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年由英國人印行的板刻彩畫描繪了清代部堂的刑罰情形， 圖為“戴枷候斬”。
“拒奸殺人”何時可判無罪？法律中的明文規定， 是在清中後期的嘉慶、道光朝成立的。 嘉慶年間婦女拒奸殺人“勿論”規定的修訂完成， 在時間上要早於“男子拒奸殺人”的無罪化。 後者則受到“婦女拒奸”例修訂的影響， 于道光三年（1823年）三月， 由刑部奏請皇帝， 建議酌情修改男子拒奸殺人條例。 其主要理由便是， 婦女拒奸可勿論免罪， 但男子拒奸最輕也要擬流刑， 量刑輕重懸殊， 而男女並無二致， 尤其是男女為保全“名節”而當場防衛致人死亡的，
值得注意的是， “拒奸勿論”， 只是相關法規的簡化表述。 事實上， 在“拒奸”情節的判定上， 從“貞婦拒奸”“兒媳拒奸”到“男子拒奸”， 立法者均列舉了多項判定標準。 “男子拒奸”的認定標準尤其嚴格， 如道光三年刑部的立法建議， 法律應詳細列出“男子拒奸”的成立條件， 缺一不可。
“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和“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等精神， 見於儒家經典《尚書》， 貫穿傳統中國幾千年法制不絕， 但在傳統法制的話語體系中， “罪疑惟輕”基於帝王統治的寬仁， 而非無罪推定的理念， 終究推導不出更具挑戰性的“疑罪從無”。
清代因事立法， 因案生例， 往往將個案中的具體情節上升為條例，
由以修訂最為頻繁的“男子拒奸”條例可知， 刑部煞費苦心修改條例， 往往是“出力而不討好”——無論是區分情節輕重， 還是細化量刑等次， 幾乎都於事無補：一方面， 嚴格的“拒奸”情節認定標準之下， 串供與偽證依然無法禁絕——只要能為殺人者開一條生門， 定然有人不擇手段。 另一方面， 真拒奸者， 未必能夠滿足所有條件。 更何況， 要求十五歲以下少年， 孤身反抗並殺死二十五歲以上青壯年等條件， 不免強人所難。 條文越瑣細， 一味追求個案的針對性， 實踐中就越受制於疊床架屋的舊例新規、極為不便， 終於偏離立法者的本意。
歸根結底， 即便有歷次修例作修正， 有“罪疑惟輕”等原則作緩衝， 但只要“男子拒奸”名目尚存， 便始終是立法的薄弱環節。
從技術層面， “男子拒奸”條例， 雖制定後便對同類情況頗具針對性， 然而案例層出不窮， 變化永無止息， 罪狀一再細化， 區別微乎其微。 更機械地套用了“婦女拒奸”規定的表述方式和要素， 這種照搬和套用， 並不能夠反映男子在抗拒強暴的本質特性。 只圖一時便利， 終究問題叢生。
往更深層次的立法合理性與必要性上探求， 頻繁修訂細則或另立新規都並不治本：將“強姦”正條所無的男子“奸”， 視作“拒奸”的啟動原因， 並由此展開男子拒奸、女子拒奸分立並相互影響的立法活動， 其利在於有效回應具體情境與偶發個案， 其弊則非一朝一夕——稱男女“守身殊無二致”， 割裂規律， 糾結於現象的多樣， 片面追求立法的針對性，
“男子拒奸”條文的專設， 是否必要？其“拒奸”的基礎比照“婦女拒奸”是否合理？清代的執法者難免遭遇這樣的困惑。 常見方案， 也是採取起來最為簡便， 但流弊無窮的方案， 是追求個案合理性， 頻繁斟酌和審視特殊的“男子拒奸”案件， 並由刑部從專業角度統一把控疑難案件的裁斷， 不時修補疏漏。 這是修鍋匠般的治標之策。
繁冗條例的存在正是理論與現實中矛盾衝突的寫照。 治本之策， 要到西學東漸、救亡圖存的晚清， 才得到機會運用。 在宣統元年（1909年）核定《現行刑律》時， 修例者終於直言此例不妥， “竊謂此等案件， 全在問官細心推鞫， 不在多立條文。 溯查康熙年間，凡雞奸之案，有照以穢物灌人口鼻問擬者，有照以他物置人孔竅定擬者，良由男女不同，故不以姦情論”。由是借大規模變法修律的契機，趁機刪除一系列積重難返的繁複法規，“男子拒奸”例正在其中。次年頒佈的《欽定大清現行刑律》中，“男子拒奸”條已刪除殆盡。
“男子拒奸”條例的存廢，啟示在於，男女有別，巧立名目規制“男子拒奸”大可不必。清末修律者正是如此反思。而其後從體例到內容均致力於刑法近代化的“新刑律”，清楚區分強姦罪是“對於婦女”；“猥褻行為”則是“對於男女”。更是以正當防衛一條，取代了舊律龐雜的具體規範如拒奸等若干：“於現在不正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為罪。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本刑一等至三等。”延續至1928年《中華民國刑法》第三十六條，“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本刑”。“拒奸”條例的混亂與糾結總算告一段落。
（全文完）
溯查康熙年間，凡雞奸之案，有照以穢物灌人口鼻問擬者，有照以他物置人孔竅定擬者，良由男女不同，故不以姦情論”。由是借大規模變法修律的契機，趁機刪除一系列積重難返的繁複法規，“男子拒奸”例正在其中。次年頒佈的《欽定大清現行刑律》中，“男子拒奸”條已刪除殆盡。“男子拒奸”條例的存廢，啟示在於，男女有別，巧立名目規制“男子拒奸”大可不必。清末修律者正是如此反思。而其後從體例到內容均致力於刑法近代化的“新刑律”，清楚區分強姦罪是“對於婦女”；“猥褻行為”則是“對於男女”。更是以正當防衛一條，取代了舊律龐雜的具體規範如拒奸等若干：“於現在不正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為罪。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本刑一等至三等。”延續至1928年《中華民國刑法》第三十六條，“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本刑”。“拒奸”條例的混亂與糾結總算告一段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