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文/許珂 圖/王翟
劉立夫做客國學講座
《論語》就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 它以仁學為核心， 深刻闡發了為人、為學、為政三位一體的智慧，
《論語》的智慧之一：
學習是知識經驗代代相傳的惟一途徑
儒家學派重視個體的自身修養， 其人生發展規劃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而修身就是通過學習來培養自身素質， 把修身排在第一位， 也是從另一個方面說明學習對於個人素質的重要性。 孔子作為偉大的教育家， 他最大的貢獻就在於置人格培育於知識教育之上， 提出教育的目標在於“學以成人”。
《禮記學記》有：“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學， 不知道。 是故古之王者， 建國君民， 教學為先。 ”其意思是玉不加琢磨， 不能成為器物；人若不學習， 亦不會明白道理。 因此， 古代的君主建立國家， 治理民眾， 都把教育當做首要的事情。 清初大才子金聖歎回答別人問他不做官的原因時， 曾說：“學而第一， 為政第二。 ”金聖歎用為政做官來與學習比較， 強調學習的重要性。
《論語》的開篇就是關於學習的， 勸解人們學習了新知識， 要時常溫習它， 把好學的行為當成是快樂的源泉。 其後孔子在《論語為政篇》裡提到自己的人生歷程時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逾矩。 ”他的意思是：我十五歲就立志學習，
同時， 孔子還強調“學”。 他認為， “學”不僅是指學習各種知識性的學識， 還是指對自身修養的培養， 就是俗話說的學會做人， 這裡的人是指符合儒家素質的人， 具有“仁”和“禮”的素養。 孔子說： “君子不重， 則不威；學則不固。 ”“君子食無求飽， 居無求安， 敏於事而慎於言， 就有道而正焉，
學習除了要有“廢寢忘食”的好學精神和“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的實事求是的學習態度， 孔子認為， 還要“溫故而知新”， 不斷地“學而時習之”， 把學過的知識牢牢地記在心裡， 進行獨立思考， 把新舊知識聯繫起來， 要懂得辯證地對待學和思的關係， 避免“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
此外， 孔子還認為學習可以是“三人行， 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這句話的意思有兩層， 一是身邊的人和事都可以是自己的老師， 都有值得自己學習的地方， 二是學習的時候， 既要看到別人的長處， 學習別人的長處和優點，
《論語》的智慧之二：
做人要講求君子之道、孝道、交友之道和修養之道
《論語》一書主要記載了孔子與弟子的對話及孔子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況。 它不僅是在講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更是在講做人之道。
孔子生活的年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社會動盪的時代， 針對當時天下無道的狀況， 孔子主張恢復天下有道的局面， 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為此， 他提出要正名， 恢復天下正常秩序， 而正名的關鍵在正人， 正人的關鍵又在正己， 要加強個人道德修養， 培養良好道德品質。 因此《論語》思想的核心就是“正人”， 教導人們如何做人。
首先， 做人要遵循君子之道。
“仁”是君子的基本要求， 是君子人格的核心所在。孔子把仁愛看作君子一生的追求，君子要處處體現出仁善之心，為此，孔子提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義”是君子的一種重要價值取向，所謂“君子義以為上。”在對待“利”時，不會因為物質的誘惑，而迷失自我。儒家並不一味地反對追求利欲，但更注重的是，在獲取物質利益時，要“見利思義”，對物質的追求要符合道義，不按照道義而取得的利益對孔子而言是不屑一顧的。
“禮”是君子衡量言行舉止的重要尺規。中華民族，禮儀之邦，君子言行舉止要特別符合禮儀規範，“不知禮，無以立也。”在日常生活中懂得為人誠懇，尊重他人，懂得謙讓，這樣才能夠獲得別人的尊重，立足社會。相反如果行為處事不遵禮制，就會帶來危害。
其次，做人要講究孝道。
孝道是社會倫理的核心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論語為政》記載：“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在此，孔子認為孝不僅僅是養活爹娘，簡單滿足父母的衣食住行，如果對父母沒有敬重之心，就跟養狗養馬沒有什麼區別。所以，孔子提出了以“敬”為核心內容的孝道，強調對父母的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礎上。孝道不僅包括對父母物質上的滿足，更包括對父母人格上的尊重和精神上的慰藉。
同時，在孔子看來，孝敬父母還必須做到不違背父母的意願，要做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大意是說兒女侍奉父母時，如果父母有什麼過錯，要委婉勸阻，和顏悅色，即使自己的意見沒被聽從，仍要恭敬地不觸犯他們，雖然憂愁，但不怨恨。這是孔子在強調子女對父母還要孝順，順者為孝，必要時給予父母一些生活習慣和愛好上的包容和尊重，讓他們精神上能夠愉悅，才是真正的盡孝。
