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節假日， 江蘇淮安漣水機場就會出現絡繹不絕的台商， 因為早在2015年11月這裡就開通了直達臺北的航線。
目前， 淮安是被國台辦批准的全國唯一的台資企業產業轉移集聚服務示範區， 集聚了一大批台商和台資項目。 近年來， 在江蘇南北產業轉移政策和淮安市的有力引導推進之下， 江蘇省內已形成“南有昆山， 北有淮安”的對台經貿合作新格局。
淮安有一部分台企是從昆山遷移過來的。 較低的商務成本和優惠政策是吸引這些台商的主要原因。
“台商基本是代工製造企業， 經過20多年的發展， 昆山的房價、土地價格、勞動力工資等各項商務成本也確實提高了很多，
台資企業微盟電子昆山有限公司的筆記型電腦組裝流水線 左右，
自2008年淮安市提出“南有昆山、北有淮安”的口號後， 經過10年發展， 淮安已成為繼深圳、東莞、昆山之後的又一台資高地。
據淮安市外資招商處提供的資料， 截至2017年底， 淮安累計批准台資項目1275個， 總投資181.5億美元。 淮安也連續六年被臺灣地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評為大陸投資環境“極力推薦城市”。
目前， 在淮安市“4+2”工業優勢特色產業中， 鹽化新材料、電子資訊、食品、新能源汽車及零部件4個千億級主導產業龍頭都是台資企業。
“2007年～2008年的時候由於成本上升的原因， 東部製造業都在往外轉。 金融危機以後那兩年， 整體的國際市場不好， 外部的市場和成本給企業造成很大的壓力， 而台商基本上是市場和成本導向，
在去年8月舉行的第十二屆台商論壇上，
蘇北承接蘇南
昆山向來有“小臺北”之稱， 截至2018年2月底， 昆山全市累計批准台資項目4878個， 增資項目2332個， 投資總額586.07億美元， 註冊資本304.36億美元。
近年來， 昆山加快推動轉型升級。 “昆山是江蘇省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轉型過程中不符合其產業發展方向和生態環保的項目， 當然也包括一些台資的項目， 會往外轉， 轉向正在工業化中期的一些城市和地區。 目前昆山已經發展到工業化中後期，
《昆山市“轉型升級創新發展六年行動計畫”實施意見（2015-2020年）》提出， 建設用地規模力爭實現零增長。 以化工、製藥、紡織、印染、電鍍等行業為重點， 對高耗能、高排放和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 分期分批予以整治和淘汰， 到2020年累計騰出發展空間超15000畝。 鼓勵企業實施梯度轉移和“走出去”發展， 將研發設計、總裝集成及品牌行銷等留在昆山。
“哪些項目如果達不到轉型升級要求， 政府會有一些政策倒逼它出去， 比如原先的優惠政策沒有了， 再加上昆山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上升， 它們的利潤就更薄了， 尤其是在昆山從事加工組裝的進口導向型企業。 而這些台企往蘇北走就有人工和廠房的優勢，有些地方的廠房可能都不要錢，直接提供給企業。這個利差一出來，這些台商肯定是用腳投票的。”蔣媛媛對記者談道。
“也有一些台商有就地升級的能力，繼續留在昆山。昆山現在也在發展總部經濟，創新力非常強，所以一些優質項目會留下來，繼續享受昆山的環境和政府的服務等便利。”蔣媛媛補充道。
其實，早在2002年，江蘇省已開啟南北產業轉移工作，以促進江蘇區域協調發展。
2013年7月江蘇省政府出臺的《關於支援蘇北地區全面小康建設的意見》提出，對重大產業轉移專案建設用地實行差別化“點供”政策，落實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措施，提高專案投資強度和產出效益。實行轉移收益分成，對重大南北產業轉移項目，自投產之日起3年內，在落戶地繳納的流轉稅、所得稅按財政體制屬當地留成部分，可在合作雙方政府間實行收益分成，具體操作由雙方協定，並報省財政廳備案。
“一些在蘇南經營多年的台商，有新項目但在蘇南落不了地的就往蘇北走了。同時，省裡也給了政策和資金支援。現在，蘇北的產業發展已有了集成化的優勢，同時他們也學習蘇南經驗，在服務上也是做得比較好。經過近十年的積累，效應開始逐漸顯現，比如現在淮安就形成一種品牌效應。”蔣媛媛表示。
由南向北的遷移線路圖
“江蘇由整個省作為主導來實行遷移，讓蘇北來銜接整個蘇南的企業，實現騰籠換鳥。”徐正文認為，江蘇省的這個做法可以作為發達省份的一個參考。
“深圳也經歷了傳統的製造業出走、遷移的過程，這是工業化的必然發展階段。”馮立果對記者談道，現在深圳已經走在昆山前面，如今富士康、華為等企業的工廠都已搬離了深圳，而像光電、晶片、無人機、製藥等行業開始在深圳落地，深圳已經朝著以研發設計等產業鏈前端為攻堅目標的方向發展了。“而像恒大這樣的公司把總部從廣州搬到深圳，可能就是看中深圳的商務環境。深圳在往輕資產的方向走。”
台企由原先較發達城市或者過度集中發達城市向成本低一些的地方轉移，其實在整個中國範圍內產業佈局都在漸進調整。
徐正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產業轉型升級之下，台企正經歷著從南方往西北和東北、從早期的沿海城市往內陸城市遷移的進程。
“重慶吸引了很多電子產業過去，比如華碩原先在南京、上海這些地方，現在往重慶那邊去，將來也有可能往哈爾濱那邊去，因為華碩是俄羅斯市場最大的筆記型電腦品牌，如果華碩遷到哈爾濱，將會節約很多運輸成本和時間。”徐正文對記者透露。
