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央企的加持， 北京醫藥上市公司總市值排名被擠出了前三， 這是本次中國醫藥市值版圖報導中最大的意外。 再細化一些， 為什麼超級大城市北京佔據A股市場近四分之一的市值， 卻沒有一家能超過千億市值的醫藥上市公司？
帝都北京， 這座被賦予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以及科技創新中心的城市， 憑藉天時地利的優勢， 吸引著各行各業的公司在這裡彙集。
關於這座城市的競爭力， 經濟、環境、科技、行政能力等都大有可說。 不可否認， 這些是打造城市競爭力的必要影響因素。 但另一方面， 這裡有多少家上市公司， 這些上市公司都是什麼規模， 更是這座城市經濟運行的重要保證， 同時也能更加有力地說明城市的發展空間和競爭優勢。
根據北京證監局資料統計，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北京轄區共有上市公司306家， 占全國A股上市公司3467家的8.83%；轄區上市公司總市值達到137764.24億元，
毫無疑問， 儘管不作為經濟中心， 但坐擁四分之一A股市值的北京還是當仁不讓地成為了中國經濟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這也與城市GDP情況基本相符。 2017年北京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8000.4億元， 按可比價格計算， 比上年增長6.7%。 這個成績緊隨上海之後， 排在全國第二位。
具體到醫藥行業， 以市值為標準， 北京的競爭力又表現如何呢？
根據E藥經理人統計， 截至2017年12月29日， 剔除央企後， 註冊地為北京的醫藥上市公司共有17家， 這個數字讓北京成為了中國擁有最多醫藥上市公司的城市。 然而， 17家上市公司的總市值為1945.56億元， 在全國醫藥城市市值排行榜上僅排名第四位， 落後於上海、深圳和連雲港。
這樣的數值與排名似乎與北京超一線城市的地位並不相符， 而在排除了央企因素後， 北京更是沒有一家市值過千億元的醫藥上市公司。 上海憑藉複星醫藥和上海萊士實現了近兩千億元的市值， 深圳除了華大基因領跑外， 還有一眾市值100億元以上的中堅力量，
如果說上述的這些企業都足以代表其所在城市的醫藥競爭力， 那麼， 北京的代表是誰呢？是中藥百年老字型大小的同仁堂， 或是以心血管產品起家的醫械公司樂普醫療， 還是擁有國產來那度胺的雙鷺藥業？顯然， 對於北京來說， 除了數量外， 這裡同樣需要更具競爭力的醫藥上市公司。
1
缺位千億市值
北京的醫藥產業規模有多大？
“十二五”時期， 北京市醫藥工業總產值從454億元增加到866億元， 年均複合增長率為12%， 明顯高於北京市工業總產值增速；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也從“十二五”初期的3.3%上升至2015年的4.5%，
此外， 2017年1月至10月， 北京市醫藥製造業實現利潤總額152.8億元， 同比增長19.3%， 已經趕超電腦、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的利潤總額。
化學製藥、中藥、生物製藥和醫療器械是北京醫藥製造業的四大子行業。 這四個子行業規模占到北京市醫藥工業的92%。 其中， 化學藥占48%， 中藥占18%， 生物藥占12%， 醫療器械占14%。
這樣的產業結構特點也可以從17家醫藥上市公司類型中得到印證， 除了昭衍新藥和嘉事堂屬於研發服務和醫藥商業外， 其他15家醫藥商業均分屬化學藥、中藥、生物藥以及醫療器械四個子行業。
在北京擁有的17家醫藥上市公司中，同仁堂排名最高，在所統計的338家醫藥上市公司中排名第18位，截至2017年12月29日，其市值為442.16億元。樂普醫療排名第19位，市值為430.35億元，同仁堂和樂普醫療也是北京僅有的兩家市值超過400億元的醫藥上市公司。
目前中國醫藥上市公司千億市值俱樂部包括恒瑞醫藥、康美藥業、複星醫藥、雲南白藥以及中國生物製藥。沒有千億市值的醫藥上市公司，這是北京與前三甲城市的最大不同。即使是緊隨北京排在醫藥城市市值第五位的昆明，也還有雲南白藥這一醫藥市值千億俱樂部成員。
為什麼北京沒能出現千億市值的醫藥上市公司？
從整體上來看，根據2017北京統計年鑒資料顯示，2016年北京市醫藥製造企業共有209家，儘管數量不少但大部分屬於中小規模企業。再來看北京醫藥上市公司的市值排名，100億元以下的企業占到了70%。
作為有著349年歷史的中藥老字型大小，同仁堂目前的市值似乎與其行業地位和品牌並不相符。即使是算上旗下另外兩家醫藥上市公司同仁堂科技以及同仁堂國藥，總市值也不過675.79億元，這與另外兩家千億市值的中藥企業仍有較大差距。
1997年，同仁堂在上交所上市。自上市以來，公司營業收入從6.27億元增加到120.91億元，營業收入年均增長率為15.78%，2006年公司營收下降7.55%。淨利潤方面，從1997年的1.02億元增長至2016年的9.33億元，年均淨利潤增長率14.61%。