再者，做人還要求交友之道，主要是對朋友的選擇、對朋友的態度、與人相處等幾個方面。
《論語》中孔子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交友原則：親近益友，遠離損友。鼓勵人們要多結交那些正直、守信用、知識廣博之人，而遠離那些虛偽奸詐、自私自利、阿諛奉承、誇誇其談、言過其實之人。 在對友態度上，要聽其言而觀其行，不能朋友說什麼就是什麼，要看他是如何去做的，這樣才能真正瞭解和認識朋友的為人，交到可靠的朋友。當面對朋友的錯誤思想和行為時，應該做到忠告而善道。
最後，做人還要有修養之道。
孔子主張在品行方面不斷完善自己，達到做事恭敬認真謹慎，通過修煉自己，達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境界。加強道德修養就必須要不斷地反省自我，即“自訟”，在此過程中“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多從自身找原因，嚴於律己，寬以待人。
《論語》的智慧之三：
為政者要用“德”來理政，要有仁愛之心
孔子提出“為政以德”的從政標準，主張以仁愛為本，禮法兼用，為歷代執政者提供了一套理想的“善治”藍本。
《論語》中關於“理政”的內容占了不小的一部分。古代中國統治階級多數都讀過《論語》，很多人都有意識地利用《論語》中的思想來治理國家。北宋宰相趙普曾對宋太宗言：“半部《論語》治天下。”故《論語》中的為政智慧，有必要進行總結。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孔子曾多次提到要用“德”來理政，“德”即美德，其乃心中最真實、最可憑而又不可掩之物，為為政之樞機，為政以德，不施苛政，則民從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門政治理想，主德化，主禮治。“為政以德”並非不用“法”，“法”亦為“為政”所不可或缺的。漢武帝時，雖有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當時實際上施行的是“外儒內法”，當時的治國方法，是儒、道、法三家融合後形成的。如何“為政以德”呢？有言：“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即臨事謹慎專一，守信用，節約財務，以愛人為念，使用民力，要顧及他們的生產時間。此即為“為政以德”的一些具體表現。
“禮”同樣是《論語》中很重要的概念。春秋時期，禮樂崩壞，周王朝四分五裂，正是在這個時候，孔夫子奔走于各國，呼籲各國國君恢復古時禮樂制度。他認為這樣的話，戰亂將會得到平息，周王朝將重新“鬱鬱乎文哉”。然而，他在許多國家碰了壁，他的治國思想也並未充分得到施展。縱然如此，“治國以禮”的思想也值得我們借鑒，“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為政以禮，要求為政者首先要約束自己，不做越矩之事。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要想治理好一個地區，乃至整個國家，首先要約束好自己，“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此外，以禮待人亦十分重要。這樣，一方面可以贏得民心，一方面有利於自己地位的鞏固，同時亦有利於自己各項政策的推行。子夏曾言：“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身為一個為政者，其性格亦十分重要。《論語雍也》中有這麼一段話，“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與？曰：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季康子問孔子的問題是孔子的三個弟子子路、子貢、冉求可否從政，孔子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他對每個弟子的性格評價都各不相同，子路斷決如流，子貢目達耳通，冉求多才多藝。孔子認為，他們三個都可以輕鬆地管理政事。
做一個傑出而卓越的為政者，其性格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點就是“仁”。孟武伯問孔子，他的三個弟子子路、冉求、公西華是否做到“仁”了，孔子的回答都是“不知其仁也”。但是，孔子同樣對三個弟子的政治才能予以了肯定。“仁”，是孔門子弟的終極理想。孔子的三個弟子並非不仁，“仁”的表現形式有很多種，孔子的三個弟子都表現出了“仁”，但他們所表現的，並非“仁”的全部。身為為政者的人，需要去求仁。“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是君子人格的核心所在。孔子把仁愛看作君子一生的追求，君子要處處體現出仁善之心，為此，孔子提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義”是君子的一種重要價值取向，所謂“君子義以為上。”在對待“利”時，不會因為物質的誘惑，而迷失自我。儒家並不一味地反對追求利欲，但更注重的是，在獲取物質利益時，要“見利思義”，對物質的追求要符合道義，不按照道義而取得的利益對孔子而言是不屑一顧的。
“禮”是君子衡量言行舉止的重要尺規。中華民族，禮儀之邦，君子言行舉止要特別符合禮儀規範，“不知禮，無以立也。”在日常生活中懂得為人誠懇，尊重他人，懂得謙讓，這樣才能夠獲得別人的尊重，立足社會。相反如果行為處事不遵禮制，就會帶來危害。
其次，做人要講究孝道。