“還有安徽滁州，交通環境比以前好了很多，像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等各方面交通基礎設施都提高了很多。鄭州現在也是，整個河南的交通設施、航空港等方面都改善很大。”馮立果對記者表示，台商在這些地方佈局，一方面是往成本低地轉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看中這些地方的勞動力和優惠政策等。
上月底，上海台資企業組團前往重慶，簽約投資15.9億元。
同時，回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也是台商把項目向西北、西南、東北等地遷移的一個原因。“比如西安正在對接‘一帶一路’倡議打造中國最大的國際內陸港，吸引了很多台商的目光。其他像雲南、東北等地也都在開始蓬勃地招商引資和產業轉型。”徐正文認為，這是一個趨勢，現在“一帶一路”倡議開始逐步發酵，成果開始慢慢落實。
徐正文對記者談道，產業轉型升級和回應“一帶一路”倡議這兩大因素正好串在一起，一方面原先在發達地區，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的優勢逐漸凸顯，製造業由於環境的要求和人工成本的提高，迫使一些台商的產業往內陸和邊遠地方遷移。另一方面，這也使得原先發展滯後的地區承接了不斷湧入的資本，帶動了當地工業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的升級，同時，也創造了台商發展的“第二春”。
而這些台企往蘇北走就有人工和廠房的優勢，有些地方的廠房可能都不要錢，直接提供給企業。這個利差一出來，這些台商肯定是用腳投票的。”蔣媛媛對記者談道。“也有一些台商有就地升級的能力，繼續留在昆山。昆山現在也在發展總部經濟，創新力非常強，所以一些優質項目會留下來，繼續享受昆山的環境和政府的服務等便利。”蔣媛媛補充道。
其實，早在2002年，江蘇省已開啟南北產業轉移工作，以促進江蘇區域協調發展。
2013年7月江蘇省政府出臺的《關於支援蘇北地區全面小康建設的意見》提出，對重大產業轉移專案建設用地實行差別化“點供”政策，落實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措施，提高專案投資強度和產出效益。實行轉移收益分成，對重大南北產業轉移項目，自投產之日起3年內，在落戶地繳納的流轉稅、所得稅按財政體制屬當地留成部分，可在合作雙方政府間實行收益分成，具體操作由雙方協定，並報省財政廳備案。
“一些在蘇南經營多年的台商，有新項目但在蘇南落不了地的就往蘇北走了。同時，省裡也給了政策和資金支援。現在，蘇北的產業發展已有了集成化的優勢，同時他們也學習蘇南經驗，在服務上也是做得比較好。經過近十年的積累，效應開始逐漸顯現，比如現在淮安就形成一種品牌效應。”蔣媛媛表示。
由南向北的遷移線路圖
“江蘇由整個省作為主導來實行遷移，讓蘇北來銜接整個蘇南的企業，實現騰籠換鳥。”徐正文認為，江蘇省的這個做法可以作為發達省份的一個參考。
“深圳也經歷了傳統的製造業出走、遷移的過程，這是工業化的必然發展階段。”馮立果對記者談道，現在深圳已經走在昆山前面，如今富士康、華為等企業的工廠都已搬離了深圳，而像光電、晶片、無人機、製藥等行業開始在深圳落地，深圳已經朝著以研發設計等產業鏈前端為攻堅目標的方向發展了。“而像恒大這樣的公司把總部從廣州搬到深圳，可能就是看中深圳的商務環境。深圳在往輕資產的方向走。”
台企由原先較發達城市或者過度集中發達城市向成本低一些的地方轉移，其實在整個中國範圍內產業佈局都在漸進調整。
徐正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產業轉型升級之下，台企正經歷著從南方往西北和東北、從早期的沿海城市往內陸城市遷移的進程。
“重慶吸引了很多電子產業過去，比如華碩原先在南京、上海這些地方，現在往重慶那邊去，將來也有可能往哈爾濱那邊去，因為華碩是俄羅斯市場最大的筆記型電腦品牌，如果華碩遷到哈爾濱，將會節約很多運輸成本和時間。”徐正文對記者透露。
“還有安徽滁州，交通環境比以前好了很多，像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等各方面交通基礎設施都提高了很多。鄭州現在也是，整個河南的交通設施、航空港等方面都改善很大。”馮立果對記者表示，台商在這些地方佈局，一方面是往成本低地轉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看中這些地方的勞動力和優惠政策等。
上月底，上海台資企業組團前往重慶，簽約投資15.9億元。
同時，回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也是台商把項目向西北、西南、東北等地遷移的一個原因。“比如西安正在對接‘一帶一路’倡議打造中國最大的國際內陸港，吸引了很多台商的目光。其他像雲南、東北等地也都在開始蓬勃地招商引資和產業轉型。”徐正文認為，這是一個趨勢，現在“一帶一路”倡議開始逐步發酵，成果開始慢慢落實。
徐正文對記者談道，產業轉型升級和回應“一帶一路”倡議這兩大因素正好串在一起，一方面原先在發達地區，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的優勢逐漸凸顯，製造業由於環境的要求和人工成本的提高，迫使一些台商的產業往內陸和邊遠地方遷移。另一方面，這也使得原先發展滯後的地區承接了不斷湧入的資本，帶動了當地工業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的升級，同時，也創造了台商發展的“第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