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世界學術名著700種
第122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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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去發現歷史的奧秘， 而是去說明它。
歷史應該是一首能夠用多種聲部唱出的、聽得見的歌曲。
—— 費爾南·布羅代爾
有人說， “如果設立諾貝爾史學獎的話， 那麼獲獎的第一人必定是費爾南·布羅代爾。 ”
他是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 被譽為“史學大師”、“史家第一人”， “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史學家”。
《地中海與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是布羅代爾的成名作， 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在書中， 他精闢地論述了一個地區(地中海)、一個時代(菲力浦二世時代)的歷史， 尤為重要的是， 它本身就代表了一個時代(當代)的歷史。 作者從總體歷史的思想出發， 把平凡的日常生活與偉大的歷史潮流， 把微觀與宏觀有機地結合起來， 立體地再現了所述時代地中海及相關地區人類的全貌， 揭示了它們的命運。 正因如此， 人們把本書視為里程碑式的著作。
使用過去的因種種原因已經過時的語言的論著太多了。 這些論著感興趣的不是浩瀚的大海， 而是這幅鑲嵌畫上的某一塊小小的方磚；不是地中海宏偉壯觀、動盪不定的生活， 而是王公富豪的豐功偉績和大量的雜聞軼事， 它們與我們關心的強有力的、緩慢發展的歷史不可同日而語。 這些論著中需要修訂， 需要推倒重寫， 需要加以提高使之復活的地方委實太多了。
一部關於地中海的偉大歷史
我極其熱愛地中海， 這無疑因為我隨許多其他人之後， 同他們一樣從北方來到這裡。 我十分高興能把長年累月一一一比我整個青年時代還要漫長的歲月一一一的研究奉獻給它。 作為報答， 我也希望我的一點歡樂以及地中海的燦爛陽光能夠照亮本書的各個篇章。 如果能像小說家那樣隨意塑造人物， 永不忘記這個人物， 並且不斷使人想起他的強大存在， 這當然十分理想。 不幸的是，
人們一定會以為， 一個比地中海更簡單的例子肯定會使我能更好地闡明歷史和地理空間之間的聯繫， 特別因為用人的尺度來衡量， 16世紀的這個內海比今天還要大。
“讚美海洋吧！但要留在陸地上！”
因此，我們不下工夫就無法知道地中海到底是怎樣一個歷史人物。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耐心，需要作很多嘗試，當然也免不了會犯一些錯誤。海洋學家、地質學家乃至地理學家眼中的地中海，已經十分清楚明瞭。這是一些公認的、有名稱的、標明方位的領域。但是，歷史學怎樣看待地中海呢？很多權威見解提醒我們：地中海既不是這樣，也不是那樣；既不是個自給自足的世界，也不是個為強國獨佔的禁區。認為這個先決問題並不存在，認為地中海是個不需要說明其特性的人物（因為他的特性早已被說明，已經很清楚，一眼即可辨認），認為根據地理輪廓的虛線分割世界通史就可以把地中海手到擒來，持這些見解的歷史學家必定倒楣。因為，這些輪廓對我們的調查又有什麼價值呢？
