中的跨民族和跨民族性將成為全新的事實。這種現象自20世紀以來已經發生,21世紀單一的民族性的消失將會加速。當今中國各民族的開放和融合,可謂史無前例,在一個封閉和自足的社會中,是無法談論民族化或民族性問題的。“跨國詩學”所催生的這些具體問題,對考察中國多民族詩歌以及建構新的中國多民族詩歌研究的範式,都極具借鑒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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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艾略特在美國長大但在1915年定居英國,1927年加入英國國籍,在粘貼標籤時,他是美國人還是英國人呢?與此類似的,斯泰因是美國詩人還是法國詩人?葉芝是英格蘭詩人還是愛爾蘭詩人?以及托爾森多種語言雜糅生成的詩歌和泛文化的引喻,等等,這些詩人的民族身份都將推翻單一民族文化的觀念,推動了跨國的甚至是全球化的文化觀念。在研究他們的詩歌時,我們往往會模糊他們的民族身份,但又不得不提到他們的民族性;由於他們身上和他們詩歌中所體現出來的跨國性,又將導致他們民族性的模糊和身份界定的艱難。以上問題不僅給研究帶來困難,現當代詩歌教材和教育也會伴生選擇性的衝突。世界性、跨國性和流動性於是進入視野,而這些又是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研究範式所不能解釋的。

上列現象也同樣存在於中國多民族文學發展格局中。沒有誰會把老舍、沈從文簡單地列入滿族或苗族作家群體中,而他們像很多不同民族的世界作家用英語寫作一樣,中國的大多數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寫作。這就產生了中國多民族文學與世界多國別文學內在的可比性。老舍直到50歲,都從不在正式場合強調自己的民族身份,儘管他筆下寫的是滿族人,卻從未刻意標明。其創作心理是怎樣的?我們又如何判定老舍文學創作中的民族性問題?吉狄馬加和其他很多中國當代少數民族詩人一樣,在一般場合下,也不會刻意標榜彝族詩人或其他民族身份。除非詩人們用少數民族語言進行創作,否則他們的民族性都不會過於明顯。我們又如何去理解和認識他們詩歌中的民族性問題呢?如此看來,“跨國詩學”中的諸多理論見解,對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將會大有啟發。

“跨國詩學”與中國現當代詩歌研究

“跨國詩學”提到:詩人們是為何與怎樣本土化而又雜糅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文化資源的;詩歌怎樣回應全球化現代科技、異化以及其他特徵;跨越民族的、區域的和種族的界限,從基本和寬泛性的詩歌和全球化的論述,推進到地域化和民族化的特異性的探討……對這些詩歌研究的新方法,我們能否借鑒過來,並化之而用來討論中國多民族文學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可能存在的漢語中心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類比性問題;中國多民族文學是否也存在一種跨文化的拼貼和雜糅?能否借助於漢語寫作來考察與打破不同民族的、區域的界限,並離析中國多民族文學中的公約部分,以求中國文學整體觀中的“中國性”?這就像不同國別、不同種族用英語寫作而有可能體現出世界性一樣。

如果詩人和詩歌的民族性、種族身份通常因以國家為基礎的歷史而被具體化,從而它們真正被視作混血的、間質的和流動性的想像結構,而非自然的、現實的、永久的和靜止的個體,那麼這一領域會顯出怎樣的不同?這點在世界詩歌上,會更加國際化或跨國化,在中國詩歌上,也會更加中國化、多民族化或跨民族化。我們會覺得詩歌的單一民族的建構難以充分,也無法做到完整和徹底。

在現代社會,電話、電影、廣播和網路等地理穿越技術的激增,輪船和飛機旅行愈加方便,農村人口大量遷入城市,全球資本和國家資本的快速運作,使得不同民族、不同種族的詩人的想像和觀念發生關聯,民族性強烈的詩歌往往成為一個時代的民族挽歌,民族性也將逐漸消彌。由此,單一的民族性將不復存在,詩歌中的跨民族和跨民族性將成為全新的事實。這種現象自20世紀以來已經發生,21世紀單一的民族性的消失將會加速。當今中國各民族的開放和融合,可謂史無前例,在一個封閉和自足的社會中,是無法談論民族化或民族性問題的。“跨國詩學”所催生的這些具體問題,對考察中國多民族詩歌以及建構新的中國多民族詩歌研究的範式,都極具借鑒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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