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80年， 中國工程院院士、文物鑒定專家傅熹年在故宮博物院的“張伯駒誕辰120周年紀念展”上講起張伯駒買《平復帖》的經過：交割是在他祖父傅增湘家進行的， 4萬元的紙幣， 裝了3麻袋。 傅熹年的回憶， 讓文獻資料中這位元豪擲萬金也要中華文脈永存吾土的貴公子形象鮮活起來。
主筆 | 楊璐
張伯駒在觀看夫人潘素作畫
“千金散盡”之後張伯駒和潘素晚年從占地30畝、有100多間房子的海澱承澤園搬到了後海南沿的小院裡。 院子裡種著紫藤、丁香， 還有200多年樹齡、從宮裡移植出來的牡丹花。 雖然依舊是個寧靜雅致的環境， 可跟他大半生住的豪宅相比， 已經十分袖珍簡陋。
這樣的生活也沒過多久。 反右和“文革”相繼到來， 小院裡擠進了其他幾戶人家， 空地加蓋了平房， 成了大雜院。 張伯駒夫婦被擠到了院子盡頭的小房間裡。
2014年拍攝的海澱承澤園
曾經在1972至1975年跟著潘素學習山水畫的旅美畫家韋佳向本刊回憶， 小房間外面是一個客廳， 裡面是夫妻倆住的地方， 只能放下一張床、存畫的大木箱和一個長條案頭， 潘素先生平時就在這個案頭上畫畫。 張伯駒先生永遠佔據外面的客廳， 大約只有五步長， 放了一個沙發和兩個書架。
在當時的中學生韋佳眼裡， 他們是學養深厚的爺爺奶奶。 韋佳說， 自己從小喜歡畫畫， 四處拜師。 父親朋友的爸爸是琵琶名家李廷松， 跟張伯駒認識， 就是這樣間接的關係， 介紹了他跟著潘素學畫。 “我每週六學畫， 星期中間有時候也去一次。 去了就直接進到裡屋跟著潘先生， 當時我畫得很認真， 兩位先生挺喜歡我。 記得張伯駒先生說， 學山水要學宋元兩代的， 我當時臨摹的主要也是馬遠、夏珪、黃公望、倪瓚這些大家， 還臨一些潘先生的小畫。 ”韋佳說。
韋佳上課的時候， 張伯駒沉浸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 韋佳記得：“週六總有人來跟他和詩，
張伯駒的外孫樓開肇
看見對傳統文化感興趣又好學的年輕人， 張伯駒總是歡喜。 他的外孫樓開肇說， 放假如果住在外公家， 每天早上外公都要寫一首唐詩或者宋詞給他， 當天背下來， 背不出來不許吃晚飯。 對上門學習的學生， 他也看重。 韋佳跟著潘素學完畫， 還要被張伯駒領到外面的客廳， 繼續學詩詞。 韋佳說， 張伯駒先生一般先給他開個書單， 《唐詩三百首》《唐宋名家詞選》《古文觀止》《詩韻合璧》， 還有他自己的《叢碧詞》， 讀完也讓孩子試著寫一些短小的， 然後他就給改。
張伯駒和潘素給韋佳上課不收學費， 還帶他去故宮賞畫、春遊， 和朋友聚餐。“不是說你一眼看到他就是很有影響的人物那個樣子，現在想來他是一個看清生活本質的人。他對詩詞、京劇、書法、繪畫投入全部的精力，其他的就不是很在意。”韋佳說。每年春天，張伯駒跟老朋友都約在大覺寺看玉蘭、吟詩作賦，韋佳陪著去過一次。“公車來了人都一擁而上，沒有座位，也沒人讓座。他那個時候78還是79歲了，根本不在意，不爭不搶不氣，但是他理解周圍都發生了什麼，還能讓自己舒服。大覺寺旁邊就是鷲峰，杏花如海特別美，可下山對他來講臺階太多就走不了了。他乾脆就坐在土坡上，兩隻手往下滑，很享受這個絕招，非常興奮。他的生活態度挺豁達的。”
1957年，韻文學會主席團的葉恭綽、張伯駒和朱光潛在商討學會的工作
張伯駒出生在官宦人家，跟袁世凱有親戚關係，父親張鎮芳在清末和北洋政府裡擔任過要職，創辦了北方四銀行之一的鹽業銀行。張伯駒被稱為“民國四公子”之一，不僅因為家世顯赫財力雄厚，還因為他嗜好藝文，精於舊體詩詞，師從余叔岩學戲，對古琴和圍棋也是行家。
他更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歷是，國寶級的西晉陸機《平復帖》、隋代展子虔《遊春圖》、李白《上陽臺帖》、杜牧《張好好詩》等古代書畫都曾經是他的收藏，1949年後分期分批地“化私為公”，成了國家的文化財富。
張伯駒和潘素對晚輩卻從不回憶前半生風光的生活和後來的經歷，對自己的外孫也不說這樣的話題。
