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請不要試圖從王洛勇身上尋找“諸葛亮”的影子， 這註定會失敗。
“和本人完全不一樣”——王洛勇自己也一再強調， “那不是我”。
然而， 演員就是這樣一種神奇的存在。 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表演方式， 讓埋身於故紙堆的歷史人物， 再次映射出鮮活的生命體。
於是， 我們在《虎嘯龍吟》中見到了這樣的諸葛亮。 沒有敬而遠之的謫仙之感， 亦無多智近妖的狡黠， 王洛勇將這位800多年前的歷史人物、曾被人奉為神明的忠智武侯， 還原為可感可親、最接地氣的蜀漢丞相。
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 靜以修身， 儉以養德。 非澹泊無以明志，
《誡子書》是諸葛亮臨終前寫給兒子諸葛瞻的家書， 精短凝練， 字字珠璣， 雖是誡子之言， 亦可看做是他一生的準則。 而為了達到“寧靜致遠”的狀態， 王洛勇下足了功夫。
《虎嘯龍吟》
除了看到自己新生兒子時的欣喜若狂， 還有火燒上方谷時“天不佑蜀漢”的痛徹心扉， 諸葛亮情緒鮮有大開大合。 然而面前的王洛勇， 雖無“每臨大事有靜氣”的神人風範， 但顯然更富有激情， 也更為有趣。
因此， 接到角色後， 王洛勇擔心的重點， 可以歸結為一個“穩”字。 如何“寧靜致遠”， 他並不擅長， 可這是最終的目標：“秀波一直提醒我說， 穩一些， 靜一點， 發現拍出來的不滿意， 隨時可以重拍。 索性我就開始練太極拳， 觀察身邊所有人， 尤其發現張永新導演言談舉止很沉穩， 甚至他的呼吸節奏都可借鑒， 因為他就是個特別特別靜的人。 ”
王洛勇惟妙惟肖地模仿《軍師聯盟》和《虎嘯龍吟》的導演張永新，
洛勇先生比孔明先生更有活力。 採訪過程中， 你會不由自主被他的情緒帶動， 這也是他的個人魅力所在——說到盡情處， 要麼手舞足蹈， 要麼就來一次活靈活現的模仿， 不吝惜讚美， 也善於貢獻各種“表情包”。
讓一個習慣於生龍活虎的人迅速靜下來， 難， 尤其又飾演這樣一個重量級歷史人物， “很深沉的東西怕不夠”。 於是， 把導演的“靜功”學到手， 又每天打太極， 王洛勇把身體裡所有的“靜”都調出來， 一個“靜靜的諸葛亮”就這樣誕生。
鋪天蓋地的好評與讚美， 可以說是意外的驚喜。 當初能接下這個角色， 完全是受到團隊的鼓勵， 王洛勇自己一開始完全是拒絕的， 一直嘀咕“我怎麼能演諸葛亮呢”。
然而， 《虎嘯龍吟》播出後， 收到的回饋比初衷更喜人。 王洛勇最初的想法， 只是用盡全力塑造好角色， “壓根沒想過這麼多90後、00後的孩子會這麼喜歡這部戲。 ”
至於諸葛亮的影響力漂洋過海，
當《虎嘯龍吟》的海報出現在紐約時代廣場時， 王洛勇的美國朋友們紛紛感慨， 上次他在這裡出現， 還是因《西貢小姐》， 如今卻以這麼有名的一位中國歷史人物的形象回歸。
《虎嘯龍吟》
有不少網友表示疑惑，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國內尚且被認為是“愚忠”，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人能理解嗎？
王洛勇的回答斬釘截鐵：“他們太瞭解了。”
王洛勇解釋說，西方人對於責任感的訓練，都是從小開始，各個行會更是有嚴格的職業道德規範。而諸葛亮，正是忠誠、誠信、無私、公平、契約精神的代表。