費爾南·布羅代爾
如果讓地中海的歷史的一端止於埃庫萊斯山門口，另一端止于古城特洛伊周圍的海上走廊，人們能夠寫出即使為期只有50年的歷史嗎？地中海歷史的框架範圍問題，作為首先提出的問題，引出所有其他的問題。劃定地域界線，就是確定、分析、重建，從而選擇和採納某種歷史哲學。
可以幫助我們的有關文章、回憶錄、書籍、刊物、調查報告浩如煙海。其中一些是純歷史學著作；另一些同樣重要，是由鄰近學科的學者——民族學家、地理學家、植物學家、地質學家、工藝學家——撰寫的。世界上再沒有任何別的地區，比這個內海及其光芒普照的陸地，被如此清楚地闡明過和清查過。但是，我們不怕冒對前人忘恩負義的危險，敢於說：這一大堆出版物就像鋪天蓋地的塵埃一樣，把研究者壓得簡直喘不過氣來。使用過去的因種種原因已經過時的語言的論著太多了。這些論著感興趣的不是浩瀚的大海，而是這幅鑲嵌畫上的某一塊小小的方磚；不是地中海宏偉壯觀、動盪不定的生活，而是王公富豪的豐功偉績和大量的雜聞軼事，它們與我們關心的強有力的、緩慢發展的歷史不可同日而語。這些論著中需要修訂，需要推倒重寫，需要加以提高使之復活的地方委實太多了。
對大量原始檔案資料沒有確切的瞭解，也無法寫出一部地中海的歷史來。這項任務看來不是單獨一個歷史學家所能勝任的。在16世紀，地中海國家無不擁有收藏豐富的文獻資料館。這些文獻資料逃脫了火災、圍城以及地中海世界遭到的各種災難。然而，要清查和發掘這些毋庸置疑的資源，這些最豐富的歷史金礦，需要的不是一個人的一生，而是一個人的20次生命，或者20名研究人員同時為此貢獻他們的一生。也許這樣的一天將會來到：在歷史的工地上，人們不再用這種小手工業作坊方式工作……到那時，或許可以不再根據僅僅包含部分第一手材料的書籍，而是根據原始的文獻資料，來編寫通史。不言而喻，儘管我作出了多麼巨大的努力，我仍然沒有整理完我從檔案中所能找到的全部文獻資料，我的書是建立在必然不完備的調查基礎上的。我預先知道，本書的結論將被檢驗，被推敲，並被其他結論所代替。這正是我希望的事。歷史學就這樣前進，而且應當這樣前進。
地中海旁的伊維薩城，西班牙
此外，由於16世紀下半葉的地中海處於不利的歷史地位，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已如迴光返照，隨之出現的將是17世紀這個嚴峻的退縮的時代。因此，正如呂西安·費弗爾所寫的那樣，這是一個“徒具虛名的好題目”。這個題目難道就不值得去研究了嗎？瞭解地中海在近代初期的演變並不是沒有用處的，雖然在那時候，世界不再以地中海為中心，不再為地中海的利益和按照它的節奏生活了。人們一直談論的地中海的迅速衰落，在我看來並未得到證明，或者不如說，事實似乎證實一切恰恰相反。但是，撇開這場衰落不談，我認為地中海提出的所有問題在人類歷史上具有非同尋常的豐富含義，因而使歷史學家和非歷史學家都感興趣。我甚至認為，這些問題直到今天還給人啟示，不乏嚴格意義上的“用處”，而這種用處正是尼采對歷史學本身的要求。
我不想就這個題目的吸引力和誘惑力大發議論。這一題目的虛假性——請理解為它的困難——以及它所包含的危險性，我都已經一一列舉。我再補充一句：任何歷史著作都沒有幫我指引正確的方向。一部以遼闊水域為中心的歷史論著誠然令人神往，但更加可以肯定的是，它像任何新事物一樣，會冒種種風險。
既然天平兩邊的託盤都裝得很沉重，我傾向於冒險的這一邊，並且貿然認為值得大膽一試。我這樣做對麼？
