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顏”入魏， 漢後隋前有此人趙之謙在《章安雜說》中記道：“二十歲前， 學<家廟碑>， 日五百字。 ”可見其于顏體， 用功極勤。
重二王書始唐太宗。 今太宗禦書碑具在， 以印世上二王書無少異。 謂太宗書即二王書可也。 要知當日太宗重二王，
趙之謙 篆山·鷗地 聯
趙之謙趙之謙逐步地完全放棄了顏體書而轉向了北魏書法。 他36歲為祁季聞書寫楷書自作詩十二開冊， 可以說是他學北魏書初期經典。 而此一年前， 趙之謙還保留著顏體書風， 僅僅一年的時間， 他的書風便發生了質的變化， 這對常人而言， 是不可想像的。 從此， 他棄顏入魏， 一發而不可止。 37歲時， 致胡培系(子繼)函中述道：“弟讀《藝舟雙楫》者五年，
篆書五言聯 作於1867年 182.9 x 48.3 cm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張宛鄰(名琦，1764～1833年)書法，又開闊了趙之謙的眼界，使其知道真、隸的書法互用。而鄧石如的書法，使其悟出了行筆的頓挫韻律。此外，趙之謙還特別稱道張琦之女張綸英(1780～?年)，以為“國朝書家無過陽湖女士張婉釧名綸英，鄭僖伯以後一人也”。張綸英善北碑，以鄭道昭為法。與趙的作品對比一下，可以明顯地看出她對趙的影響。然而，觀趙之謙35歲後之書，甚至是40歲前後書，風格雖初步形成，而乏筆力，其中運筆、轉折、連接，多有勉強之處。正如他在致魏稼孫函中所說的：“弟此時始悟通自家作書大病五字，曰：起迄不乾淨。(此非他人所能知者。兄或更有指摘，萬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則其中神妙處，有鄧、包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這一“起迄不乾淨”五字病，在行書方面，顯得更為明顯。大約是在40歲之後逐漸得以解決。確切說，是在赴江西任前後—44歲前後完善定格，50歲以後最終完成而至“人書俱老”之境，直逼南北朝高手，有目共睹。正如其自稱：“漢後隋前有此人” 。
趙之謙 畫理·藥名 聯
趙之謙趙之謙於篆書，或因其學篆刻，最初源自鄧石如、吳讓之，其次受同事胡澍影響。當時的篆刻，皆以小篆入印。趙之謙亦學此而只擅長小篆，大篆作品極少，能見得到的僅一橫額，故不足論。清代善篆書者以鄧石如為第一，這在趙的時代已成定論。其他如王澍、洪亮吉、錢坫、孫星衍等篆書高手，皆重玉筋篆，乏變化，不合趙之謙性格，故不為趙所重。鄧之後，張惠言、吳讓之、德林傳其篆法。而同事好友胡澍則於此道有專長。趙在54歲為弟子錢式臨《繹山碑》冊時寫道：“<繹山刻石>北魏時已佚，今所傳鄭文寶刻本拙惡甚。昔人陋為鈔史記，非過也。
趙之謙《行書五言詩紈扇》直徑25cm
我朝篆書以鄧頑伯為第一，頑伯後近人惟揚州吳熙載及吾友績溪胡觰甫。熙載已老，觰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觰甫尚在，吾不敢作篆書。今觰甫不知何往矣。錢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鄧法書繹山文，比于文寶鈔史或少勝耳。”這其中透出種種資訊，其中根本性的則是師法鄧石如。然而，趙之謙與吳讓之的最大區別，便是不墨守成規，師法鄧石如而不死守鄧法，化人為己用。他評鄧石如，天分四，人力六;而包世臣天三人七;吳讓之天一人九;自己則是天七人三。憑天分則在諸人之上。因此，從心底裡，他也不服鄧石如，以為經過努力，除卻“起迄不乾淨”五字病，則有鄧、包諸君不能到者。趙之謙34歲臨<繹山碑>冊及前後篆書作品，結構在鄧石如、胡澍之間，筆力尚乏沉雄。中年為鶴年臨李陽冰《城隍廟碑》等篆隸二體團扇中篆書，將結構美化到了一個極致，在鄧石如、吳讓之、胡澍之外，別出新意。而此新，則主要在於“結構”之美。隸書對於趙之謙，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附帶性的書體。他曾說：“生平因學篆始能隸，學隸始能為正書。”正書—北魏書是趙之謙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自稱“僅能作正書”，篆隸則是為正書的學習作鋪墊。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而實際上趙之謙的篆書已如前述，而隸書亦自成家。