“諸葛亮一生都在遵守誓言，即使碰到這麼一個扶不起來的劉禪，也要把他身邊的四梁八柱立好，從來沒想過取而代之。魔鬼的野心，他是沒有的。他的坦蕩源于無私，寧靜源於單純。”
而這樣傑出的中國人形象，西方社會可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虎嘯龍吟》
王洛勇苦笑，西方人的“中國印象”，大多是“打打殺殺，瘋狂搞笑，英文奇腔怪調”。
“所以英文版《出師表》傳播出去，美國朋友聽完，說你們還有這樣的人物？這麼有責任感，這麼忠誠？我說有啊！所以我覺得，這個形象的塑造蠻有意義的。”
意義在於，不僅僅是一次具有挑戰性的角色塑造，更是意外地發現為中國做了一次正面的形象普及。在國外定居多年，王洛勇發現，中國的文化表達在世界舞臺上，很多年來一直停留在技術和民俗風情展覽的層面，如雜技、武術、耍獅舞龍。
“讓人家看我們能頂多少碗，翻多少跟頭，腰腿有多軟，打打殺殺、語言不潔比比皆是，我們用形體來展示的作品，遠遠超過了用思想的。”
如今，西方終於開始對中國變革和文化內涵有所注重了，但我們實在缺少一支訓練有素、能講好中國故事、並且能用中英文與世界進行高水準對話交流的團隊。“做了英文版《出師表》之前，我起初也沒意識到它會有這般影響和效果，但現在發現，作用確實蠻大的。”
說到英文版《出師表》，王洛勇坦言，自己一開始其實有些抵觸，還是在團隊和經紀人一再堅持下才去嘗試的。“我說好端端的古文幹嘛整成英文的，誰看呢？沒想到很多年輕人，尤其是那些留學海外、想家的年輕人，對他們來說，這是來自于古漢語的記憶。”
王洛勇發現，僅僅有經典名著是不夠的，文化工作者還要繼承講述的傳統，講述方式更要多種多樣。在他看來，文化自信應該來自于文化訴說：“我們對中國文化應該有足夠的信心，因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是非常有分量的。”
2
聊到以前演過的角色——楊靖宇、焦裕祿、李白，王洛勇乾脆來了段即興表演，模仿每個角色的臺詞、聲調。他笑道，這些角色其實都不是自己選的，認為自己“沒到那個份上”：“都是別人找到的我。我是個缺乏自信的人，所以很多角色都不敢演的，比如這個諸葛亮一開始也是，都是團隊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但久而久之，大家就會考慮我演這些，反而海歸的戲沒人找我演。”
的確，歸國以後，王洛勇接的全是這類“接地氣的正面角色”，他自己調侃說，因為“在國外演反派太多了”，因此回國以後，開始盡情地演這些民族英雄、民族脊樑、男人榜樣。這樣的正面形象，“在國外根本撈不到”。
《焦裕祿》
採訪中，王洛勇的一句話讓人極為感動：“如果藝術家不為自己出生過的土地呐喊，聲音是沒有根的。”
所以，他厭惡了去塑造這些醜陋、愚昧、膽小、罪惡、猥瑣的中國人。世界對中國的瞭解，遠遠少於中國對世界的瞭解。
用正面的角色來弘揚中國文化，已經是刻不容緩。2001年，王洛勇回國。兜兜轉轉，百轉千回，2018年，終於在《虎嘯龍吟》中，把諸葛亮的形象推向世界。
“中國有這樣的人物？”
“當然。”
名如其人。王洛勇的“勇”，是流淌在血液中的，幾次關鍵時刻，都極具勇氣。比如當年好好的上戲老師不做了，鐵飯碗不要，直接去了美國從頭打拼。而好不容易熬到了“百老匯華裔第一人”，又是一個筋斗雲，騰雲駕霧回了國。
《西貢小姐》
然而回國以後，王洛勇發現，久違的祖國有些陌生，80年代離開，20世紀初回國，中間一段是空白。“就像是剪接上的一樣，好多事都看不懂了”。
