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投資基金作為老百姓財務管理和資產配置的重要方式，
一直深受廣大投資者的普遍歡迎，
現在已經發展成為證券市場上一類重要的機構投資者。
對於這一與大眾密切相關的行業，
國家予以充分重視，
並於2003年其發展初期即出臺《證券投資基金法》，
對基金的募集、運作和監管進行規範，
保障了行業的規範化、法制化發展。
尤其是信託法律關係、強制託管和公開信息披露這三大制度，
對於規範基金管理人行為、落實受託人責任、維護投資人合法權益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是隨著基金業的不斷發展變化，
法律設計初期的從嚴管理（管機構、管產品、管高管）規定已逐漸不能適應新形勢環境下的實際要求。
於是2013年，
在基金業蓬勃發展的十年之後，
我們又迎來了一次新的機遇，
國家對《基金法》進行了一次全方位、大範圍的修改和調整，
此次調整不僅修改了原公募基金的相關規定，
同時還將私募基金一併納入法律調整範圍，
實現了我國從半部《基金法》到一部《基金法》的飛躍。
新形勢產生的新問題、提出的新要求歸納起來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一、 公募基金發展遭遇瓶頸
1998年我國正規的公募基金管理規模為100億元，
經過4年時間的發展，
2002年規模達到1000億，
而在基金法頒佈後的5年裡，
2007年達到3萬億。
10年時間增長了300倍，
特別是從2006年到2007年一年時間內，
基金規模從8500億增長至3.2萬億，
出現爆發式增長，
理財觀念深入人心。
但隨後的5年公募基金的發展遭遇瓶頸，
基本維持在2.5億左右，
未有突破。
與國內其他資產管理產品相比，
公募基金的發展遠遠滯後于銀行理財產品、信託計畫和保險資產產品，
僅占管理規模的10%。
從國際上看，
我國基金發展趨勢和經濟總量表現也不一致。
2012年擁有全球1/4的經濟總量，
而公募基金的占比僅為全球的1.43%。
究其原因，
在於①業務上同質化低水準競爭，
產品名稱、投資策略和操作方式均趨同，
無差異化產品競爭；②公司治理結構欠缺，
人力資本密集但缺乏有效激勵機制，
導致人才外流；③銷售過度依賴商業銀行，
達到60%以上，
銷售費用高，
客戶資源不足。
因此，
急需放開對公募基金過度嚴格的管理，
放寬行政管制，
給予更大發展空間。
二、 私募基金無法可依
2002年私募基金處於更加早期的起步階段，
各方對其發展認識不一致，
因此缺乏經驗，
加以規範的時機尚不成熟。
儘管未作規定，
但老百姓的投資需求始終存在，
於是採取了一些變相式私募基金。
如基於相互信任的集中式帳戶型理財投資，
投資者保護力度較弱；或者是註冊為公司合夥型，
但由於運作管理不便，
稅收管理成本高而打法律擦邊球，
不規範運作；或是由於無法律地位而借助信託通道管理基金，
支付較高通道費用。
三、 資產管理業務風險不斷積聚
隨著居民資產管理需求的快速發展，
商業銀行、信託、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不甘人後，
基於其原有客戶資源、品牌優勢，
紛紛通過理財產品、資產管理計畫等類似基金的產品來開展資管業務。
這些產品的發展對居民財富管理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由於法律關係不清楚，
投資者、金融機構甚至監管機構都存在不同認識，
難以劃分權利義務，
容易產生糾紛；而不同機構接受不同部門監管，
標準不同，
容易出現不同產品的監管套利；以及不同資管產品的風險收益不匹配，
銀行的資金池使得資金和產品的投向多對多，
滾動發售，
集合運作，
容易出現期限錯配，
而且無法分賬經營，
使投資者和監管者無法判斷資金的具體投向、收益和風險，
容易引發集體贖回的惡性風險事件。
隨著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
以及我國基金朝著國際多樣化發展，
特別是近年私募股權投資的亂集資和非法集資等現象，
進一步推動了我國基金法修訂的迫切要求和出臺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