2017年下半年以來，同仁堂股價跌幅將近10%。當然，中藥板塊整體下跌是大背景，但同仁堂公司本身的盈利能力不佳也是重要因素。作為代表公司賺錢能力的重要指標，過去5年來，同仁堂的ROE（淨資產收益率）逐年下降，從2012年的15.3降到2016年的12.5。而2016年康美以及雲南白藥的ROE則分別達到了13.95和20.03，另外一家中藥老字型大小片仔癀2016年的ROE也達到了16.13，可見同仁堂的經營效率不高。
經營穩定但保守，進取心不足，資本經營效率不高，管理不到位，產品線定位不清晰，這是外界對於同仁堂的普遍看法。在業內看來，同仁堂的國企背景是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作為北京國資委下屬公司，同仁堂不可避免地受制於國有體制弊端，從而導致管理層激勵機制缺失，進而影響公司業績表現。而其是否也能像雲南白藥一樣大力度的國企混改，真正充分發揮股權多元化對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仍有較大不確定性。
實際上，北京是眾多央企和國企的總部所在地，很多上市公司都有國字型大小背景。除了同仁堂外，在北京的醫藥上市公司陣營中還有嘉事堂和中生北控生物科技，這兩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分別是中國光大集團和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因此，這樣的特點也使得這些上市公司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在經營靈活性和效率上稍顯不足。2018年初，嘉事堂的控股股東產權整體劃轉至中國光大集團，實際控制人則均變更為國務院。從共青團中央到市場化金融集團，業內普遍認為這樣的轉變將給嘉事堂提供更多的資源支援，公司的管理體制機制和資本運作能力有望進一步改善。
2
留不住的尷尬
天子腳下，皇城根上。北京成為中國擁有最多醫藥上市公司的城市，這似乎並不意外。這裡有最好的融資環境，最快的政策接收和反應速度，以及更多的發展機會。然而，如此得天獨厚的客觀條件卻並沒有使得北京誕生出一家能夠與之相匹配的醫藥上市公司。相反，一些公司在離開了北京之後反而一路高歌猛進，比如，華大基因。
1999年，北京空港開發區的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2003年5月，研製出SARS疫苗後，中國科學院正式組建北京基因組研究所，並將華大基因研究中心“收編”進國家隊。
汪建曾說，他決定南下深圳僅僅用了十分鐘。
彼時，國際上新一代基因測序儀的問世不僅將測序效率大大提高，更讓汪建看到了行業巨變的拐點，然而中科院並沒有同意他提出的採購5台新儀器的要求，這也成為華大基因出走中科院的導火索。
2007年，汪建辭去了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副所長職務，脫離體制內，率華大基因南下深圳。在那裡，鹽田區政府提出給他提供舊廠房當辦公場所“試用”。避免學術上的爭議及體制的束縛，需要社會環境發展獨特的地方，汪建最終決定帶著華大基因落戶了深圳。
華大基因的出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原有體制的束縛，這樣的束縛也就導致了北京無法像深圳一樣給予其有力的資源支持，“國家不認，廠家不認，沒人理我”是汪建當時最真實的寫照。
華大基因南下，少不了深圳當局的極力促成。擅長打造樣板企業的深圳，希望將華大基因打造成為基因測序領域的樣板企業，並由此拉動創新經濟的增長，更是承諾每年給予華大基因2000萬元的經費。
在深圳，華大基因的角色實現了在基因領域從“參與者”到“引領者”的跨越，並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產業化成果，而華大基因也迎合了深圳在經濟增長方式上向創新驅動發展的需求。王建曾感慨，沒有深圳，華大基因也走不到今天。
之後的故事也就順理成章。2017年7月，華大基因正式登陸深交所創業板，上市首日便頂格漲停。此後更是連收漲停板，市值一路飆升。11月15日，華大基因盤中市值突破千億元，躋身A股前列，它也成為中國醫藥健康領域最快突破千億市值的上市公司。
華大基因和北京，這是一道雙向選擇題。前者鐵了心要走，後者也沒有多大意願留，只是或許當時並沒有多少人能想到，華大基因會成就今天在中國基因測序領域的地位。
另外一家基因檢測公司貝瑞基因同樣起家於北京。2017年，貝瑞基因登陸A股市場。與華大基因不同的是，前者選擇了通過借殼成都天興儀錶而上市，這也使得其並沒有納入北京註冊的醫藥上市公司。同樣情況的還有嘉林藥業，2016年成功借殼天山紡織後登陸A股市場，後者改名為德展健康，嘉林藥業成為其全資子公司。
貝瑞基因和嘉林藥業都是選擇了借殼的方式登陸資本市場，相比IPO漫長的排隊以及日趨嚴格的監管，這種方式也就自然成為了眾多公司尋求上市的重要途徑。但另一方面，這也會使得類似貝瑞基因和嘉林藥業這樣的本地企業外流。