而最不習慣的，當屬國內的衛生問題。拍戲的時候，有幾次在農村上廁所，簡直要了命。而劇組扔垃圾的習慣，更是讓他沒法適應。開始覺得自己“挺矯情”，後來乾脆不管了，看到了垃圾就撿。
王洛勇調侃自己，這叫“被資本主義的香風吹迷糊了”。
“回來以後，從工作到生活起居，甚至如何跟人打交道，都要從頭學起，還有好多小事都得調整。在國外習慣了說謝謝，回國以後有人就說我特虛偽，說我怎麼老跟人說謝謝，咱倆認識好幾天了你還謝謝？我說哦，謝謝你告訴我。”
李安曾評價王洛勇，說他是個“生不逢時的演員”。
之所以說“生不逢時”，是因為要找一批像他這樣既懂中文又懂英文的演員，無論是在美國還是中國，都很難湊齊。即使像李安這樣具備國際影響力的大導演，也不得不服從中國市場。李安給王洛勇提醒過，在很長時間內，他的能力有可能不會被國內製作人看好，要做好心理準備。
被李安這樣一說，王洛勇也曾很煩惱。但這種擔憂很快消散，因為他發現了自己“最能做的是什麼”。
“我可以教書啊，我可以把我這些橫跨東西的知識，傳承給年輕學生，來培養中國的下一代，來彌補李安曾經講過的，兩邊都找不齊的這種演員生態。當時想，我是千人計畫和上海東方學者的獲得者，國家給我這麼大的榮譽，我應該對得起這個稱號。我就說回到上戲教書吧。我這輩子可能當明星是有限的，或者做最好的演員也會打折扣，機會不會都到我身上來，但是如果我教書，我可能會教出更多的好學生。”
3
當年上戲畢業後，王洛勇就留校當老師，後來在麻省藝術學院、威斯康辛大學教戲劇，現在又重新回到上戲任教。如今的王洛勇，除了拍戲，剩下的時間全部用在教學工作中。很快他就發現，國內國外的表演系學生差距太大了。
“最讓我痛心疾首的，是這些學生的毅力太差，練基本功沒有耐心，讓我非常痛苦。我在國外學的戲劇教育，在美國也教了很多年的書，來自美國、歐洲、南美的學生，從沒有過遲到、作弊，然而這些情況是經常會在國內出現的，很是讓我痛心。”
《虎嘯龍吟》
除了專業課輔導，王洛勇甚至開始彌補學生們家庭、中小學教育上的缺失：“這方面做了最強的調整，小學、中學、家庭沒有輔導好的習慣，我們要儘快給糾正，讓他們做好職業的準備，否則他們最多以後只能在中國劇組演演戲，世界的劇組合作不了的。世界迫切想瞭解中國，所以我希望中國有一支懂得世界文化的演藝團隊，能帶著人類共同有的美好品德走進去，否則永遠會被恥笑的。”
比較讓他欣慰的是，目前市場上對這幾屆學生的回饋相當不錯，甚至對在校生都開始“預定”，但他知道這些遠遠不夠。除了上戲，王洛勇還在全國各地授課，但每次得到的回饋是，講的東西很好，但實現不了，尤其在中國劇組，百分之一都用不到。
“我說不怕，好的東西就得講，你看諸葛亮的好東西憋了八百年，90後的孩子不是照樣擁抱它嗎，所以我在想我應該多做一些這樣的工作。”
《虎嘯龍吟》
越往前走，越覺得任重而道遠。國外的演員，畢業于哈佛、耶魯、牛津、劍橋這些世界一流名校的大有人在。一位優秀的演員的培養，應該在入學之前就開始了。王洛勇發現，國內的早期教育太落後了，考上戲的學生入學前，“能讀完一整本劇本的考生幾乎沒有”，但是在美國招生，讀上50部整本劇本的，“大把抓”。
“這就是我們的早期教育，對閱讀不重視，孩子對戲劇文學作品接觸的太少。家庭不瞭解，社區不瞭解，學校老師不瞭解，甚至到了大學，教他藝術技能的老師都有可能不瞭解。所以我們只是在傳承技術，而人文修養的培養，對國家命運的關心，對民族文明的態度，這樣的訓練太少了。”
