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與甲午戰爭那段歷史，為何俄國說李鴻章“天真”

19世紀70年代日本侵台事件發生以後，清廷總理衙門對日本其實已經有了戒心，即當時興起的“海防論”。但是，從80年代直至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清政府對日本始于明治維新前後的“征韓”論及“大亞洲”論卻顯得一無所知。李鴻章“尚未料到日本真的借朝鮮問題發的侵略戰爭，更完全沒有想到日本會趁機發動一場大規模的侵略中國的戰爭”（戚其章《晚清史治要》）。相反，日本卻自歐洲入侵中國以後，它的目光一直緊盯著中國，對大清國非常瞭解，如史冊記載魏源《海國圖志》流入日本，早期日本維新志士都有遊歷觀察的經歷。

在適當的列強入侵的時代背景下，引發了日本的改革維新大潮。這是一種相互瞭解的不對等。正因為如此， “中國在同日本關於朝鮮問題的交涉中，才會愈來愈陷入被動境地”（戚其章語，同上書），也導致了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初期清朝官紳盲目自大“速勝論”的出臺。

不能否認，清廷一部分官僚對日本有一個逐步轉變的清醒認識，但他們的“持久論”和避戰論只成了傳統非戰即投降主流觀中的逆流聲音。在不明瞭日本企圖的前提下，傳統主戰即愛國、主和即投降成為了甲午戰爭前輿情的必然。

在主戰“速勝論”中， “7月16日諭：現在倭韓情事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著懍遵旨，將佈置進兵一切事宜，迅籌複奏。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

與此同時，日本出兵朝鮮，目的不在僅指朝鮮，而是拖住清朝軍隊，以找到真正侵略對手。 “顯而易見，日本的目的是，既要日軍死賴在朝鮮不撤，又要想方設法拖住赴朝清軍，以製造對中國直接開戰的藉口”

史料揭示，李鴻章確曾得到俄使喀西尼未被俄國政府批准的個人關於中日衝突干預的意見。李鴻章在豐島海戰前兩天，還在電告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將來俄擬派兵船，

屆時或令汝隨同觀戰”（馬建忠等《東行三錄》，馬乃李鴻章幕僚），對俄國侵略的模糊認知使他給了丁汝昌一個空心湯糰；又密派盛宣懷向俄國參贊巴福祿轉達意見：“吾國並中堂之意，均欲與貴國合二為一，將日兵逐出。惟貴國須用兵費甚巨，亦斷不能不重為酬勞”（陳旭麓主編《中日甲午戰爭》），企望賄賂俄國出兵。又據幕僚吳汝綸《複陳銘書》稱：戰前李鴻章派羅豐祿東渡日本以銀賄日， “倭事初起，廷議欲決一戰。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當時倭人索六百萬。李相允二百萬，後增至三百萬，而內意不許”，並言之鑿鑿：“以上所言，皆某所親見”（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李鴻章為了避免戰爭，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了。

事實上，為了防止俄國單獨插手，

英國確曾發起英、俄、法、德、美所謂“五國聯合調停”，並稱：“現在英、俄之外，又約德、法、美三國同辦此事，合力逼著日本講理，諒亦不敢不從。此時說話，總在日本一邊用力”（《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同樣，日本擊沉清軍運兵船高升號之初，英國輿論完全站在譴責的立場上，只是清廷在外交上的認知局限性（中外評價：弱智），才使得局面向著有利的相反方向發展（最終清政府成了高升號被擊沉的索賠對象）。正如歷史學家郭廷以評價：李鴻章“所謂外交，只是妄想俄國的相助與英國的調解，而不知俄、英各有懷抱，各有顧忌”（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可以說，由於利益這一終極目標的驅使，調停只成為了列強之間唯我性的抵耗，最終只能朝著不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

歷史學家戚其章對甲午戰爭中李鴻章的總結是：“大致說，9月下旬以前，他相信列強會出面干涉，而且對援朝淮軍抱有一定的信心，因此採取了以戰促和的方針；9月下旬以後，由於軍事上節節失利，慈禧又親自出面主和（注：慈禧所謂‘吾非欲議和也，欲暫緩兵耳’），他又成為慈禧推行主和方針的得力幫手”（戚其章《晚清史治要》）。

甲午戰爭以後，李鴻章於1896年訪歐時繼續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密約》，清廷仍在錯誤的外交方針上滑行。戰時清廷以和求和而非以戰求和的方針，成就了列強潛在瓜分危機的大肆猖獗、明目張膽發展，及構成了兩者相生相養的一個因素。有歷史學者揭示，假如戊戌變法（帝黨）背後有英、日的力量，戊戌政變（後黨）背後則有俄國的力量，這種近代史學觀點決非空穴來風。清廷固有陳舊的對外“羈縻”策略，只成了事實上可悲可歎的引狼入室。

最終只能朝著不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