“文革”結束之後，張伯駒和潘素的家才變得熱鬧起來。樓開肇回憶，書畫、詩詞、戲曲名家沈裕君、孫墨佛、劉海粟、蕭芳、吳祖光等都來做客，雅集和筆會頻繁起來。從客人們的交談裡，他才逐漸知道了外公外婆從前的經歷。
那張因為捐贈國寶而得的，由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簽名的褒獎狀，在張伯駒去世十多年後，樓開肇才第一次見到。“那都到了1993、1994年了，我收拾東西找到一個小盒，打開一看，呦，還有這個東西呢。”樓開肇說。
褒獎狀頒發於1956年7月，上面寫著：“張伯駒、潘素先生將所藏晉陸機《平復帖》卷，唐杜牧之《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草書》卷等珍貴法書共八件捐獻國家，化私為公，足資楷式，特予褒揚。”
那一代收藏家張伯駒的女兒張傳綵曾經回憶：“父親的家庭條件相當富裕，在十分安逸的環境裡，從小就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他看的書很多，少年時就熟讀《古文觀止》，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歲就讀完兩遍。《資治通鑒》也如數家珍。唐詩宋詞記得就更多了。”
張伯駒善作詞，有詞集《叢碧詞》流傳。紅學家鄧雲鄉曾經在舊書店遇到過一本，視為幸事。“這本書是白綿紙印的，仿宋大字刻本，瓷青紙書衣。扉頁是雙鑒樓主傅增湘題‘叢碧詞’三字，寫得極為工整典雅。從書的序言看寫於1938年，北平淪陷後刻的。書很漂亮，古色古香的一本。當年是印了送人的，原印就少，現在流傳更少了。”這種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並不是附庸風雅，馮其庸專門寫過文章賞析，評價是“地道的詞人之詞，是承唐五代及兩宋格律派詞人的傳統，這就顯得需要功夫和才氣”。
張伯駒的女兒張傳綵
傳統文人的結社和雅集是貫穿他一生的社交和文化生活。9歲會作詩，28歲時成立聊園詞社，參社的詞友有夏孫桐、溥心畬等。到了1950年，還在他當時居住的承澤園結庚寅詞社，不定期聚會，預先寄題，交卷後再印送眾人評點。他被打成“右派”外放吉林後，還是每次作詞都要寄給在天津的詞友、書法篆刻家張牧石。回到北京之後，每年春天，兩個人還要結伴在北京、天津游賞海棠和牡丹。張牧石回憶，白天看花，晚上作打鐘詩，“這種文人遊戲雖然是小道，但非博學和才情高超者很難為之。張先生說北京很少能者，故每年必到天津，也只有三五人尚可陪他做此遊戲。他才思敏捷，每次鬮題後都是他先成”。
韋佳在學畫期間，也見過張伯駒的雅興。“他院子裡的牡丹據說是李蓮英的花匠栽的，我學畫時其中一年開了60朵，他特別高興，約詞友作詞。”
張伯駒對繪畫和書法也很精通。1951年，他和畫家陶心如、吳青霞雅集於上海天禪室，三人合繪《湖石蘭竹圖》，其中吳青霞畫竹石，陶心如畫靈芝，張伯駒畫蘭並題記。他還是1953年中國畫研究會的理事，研究會成立之初在北海舉辦的第一次畫展上，張伯駒送了一幅紅梅參展，畫作被外國友人購藏。1955年，他和溥雪齋、惠孝同等人籌建中國書法研究社，準備把碑刻精選編為簡目，每年展覽古今名人法書一次，每月講授理論一次，傳習四次，會員和社外人士都可以學習，不能到現場還可以函授。研究社的辦公地點就在張伯駒後海小院子的西屋。
書畫鑒賞收藏需要傳統文化素養的支撐。故宮博物院紀念張伯駒誕辰120周年展覽“予所收蓄，永存吾土”的策展人郝炎峰說，傳統書畫鑒定用的是“兩重證據法”，一是對作品的時代風格很熟悉，對每個畫家的個人風格，包括用筆、皴法、印章等都有盡可能多的瞭解；另一方面是對文獻和著錄很熟悉，因為這些藝術品流傳時間很長，後面很多藝術家、收藏者在上面題跋蓋章，查證核實都需要功底。張伯駒曾經為了唐寅《行書詩》卷的真偽與人辨析，因為“揚州”寫成了“楊州”，有人用這個根據認為作品是假的，張伯駒不同意，他認為“揚者為楊，抑者為柳，揚楊本系一字”，不是唐寅誤寫。