為我辯解的理由正是這本書自身的歷史。當我1923年著手撰寫時，這是一部探討菲力浦二世地中海政策的論著，其形式是傳統的，毫無疑問比較謹慎。我當時的幾位導師非常贊同。在他們看來，這部論著應列入外交史的範圍；外交史對地理學的成就相當冷漠，並且往往同外交本身一樣，對經濟和社會問題很少關心。外交史對文明、宗教以及文學藝術等貨真價實的重要歷史見證人，都採取相當鄙視的態度，而且囿於成見，絕不允許自己觀察外交檔案之外的真實的、豐富的和充滿生機的生活。闡明謹慎國王的政策，這首先意味著認准這位君主和他的謀士在根據變化不定的形勢制定這項政策時所負的責任；確定誰起主要作用，誰起次要作用；再現西班牙的世界政策的總圖，而地中海只不過是這幅總圖的一個局部，而且還不是始終佔有特殊地位的局部。
到了16世紀80年代，西班牙的勢力事實上一下就轉移到了大西洋。不管菲力浦二世的龐大帝國是否意識到危險，它必須在那裡迎接挑戰，必須捍衛其蒙受威脅的存在。猛烈的鐘擺運動把這個帝國推向與海洋相聯繫的命運。重視這種內在運動，研究西班牙政策的實質，而不是為菲力浦二世或奧地利的胡安評說千秋功罪，此外還認為，菲力浦二世或奧地利的胡安雖說野心勃勃，卻往往既是施動者又是受動者，這樣做已經脫離了外交史的傳統框架。最後，透過西班牙時斷時續的遠征活動（如果把令人驚心動魄的勒班陀戰役排除在外，西班牙的活動幾乎暗淡無光），思考一下地中海是否還有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命運和自己的強大的生命，思考一下地中海的生命除了展現引人入勝的畫面以外，還起著什麼值得人們重視的作用；就這樣，在終於吸引我的這個巨大題目面前，我受到了誘惑。
贏得勒班陀海戰後，提香為腓力二世創作的肖像
我怎麼能夠不瞥見地中海呢？我怎麼能夠逐一研究大批醒目的檔案資料，而對地中海千姿百態和生動活躍的生活視而不見呢？在這麼多關於基本經濟活動的記錄面前，我怎麼能夠不改弦更張，轉向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研究呢？在法國，只有少數歷史工作者努力把這種史學研究提高到莊重的地位，而在德國、英國、美國，甚至在近在咫尺的比利時，或者在波蘭，人們已經不再拒絕給予它這種地位了。要從地中海的複雜整體中瞭解它的歷史，也就是要遵照這些工作者的建議，接受他們的經驗的指點，助他們一臂之力，從而為推廣一種嶄新的、經過重新思考和設計製作的、值得超越我們國境的史學形式而奮鬥。當然，這將是一種意識到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可能性，也渴望打破舊形式的——因為必須同舊形式決裂——跨學科的歷史學。這樣做雖然並不完全公平合理，但那又有什麼關係！抓住地中海這樣一個歷史大人物，利用它的龐大題材，它的種種要求，它的反抗、圈套以及衝動，以期創建一種嶄新的史學，不同于老師所傳授的那種歷史，這是個好機會。
任何著作者都以破舊立新為己任，都希望有所建樹，並力圖做到這一點。即便地中海僅僅迫使我們擺脫了原來的習慣，它也己經給我們幫了忙。
本書共分三部分。每部分自成整體，單獨闡明一個問題。
第一部分論述一種幾乎靜止的歷史——人同他周圍環境的關係史。這是一種緩慢流逝、緩慢演變、經常出現反復和不斷重新開始的週期性歷史。我不願意忽視這種幾乎置身於時間之外的、與無生命物打交道的歷史，也不願意僅僅滿足於為這種歷史撰寫地理性質的導言；這種導言照例毫無用處地放在書的開頭，浮光掠影地描繪礦藏、耕地和花卉，隨後就永遠不再提及，似乎花卉不是每個春天都重新開放，似乎羊群在遷移途中停止下來不再前進，似乎船隻並不在一個隨著季節變化而變化的真正的海面上航行。
