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軒：相信美 相信詩性

文學的意義是什麼？對我來說首先是美、是詩性， 這也是中華文化的古典氣質。 寫作最重要也是最寶貴的資源是什麼？就我作為中國作家而言， 是中國故事；就個人而言， 是個體經驗

無論是幸福還是痛苦， 我都需要文字， 文字永遠是我無法離開的。 特別是當我在這個世界碰得頭破血流時， 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 我的家。 我想， 所有親近文字的人都會有類似感受。 你可以調動文字的千軍萬馬， 可以將文字視作蔥蘢草木， 使荒漠不再， 可以將文字視作鴿群， 放飛無邊無際的天空。

文學之于我的意義首先是美、是詩性的探索與表達。

曾經有年輕人問我：你的小說一直將美感作為一種精神向度， 但是， 美有足夠力量淨化人心嗎？我回答道：美不是萬能的， 但如果連美都顯蒼白， 那麼還有什麼有力量呢？

與美相通的是詩性。 何為詩性， 詩性具有哪些品質和特徵？詩性是流動的、水性的。 它不住地流淌， 流淌是它永無止息的青春動力；它本身沒有形狀， 喜歡被“雕刻”， 面對這種雕刻， 它不作任何反抗， 而是極其柔和地改變自己。 從這個意義上講， 水性是一種可親近性， 它沒有巨石陣般的衝突性和壓力。 詩性， 表現在文字就是去掉浮華、做作的辭藻， 讓語言變得乾淨、簡潔， 敘述流暢自如又韻味無窮；表現在情節上， 不去營造大起大落、銳利猛烈的衝突，

而是和緩、悠然地推進， 張力含蓄其中；表現在人物選擇上， 是善良、純淨、優雅的， 水做成的形象。

“上善若水。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物質不是重與剛的， 而恰恰是輕與柔的——詩性並不軟弱。 當沉重如山的作品給予我們的衝動於喝盡一杯咖啡之際消退時， 一部《邊城》依然了無痕跡地震撼著人心。 我的所有寫作都向詩性靠攏。 那裡， 才是我的港灣， 我的城堡。

這種美與詩性， 也是中華文化的獨特氣質。 西方文學尤其現代小說經過對古典文學不遺餘力的圍剿後， 托舉出“思想深刻”這一評價標準。 中國在數千年中建立起來的文學標準裡有“深刻”這一條嗎？沒有， 儘管我們的文學一樣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我們有自己的文化體系。

中國古人談論一首詩、一篇文章或一部小說時， 採用的是另樣範疇：雅、雅興， 趣、雅趣， 情、情趣， 格、格調， 意、意境， 味、滋味， 妙、微妙……我們說的是“詩無達詁”“羚羊掛角無跡可求”， 說的是“昨夜西風凋碧樹， 獨上高樓， 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 為伊消得人憔悴”“眾裡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有誰能說我之“意境”就一定比你之“深刻”低呢？怕是我能抵達你的“深刻”， 你卻無法抵達我的“意境”吧。

與審美、詩性同樣具有推動人類向前、淨化人心作用的， 是悲憫。 悲憫是文學的古老命題。 我認為， 任何一個古老命題同時也是一個永恆問題。 我甚至認定， 文學正是因為它具有悲憫精神並把這一精神作為基本屬性之一， 才被稱為文學，

才能夠為人類所必需。 從文學史來看， 古典形態的文學始終將自己交付一個核心詞：感動。 感動自己， 感動他人， 感動天下。 悲憫精神與悲憫情懷是文學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情懷。 當簡·愛得知羅切斯特雙目失明、一無所有， 反而重回羅切斯特身邊時， 我們體會到悲憫；當沈從文《邊城》中爺爺去世， 只翠翠一個小人兒守著一片孤獨時， 我們體會到悲憫；當賣火柴的小女孩在寒冷冬夜擦亮最後一根火柴點亮世界並溫暖自己時， 我們體會到悲憫。

那麼， 具體來說， 寫作最重要也是最寶貴的資源是什麼？就我作為中國作家而言， 是中國故事；就個人而言， 是個體經驗。

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是最豐富的創作資源， 忽視、忘卻甚至拒絕這片土地是很不明智的。

這片土地在星辰轉換之中早就深深雕刻了寫作者的精神世界， 忽視它、拒絕它， 將會使自己一無所有。 更關鍵的是， 這塊土地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生長著故事——我看到了這個資源， 汪洋大海般的資源。 只知道堅定地立足於這片土地還不夠， 還要探究跨越時空的共通的人性人情：題材是中國的， 主題是人類的。 與此同時， 尊重個人生活經驗， 從文學角度來說， “我”與“唯一”是同義詞。 個人經驗是片面的， 但我們無法回避片面。 托爾斯泰是片面的， 雨果是片面的， 狄更斯是片面的， 喬伊絲是片面的， 沈從文也是片面的， 而這一個又一個片面使閱讀者獲得相對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