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作家吳曉波說過， 現在的商業領袖要創業、投資兩不誤， 既鍾愛實業， 也玩得轉資本， 於是， 有了“企投家”。
企投家的存在方式，
在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看來， 企業家精神就是做別人沒做過的事或是以別人沒用過的方式做事的組合。
德魯克在《企業的性質》裡明確了企業家要做的幾件事：第一， 提供合格的產品；第二， 合法納稅；第三， 善待員工；第四， 與周邊的社區環境形成良好的關係；第五是慈善。
企業家， 一個存在了近300年的名詞， 正在被這個激蕩的社會賦予越來越多的含義。
面壁十年圖破壁， 企業家都是“老和尚”？我從來沒缺過錢， 還比他們輕鬆， 我幹嘛要羡慕他們？ ——吳曉波
在吳曉波眼中， 企業家不值得羡慕。 他講過一句話“我再窮也要站在富人堆裡”。 1998年吳曉波花50萬買了個島，
之所以不羡慕，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實商業特別煎熬人——“面壁十年圖破壁”。 一個和尚天天在山裡面思考人生， 通過折磨自我肉體， 達到一種極限狀態， 對人生有一種新的感悟， 商業不需要這樣就能達到這種狀態。
當有200個人堵在你門口， 怎麼辦？有人說要拿20億美金收你51%的股份你怎麼辦？當你進入到一個陌生的行業， 殺進去， 不知道能贏還是輸， 怎麼辦？企業家是天天處在一種極限狀態的， 所以一些企業家到七八十歲以後， 講出來的話和老和尚沒區別。
商業的不確定性不是人造出來的。 軍事家、政治家、哲學家、詩人、畫家、企業家， 被逼到一種極限狀態， 對生命、對世界的理解基本上差不多。
所謂商業之美是在兩層意義上：第一層意義是提供了一個特別好的產品， 改變社會和世界， 讓人產生愉悅感和成就感；第二是在改造過程中， 把自我的生命逼到了一個極限， 形成了一種突破。
我接觸的企業家太多了， 我都挺喜歡他們， 但保持一定的距離。 每個人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成功。 我研究企業史， 不會看一些很短期的事情。 從內心來講， 最欣賞長跑型的企業家， 他們在很長時間裡證明了自己的商業才能我。 ——吳曉波
“佈道”的企業家是不是知識份子？一個大學教授和一個企業家， 如果同時受到懲罰， 它的後果的最大區別是——教授失去教職， 但企業家可能會造成1萬戶家庭的失業。
企業家是商業利益的生產者， 知識份子是思想的生產者， 這兩種身份似乎很難相容。
這幾年， 全球範圍內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特別是在技術領域。 基礎設施破壞以後， 實際上造成整個商業秩序、社會秩序和文明秩序發生極大的變化。 這個變化其實都不是經典意義上的知識份子在第一時間感知到的， 反而是帶來這些變化的企業家、商業觀察家， 最早預知的。
1980年代以後， 知識份子在公共意見表達方面， 基本上沒有大的影響力。 商業投資人、矽谷的一批人， 還有一些科學家， 是他們提出了人類未來的變化。 中國其實也蠻明顯的， 像BAT這些人沖在變化的第一線。 這就模糊了知識份子的身份， 他們本來是願意在公共市場中表達自己專業思想的人，
像任志強有兩面性， 他一面是地產商， 但大家並不只把他看成一個賣房子的人， 而把他看成是房地產的觀察者或研究者， 這其實就溢出了他作為一個企業家的身份。 他又超出了房地產領域， 做了很多關於中國政治和社會問題的評論。
四十年來， 企業家階層的整體出現， 是中國社會發生的最重大的事情。 它比所建的任何高樓大廈都重要得多， 造就了千萬人級的有產階層。 這部分人在財富積累的同時， 一定會表達公共意見。 到今天為止， 這部分屬性具有特別大的爭議性。
中國的主力中產人口是80後、90後，而80後絕大部分受過四年制的本科教育，還有相當一部分接受過西方教育，他們對現代社會和公民社會的民主、自由、法制是有基本認知的，屬於准中產階層，這是對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盤認知。
但是，用列寧的話來講，中產階層是最脆弱的，因為他們的生存壓力很大，一旦失去工作，就有可能離開這個城市，不知道去哪兒。或者在無產階級革命家看來，他們又是最庸俗的，天天想著房價、柴米油鹽、小孩讀幼稚園這類事情。