在這種靜止的歷史之上，顯現出一種有別於它的、節奏緩慢的歷史。人們或許會樂意稱之為社會史，亦即群體和集團史，如果這個詞語沒有脫離其完整的含義。這些深海暗流怎樣掀動了地中海的生活，是我在本書的第二部分需要加以思考的。首先是依次對經濟、國家、社會、文明等進行研究，最後是試圖顯示所有這些根深蒂固的力量在戰爭這個複雜的範疇內怎樣起作用，以便更好地闡明我的歷史觀。因為我知道戰爭不是一個純屬個人責任的範疇。
最後是第三部分，即傳統歷史的部分，換言之，它不是人類規模的歷史，而是個人規模的歷史，是保爾·拉孔布和弗朗索瓦·西米昂撰寫的事件史。這是表面的騷動，是潮汐在其強有力的運動中激起的波濤，是一種短促迅速和動盪的歷史。這種歷史本質上是極端敏感的，最輕微的腳步也會使它所有的測量儀器警覺起來。這是所有歷史中最動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險的歷史。對這種現在仍燃燒著激情，對這種當時的人在他們和我們同樣短暫的生命中親自感受過、描述過和經歷過的歷史，我們應持懷疑的態度！這種歷史反映著那個時代的人的憤怒、願望和幻想。在16世紀，隨著真正的文藝復興而來的，是窮人和卑賤者的文藝復興。他們渴望寫作，渴望敘述自己，渴望談論別人。這種珍貴的文字材料卻往往歪曲事實真相，侵佔業已流逝的時間，並在其中據有不真實的重要位置。假如歷史學家設身處地去閱讀菲力浦二世的檔，便會覺得仿佛生活在一個奇怪的、缺少某個量綱的世界，這當然是個充滿激情的世界，是個像任何其他活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那樣盲目的世界，但這個世界對歷史的深層只是蜻蜓點水，就像最輕捷的小船在激流的表面飛駛而過。這也是個危險的世界。為了躲開它的魔法和巫術，我們必須事先弄清這些隱蔽的、往往無聲無息的巨大水流，而長時期的觀察才能揭示它們的流向。引起轟動的事件往往只是這些寬闊的命運的瞬間和表像，而且只能用這些命運予以解釋。
勒班陀海戰
因此，我們終於能夠把歷史分解為幾層平面。或者也可以說，我們終於能夠在歷史的時間中區別出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或者不如說，我們終於能夠把人分解為一系列人物。這也許是人們最不能原諒我的地方，即使我斷言傳統的劃分也是把生動的和完全合為一體的歷史分解成好幾段；即使我同蘭克或卡爾·布蘭迪相反，斷言敘述性歷史遠不是一種客觀的方法或者特別好的客觀的方法，只是一種歷史哲學；即使我斷言，並接著指出，這些平面只是闡述的方法，我在本書的敘述進程中不會禁止自己從這一平面走到另一平面……但是，為自己辯護有什麼用呢？如果有人指責我的這本書結構混亂，我希望他們能夠承認，本書的各個部件還是符合製作規範的。
我也希望人們不要責備我抱負過大，不要責備我有高瞻遠矚的願望和需要。歷史學也許並不註定只能研究圍牆內的菜園子。否則，它肯定完不成它現時的任務之一，即回答當前使人焦慮的問題以及保持它與各種十分年輕而又咄咄逼人的人文科學的聯繫。如果沒有雄心勃勃的、意識到自己的義務和巨大的權力的歷史學，難道在1946年會有現代的人文主義嗎？艾德蒙·法拉爾在1942年寫道：“對偉大歷史的恐懼扼殺了偉大的歷史學。”但願這種偉大的歷史學復活！
1946年5月
因此，我們不下工夫就無法知道地中海到底是怎樣一個歷史人物。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耐心，需要作很多嘗試，當然也免不了會犯一些錯誤。海洋學家、地質學家乃至地理學家眼中的地中海，已經十分清楚明瞭。這是一些公認的、有名稱的、標明方位的領域。但是，歷史學怎樣看待地中海呢？很多權威見解提醒我們：地中海既不是這樣，也不是那樣；既不是個自給自足的世界，也不是個為強國獨佔的禁區。認為這個先決問題並不存在，認為地中海是個不需要說明其特性的人物（因為他的特性早已被說明，已經很清楚，一眼即可辨認），認為根據地理輪廓的虛線分割世界通史就可以把地中海手到擒來，持這些見解的歷史學家必定倒楣。因為，這些輪廓對我們的調查又有什麼價值呢？