2017年，《北京市加快科技創新發展醫藥健康產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出臺，明確提出作為保障措施，要加大資金支援。其中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支援金融機構開發創新融資業務，豐富融資管道，降低融資成本。充分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支援符合條件的醫藥健康企業掛牌上市和發行債券。顯然，打造更多的本地醫藥上市公司是北京未來醫藥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向。
3
加碼創新
正如城市定位一樣，北京的目標是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2017年，畢馬威通過對800名全球科技領袖，包括創業公司、企業家和《財富》500強高管的調查，讓他們列出未來四年間三藩市或矽谷以外最有可能成為全球領先的科技創新中心的城市，並據此統計出全球最具創新前景的城市排名，上海、紐約、東京和北京排在前四位。
放眼全球，美國環波士頓地區已成為全球最著名的生物醫藥產業創新中心。這裡聚集了包括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波士頓大學等在內的40多所世界頂尖高校；還擁有全美著名的麻省總醫院、哈佛大學醫學院、新英格蘭醫學中心等優質臨床醫學資源，以及眾多在生命科學、分子生物學、新材料及化學等相關研究領域引領世界的優勢學科群和實驗室。
因此，眾多大型製藥企業將研發中心安置於此，還誕生了一批創新性生物技術初創公司以及豐富的風投資源與成熟的資本市場運作，都讓波士頓成為全球醫藥創新活動最活躍的地區。
顯然，北京也擁有中國最好的科研和教育資源。
《2017北京生物醫藥產業發展報告》資料顯示，北京在綜合大平臺、單元技術平臺、關鍵技術研究中獲得國家資助數量、金額以及藥品臨床研究基地均居全國首位。除了獲得了全國三分之一的醫藥類國家研發經費支持項目，44%的國家重大新藥創新平臺在北京落地外，同時還擁有全國11.2%的藥品臨床研究基地。
目前，北京擁有超過70家國內知名高校院所、64個生物醫藥領域相關的國家級重點實驗室、19個生物醫藥領域相關的國家級工程研究（技術）中心，以及國家蛋白質科學中心（北京）、北京協和醫院轉化醫學中心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轉化醫學中心3個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共認定生物醫藥相關領域的北京市重點實驗室163家、北京市工程技術中心48家，占全市各領域比重之首。
此外，北京地區生物領域企業從業人員達到8萬人，高校院所生命科學研究人員近6萬人。北京地區每年生物醫藥領域高校畢業生過萬人，專業人才隊伍總體水準和密度居全國首位。
按理說，北京的醫藥企業更有先機和條件利用這些優質資源完成自身競爭力的提高，然而長時間以來，產品重複率高，技術含量低，使得北京醫藥創新的競爭力並不足。上市公司中，雙鷺藥業、舒泰神和北陸藥業等無一不是依靠單一品種打天下。
重點打造的醫藥園區建設正在努力成為北京醫藥行業研發和創新的發動機。例如，昌平區和海澱區以中關村生命科學園及眾多高校院所為依託，成為北京生物醫藥產業的高端研發創新中心和原始創新高地，為北京生物醫藥產業創新驅動發展提供創新動力和源泉。
不僅如此，對於創新來說相當重要的資金支持，北京實際上也並不缺少。過去30年，北京堪稱中國風險投資的發源地。馬化騰在追憶騰訊的第一筆融資時感慨：“我們在第一屆高交會拿到風險投資，那時候深圳也非常難，互聯網所有的VC/PE全都在北京，沒有VC過來深圳。”而在京天使投資人的資料更可怕，目前活躍在中關村的天使投資人至少占了全國的80%。
根據指導意見設定的目標，到2020年，北京市醫藥健康產業規模穩步增長，新藥研發能力繼續保持全國領先，全行業研發投入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達到6%以上。實際上，“十二五”期間北京共取得新藥臨床批件超過300個，數量居全國首位。但這些創新藥能否需要轉化為北京地區醫藥企業的生產力和競爭力才更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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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同仁堂在上交所上市。自上市以來，公司營業收入從6.27億元增加到120.91億元，營業收入年均增長率為15.78%，2006年公司營收下降7.55%。淨利潤方面，從1997年的1.02億元增長至2016年的9.33億元，年均淨利潤增長率14.61%。