身為上海戲劇學院音樂劇中心主任，王洛勇完全知曉學生畢業以後為什麼紛紛轉做影視演員，也表示理解：“就是分配不公平，拍一部電視劇得到的錢和拍一部話劇得到的錢差異太大，另外在今天中國的文化消費概念裡面，走進劇場成本太高，花那個錢不如吃火鍋，吃海鮮。”
《簡·愛》
他給我們算了筆賬：“比如我在國家大劇院演的《簡·愛》，七點半開始，最便宜的150元，最貴的690元，買票加上停車，看完演出再吃個夜宵，一晚上就得五六百，對於普通工薪階層可能會覺得吃力。但百老匯票價跟全國平均工資相比，這個比例就會低很多。現在文化市場很混亂，沒有監督機制，你看美國二三十年代經濟大危機之後，有很長時間也是這樣，所以中國也要經過多方面鼓勵、調整、監督。現在我們在上戲，經常請外國專家來講課，讓我們的學生有這樣的市場意識，說不定有一天，我們的孩子就是國家文化部門、國內文化企業的領導幹部，所以現在我們給他們裝的東西越多越好。”
4
王洛勇也痛斥現在的唯顏值論，認為“我們的外觀主義已經到了一個極端病態的時代”。
“現在招演員都是憑長相，全都是高個兒，小瓜子臉，我說咱們不是招模特，國外胖演員多了去了。但在國內，中年女演員基本沒有戲演的，體重多一點的演員也很艱難。但像國外Hairspray裡那個胖丫頭，人家都有戲可演的，我們這兒沒有的。”
王洛勇一言以蔽之，之所以有種種亂象，原因就是“我們不自信到極點”。而荒謬的是，因果迴圈，亂象導致的結果，是讓大家更加不自信。演員的思想、品德、修養不被今天的購片人看重，大家重視的，一定是“幾眼皮的眼，瓜子般的臉”，而生活中的真人各有差異，高矮胖瘦各有不同。
《虎嘯龍吟》
“全都整成一樣，跟機器人有什麼區別？機器人才按標準生產，活人就得有差異。”
差異就是美——這一點在西方演藝教學中非常清晰。所有的學生進來都是公平的，是自信的，是被鼓勵的，而我們的大環境裡面，只有漂亮的人是被寵愛的。
“包括我們的廣告是很病態的，勞動人民的形象是沒有的。在國外，一二線演員拍廣告是被人笑的，而我們這裡經濟獎賞更豐厚，當然可能大家也需要些資本積累。”
王洛勇呼籲大家，不等於今天流行的就是最好的，好東西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大家需要有耐心，還開玩笑說：“和我一樣不自信，對自己形象不滿意的人，覺得自己各方面還有差距的人，咱們是一樣的，我覺得咱們應該相互鼓勵。”
然而，作為曾經的郭靖大俠，王洛勇並不贊成過多的武俠文化輸出，也不希望有太多武俠元素在西方的舞臺、銀幕上呈現。
《神雕俠侶》
王洛勇告訴我們，在百老匯一直有個說法：能羅曼蒂克的法國人，能神秘勇猛的是義大利人，有修養的是英國人，有探險、創新精神的是美國人，神秘不可測的是日本人，而不管到哪兒有錢就去賺、啥規矩都不講的，是中國人。
“為什麼會這麼分？因為我們的作品太多這樣的人了。所以我認為中國的戲再出去，就不要只做拳打腳踢、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中國人，這個正好套進了中國威脅論，讓人感覺我們就是沒文化，沒法溝通。所以中國應該多些諸葛亮這樣的戲，忠誠守信，有責任感，有契約精神，忠貞不渝，全世界聽到這樣的故事都會感興趣，看到這樣的人都會去交朋友的。”
《虎嘯龍吟》
今年的平安夜，就是王洛勇老師的六十歲生日。平安夜就是自己的生日，這還是出國以後才知道的，在一次偶然的教堂畫像經歷中，才知道自己和耶穌的生日是同一天。