費爾南·布羅代爾
如果讓地中海的歷史的一端止於埃庫萊斯山門口，另一端止于古城特洛伊周圍的海上走廊，人們能夠寫出即使為期只有50年的歷史嗎？地中海歷史的框架範圍問題，作為首先提出的問題，引出所有其他的問題。劃定地域界線，就是確定、分析、重建，從而選擇和採納某種歷史哲學。
可以幫助我們的有關文章、回憶錄、書籍、刊物、調查報告浩如煙海。其中一些是純歷史學著作；另一些同樣重要，是由鄰近學科的學者——民族學家、地理學家、植物學家、地質學家、工藝學家——撰寫的。世界上再沒有任何別的地區，比這個內海及其光芒普照的陸地，被如此清楚地闡明過和清查過。但是，我們不怕冒對前人忘恩負義的危險，敢於說：這一大堆出版物就像鋪天蓋地的塵埃一樣，把研究者壓得簡直喘不過氣來。使用過去的因種種原因已經過時的語言的論著太多了。這些論著感興趣的不是浩瀚的大海，而是這幅鑲嵌畫上的某一塊小小的方磚；不是地中海宏偉壯觀、動盪不定的生活，而是王公富豪的豐功偉績和大量的雜聞軼事，它們與我們關心的強有力的、緩慢發展的歷史不可同日而語。這些論著中需要修訂，需要推倒重寫，需要加以提高使之復活的地方委實太多了。
對大量原始檔案資料沒有確切的瞭解，也無法寫出一部地中海的歷史來。這項任務看來不是單獨一個歷史學家所能勝任的。在16世紀，地中海國家無不擁有收藏豐富的文獻資料館。這些文獻資料逃脫了火災、圍城以及地中海世界遭到的各種災難。然而，要清查和發掘這些毋庸置疑的資源，這些最豐富的歷史金礦，需要的不是一個人的一生，而是一個人的20次生命，或者20名研究人員同時為此貢獻他們的一生。也許這樣的一天將會來到：在歷史的工地上，人們不再用這種小手工業作坊方式工作……到那時，或許可以不再根據僅僅包含部分第一手材料的書籍，而是根據原始的文獻資料，來編寫通史。不言而喻，儘管我作出了多麼巨大的努力，我仍然沒有整理完我從檔案中所能找到的全部文獻資料，我的書是建立在必然不完備的調查基礎上的。我預先知道，本書的結論將被檢驗，被推敲，並被其他結論所代替。這正是我希望的事。歷史學就這樣前進，而且應當這樣前進。
地中海旁的伊維薩城，西班牙
此外，由於16世紀下半葉的地中海處於不利的歷史地位，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已如迴光返照，隨之出現的將是17世紀這個嚴峻的退縮的時代。因此，正如呂西安·費弗爾所寫的那樣，這是一個“徒具虛名的好題目”。這個題目難道就不值得去研究了嗎？瞭解地中海在近代初期的演變並不是沒有用處的，雖然在那時候，世界不再以地中海為中心，不再為地中海的利益和按照它的節奏生活了。人們一直談論的地中海的迅速衰落，在我看來並未得到證明，或者不如說，事實似乎證實一切恰恰相反。但是，撇開這場衰落不談，我認為地中海提出的所有問題在人類歷史上具有非同尋常的豐富含義，因而使歷史學家和非歷史學家都感興趣。我甚至認為，這些問題直到今天還給人啟示，不乏嚴格意義上的“用處”，而這種用處正是尼采對歷史學本身的要求。
我不想就這個題目的吸引力和誘惑力大發議論。這一題目的虛假性——請理解為它的困難——以及它所包含的危險性，我都已經一一列舉。我再補充一句：任何歷史著作都沒有幫我指引正確的方向。一部以遼闊水域為中心的歷史論著誠然令人神往，但更加可以肯定的是，它像任何新事物一樣，會冒種種風險。
