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現代學術名著200種
第34種
《目錄學發微》是余嘉錫先生多年教授“目錄學”的集成之作， 也是研究目錄學的經典著作之一。
此書僅十余萬字， 從史的角度出發， 闡明了目錄學的意義功用、目錄學的體制、目錄學的源流、目錄類例的沿革等， 以客觀、發展的眼光看待目錄學的產生、流變， 並對其未來發展趨向， 有所預期， 對目錄學長期以來存在的分歧問題， 做了明確、中肯的結論。 其中關於目錄學可獨立成學、目錄學即學術史、目錄書類是發展的論述， 特別值得關注。
中國的古書浩如煙海， 歷代各門各類的著作極其豐富。 要知道這些豐富的遺產的內容、歷代學術的源流、書籍存亡的情況， 除檢閱歷代史書中的《藝文志》或《經籍志》以外， 還可以尋檢其他歷代的私人所著或公家所修的目錄書。 這些目錄書可以豐富我們關於書籍的知識， 我們可以根據目錄找書來讀，
不過， 歷代的目錄書很多， 各書的編排、分類和內容性質不盡相同， 要利用這類書， 不能不先理解這類書的性質、體制、作用和源流。 這就是傳統的目錄學所要闡述的主要內容。 換言之， 要利用目錄書， 應當先通曉目錄學。
以前專門講述目錄學的書籍不多。 余嘉錫先生這本《目錄學發微》是創作較早而又比較有系統的著作。 其中對目錄書的體制、目錄學的源流、歷代目錄書類例的沿革闡述甚詳。 著者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在北京各大學講授目錄學時， 即以此印為講義， 但始終沒有正式出版。 後來學者輾轉援用， 甚且付印， 足見大家對這部書很重視。
餘嘉錫， 生於1884年， 字季豫， 號狷庵。 祖籍湖南常德， 出生于河南商丘。 是中央研究院院士， 語言學家、目錄學家、古文獻學家。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 餘嘉錫中鄉試舉人， 後至北京被選為吏部文選司主事。 1911年辛亥革命後， 于常德學堂任教。 1920年館于趙爾巽家，
1930年餘嘉錫開始撰寫《目錄學發微》， 1948年基本完成， 196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同年， 亦開始撰寫《古書通例》， 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31年出任輔仁大學教授， 兼國文系主任。 1937年4月， 撰成《小說家出於稗官說》。 7月， 排印《四庫提要辨證》的史部、子部未完稿十二卷， 開始撰著《世說新語箋疏》， 至1953年完成， 1983年8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1942年又兼任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 撰成《殷芸小說輯記》。 1943年2月， 撰成《跋舊抄本中興館閣錄》。 1945年7月， 撰成《楊家將故事考信錄》， 完成《讀已見書齋隨筆》。 1947年以《四庫提要辨證》一書， 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新中國成立， 聘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專門委員。
目錄學是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 至今學界的看法仍不一致， 還有人認為目錄學應當從屬於校讎學。 目錄之名， 起于劉向、劉歆校書之時。 《漢書·敘傳》曰：“劉向司籍， 九流以別， 爰著目錄， 略序洪烈。 ”據《漢志·兵書略序》言， “武帝時， 軍政楊僕招摭遺逸， 紀奏《兵錄》”。 這應是最早的校書之事， 但因其書亡佚， 相關記載簡略， 未引起重視罷了。
漢成帝河平三年， 劉向受詔校書， 《漢書·藝文志》始有記載， 據流傳下來的劉向撰《別錄》， 可知其校書分編書、編目兩大步驟。 漢以前書籍多是以竹簡、木牘為書寫材料的， 其既笨重，所寫字數又少，故圖書多單篇別行。基於圖書這樣的流傳形式，校書必須先編書，第一廣集眾本； 第二審閱篇章，刪去重複，確定所存篇章； 第三通過校讎考訂訛誤。所謂“校讎”，即劉向所說：“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其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然後“改易刊定”所發現的訛誤，可繕寫者即可上素、謄寫，再冠以確定的書名，這樣校書中編書之第一步驟即告成。編目就是由劉向“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最後由他的兒子劉歆根據這些書錄編撰成我國第一部綜合書目《七略》，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就是改編《七略》而成，對後世目錄學發展有重大影響。由於紙的發明和普遍使用，改變了圖書單篇別行的狀況，撰著群書目錄，不再需要編書，更不必校讎。