回憶起在美國的幾年，王洛勇表示，絲毫沒有“普天同慶”的感覺，過生日總是很孤獨，因為耶誕節放假，大家紛紛回家過節，只剩他一個人無家可歸，只能到中國城吃碗麵條。後來老師聽說了這種情況，特意把12月所有的生日集中到1號，提前為他過生日。
眼看已到耳順之年，王洛勇表示，這是個感謝母親的日子，沒有必要“自鳴得意”。而且，每次一到生日，反而倍感失落，覺得好多事沒有做成。尤其有著“千人計畫專家”、“東方學者”的榮譽稱號，“希望能幹多長時間就多長時間，把學到的東西貢獻給祖國，所以沒有退休這一說。”
不退休對他來說，真是再好不過了：“不管是我自己的演藝事業，還是教學工作，都能多做一些，此外，希望能更加實實在在幫助弱勢群體。我剛在貴州拍完脫貧的故事，村支書帶領鄉親們，堅持了三十多年在家鄉種樹，克服當地的氣候地理環境，逐漸依靠農作物脫貧致富。我時常在想，中國還沒有到一個享樂的時代。從北京出發，到地方上走走看，真正需要幫助的地方蠻多的。所以用文化知識也好，獻策獻計也罷，或是公眾人物在平臺上呼喊，大家應該多做一些幫助中國發展的事。所以，為了讓大家都能過上好日子，每個人還得繼續努力工作，包括我。”
《虎嘯龍吟》
有不少網友表示疑惑，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國內尚且被認為是“愚忠”，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人能理解嗎？
王洛勇的回答斬釘截鐵：“他們太瞭解了。”
王洛勇解釋說，西方人對於責任感的訓練，都是從小開始，各個行會更是有嚴格的職業道德規範。而諸葛亮，正是忠誠、誠信、無私、公平、契約精神的代表。
“諸葛亮一生都在遵守誓言，即使碰到這麼一個扶不起來的劉禪，也要把他身邊的四梁八柱立好，從來沒想過取而代之。魔鬼的野心，他是沒有的。他的坦蕩源于無私，寧靜源於單純。”
而這樣傑出的中國人形象，西方社會可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虎嘯龍吟》
王洛勇苦笑，西方人的“中國印象”，大多是“打打殺殺，瘋狂搞笑，英文奇腔怪調”。
“所以英文版《出師表》傳播出去，美國朋友聽完，說你們還有這樣的人物？這麼有責任感，這麼忠誠？我說有啊！所以我覺得，這個形象的塑造蠻有意義的。”
意義在於，不僅僅是一次具有挑戰性的角色塑造，更是意外地發現為中國做了一次正面的形象普及。在國外定居多年，王洛勇發現，中國的文化表達在世界舞臺上，很多年來一直停留在技術和民俗風情展覽的層面，如雜技、武術、耍獅舞龍。
“讓人家看我們能頂多少碗，翻多少跟頭，腰腿有多軟，打打殺殺、語言不潔比比皆是，我們用形體來展示的作品，遠遠超過了用思想的。”
如今，西方終於開始對中國變革和文化內涵有所注重了，但我們實在缺少一支訓練有素、能講好中國故事、並且能用中英文與世界進行高水準對話交流的團隊。“做了英文版《出師表》之前，我起初也沒意識到它會有這般影響和效果，但現在發現，作用確實蠻大的。”
說到英文版《出師表》，王洛勇坦言，自己一開始其實有些抵觸，還是在團隊和經紀人一再堅持下才去嘗試的。“我說好端端的古文幹嘛整成英文的，誰看呢？沒想到很多年輕人，尤其是那些留學海外、想家的年輕人，對他們來說，這是來自于古漢語的記憶。”
王洛勇發現，僅僅有經典名著是不夠的，文化工作者還要繼承講述的傳統，講述方式更要多種多樣。在他看來，文化自信應該來自于文化訴說：“我們對中國文化應該有足夠的信心，因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是非常有分量的。”