篆書許氏說文敘冊
趙之謙於隸書涉獵很廣，從其傳世作品中便可知其所學。先後臨書有：《石門頌》、《樊敏碑》、《三公山神碑》、<劉熊碑>、《封龍山碑》、《武榮碑》、《魏元平碑》、《成陽靈台碑》等等。從35歲至50歲以後，作品中皆有臨漢碑者。35歲進京後，廣搜碑版。曾為沈均初藏《劉熊碑》作詳細考證，以天一閣宋拓本及翁方綱摹刻江秋史巴予籍雙鉤本為底本，逐一校勘，並作釋文題記。又別出雙鉤之法，大量鉤摹漢碑刻石。其中有《二金蝶堂雙鉤漢碑十種》，皆稀見刻石殘字。45歲為李文田補摹《西嶽華山廟碑》殘本96字，即因“舊雙鉤本”，可知其早年亦曾鉤過《西嶽華山廟碑》。他在35歲時刻《會稽趙氏雙鉤本印記》，作銘雲：“不能響莪能雙鉤，但願文字為我留，千載後人來相求。”可知，趙之謙于隸書，用功亦勤矣!趙之謙初學鄧石如，而後上溯漢碑。以趙之性格，不死守一法，更不拘於某家某體，甚至某碑，故其師法漢隸，終成自家面貌。其初期作品能見到的約35歲前後作，尚欠火候，或形似古人而已。中年《為幼堂隸書七言聯》(40歲)、《隸書張衡靈憲四屏》(40歲)、《為煦齋臨對龍山碑四屏》(41歲)，則已入漢人之室，而行筆仍有鄧石如遺意。晚年如正書，如篆書，沉穩老辣，古樸茂實。筆法則在篆書與正書之間，中鋒為主，兼用側鋒。行筆則寓圓于方，方圓結合。結體扁方，外緊內松，寬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傾之勢，奇正相生。
趙之謙 嵩社·漢官聯
趙之謙作品最多、傳世最廣的是行書。35歲前作品多行書，皆自顏體，細審之，與何紹基有同出一轍者，溫文爾雅，雄渾而灑脫。35歲時，在四足，枕中游仙。”則開始疏遠“顏風”了，在十月作篆書四言聯為魏稼孫補款時，則字形由長方變方扁，雖然點劃還未完全脫離“顏風”，而已由量變開始質變。36歲之後此種顏體行書便再不復作。37歲前後以北碑法試作行書，多牽強之處，其自評之“起迄不乾淨”5字病，在這一時期可以明顯看得出，轉折不自然，筆力亦靡弱。眾所周知，趙之謙北魏風行書是其獨創，前無古人。
趙之謙《篆書急就章》軸
鄧石如開北魏書風氣，而其行草則不作中鋒行筆，而用卷鋒，裹筆而行。包世臣亦然，字型則未脫唐人風範。唯有趙之謙，始將北魏書筆法直接運用到行書之中。因此，它沒有前人所遺留下的“參照物”，而且由於北魏書獨特的用筆方法：卷鋒加側鋒轉換為中鋒，很難于連貫。對此，趙首先是在“文稿”小行書，或者說小字落款中得以解決。40歲前後的款書已經自然老到而全然無生硬之處，雖筆力還不夠渾厚，而行筆已無不暢。從某種意義上講，其行書作品的完全成熟要晚于正書、篆書以及隸書，是最後才得以羽化成形的。45歲以後，心手雙暢，已能隨心所欲，故而一任自然，從筆驅毫，揮灑自如。
《白駒穀題字軸》紙本楷書 168.5×95cm 作於1883年 西泠印社藏
趙之謙曾自稱：“行書亦未學過，僅能稿書而已”。其實趙之謙晚年作品中行書占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只是世間以北魏正書論趙之謙，而忽略其它書體，以至於視北魏風行書為“趙之謙北魏書”，而不予以區別。大凡有成之書家，必自正書入，而以行書結。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趙孟緁、董其昌……，皆如此。近代書法，多掛軸於牆面來欣賞，更是注重行書作品。儘管趙以北碑名世，傳世仍以行書為多。這大概是世人對書家的要求。一個人的書風，各種書體最終如果能得到統一，則其必具獨到風格。50歲之後的趙之謙，尤其是他最晚年的作品，各種書體均已達到了“人書俱老”的境界。所可惜的，是趙之謙平生少作草書，從中年草書《為犍汀草書集聖教序聯》觀之，渾厚質樸中見飄逸，亦全出自北魏筆法。