宋鄭樵撰《校讎略》，論圖書的搜求、整理、編目，實際上是研究目錄學理論的論著，遺憾的是，他以“校讎”定目錄之名，對後世造成深刻影響。清章學誠亦以《校讎通義》命名其論目錄學的專著，並稱“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真屬詫聞”。
余嘉錫先生從正名的角度，指出鄭、章諸人犯了以點蓋面的概念錯誤，稱“據《風俗通》引劉向《別錄》，釋校讎之義，言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則校讎正是審訂文字，漁仲、實齋著書論目錄之學，而目為校讎，命名已誤”。認為目錄學自可獨立成學。時至今日，仍有人堅持目錄不能自立為學的觀點，甚至將目錄、版本、校勘三學共統於校讎學之下。由此可知余嘉錫先生正視學術的發展與專學的分野，指出鄭、章謬誤癥結之所在，有多麼重要，現在仍具有生命力。
余先生明確指出目錄學“要以能敘學術源流者為正宗”。他區分了我國歷代書目不外三種類型，並說明了各類書目的特點。一是部類後有小序，書名下有解題，在論其指歸，辨其謬誤； 二是有小序而無解題，在窮源至委，竟其流別，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三是只有書名，在類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條理，並究其本末，以見學術之源流沿襲。大抵史志目錄都是如此，但不論哪種書目，它的宗旨皆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並強調它們不同於自名賞鑒之私家藏書目，也不同於僅便檢索的圖書館書目。這對我們瞭解我國古代書目的特點是有重要意義的。
為了深入說明這個問題，從目錄的篇目、敘錄、小序、板本序跋四方面闡述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宗旨。篇目及板本序跋考一書之源流，前者考其內容，後者考其流傳。著有篇目，即可知此書的篇數、順序，乃至簡明要旨，就能勾出此書的大致構架，這從《史記·太史公自敘》、《漢書·敘傳》皆開列篇目，得到印證。在圖書單篇別行的情況下，篇目著錄尤顯必要。圖書流傳經過載體，以及書寫、雕版的變化，其間紛紜複雜，余先生條分縷析，厘清其始末。
值得注意的是，他關注目錄迻錄他人序跋，考證出此舉始自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而在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得到進一步發揮，其書除主采晁公武、陳振孫書外，時從文集及本書抄出序跋，間有書亡而序存者，亦為錄入。余先生對此頗為稱道，曰“雖不完備,然其體制極善，于學者深為有益”。與其同時代的目錄學家莫伯驥撰《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即大量迻錄他人序跋，故五十萬卷樓藏書雖毀於抗日戰爭時期，但還能通過《初編》，對其有所瞭解，可謂是不幸中之大幸矣。同時也證明了余先生贊同目錄迻錄他人序跋，是多麼有遠見。
本書還有一點值得關注，即與正文相得益彰的自注。自注所涉內容範圍廣泛，注明引文出處，解釋引文內容，考辨引文是非，提出引文訛誤，或是正文表述的延長，甚至還批評引文作者有掠人之美之嫌等等。如文中引鄭樵《校讎略》之《泛釋無義論》“今《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下有注曰：“案此乃向、歆、王儉、阮孝緒之成法，安得謂《崇文總目》始出新意。樵最推重《隋志》，又嘗引用《七錄》，不知何以於二書所敘源流略不一考。”又如文中引日本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一《書冊裝潢考》，有注曰：“島田氏此條，多本之汪繼培之《周代書冊制度考》，但稍詳耳。而文中無一言及于汪氏，未免意存掠美。”
以上數例抑或可以說明小注不僅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正文，而且帶給我們更豐富的知識和有益的啟示，同時不影響正文的體例。余先生對傳統的自注有所繼承和發展，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從《目錄學發微》中，既能學到系統、全面的目錄學知識，而且可以體察到老一輩學者嚴謹務實、開放的治學態度，這些都將令我們受益終生。《目錄學發微》的確是一部必讀的經典著述。