2
聊到以前演過的角色——楊靖宇、焦裕祿、李白，王洛勇乾脆來了段即興表演，模仿每個角色的臺詞、聲調。他笑道，這些角色其實都不是自己選的，認為自己“沒到那個份上”：“都是別人找到的我。我是個缺乏自信的人，所以很多角色都不敢演的，比如這個諸葛亮一開始也是，都是團隊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但久而久之，大家就會考慮我演這些，反而海歸的戲沒人找我演。”
的確，歸國以後，王洛勇接的全是這類“接地氣的正面角色”，他自己調侃說，因為“在國外演反派太多了”，因此回國以後，開始盡情地演這些民族英雄、民族脊樑、男人榜樣。這樣的正面形象，“在國外根本撈不到”。
《焦裕祿》
採訪中，王洛勇的一句話讓人極為感動：“如果藝術家不為自己出生過的土地呐喊，聲音是沒有根的。”
所以，他厭惡了去塑造這些醜陋、愚昧、膽小、罪惡、猥瑣的中國人。世界對中國的瞭解，遠遠少於中國對世界的瞭解。
用正面的角色來弘揚中國文化，已經是刻不容緩。2001年，王洛勇回國。兜兜轉轉，百轉千回，2018年，終於在《虎嘯龍吟》中，把諸葛亮的形象推向世界。
“中國有這樣的人物？”
“當然。”
名如其人。王洛勇的“勇”，是流淌在血液中的，幾次關鍵時刻，都極具勇氣。比如當年好好的上戲老師不做了，鐵飯碗不要，直接去了美國從頭打拼。而好不容易熬到了“百老匯華裔第一人”，又是一個筋斗雲，騰雲駕霧回了國。
《西貢小姐》
然而回國以後，王洛勇發現，久違的祖國有些陌生，80年代離開，20世紀初回國，中間一段是空白。“就像是剪接上的一樣，好多事都看不懂了”。
而最不習慣的，當屬國內的衛生問題。拍戲的時候，有幾次在農村上廁所，簡直要了命。而劇組扔垃圾的習慣，更是讓他沒法適應。開始覺得自己“挺矯情”，後來乾脆不管了，看到了垃圾就撿。
王洛勇調侃自己，這叫“被資本主義的香風吹迷糊了”。
“回來以後，從工作到生活起居，甚至如何跟人打交道，都要從頭學起，還有好多小事都得調整。在國外習慣了說謝謝，回國以後有人就說我特虛偽，說我怎麼老跟人說謝謝，咱倆認識好幾天了你還謝謝？我說哦，謝謝你告訴我。”
李安曾評價王洛勇，說他是個“生不逢時的演員”。
之所以說“生不逢時”，是因為要找一批像他這樣既懂中文又懂英文的演員，無論是在美國還是中國，都很難湊齊。即使像李安這樣具備國際影響力的大導演，也不得不服從中國市場。李安給王洛勇提醒過，在很長時間內，他的能力有可能不會被國內製作人看好，要做好心理準備。
被李安這樣一說，王洛勇也曾很煩惱。但這種擔憂很快消散，因為他發現了自己“最能做的是什麼”。
“我可以教書啊，我可以把我這些橫跨東西的知識，傳承給年輕學生，來培養中國的下一代，來彌補李安曾經講過的，兩邊都找不齊的這種演員生態。當時想，我是千人計畫和上海東方學者的獲得者，國家給我這麼大的榮譽，我應該對得起這個稱號。我就說回到上戲教書吧。我這輩子可能當明星是有限的，或者做最好的演員也會打折扣，機會不會都到我身上來，但是如果我教書，我可能會教出更多的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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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上戲畢業後，王洛勇就留校當老師，後來在麻省藝術學院、威斯康辛大學教戲劇，現在又重新回到上戲任教。如今的王洛勇，除了拍戲，剩下的時間全部用在教學工作中。很快他就發現，國內國外的表演系學生差距太大了。
