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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梆子演員,貢獻出2017年度最佳華語電影

導演鄭大聖遠離商業電影從不追趕潮流, 不為名利所動, 不為熱點所擾, 專注於開掘歷史和人性, 其新品《村戲》被奉為“2017年度最佳華語電影”。

著名學者戴錦華這樣評價: “《村戲》是一個給我多重久違之感的電影, 包括久違了的鄉村, 久違了的歷史, 久違了的現實感。 它同時又是一個極具原創性的故事, 是表現主義風格的試驗。 ”

鄭大聖說:“三四十年以前的事兒, 不遠也不近, 我們知道個大概, 好多東西是模糊的。 如果知道的人不說, 不描述, 不討論, 那某一個階段的歷史就‘不存在’了。 ”

攝影 | 李英武

《村戲》

由鄭大聖執導、李保羅編劇, 由李志兵、呂愛華、梁春柱、張亞豪、陳晨等主演。 拍攝地在太行山裡, 演員來自一個鄉間巡演的戲班子, 開拍之前做了幾 周集中排練, 唱歌、讀《人民日報》、背誦語錄、看樣板戲、模擬集會、批評與自我批評, 還模擬遊街批鬥。 演員的服裝都是從附近村裡搜羅來的老衣服。

3月17日, 大象點映在北京、深圳、廣州、海口等近百個城市為鄭大聖導演的新片《村戲》舉行了規模盛大的首映禮——這部此前由小範圍影展發酵, 在眾多文青和影迷口中被奉為“2017年度最佳華語電影”的作品終於登陸大銀幕。 在第31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提名中, 《村戲》獲得了包括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攝影和最佳女配角在內的四項提名, 並獲得最佳攝影獎, 和第54屆臺北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提名, 可謂載譽滿滿。

導演片場工作照

《村戲》的故事改編自《賈大山小說精品集》, 背景設定在上世紀80年代初,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將啟動, 一個北方村莊的村民準備為新年排演一齣《打金枝》的戲劇, 與此同時, 承包分地的消息也被擴散出去, 人人開始躁動。 於是, 劇場小戲、村莊鬧戲與時代大戲交相上映, 集體主義、大公無私與人情世故、利欲之爭交替登場, 共同演繹出一場小村莊的家國大戲。

導演片場工作照

電影的表層故事是排戲而來的紛爭, 內裡敘事的推動力則是角色分配產生的矛盾, 而故事的內核更指向因分地產生的利益分配, 並用閃回的方式揭開了一段塵封十年的悲劇。 故事的主人公奎生, 就像一個男版的“祥林嫂”, 他是一個即使瘋了也依然活在“冷戰”意識形態和創傷記憶裡的悲劇人物。 十年前,

他在村民們的道德感召和脅迫下“大義滅親”, 成了眾人口中維護集體財產的“英雄”民兵連長;十年後, 他成了眾人疏遠的“瘋子”, 當新一輪的利益分配因他而陷入僵局, 兒子、妻子、曾經的領導、多年的好友以及那些曾受過他恩惠的村民, 又將做出怎樣的抉擇? 亙古不變的, 恐怕只有人心惟危。

在之前舉辦的觀影座談會上,著名影視文化學者戴錦華說,“《村戲》是一個給我多重久違之感的電影,包括久違了的鄉村,久違了的歷史,久違了的現實感。它同時又是一個極具原創性的故事,是表現主義風格的試驗。”評論家、秦曉宇則點出了《村戲》的時代大背景——2018 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我們需要像《村戲》這樣一部有歷史感和現實深度的電影作品,來觀照和反思那個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的歷史起點。”而在更大的公共輿論場域中,一個不約而同的聲音指向這樣一句話:慶倖還有這樣的導演和作品。

在今春的北京電影節的“特別放映”單元,鄭大聖的《村戲》和母親黃蜀芹的《人鬼情》同納其間,這兩部電影一放票就被觀眾搶購一空——其實,根本無需別人背書, 出身電影世家、畢業于以先鋒和實驗聞名的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的導演鄭大聖,幼年時代便已經可以在外公黃佐臨先生的書房中做精神世界的徜徉,“我當時主要是翻劇照畫冊,比如上世紀20年代德國導演弗裡茨·朗在烏髮公司(UFA)拍的歷史神話史詩《尼伯龍根》,有幅畫面是龍血噴濺了一個池子,齊格弗裡德站在龍血中沐浴以獲得力量了。我當時看,這和咱們《西遊記》、《封神演義》,這不一樣嗎?之後就是好萊塢黃金時代的明星劇照,嘉寶啊,赫本啊,那些好萊塢大光下拍攝的大美人。”