其既笨重，所寫字數又少，故圖書多單篇別行。基於圖書這樣的流傳形式，校書必須先編書，第一廣集眾本； 第二審閱篇章，刪去重複，確定所存篇章； 第三通過校讎考訂訛誤。所謂“校讎”，即劉向所說：“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其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然後“改易刊定”所發現的訛誤，可繕寫者即可上素、謄寫，再冠以確定的書名，這樣校書中編書之第一步驟即告成。編目就是由劉向“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最後由他的兒子劉歆根據這些書錄編撰成我國第一部綜合書目《七略》，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就是改編《七略》而成，對後世目錄學發展有重大影響。由於紙的發明和普遍使用，改變了圖書單篇別行的狀況，撰著群書目錄，不再需要編書，更不必校讎。宋鄭樵撰《校讎略》，論圖書的搜求、整理、編目，實際上是研究目錄學理論的論著，遺憾的是，他以“校讎”定目錄之名，對後世造成深刻影響。清章學誠亦以《校讎通義》命名其論目錄學的專著，並稱“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真屬詫聞”。
余嘉錫先生從正名的角度，指出鄭、章諸人犯了以點蓋面的概念錯誤，稱“據《風俗通》引劉向《別錄》，釋校讎之義，言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則校讎正是審訂文字，漁仲、實齋著書論目錄之學，而目為校讎，命名已誤”。認為目錄學自可獨立成學。時至今日，仍有人堅持目錄不能自立為學的觀點，甚至將目錄、版本、校勘三學共統於校讎學之下。由此可知余嘉錫先生正視學術的發展與專學的分野，指出鄭、章謬誤癥結之所在，有多麼重要，現在仍具有生命力。
余先生明確指出目錄學“要以能敘學術源流者為正宗”。他區分了我國歷代書目不外三種類型，並說明了各類書目的特點。一是部類後有小序，書名下有解題，在論其指歸，辨其謬誤； 二是有小序而無解題，在窮源至委，竟其流別，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三是只有書名，在類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條理，並究其本末，以見學術之源流沿襲。大抵史志目錄都是如此，但不論哪種書目，它的宗旨皆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並強調它們不同於自名賞鑒之私家藏書目，也不同於僅便檢索的圖書館書目。這對我們瞭解我國古代書目的特點是有重要意義的。
為了深入說明這個問題，從目錄的篇目、敘錄、小序、板本序跋四方面闡述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宗旨。篇目及板本序跋考一書之源流，前者考其內容，後者考其流傳。著有篇目，即可知此書的篇數、順序，乃至簡明要旨，就能勾出此書的大致構架，這從《史記·太史公自敘》、《漢書·敘傳》皆開列篇目，得到印證。在圖書單篇別行的情況下，篇目著錄尤顯必要。圖書流傳經過載體，以及書寫、雕版的變化，其間紛紜複雜，余先生條分縷析，厘清其始末。
值得注意的是，他關注目錄迻錄他人序跋，考證出此舉始自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而在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得到進一步發揮，其書除主采晁公武、陳振孫書外，時從文集及本書抄出序跋，間有書亡而序存者，亦為錄入。余先生對此頗為稱道，曰“雖不完備,然其體制極善，于學者深為有益”。與其同時代的目錄學家莫伯驥撰《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即大量迻錄他人序跋，故五十萬卷樓藏書雖毀於抗日戰爭時期，但還能通過《初編》，對其有所瞭解，可謂是不幸中之大幸矣。同時也證明了余先生贊同目錄迻錄他人序跋，是多麼有遠見。
本書還有一點值得關注，即與正文相得益彰的自注。自注所涉內容範圍廣泛，注明引文出處，解釋引文內容，考辨引文是非，提出引文訛誤，或是正文表述的延長，甚至還批評引文作者有掠人之美之嫌等等。如文中引鄭樵《校讎略》之《泛釋無義論》“今《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下有注曰：“案此乃向、歆、王儉、阮孝緒之成法，安得謂《崇文總目》始出新意。樵最推重《隋志》，又嘗引用《七錄》，不知何以於二書所敘源流略不一考。”又如文中引日本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一《書冊裝潢考》，有注曰：“島田氏此條，多本之汪繼培之《周代書冊制度考》，但稍詳耳。而文中無一言及于汪氏，未免意存掠美。”
以上數例抑或可以說明小注不僅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正文，而且帶給我們更豐富的知識和有益的啟示，同時不影響正文的體例。余先生對傳統的自注有所繼承和發展，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從《目錄學發微》中，既能學到系統、全面的目錄學知識，而且可以體察到老一輩學者嚴謹務實、開放的治學態度，這些都將令我們受益終生。《目錄學發微》的確是一部必讀的經典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