張伯駒對《遊春圖》的鑒賞也能看出他對書畫、歷史知識和其他藝術門類的諳熟。他認為，《遊春圖》除了流傳有序，跟敦煌石室、六朝壁畫之山水畫法相同，只是絹與牆壁用筆傅色有粗細之分。他還引用《墨緣匯觀》的觀點，山巒樹石空勾無皴始開唐法。今以卷內人物畫法皆如六朝之俑，更可斷為隋畫無疑。郝炎峰說，張伯駒能從筆法、材質、內容等多方面考證，還參照壁畫和陶俑，這些方法和眼力讓他收藏了不少法書名畫。
因為是大收藏家，眼力好，張伯駒其實早年也參與國民政府的回購文物工作。1946年，他被邀請參與鑒定溥儀流失在東北的宮藏古代書畫作品，同時被邀請的還有張蔥玉、張大千、徐悲鴻、啟功等人。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他出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並受國家文物局邀請加入了十七人書畫鑒定小組，參與鑒定從東北繳得的129卷溥儀從宮中帶走的書畫。1961年到吉林工作後，他為吉林博物館收藏了許多書畫精品，因為買得專精、俐落，搶購到了本來故宮博物院想要的戴晉《松岩垂釣圖》、張見陽《楝亭夜畫圖》。
1929年，袁克文
和朋友聚餐。“不是說你一眼看到他就是很有影響的人物那個樣子，現在想來他是一個看清生活本質的人。他對詩詞、京劇、書法、繪畫投入全部的精力，其他的就不是很在意。”韋佳說。每年春天，張伯駒跟老朋友都約在大覺寺看玉蘭、吟詩作賦，韋佳陪著去過一次。“公車來了人都一擁而上，沒有座位，也沒人讓座。他那個時候78還是79歲了，根本不在意，不爭不搶不氣，但是他理解周圍都發生了什麼，還能讓自己舒服。大覺寺旁邊就是鷲峰，杏花如海特別美，可下山對他來講臺階太多就走不了了。他乾脆就坐在土坡上，兩隻手往下滑，很享受這個絕招，非常興奮。他的生活態度挺豁達的。”
1957年，韻文學會主席團的葉恭綽、張伯駒和朱光潛在商討學會的工作
張伯駒出生在官宦人家，跟袁世凱有親戚關係，父親張鎮芳在清末和北洋政府裡擔任過要職，創辦了北方四銀行之一的鹽業銀行。張伯駒被稱為“民國四公子”之一，不僅因為家世顯赫財力雄厚，還因為他嗜好藝文，精於舊體詩詞，師從余叔岩學戲，對古琴和圍棋也是行家。
他更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歷是，國寶級的西晉陸機《平復帖》、隋代展子虔《遊春圖》、李白《上陽臺帖》、杜牧《張好好詩》等古代書畫都曾經是他的收藏，1949年後分期分批地“化私為公”，成了國家的文化財富。
張伯駒和潘素對晚輩卻從不回憶前半生風光的生活和後來的經歷，對自己的外孫也不說這樣的話題。
“文革”結束之後，張伯駒和潘素的家才變得熱鬧起來。樓開肇回憶，書畫、詩詞、戲曲名家沈裕君、孫墨佛、劉海粟、蕭芳、吳祖光等都來做客，雅集和筆會頻繁起來。從客人們的交談裡，他才逐漸知道了外公外婆從前的經歷。
那張因為捐贈國寶而得的，由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簽名的褒獎狀，在張伯駒去世十多年後，樓開肇才第一次見到。“那都到了1993、1994年了，我收拾東西找到一個小盒，打開一看，呦，還有這個東西呢。”樓開肇說。
褒獎狀頒發於1956年7月，上面寫著：“張伯駒、潘素先生將所藏晉陸機《平復帖》卷，唐杜牧之《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草書》卷等珍貴法書共八件捐獻國家，化私為公，足資楷式，特予褒揚。”
那一代收藏家張伯駒的女兒張傳綵曾經回憶：“父親的家庭條件相當富裕，在十分安逸的環境裡，從小就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他看的書很多，少年時就熟讀《古文觀止》，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歲就讀完兩遍。《資治通鑒》也如數家珍。唐詩宋詞記得就更多了。”