可能生就是中國當代導演中的“另類”。鄭大聖遠離商業電影,從不追趕潮流,不為名利所動,不為熱點所擾,專注於開掘歷史和人性,《王勃之死》、《古玩》、《天津閒人》、《危城之戀》、《廉吏于成龍》等電影,無一不取材於歷史。鄭大聖說拍攝《村戲》源自於他的個人焦慮。“因為三、四十年以前不遠也不近,我們知道個大概,但我們並不知道具體的細節,好多東西是模糊的,大概知道,但是無從知道。如果知道的人不說,不描述,不討論,那某一個階段的歷史就‘不存在’了。我為此而感到焦慮。”

對話鄭大聖

我注意到《村戲》改編自河北作家賈大山的短篇小說。2014年初,《光明日報》曾全文轉載了一篇名叫《憶大山》的舊文。當年,賈大山的小說集被三家出版社先後出版。《村戲》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公映,這是否是一篇“命題作文”?

鄭大聖:《村戲》改編自《賈大山小說精品集》中的《村戲》《花生》和《老路》 三篇小說,在我看來賈大山先生的文字特別樸素,雖然都很短,但是很耐讀,你會回味很久,想再讀,他隱去不寫的部分,會比他寫出來的東西要多得多,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隱去的部分挖掘呈現出來。那麼為了拍好這個故事,劇本其實從2014年開始就創作,前後花費了一年半時間,光故事大綱和人物小傳做了十來稿,劇本前後打磨了八遍,開拍之前我又改了一遍。可以說我非常重視,不拍出來,不拍好,我會為此而焦慮, 這是決定去拍這部電影的原因,而沒有別的什麼外界因素。

這部電影選擇用黑白影像來呈現,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鄭大聖:拍成黑白是我從劇本階段就一早想好的。因為故事的背景是在三四十年以 前,這個不遠不近的距離我覺得黑白影像很合適。而且黑白比較單純純粹,它沒有 那麼多的顏色惑亂眼睛。對我來說有一個不遠也不近、正好的距離,黑白影像從視覺上可以提供這個感覺給我。當然還有一個實際原因,我們在太行山裡頭拍片,北 方到了冬天之後沒有什麼色彩,沒有色調是很難看的,這是客觀上的一個原因。黑白影調的好處是可以把人、景、情境從某一個狹義的時間段或區域中,釋放出來, 黑白影像有其天然的純粹性,不狹義。

黑白影調之外,片中也有紅色和綠色的色彩,讓人聯想到《辛德勒的名單》中的紅衣女孩,為什麼要這麼做?

鄭大聖:那部分是在反映上世紀70年代初的時候做的處理,那個年代我還是個孩子,剛開始有記憶,關於那個時間段我記得最鮮明的色彩就是紅和綠,對這兩個顏色,我個人的視覺殘留特別強烈。前史需要快入閃出,有時鏡頭非常短促,需要在以黑白為基調的影響序裡,插入一個一眼能辨識的標記,紅和綠就非常顯眼,非常好用。後期調色時,我們並沒有對紅和綠做誇張和渲染,只是基於當時的畫報和圖像資料做了如實的還原, 在飽和度和明度上,沒有誇張。

導演說,為了電影的時代質感,美工組花了大力氣復原其時風貌。唯獨村委會廣播站的話筒,“幾乎每個村子都依舊是當年的模樣,包裹著紅布。”

演員是這部電影的一大亮點,據說他們都是非職業出身?

鄭大聖:在影片籌備伊始的時候,我只知道我不能找職業演員,因為我們的演員和明星是不可能來演農民的,尤其是三、四十年以前的農民。我只知道我要找非職業演員,但是我又希望他們彼此之間是熟人,希望他們用本地的土話在他們熟悉的環境中去表演,同時他們還得能唱戲,所以這是非常苛刻的一個標準。然後我跟製片人就不停地找,最後,還真找到了一個民營劇團,其實就是我們平時說的在鄉間巡演的一個戲班子。於是我們就把他們整個請過來演我們這個戲。他們自己沒有完全脫離農村的生活,在農忙的時候,沒有演出的時候,他們還得回家,回到自己村裡去幹農活。