2017年下半年以來，同仁堂股價跌幅將近10%。當然，中藥板塊整體下跌是大背景，但同仁堂公司本身的盈利能力不佳也是重要因素。作為代表公司賺錢能力的重要指標，過去5年來，同仁堂的ROE（淨資產收益率）逐年下降，從2012年的15.3降到2016年的12.5。而2016年康美以及雲南白藥的ROE則分別達到了13.95和20.03，另外一家中藥老字型大小片仔癀2016年的ROE也達到了16.13，可見同仁堂的經營效率不高。
經營穩定但保守，進取心不足，資本經營效率不高，管理不到位，產品線定位不清晰，這是外界對於同仁堂的普遍看法。在業內看來，同仁堂的國企背景是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作為北京國資委下屬公司，同仁堂不可避免地受制於國有體制弊端，從而導致管理層激勵機制缺失，進而影響公司業績表現。而其是否也能像雲南白藥一樣大力度的國企混改，真正充分發揮股權多元化對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仍有較大不確定性。
實際上，北京是眾多央企和國企的總部所在地，很多上市公司都有國字型大小背景。除了同仁堂外，在北京的醫藥上市公司陣營中還有嘉事堂和中生北控生物科技，這兩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分別是中國光大集團和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因此，這樣的特點也使得這些上市公司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在經營靈活性和效率上稍顯不足。2018年初，嘉事堂的控股股東產權整體劃轉至中國光大集團，實際控制人則均變更為國務院。從共青團中央到市場化金融集團，業內普遍認為這樣的轉變將給嘉事堂提供更多的資源支援，公司的管理體制機制和資本運作能力有望進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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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北京空港開發區的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2003年5月，研製出SARS疫苗後，中國科學院正式組建北京基因組研究所，並將華大基因研究中心“收編”進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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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國際上新一代基因測序儀的問世不僅將測序效率大大提高，更讓汪建看到了行業巨變的拐點，然而中科院並沒有同意他提出的採購5台新儀器的要求，這也成為華大基因出走中科院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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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眾多大型製藥企業將研發中心安置於此，還誕生了一批創新性生物技術初創公司以及豐富的風投資源與成熟的資本市場運作，都讓波士頓成為全球醫藥創新活動最活躍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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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京地區生物領域企業從業人員達到8萬人，高校院所生命科學研究人員近6萬人。北京地區每年生物醫藥領域高校畢業生過萬人，專業人才隊伍總體水準和密度居全國首位。
按理說，北京的醫藥企業更有先機和條件利用這些優質資源完成自身競爭力的提高，然而長時間以來，產品重複率高，技術含量低，使得北京醫藥創新的競爭力並不足。上市公司中，雙鷺藥業、舒泰神和北陸藥業等無一不是依靠單一品種打天下。
重點打造的醫藥園區建設正在努力成為北京醫藥行業研發和創新的發動機。例如，昌平區和海澱區以中關村生命科學園及眾多高校院所為依託，成為北京生物醫藥產業的高端研發創新中心和原始創新高地，為北京生物醫藥產業創新驅動發展提供創新動力和源泉。
不僅如此，對於創新來說相當重要的資金支持，北京實際上也並不缺少。過去30年，北京堪稱中國風險投資的發源地。馬化騰在追憶騰訊的第一筆融資時感慨：“我們在第一屆高交會拿到風險投資，那時候深圳也非常難，互聯網所有的VC/PE全都在北京，沒有VC過來深圳。”而在京天使投資人的資料更可怕，目前活躍在中關村的天使投資人至少占了全國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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