張伯駒善作詞，有詞集《叢碧詞》流傳。紅學家鄧雲鄉曾經在舊書店遇到過一本，視為幸事。“這本書是白綿紙印的，仿宋大字刻本，瓷青紙書衣。扉頁是雙鑒樓主傅增湘題‘叢碧詞’三字，寫得極為工整典雅。從書的序言看寫於1938年，北平淪陷後刻的。書很漂亮，古色古香的一本。當年是印了送人的，原印就少，現在流傳更少了。”這種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並不是附庸風雅，馮其庸專門寫過文章賞析，評價是“地道的詞人之詞，是承唐五代及兩宋格律派詞人的傳統，這就顯得需要功夫和才氣”。
張伯駒的女兒張傳綵
傳統文人的結社和雅集是貫穿他一生的社交和文化生活。9歲會作詩，28歲時成立聊園詞社，參社的詞友有夏孫桐、溥心畬等。到了1950年，還在他當時居住的承澤園結庚寅詞社，不定期聚會，預先寄題，交卷後再印送眾人評點。他被打成“右派”外放吉林後，還是每次作詞都要寄給在天津的詞友、書法篆刻家張牧石。回到北京之後，每年春天，兩個人還要結伴在北京、天津游賞海棠和牡丹。張牧石回憶，白天看花，晚上作打鐘詩，“這種文人遊戲雖然是小道，但非博學和才情高超者很難為之。張先生說北京很少能者，故每年必到天津，也只有三五人尚可陪他做此遊戲。他才思敏捷，每次鬮題後都是他先成”。
韋佳在學畫期間，也見過張伯駒的雅興。“他院子裡的牡丹據說是李蓮英的花匠栽的，我學畫時其中一年開了60朵，他特別高興，約詞友作詞。”
張伯駒對繪畫和書法也很精通。1951年，他和畫家陶心如、吳青霞雅集於上海天禪室，三人合繪《湖石蘭竹圖》，其中吳青霞畫竹石，陶心如畫靈芝，張伯駒畫蘭並題記。他還是1953年中國畫研究會的理事，研究會成立之初在北海舉辦的第一次畫展上，張伯駒送了一幅紅梅參展，畫作被外國友人購藏。1955年，他和溥雪齋、惠孝同等人籌建中國書法研究社，準備把碑刻精選編為簡目，每年展覽古今名人法書一次，每月講授理論一次，傳習四次，會員和社外人士都可以學習，不能到現場還可以函授。研究社的辦公地點就在張伯駒後海小院子的西屋。
書畫鑒賞收藏需要傳統文化素養的支撐。故宮博物院紀念張伯駒誕辰120周年展覽“予所收蓄，永存吾土”的策展人郝炎峰說，傳統書畫鑒定用的是“兩重證據法”，一是對作品的時代風格很熟悉，對每個畫家的個人風格，包括用筆、皴法、印章等都有盡可能多的瞭解；另一方面是對文獻和著錄很熟悉，因為這些藝術品流傳時間很長，後面很多藝術家、收藏者在上面題跋蓋章，查證核實都需要功底。張伯駒曾經為了唐寅《行書詩》卷的真偽與人辨析，因為“揚州”寫成了“楊州”，有人用這個根據認為作品是假的，張伯駒不同意，他認為“揚者為楊，抑者為柳，揚楊本系一字”，不是唐寅誤寫。
張伯駒對《遊春圖》的鑒賞也能看出他對書畫、歷史知識和其他藝術門類的諳熟。他認為，《遊春圖》除了流傳有序，跟敦煌石室、六朝壁畫之山水畫法相同，只是絹與牆壁用筆傅色有粗細之分。他還引用《墨緣匯觀》的觀點，山巒樹石空勾無皴始開唐法。今以卷內人物畫法皆如六朝之俑，更可斷為隋畫無疑。郝炎峰說，張伯駒能從筆法、材質、內容等多方面考證，還參照壁畫和陶俑，這些方法和眼力讓他收藏了不少法書名畫。
因為是大收藏家，眼力好，張伯駒其實早年也參與國民政府的回購文物工作。1946年，他被邀請參與鑒定溥儀流失在東北的宮藏古代書畫作品，同時被邀請的還有張蔥玉、張大千、徐悲鴻、啟功等人。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他出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並受國家文物局邀請加入了十七人書畫鑒定小組，參與鑒定從東北繳得的129卷溥儀從宮中帶走的書畫。1961年到吉林工作後，他為吉林博物館收藏了許多書畫精品，因為買得專精、俐落，搶購到了本來故宮博物院想要的戴晉《松岩垂釣圖》、張見陽《楝亭夜畫圖》。
1929年，袁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