開拍之前,我們提前幾周做了集中的排練,大家住在這個村裡頭,讓這些演員穿著我們從附近幾個村裡頭搜羅來的那個時候的老棉襖老衣服,美術制景再把那個村莊做舊。這幫演員呢,我們也想法兒“做舊”,總之就是盡可能復原當時的一個生活樣態,要集中學習,要唱歌,要讀檔,要念當時的《人民日報》,要他們背誦語錄,然後晚上集中起來看樣板戲,其實就是強行過集體生活,然後也模擬集會,批評與自我批評,模擬遊街批鬥,反正做了一些這樣小型的生態複建。幾周以後,我就發現他們是有變化的。當然他們自己在表演上在才藝上是很有天分的,所以我們真正拍起來的時候比較省心。

你個人如何評價《村戲》通過精准點映助力藝術電影發行的大象點映的方式和觀眾在大銀幕上相見?在你看來, 商業片和藝術片的關係是怎樣的?

鄭大聖:我們這部片子必須得用獨特的方式找到合適他的觀眾。我並不需要街上 的所有人去看這部片子,我只想找到合適我們這個片子的觀眾。我覺得什麼時候中國的商業片,工業標準的主流大片做得更好,不是一部兩部現象級的出來,而是一個常態,一個基數,一個體系擺在那裡。那時候,你才會發現所謂的獨立電影,低成本的藝術片的生存空間會更大,反而會更多地被容受,而且它的程度和水準也會更高,這兩者一定是伴隨的。我們工業化主流商業電影還不夠好的時候,你會發現所謂的藝術片也是初級階段的,而且也沒有一個被分眾所容受的消費市場。

文 | 王諍

編輯 | 蔡小彤(實習)

人物攝影丨李英武

圖片提供 | 大象點映

在之前舉辦的觀影座談會上,著名影視文化學者戴錦華說,“《村戲》是一個給我多重久違之感的電影,包括久違了的鄉村,久違了的歷史,久違了的現實感。它同時又是一個極具原創性的故事,是表現主義風格的試驗。”評論家、秦曉宇則點出了《村戲》的時代大背景——2018 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我們需要像《村戲》這樣一部有歷史感和現實深度的電影作品,來觀照和反思那個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的歷史起點。”而在更大的公共輿論場域中,一個不約而同的聲音指向這樣一句話:慶倖還有這樣的導演和作品。

在今春的北京電影節的“特別放映”單元,鄭大聖的《村戲》和母親黃蜀芹的《人鬼情》同納其間,這兩部電影一放票就被觀眾搶購一空——其實,根本無需別人背書, 出身電影世家、畢業于以先鋒和實驗聞名的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的導演鄭大聖,幼年時代便已經可以在外公黃佐臨先生的書房中做精神世界的徜徉,“我當時主要是翻劇照畫冊,比如上世紀20年代德國導演弗裡茨·朗在烏髮公司(UFA)拍的歷史神話史詩《尼伯龍根》,有幅畫面是龍血噴濺了一個池子,齊格弗裡德站在龍血中沐浴以獲得力量了。我當時看,這和咱們《西遊記》、《封神演義》,這不一樣嗎?之後就是好萊塢黃金時代的明星劇照,嘉寶啊,赫本啊,那些好萊塢大光下拍攝的大美人。”

可能生就是中國當代導演中的“另類”。鄭大聖遠離商業電影,從不追趕潮流,不為名利所動,不為熱點所擾,專注於開掘歷史和人性,《王勃之死》、《古玩》、《天津閒人》、《危城之戀》、《廉吏于成龍》等電影,無一不取材於歷史。鄭大聖說拍攝《村戲》源自於他的個人焦慮。“因為三、四十年以前不遠也不近,我們知道個大概,但我們並不知道具體的細節,好多東西是模糊的,大概知道,但是無從知道。如果知道的人不說,不描述,不討論,那某一個階段的歷史就‘不存在’了。我為此而感到焦慮。”

對話鄭大聖

我注意到《村戲》改編自河北作家賈大山的短篇小說。2014年初,《光明日報》曾全文轉載了一篇名叫《憶大山》的舊文。當年,賈大山的小說集被三家出版社先後出版。《村戲》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公映,這是否是一篇“命題作文”?