既然天平兩邊的託盤都裝得很沉重，我傾向於冒險的這一邊，並且貿然認為值得大膽一試。我這樣做對麼？
為我辯解的理由正是這本書自身的歷史。當我1923年著手撰寫時，這是一部探討菲力浦二世地中海政策的論著，其形式是傳統的，毫無疑問比較謹慎。我當時的幾位導師非常贊同。在他們看來，這部論著應列入外交史的範圍；外交史對地理學的成就相當冷漠，並且往往同外交本身一樣，對經濟和社會問題很少關心。外交史對文明、宗教以及文學藝術等貨真價實的重要歷史見證人，都採取相當鄙視的態度，而且囿於成見，絕不允許自己觀察外交檔案之外的真實的、豐富的和充滿生機的生活。闡明謹慎國王的政策，這首先意味著認准這位君主和他的謀士在根據變化不定的形勢制定這項政策時所負的責任；確定誰起主要作用，誰起次要作用；再現西班牙的世界政策的總圖，而地中海只不過是這幅總圖的一個局部，而且還不是始終佔有特殊地位的局部。
到了16世紀80年代，西班牙的勢力事實上一下就轉移到了大西洋。不管菲力浦二世的龐大帝國是否意識到危險，它必須在那裡迎接挑戰，必須捍衛其蒙受威脅的存在。猛烈的鐘擺運動把這個帝國推向與海洋相聯繫的命運。重視這種內在運動，研究西班牙政策的實質，而不是為菲力浦二世或奧地利的胡安評說千秋功罪，此外還認為，菲力浦二世或奧地利的胡安雖說野心勃勃，卻往往既是施動者又是受動者，這樣做已經脫離了外交史的傳統框架。最後，透過西班牙時斷時續的遠征活動（如果把令人驚心動魄的勒班陀戰役排除在外，西班牙的活動幾乎暗淡無光），思考一下地中海是否還有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命運和自己的強大的生命，思考一下地中海的生命除了展現引人入勝的畫面以外，還起著什麼值得人們重視的作用；就這樣，在終於吸引我的這個巨大題目面前，我受到了誘惑。
贏得勒班陀海戰後，提香為腓力二世創作的肖像
我怎麼能夠不瞥見地中海呢？我怎麼能夠逐一研究大批醒目的檔案資料，而對地中海千姿百態和生動活躍的生活視而不見呢？在這麼多關於基本經濟活動的記錄面前，我怎麼能夠不改弦更張，轉向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研究呢？在法國，只有少數歷史工作者努力把這種史學研究提高到莊重的地位，而在德國、英國、美國，甚至在近在咫尺的比利時，或者在波蘭，人們已經不再拒絕給予它這種地位了。要從地中海的複雜整體中瞭解它的歷史，也就是要遵照這些工作者的建議，接受他們的經驗的指點，助他們一臂之力，從而為推廣一種嶄新的、經過重新思考和設計製作的、值得超越我們國境的史學形式而奮鬥。當然，這將是一種意識到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可能性，也渴望打破舊形式的——因為必須同舊形式決裂——跨學科的歷史學。這樣做雖然並不完全公平合理，但那又有什麼關係！抓住地中海這樣一個歷史大人物，利用它的龐大題材，它的種種要求，它的反抗、圈套以及衝動，以期創建一種嶄新的史學，不同于老師所傳授的那種歷史，這是個好機會。
任何著作者都以破舊立新為己任，都希望有所建樹，並力圖做到這一點。即便地中海僅僅迫使我們擺脫了原來的習慣，它也己經給我們幫了忙。
本書共分三部分。每部分自成整體，單獨闡明一個問題。
第一部分論述一種幾乎靜止的歷史——人同他周圍環境的關係史。這是一種緩慢流逝、緩慢演變、經常出現反復和不斷重新開始的週期性歷史。我不願意忽視這種幾乎置身於時間之外的、與無生命物打交道的歷史，也不願意僅僅滿足於為這種歷史撰寫地理性質的導言；這種導言照例毫無用處地放在書的開頭，浮光掠影地描繪礦藏、耕地和花卉，隨後就永遠不再提及，似乎花卉不是每個春天都重新開放，似乎羊群在遷移途中停止下來不再前進，似乎船隻並不在一個隨著季節變化而變化的真正的海面上航行。
