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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最滿意的作品

4月15日, “原型與虛構:嚴歌苓的小說創作”主題講座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 作家嚴歌苓與《讀庫》主編、人大校友張立憲就嚴歌苓小說創作中的“原型與虛構”問題展開對談。

“我想講一講我的哪些作品怎樣從原型變成了虛構文學作品, 有哪些作品由於它在虛構的時候產生一些意象, 使它變成影像的作品。 ”嚴歌苓說。

對話由受到熱捧的《芳華》開始, 嚴歌苓說:“像《芳華》中, 蕭穗子的角色非常狡猾, 你認為在她身上可以看到十七八歲嚴歌苓真實的情況, 但實際卻不是, 我還是虛構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一旦把‘我’變成小說裡的第一人稱, ‘自我審查機構’開始工作:什麼行為可以加在‘我’的後面?什麼行為不可以加在‘我’的後面?但是如果我不用‘我’這個第一人稱,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跟我沒什麼關係的人, 所以我還是喜歡在小說中用‘我’這個第一人稱。 ”

十年前, 嚴歌苓寫了《穗子物語》,

她也把《芳華》叫做《穗子續集》, “《芳華》裡面的穗子是一個敘事者, 不像《灰舞鞋》裡寫穗子犯男女作風錯誤, 在部隊裡被批判。 實際上, 《芳華》中的穗子就亦真亦假, 你去想想《紅樓夢》, 再看看‘脂硯齋’, 這基本上就是小說虛構和原型、和真實的區別。 雖然曹雪芹也寫他的家史, 寫他自己的故事, 但是已經抽離開, 已經不是那個東西, 有很多抽象出來的東西。 ”嚴歌苓說。

嚴歌苓認為小說家最大的趣味就在於, 將自己夢想成為或者恥于成為的自我放在不同人物身上, 比如幻想成為妓女或者囚犯, 這些人物實際上都是你心裡一個很黑暗的、著迷的東西, 只是把它放在不同人的身上。

《小姨多鶴》最難寫

嚴歌苓談到她所寫的虛構小說中,

《小姨多鶴》非常難寫。 “這個故事真實的原型我都有, 日本撤退時留下很多年輕姑娘嫁給中國單身漢。 但是你怎樣能夠把它變成文學, 你需要一個從文學中抽象出來的東西, 為什麼它不叫《母親小環》, 為什麼不叫《秘密家庭的秘密》, 而是叫《小姨多鶴》, 就是因為我找到日本人這樣一個意象——小姨多鶴是日本人留下的、敵人的女兒, 講她怎麼被接受並共存下來的故事。 ”

而在寫作《小姨多鶴》時, 嚴歌苓談到最大的挑戰則是如何寫出東方人和東方人的區別。 “西方人和東方人的差別容易寫出來, 因為他們的差別比較鮮明, 亞洲人和亞洲人的差別非常難寫——都是黑頭發的、非常多禮且非常含蓄。 這就是我二三十年來不敢寫《小姨多鶴》這個作品的原因。

嚴歌苓談到寫作的靈感源自她在東京的一段居住經歷, “我住在一個山區, 這個山區非常美, 很像日本浮世繪上的感覺, 周圍全都是櫻花, 根本沒有人看, 只有我打傘在櫻花叢林裡走。 我住的是很傳統的日本小酒店, 店裡的老闆娘進來之後, 跪在地上, 端著託盤, 把十幾個大大小小的碟子擺好, 然後跪著退出去。 第二天當她在擦地板的時候, 我發現她的背很有表現力——她的勤勞、含蓄, 她的那種寧靜, 都好像是用她這個背來表現的。 忽然之間, 我從她的背上抓到了日本傳統女人的意象。 ”

嚴歌苓認為一種好的寫作情緒是沒有太明確的導向或者判斷, 而是一種朦朧的、講不明白的躁動。 “英國一個非常好的藝術批評家和散文家評論梵古的兩幅畫:一幅畫是幾棵蔬菜,

還有一幅畫是很老舊的靴子。 他說蔬菜畫讓他更感動, 因為它很符合那種無目的、非功利、沒有任何道理的純粹審美。 那雙老靴子畫得也很美, 但是它裡面有階級意識, 這個老靴子可能屬於郵遞員, 他長期在一個路上艱難跋涉著, 也可能是一個老工人, 你看到以後會有一種階級意識。 所以任何小說整個的意義, 包括它的審美意義、道德審美、社會審美, 所有的東西都是非常朦朧的, 那才是好的。 ”