中產階層不斷擴大以後，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走到馬路上呼籲中國的民主制度建設，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中國的知識份子長期以來對財富和企業家階層有一種巨大的敵視態度和對峙狀態。大部分人面對金錢保持一種清高的姿態，形成一種反商業的態度，這最容易獲得同情。當這變成一種公共姿態以後，企業家和知識份子之間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裂痕。
隨著技術的變革，思想供給開始從純粹意義上的知識份子，蔓延到商業階層，而商業領域的人從自己的專業出發，願意做公共表達，這些人反倒成為思想上的供給者。當這些變革開始發生以後，這兩個群體的角色已經開始模糊。
“百年企業是極不靠譜的。” ——吳曉波
用吳曉波的話說，沒有一個行業是百年不變的，除非不擴張，寫下祖訓，不允許開第二家。只要大家還在吃火鍋，你家火鍋還好吃，就還能延續下去，你要擴張就變成了海底撈，就變成了另外一個邏輯了，所以百年企業這件事是極不靠譜的。你如果永遠做一個廟宇裝修的公司，你可以做成金剛組，你要做很大那就不行了，要把金剛組做成世界500強，你試試看，會成為一個千年企業嗎？你很快就死掉了。成長特別脆弱，所以這個是不存在的。
換言之，作坊能夠百年，企業是很難百年的。他也奉勸中國的企業家，不要想做百年企業，好好做個當下的企業就滿足了。
吳曉波非常認同任正非的企業觀，“人是會死的，企業也會死的，隨時準備迎接死亡。我們人活在今天不也是因為這樣？如果老天跟你說你能活600年，我們現在就不忙了。我們說努力工作，人生就那麼幾年就要退休了，所以必須好好幹，抓緊幹。”
艾問創始人艾誠想說：
一年企業靠運氣，十年企業靠經營，百年企業靠……譜？
中國的主力中產人口是80後、90後，而80後絕大部分受過四年制的本科教育，還有相當一部分接受過西方教育，他們對現代社會和公民社會的民主、自由、法制是有基本認知的，屬於准中產階層，這是對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盤認知。
但是，用列寧的話來講，中產階層是最脆弱的，因為他們的生存壓力很大，一旦失去工作，就有可能離開這個城市，不知道去哪兒。或者在無產階級革命家看來，他們又是最庸俗的，天天想著房價、柴米油鹽、小孩讀幼稚園這類事情。
中產階層不斷擴大以後，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走到馬路上呼籲中國的民主制度建設，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中國的知識份子長期以來對財富和企業家階層有一種巨大的敵視態度和對峙狀態。大部分人面對金錢保持一種清高的姿態，形成一種反商業的態度，這最容易獲得同情。當這變成一種公共姿態以後，企業家和知識份子之間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裂痕。
隨著技術的變革，思想供給開始從純粹意義上的知識份子，蔓延到商業階層，而商業領域的人從自己的專業出發，願意做公共表達，這些人反倒成為思想上的供給者。當這些變革開始發生以後，這兩個群體的角色已經開始模糊。
“百年企業是極不靠譜的。” ——吳曉波
用吳曉波的話說，沒有一個行業是百年不變的，除非不擴張，寫下祖訓，不允許開第二家。只要大家還在吃火鍋，你家火鍋還好吃，就還能延續下去，你要擴張就變成了海底撈，就變成了另外一個邏輯了，所以百年企業這件事是極不靠譜的。你如果永遠做一個廟宇裝修的公司，你可以做成金剛組，你要做很大那就不行了，要把金剛組做成世界500強，你試試看，會成為一個千年企業嗎？你很快就死掉了。成長特別脆弱，所以這個是不存在的。
換言之，作坊能夠百年，企業是很難百年的。他也奉勸中國的企業家，不要想做百年企業，好好做個當下的企業就滿足了。
吳曉波非常認同任正非的企業觀，“人是會死的，企業也會死的，隨時準備迎接死亡。我們人活在今天不也是因為這樣？如果老天跟你說你能活600年，我們現在就不忙了。我們說努力工作，人生就那麼幾年就要退休了，所以必須好好幹，抓緊幹。”
艾問創始人艾誠想說：
一年企業靠運氣，十年企業靠經營，百年企業靠……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