“最讓我痛心疾首的，是這些學生的毅力太差，練基本功沒有耐心，讓我非常痛苦。我在國外學的戲劇教育，在美國也教了很多年的書，來自美國、歐洲、南美的學生，從沒有過遲到、作弊，然而這些情況是經常會在國內出現的，很是讓我痛心。”
《虎嘯龍吟》
除了專業課輔導，王洛勇甚至開始彌補學生們家庭、中小學教育上的缺失：“這方面做了最強的調整，小學、中學、家庭沒有輔導好的習慣，我們要儘快給糾正，讓他們做好職業的準備，否則他們最多以後只能在中國劇組演演戲，世界的劇組合作不了的。世界迫切想瞭解中國，所以我希望中國有一支懂得世界文化的演藝團隊，能帶著人類共同有的美好品德走進去，否則永遠會被恥笑的。”
比較讓他欣慰的是，目前市場上對這幾屆學生的回饋相當不錯，甚至對在校生都開始“預定”，但他知道這些遠遠不夠。除了上戲，王洛勇還在全國各地授課，但每次得到的回饋是，講的東西很好，但實現不了，尤其在中國劇組，百分之一都用不到。
“我說不怕，好的東西就得講，你看諸葛亮的好東西憋了八百年，90後的孩子不是照樣擁抱它嗎，所以我在想我應該多做一些這樣的工作。”
《虎嘯龍吟》
越往前走，越覺得任重而道遠。國外的演員，畢業于哈佛、耶魯、牛津、劍橋這些世界一流名校的大有人在。一位優秀的演員的培養，應該在入學之前就開始了。王洛勇發現，國內的早期教育太落後了，考上戲的學生入學前，“能讀完一整本劇本的考生幾乎沒有”，但是在美國招生，讀上50部整本劇本的，“大把抓”。
“這就是我們的早期教育，對閱讀不重視，孩子對戲劇文學作品接觸的太少。家庭不瞭解，社區不瞭解，學校老師不瞭解，甚至到了大學，教他藝術技能的老師都有可能不瞭解。所以我們只是在傳承技術，而人文修養的培養，對國家命運的關心，對民族文明的態度，這樣的訓練太少了。”
身為上海戲劇學院音樂劇中心主任，王洛勇完全知曉學生畢業以後為什麼紛紛轉做影視演員，也表示理解：“就是分配不公平，拍一部電視劇得到的錢和拍一部話劇得到的錢差異太大，另外在今天中國的文化消費概念裡面，走進劇場成本太高，花那個錢不如吃火鍋，吃海鮮。”
《簡·愛》
他給我們算了筆賬：“比如我在國家大劇院演的《簡·愛》，七點半開始，最便宜的150元，最貴的690元，買票加上停車，看完演出再吃個夜宵，一晚上就得五六百，對於普通工薪階層可能會覺得吃力。但百老匯票價跟全國平均工資相比，這個比例就會低很多。現在文化市場很混亂，沒有監督機制，你看美國二三十年代經濟大危機之後，有很長時間也是這樣，所以中國也要經過多方面鼓勵、調整、監督。現在我們在上戲，經常請外國專家來講課，讓我們的學生有這樣的市場意識，說不定有一天，我們的孩子就是國家文化部門、國內文化企業的領導幹部，所以現在我們給他們裝的東西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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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洛勇也痛斥現在的唯顏值論，認為“我們的外觀主義已經到了一個極端病態的時代”。
“現在招演員都是憑長相，全都是高個兒，小瓜子臉，我說咱們不是招模特，國外胖演員多了去了。但在國內，中年女演員基本沒有戲演的，體重多一點的演員也很艱難。但像國外Hairspray裡那個胖丫頭，人家都有戲可演的，我們這兒沒有的。”