鄭大聖:《村戲》改編自《賈大山小說精品集》中的《村戲》《花生》和《老路》 三篇小說,在我看來賈大山先生的文字特別樸素,雖然都很短,但是很耐讀,你會回味很久,想再讀,他隱去不寫的部分,會比他寫出來的東西要多得多,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隱去的部分挖掘呈現出來。那麼為了拍好這個故事,劇本其實從2014年開始就創作,前後花費了一年半時間,光故事大綱和人物小傳做了十來稿,劇本前後打磨了八遍,開拍之前我又改了一遍。可以說我非常重視,不拍出來,不拍好,我會為此而焦慮, 這是決定去拍這部電影的原因,而沒有別的什麼外界因素。

這部電影選擇用黑白影像來呈現,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鄭大聖:拍成黑白是我從劇本階段就一早想好的。因為故事的背景是在三四十年以 前,這個不遠不近的距離我覺得黑白影像很合適。而且黑白比較單純純粹,它沒有 那麼多的顏色惑亂眼睛。對我來說有一個不遠也不近、正好的距離,黑白影像從視覺上可以提供這個感覺給我。當然還有一個實際原因,我們在太行山裡頭拍片,北 方到了冬天之後沒有什麼色彩,沒有色調是很難看的,這是客觀上的一個原因。黑白影調的好處是可以把人、景、情境從某一個狹義的時間段或區域中,釋放出來, 黑白影像有其天然的純粹性,不狹義。

黑白影調之外,片中也有紅色和綠色的色彩,讓人聯想到《辛德勒的名單》中的紅衣女孩,為什麼要這麼做?

鄭大聖:那部分是在反映上世紀70年代初的時候做的處理,那個年代我還是個孩子,剛開始有記憶,關於那個時間段我記得最鮮明的色彩就是紅和綠,對這兩個顏色,我個人的視覺殘留特別強烈。前史需要快入閃出,有時鏡頭非常短促,需要在以黑白為基調的影響序裡,插入一個一眼能辨識的標記,紅和綠就非常顯眼,非常好用。後期調色時,我們並沒有對紅和綠做誇張和渲染,只是基於當時的畫報和圖像資料做了如實的還原, 在飽和度和明度上,沒有誇張。

導演說,為了電影的時代質感,美工組花了大力氣復原其時風貌。唯獨村委會廣播站的話筒,“幾乎每個村子都依舊是當年的模樣,包裹著紅布。”

演員是這部電影的一大亮點,據說他們都是非職業出身?

鄭大聖:在影片籌備伊始的時候,我只知道我不能找職業演員,因為我們的演員和明星是不可能來演農民的,尤其是三、四十年以前的農民。我只知道我要找非職業演員,但是我又希望他們彼此之間是熟人,希望他們用本地的土話在他們熟悉的環境中去表演,同時他們還得能唱戲,所以這是非常苛刻的一個標準。然後我跟製片人就不停地找,最後,還真找到了一個民營劇團,其實就是我們平時說的在鄉間巡演的一個戲班子。於是我們就把他們整個請過來演我們這個戲。他們自己沒有完全脫離農村的生活,在農忙的時候,沒有演出的時候,他們還得回家,回到自己村裡去幹農活。

開拍之前,我們提前幾周做了集中的排練,大家住在這個村裡頭,讓這些演員穿著我們從附近幾個村裡頭搜羅來的那個時候的老棉襖老衣服,美術制景再把那個村莊做舊。這幫演員呢,我們也想法兒“做舊”,總之就是盡可能復原當時的一個生活樣態,要集中學習,要唱歌,要讀檔,要念當時的《人民日報》,要他們背誦語錄,然後晚上集中起來看樣板戲,其實就是強行過集體生活,然後也模擬集會,批評與自我批評,模擬遊街批鬥,反正做了一些這樣小型的生態複建。幾周以後,我就發現他們是有變化的。當然他們自己在表演上在才藝上是很有天分的,所以我們真正拍起來的時候比較省心。

你個人如何評價《村戲》通過精准點映助力藝術電影發行的大象點映的方式和觀眾在大銀幕上相見?在你看來, 商業片和藝術片的關係是怎樣的?

鄭大聖:我們這部片子必須得用獨特的方式找到合適他的觀眾。我並不需要街上 的所有人去看這部片子,我只想找到合適我們這個片子的觀眾。我覺得什麼時候中國的商業片,工業標準的主流大片做得更好,不是一部兩部現象級的出來,而是一個常態,一個基數,一個體系擺在那裡。那時候,你才會發現所謂的獨立電影,低成本的藝術片的生存空間會更大,反而會更多地被容受,而且它的程度和水準也會更高,這兩者一定是伴隨的。我們工業化主流商業電影還不夠好的時候,你會發現所謂的藝術片也是初級階段的,而且也沒有一個被分眾所容受的消費市場。

文 | 王諍

編輯 | 蔡小彤(實習)

人物攝影丨李英武

圖片提供 | 大象點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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