趙之謙《篆書節錄急就篇扇面》
篆書五言聯 作於1867年 182.9 x 48.3 cm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張宛鄰(名琦，1764～1833年)書法，又開闊了趙之謙的眼界，使其知道真、隸的書法互用。而鄧石如的書法，使其悟出了行筆的頓挫韻律。此外，趙之謙還特別稱道張琦之女張綸英(1780～?年)，以為“國朝書家無過陽湖女士張婉釧名綸英，鄭僖伯以後一人也”。張綸英善北碑，以鄭道昭為法。與趙的作品對比一下，可以明顯地看出她對趙的影響。然而，觀趙之謙35歲後之書，甚至是40歲前後書，風格雖初步形成，而乏筆力，其中運筆、轉折、連接，多有勉強之處。正如他在致魏稼孫函中所說的：“弟此時始悟通自家作書大病五字，曰：起迄不乾淨。(此非他人所能知者。兄或更有指摘，萬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則其中神妙處，有鄧、包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這一“起迄不乾淨”五字病，在行書方面，顯得更為明顯。大約是在40歲之後逐漸得以解決。確切說，是在赴江西任前後—44歲前後完善定格，50歲以後最終完成而至“人書俱老”之境，直逼南北朝高手，有目共睹。正如其自稱：“漢後隋前有此人” 。
趙之謙 畫理·藥名 聯
趙之謙趙之謙於篆書，或因其學篆刻，最初源自鄧石如、吳讓之，其次受同事胡澍影響。當時的篆刻，皆以小篆入印。趙之謙亦學此而只擅長小篆，大篆作品極少，能見得到的僅一橫額，故不足論。清代善篆書者以鄧石如為第一，這在趙的時代已成定論。其他如王澍、洪亮吉、錢坫、孫星衍等篆書高手，皆重玉筋篆，乏變化，不合趙之謙性格，故不為趙所重。鄧之後，張惠言、吳讓之、德林傳其篆法。而同事好友胡澍則於此道有專長。趙在54歲為弟子錢式臨《繹山碑》冊時寫道：“<繹山刻石>北魏時已佚，今所傳鄭文寶刻本拙惡甚。昔人陋為鈔史記，非過也。
趙之謙《行書五言詩紈扇》直徑25cm
我朝篆書以鄧頑伯為第一，頑伯後近人惟揚州吳熙載及吾友績溪胡觰甫。熙載已老，觰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觰甫尚在，吾不敢作篆書。今觰甫不知何往矣。錢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鄧法書繹山文，比于文寶鈔史或少勝耳。”這其中透出種種資訊，其中根本性的則是師法鄧石如。然而，趙之謙與吳讓之的最大區別，便是不墨守成規，師法鄧石如而不死守鄧法，化人為己用。他評鄧石如，天分四，人力六;而包世臣天三人七;吳讓之天一人九;自己則是天七人三。憑天分則在諸人之上。因此，從心底裡，他也不服鄧石如，以為經過努力，除卻“起迄不乾淨”五字病，則有鄧、包諸君不能到者。趙之謙34歲臨<繹山碑>冊及前後篆書作品，結構在鄧石如、胡澍之間，筆力尚乏沉雄。中年為鶴年臨李陽冰《城隍廟碑》等篆隸二體團扇中篆書，將結構美化到了一個極致，在鄧石如、吳讓之、胡澍之外，別出新意。而此新，則主要在於“結構”之美。隸書對於趙之謙，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附帶性的書體。他曾說：“生平因學篆始能隸，學隸始能為正書。”正書—北魏書是趙之謙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自稱“僅能作正書”，篆隸則是為正書的學習作鋪墊。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而實際上趙之謙的篆書已如前述，而隸書亦自成家。