王洛勇一言以蔽之，之所以有種種亂象，原因就是“我們不自信到極點”。而荒謬的是，因果迴圈，亂象導致的結果，是讓大家更加不自信。演員的思想、品德、修養不被今天的購片人看重，大家重視的，一定是“幾眼皮的眼，瓜子般的臉”，而生活中的真人各有差異，高矮胖瘦各有不同。
《虎嘯龍吟》
“全都整成一樣，跟機器人有什麼區別？機器人才按標準生產，活人就得有差異。”
差異就是美——這一點在西方演藝教學中非常清晰。所有的學生進來都是公平的，是自信的，是被鼓勵的，而我們的大環境裡面，只有漂亮的人是被寵愛的。
“包括我們的廣告是很病態的，勞動人民的形象是沒有的。在國外，一二線演員拍廣告是被人笑的，而我們這裡經濟獎賞更豐厚，當然可能大家也需要些資本積累。”
王洛勇呼籲大家，不等於今天流行的就是最好的，好東西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大家需要有耐心，還開玩笑說：“和我一樣不自信，對自己形象不滿意的人，覺得自己各方面還有差距的人，咱們是一樣的，我覺得咱們應該相互鼓勵。”
然而，作為曾經的郭靖大俠，王洛勇並不贊成過多的武俠文化輸出，也不希望有太多武俠元素在西方的舞臺、銀幕上呈現。
《神雕俠侶》
王洛勇告訴我們，在百老匯一直有個說法：能羅曼蒂克的法國人，能神秘勇猛的是義大利人，有修養的是英國人，有探險、創新精神的是美國人，神秘不可測的是日本人，而不管到哪兒有錢就去賺、啥規矩都不講的，是中國人。
“為什麼會這麼分？因為我們的作品太多這樣的人了。所以我認為中國的戲再出去，就不要只做拳打腳踢、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中國人，這個正好套進了中國威脅論，讓人感覺我們就是沒文化，沒法溝通。所以中國應該多些諸葛亮這樣的戲，忠誠守信，有責任感，有契約精神，忠貞不渝，全世界聽到這樣的故事都會感興趣，看到這樣的人都會去交朋友的。”
《虎嘯龍吟》
今年的平安夜，就是王洛勇老師的六十歲生日。平安夜就是自己的生日，這還是出國以後才知道的，在一次偶然的教堂畫像經歷中，才知道自己和耶穌的生日是同一天。
回憶起在美國的幾年，王洛勇表示，絲毫沒有“普天同慶”的感覺，過生日總是很孤獨，因為耶誕節放假，大家紛紛回家過節，只剩他一個人無家可歸，只能到中國城吃碗麵條。後來老師聽說了這種情況，特意把12月所有的生日集中到1號，提前為他過生日。
眼看已到耳順之年，王洛勇表示，這是個感謝母親的日子，沒有必要“自鳴得意”。而且，每次一到生日，反而倍感失落，覺得好多事沒有做成。尤其有著“千人計畫專家”、“東方學者”的榮譽稱號，“希望能幹多長時間就多長時間，把學到的東西貢獻給祖國，所以沒有退休這一說。”
不退休對他來說，真是再好不過了：“不管是我自己的演藝事業，還是教學工作，都能多做一些，此外，希望能更加實實在在幫助弱勢群體。我剛在貴州拍完脫貧的故事，村支書帶領鄉親們，堅持了三十多年在家鄉種樹，克服當地的氣候地理環境，逐漸依靠農作物脫貧致富。我時常在想，中國還沒有到一個享樂的時代。從北京出發，到地方上走走看，真正需要幫助的地方蠻多的。所以用文化知識也好，獻策獻計也罷，或是公眾人物在平臺上呼喊，大家應該多做一些幫助中國發展的事。所以，為了讓大家都能過上好日子，每個人還得繼續努力工作，包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