孝道是社會倫理的核心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論語為政》記載：“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在此，孔子認為孝不僅僅是養活爹娘，簡單滿足父母的衣食住行，如果對父母沒有敬重之心，就跟養狗養馬沒有什麼區別。所以，孔子提出了以“敬”為核心內容的孝道，強調對父母的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礎上。孝道不僅包括對父母物質上的滿足，更包括對父母人格上的尊重和精神上的慰藉。
同時，在孔子看來，孝敬父母還必須做到不違背父母的意願，要做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大意是說兒女侍奉父母時，如果父母有什麼過錯，要委婉勸阻，和顏悅色，即使自己的意見沒被聽從，仍要恭敬地不觸犯他們，雖然憂愁，但不怨恨。這是孔子在強調子女對父母還要孝順，順者為孝，必要時給予父母一些生活習慣和愛好上的包容和尊重，讓他們精神上能夠愉悅，才是真正的盡孝。
再者，做人還要求交友之道，主要是對朋友的選擇、對朋友的態度、與人相處等幾個方面。
《論語》中孔子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交友原則：親近益友，遠離損友。鼓勵人們要多結交那些正直、守信用、知識廣博之人，而遠離那些虛偽奸詐、自私自利、阿諛奉承、誇誇其談、言過其實之人。 在對友態度上，要聽其言而觀其行，不能朋友說什麼就是什麼，要看他是如何去做的，這樣才能真正瞭解和認識朋友的為人，交到可靠的朋友。當面對朋友的錯誤思想和行為時，應該做到忠告而善道。
最後，做人還要有修養之道。
孔子主張在品行方面不斷完善自己，達到做事恭敬認真謹慎，通過修煉自己，達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境界。加強道德修養就必須要不斷地反省自我，即“自訟”，在此過程中“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多從自身找原因，嚴於律己，寬以待人。
《論語》的智慧之三：
為政者要用“德”來理政，要有仁愛之心
孔子提出“為政以德”的從政標準，主張以仁愛為本，禮法兼用，為歷代執政者提供了一套理想的“善治”藍本。
《論語》中關於“理政”的內容占了不小的一部分。古代中國統治階級多數都讀過《論語》，很多人都有意識地利用《論語》中的思想來治理國家。北宋宰相趙普曾對宋太宗言：“半部《論語》治天下。”故《論語》中的為政智慧，有必要進行總結。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孔子曾多次提到要用“德”來理政，“德”即美德，其乃心中最真實、最可憑而又不可掩之物，為為政之樞機，為政以德，不施苛政，則民從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門政治理想，主德化，主禮治。“為政以德”並非不用“法”，“法”亦為“為政”所不可或缺的。漢武帝時，雖有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當時實際上施行的是“外儒內法”，當時的治國方法，是儒、道、法三家融合後形成的。如何“為政以德”呢？有言：“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即臨事謹慎專一，守信用，節約財務，以愛人為念，使用民力，要顧及他們的生產時間。此即為“為政以德”的一些具體表現。
“禮”同樣是《論語》中很重要的概念。春秋時期，禮樂崩壞，周王朝四分五裂，正是在這個時候，孔夫子奔走于各國，呼籲各國國君恢復古時禮樂制度。他認為這樣的話，戰亂將會得到平息，周王朝將重新“鬱鬱乎文哉”。然而，他在許多國家碰了壁，他的治國思想也並未充分得到施展。縱然如此，“治國以禮”的思想也值得我們借鑒，“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為政以禮，要求為政者首先要約束自己，不做越矩之事。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要想治理好一個地區，乃至整個國家，首先要約束好自己，“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此外，以禮待人亦十分重要。這樣，一方面可以贏得民心，一方面有利於自己地位的鞏固，同時亦有利於自己各項政策的推行。子夏曾言：“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身為一個為政者，其性格亦十分重要。《論語雍也》中有這麼一段話，“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與？曰：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季康子問孔子的問題是孔子的三個弟子子路、子貢、冉求可否從政，孔子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他對每個弟子的性格評價都各不相同，子路斷決如流，子貢目達耳通，冉求多才多藝。孔子認為，他們三個都可以輕鬆地管理政事。
做一個傑出而卓越的為政者，其性格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點就是“仁”。孟武伯問孔子，他的三個弟子子路、冉求、公西華是否做到“仁”了，孔子的回答都是“不知其仁也”。但是，孔子同樣對三個弟子的政治才能予以了肯定。“仁”，是孔門子弟的終極理想。孔子的三個弟子並非不仁，“仁”的表現形式有很多種，孔子的三個弟子都表現出了“仁”，但他們所表現的，並非“仁”的全部。身為為政者的人，需要去求仁。“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