影視改編:最不滿意《少女小漁》

嚴歌苓也對自己的創作生涯進行了回顧。 從寫作方面來講, 她認為《雌性的草地》是自己寫得非常好的作品。 “那個時候正是我最有激情、有才華、有詩意的時候, 不是每個時期都能寫出那樣的作品,如果我現在再來寫那一類作品,我肯定寫不出來。”

《雌性的草地》之後,嚴歌苓到美國接受專業的寫作訓練,嚴歌苓談到接受寫作訓練的壞處是自己再也寫不出《雌性的草地》那樣的作品:“那是一個無章程的,就是憑我的才華,有大量的畫面、意象的東西在裡面,留白也特別多。後來學習了一個作品怎麼長出好看的肌肉和好看的皮膚,但不是皮膚和肌肉就能夠決定氣息、神韻,這些是學校不能教的。”

嚴歌苓又談到具體的學習過程:“教授教的最有用的就是解析,用藝術的方法解析,比如讀瑪律克斯,然後模仿。因為我們的教授認為畫家都要臨摹,按照《變形記》去寫一部,像這樣荒誕的、帶一點微妙的幽默、但是非常可悲的感覺的作品,我們每個人都要臨摹,這些臨摹對我來講,至少全世界的小說形式我沒有不認識的。”

嚴歌苓的諸多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她談到,其實自己一直想創作具有很強的抗拍性小說,她以《陸犯焉識》為例,“《陸犯焉識》本來是一部抗拍性很強的作品。首先它的體量極大,是一個人的一生,還有它比較敏感,但是我必須要寫這本書,不管有沒有人出版或者在哪裡出版,這本書我一定要寫,這是一個作家一輩子需要完成的一件作品。”

嚴歌苓說自己最不滿意的影視改編是《少女小漁》:“作為一個作品來講它是成立的,我的小說裡有特別邊緣的一幫人,無論是老頭還是少女小漁。小漁雖然非常底層,但是善良且勤勞本分,她在老頭身邊生活,她有安貧樂道的那種充實。你可以是非常底層的,但是你不可以不高貴。通過和小漁短暫的假婚姻,老頭認識到無論多窮,人都可以活得很有尊嚴。但是改編的影視劇把他變成一個作家,而作家是不缺乏這樣的自我意識的,他不缺乏跟一個小姑娘一起生活、一段假婚姻使他從A變成B。一個作品出發的時候是A,到了結束還是A,我覺得不成功,他一定要有所變化。”(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高丹)

不是每個時期都能寫出那樣的作品,如果我現在再來寫那一類作品,我肯定寫不出來。”

《雌性的草地》之後,嚴歌苓到美國接受專業的寫作訓練,嚴歌苓談到接受寫作訓練的壞處是自己再也寫不出《雌性的草地》那樣的作品:“那是一個無章程的,就是憑我的才華,有大量的畫面、意象的東西在裡面,留白也特別多。後來學習了一個作品怎麼長出好看的肌肉和好看的皮膚,但不是皮膚和肌肉就能夠決定氣息、神韻,這些是學校不能教的。”

嚴歌苓又談到具體的學習過程:“教授教的最有用的就是解析,用藝術的方法解析,比如讀瑪律克斯,然後模仿。因為我們的教授認為畫家都要臨摹,按照《變形記》去寫一部,像這樣荒誕的、帶一點微妙的幽默、但是非常可悲的感覺的作品,我們每個人都要臨摹,這些臨摹對我來講,至少全世界的小說形式我沒有不認識的。”

嚴歌苓的諸多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她談到,其實自己一直想創作具有很強的抗拍性小說,她以《陸犯焉識》為例,“《陸犯焉識》本來是一部抗拍性很強的作品。首先它的體量極大,是一個人的一生,還有它比較敏感,但是我必須要寫這本書,不管有沒有人出版或者在哪裡出版,這本書我一定要寫,這是一個作家一輩子需要完成的一件作品。”

嚴歌苓說自己最不滿意的影視改編是《少女小漁》:“作為一個作品來講它是成立的,我的小說裡有特別邊緣的一幫人,無論是老頭還是少女小漁。小漁雖然非常底層,但是善良且勤勞本分,她在老頭身邊生活,她有安貧樂道的那種充實。你可以是非常底層的,但是你不可以不高貴。通過和小漁短暫的假婚姻,老頭認識到無論多窮,人都可以活得很有尊嚴。但是改編的影視劇把他變成一個作家,而作家是不缺乏這樣的自我意識的,他不缺乏跟一個小姑娘一起生活、一段假婚姻使他從A變成B。一個作品出發的時候是A,到了結束還是A,我覺得不成功,他一定要有所變化。”(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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