篆書許氏說文敘冊
趙之謙於隸書涉獵很廣，從其傳世作品中便可知其所學。先後臨書有：《石門頌》、《樊敏碑》、《三公山神碑》、<劉熊碑>、《封龍山碑》、《武榮碑》、《魏元平碑》、《成陽靈台碑》等等。從35歲至50歲以後，作品中皆有臨漢碑者。35歲進京後，廣搜碑版。曾為沈均初藏《劉熊碑》作詳細考證，以天一閣宋拓本及翁方綱摹刻江秋史巴予籍雙鉤本為底本，逐一校勘，並作釋文題記。又別出雙鉤之法，大量鉤摹漢碑刻石。其中有《二金蝶堂雙鉤漢碑十種》，皆稀見刻石殘字。45歲為李文田補摹《西嶽華山廟碑》殘本96字，即因“舊雙鉤本”，可知其早年亦曾鉤過《西嶽華山廟碑》。他在35歲時刻《會稽趙氏雙鉤本印記》，作銘雲：“不能響莪能雙鉤，但願文字為我留，千載後人來相求。”可知，趙之謙于隸書，用功亦勤矣!趙之謙初學鄧石如，而後上溯漢碑。以趙之性格，不死守一法，更不拘於某家某體，甚至某碑，故其師法漢隸，終成自家面貌。其初期作品能見到的約35歲前後作，尚欠火候，或形似古人而已。中年《為幼堂隸書七言聯》(40歲)、《隸書張衡靈憲四屏》(40歲)、《為煦齋臨對龍山碑四屏》(41歲)，則已入漢人之室，而行筆仍有鄧石如遺意。晚年如正書，如篆書，沉穩老辣，古樸茂實。筆法則在篆書與正書之間，中鋒為主，兼用側鋒。行筆則寓圓于方，方圓結合。結體扁方，外緊內松，寬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傾之勢，奇正相生。
趙之謙 嵩社·漢官聯
趙之謙作品最多、傳世最廣的是行書。35歲前作品多行書，皆自顏體，細審之，與何紹基有同出一轍者，溫文爾雅，雄渾而灑脫。35歲時，在四足，枕中游仙。”則開始疏遠“顏風”了，在十月作篆書四言聯為魏稼孫補款時，則字形由長方變方扁，雖然點劃還未完全脫離“顏風”，而已由量變開始質變。36歲之後此種顏體行書便再不復作。37歲前後以北碑法試作行書，多牽強之處，其自評之“起迄不乾淨”5字病，在這一時期可以明顯看得出，轉折不自然，筆力亦靡弱。眾所周知，趙之謙北魏風行書是其獨創，前無古人。
趙之謙《篆書急就章》軸
鄧石如開北魏書風氣，而其行草則不作中鋒行筆，而用卷鋒，裹筆而行。包世臣亦然，字型則未脫唐人風範。唯有趙之謙，始將北魏書筆法直接運用到行書之中。因此，它沒有前人所遺留下的“參照物”，而且由於北魏書獨特的用筆方法：卷鋒加側鋒轉換為中鋒，很難于連貫。對此，趙首先是在“文稿”小行書，或者說小字落款中得以解決。40歲前後的款書已經自然老到而全然無生硬之處，雖筆力還不夠渾厚，而行筆已無不暢。從某種意義上講，其行書作品的完全成熟要晚于正書、篆書以及隸書，是最後才得以羽化成形的。45歲以後，心手雙暢，已能隨心所欲，故而一任自然，從筆驅毫，揮灑自如。
《白駒穀題字軸》紙本楷書 168.5×95cm 作於1883年 西泠印社藏
趙之謙曾自稱：“行書亦未學過，僅能稿書而已”。其實趙之謙晚年作品中行書占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只是世間以北魏正書論趙之謙，而忽略其它書體，以至於視北魏風行書為“趙之謙北魏書”，而不予以區別。大凡有成之書家，必自正書入，而以行書結。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趙孟緁、董其昌……，皆如此。近代書法，多掛軸於牆面來欣賞，更是注重行書作品。儘管趙以北碑名世，傳世仍以行書為多。這大概是世人對書家的要求。一個人的書風，各種書體最終如果能得到統一，則其必具獨到風格。50歲之後的趙之謙，尤其是他最晚年的作品，各種書體均已達到了“人書俱老”的境界。所可惜的，是趙之謙平生少作草書，從中年草書《為犍汀草書集聖教序聯》觀之，渾厚質樸中見飄逸，亦全出自北魏筆法。
趙之謙《篆書節錄急就篇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