在這種靜止的歷史之上，顯現出一種有別於它的、節奏緩慢的歷史。人們或許會樂意稱之為社會史，亦即群體和集團史，如果這個詞語沒有脫離其完整的含義。這些深海暗流怎樣掀動了地中海的生活，是我在本書的第二部分需要加以思考的。首先是依次對經濟、國家、社會、文明等進行研究，最後是試圖顯示所有這些根深蒂固的力量在戰爭這個複雜的範疇內怎樣起作用，以便更好地闡明我的歷史觀。因為我知道戰爭不是一個純屬個人責任的範疇。
最後是第三部分，即傳統歷史的部分，換言之，它不是人類規模的歷史，而是個人規模的歷史，是保爾·拉孔布和弗朗索瓦·西米昂撰寫的事件史。這是表面的騷動，是潮汐在其強有力的運動中激起的波濤，是一種短促迅速和動盪的歷史。這種歷史本質上是極端敏感的，最輕微的腳步也會使它所有的測量儀器警覺起來。這是所有歷史中最動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險的歷史。對這種現在仍燃燒著激情，對這種當時的人在他們和我們同樣短暫的生命中親自感受過、描述過和經歷過的歷史，我們應持懷疑的態度！這種歷史反映著那個時代的人的憤怒、願望和幻想。在16世紀，隨著真正的文藝復興而來的，是窮人和卑賤者的文藝復興。他們渴望寫作，渴望敘述自己，渴望談論別人。這種珍貴的文字材料卻往往歪曲事實真相，侵佔業已流逝的時間，並在其中據有不真實的重要位置。假如歷史學家設身處地去閱讀菲力浦二世的檔，便會覺得仿佛生活在一個奇怪的、缺少某個量綱的世界，這當然是個充滿激情的世界，是個像任何其他活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那樣盲目的世界，但這個世界對歷史的深層只是蜻蜓點水，就像最輕捷的小船在激流的表面飛駛而過。這也是個危險的世界。為了躲開它的魔法和巫術，我們必須事先弄清這些隱蔽的、往往無聲無息的巨大水流，而長時期的觀察才能揭示它們的流向。引起轟動的事件往往只是這些寬闊的命運的瞬間和表像，而且只能用這些命運予以解釋。
勒班陀海戰
因此，我們終於能夠把歷史分解為幾層平面。或者也可以說，我們終於能夠在歷史的時間中區別出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或者不如說，我們終於能夠把人分解為一系列人物。這也許是人們最不能原諒我的地方，即使我斷言傳統的劃分也是把生動的和完全合為一體的歷史分解成好幾段；即使我同蘭克或卡爾·布蘭迪相反，斷言敘述性歷史遠不是一種客觀的方法或者特別好的客觀的方法，只是一種歷史哲學；即使我斷言，並接著指出，這些平面只是闡述的方法，我在本書的敘述進程中不會禁止自己從這一平面走到另一平面……但是，為自己辯護有什麼用呢？如果有人指責我的這本書結構混亂，我希望他們能夠承認，本書的各個部件還是符合製作規範的。
我也希望人們不要責備我抱負過大，不要責備我有高瞻遠矚的願望和需要。歷史學也許並不註定只能研究圍牆內的菜園子。否則，它肯定完不成它現時的任務之一，即回答當前使人焦慮的問題以及保持它與各種十分年輕而又咄咄逼人的人文科學的聯繫。如果沒有雄心勃勃的、意識到自己的義務和巨大的權力的歷史學，難道在1946年會有現代的人文主義嗎？艾德蒙·法拉爾在1942年寫道：“對偉大歷史的恐懼扼殺了偉大的歷史學。”但願這種偉大的歷史學復活！
194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