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作為一個影迷， 婊姐覺得最可惜的事情， 就是有太多好片不能被觀眾瞭解， 被看到。
比如：
今天婊姐要推薦的電影《村戲》， 它被很多媒體盛讚為——
去年最好的國產電影， 沒有之一。
可這樣的良心之作卻受限於排片和成本， 無法和同檔期的商業大片競爭， 只能在一些藝術院線默默無聞地做小範圍點映。
婊姐不忍心這樣的好片被埋沒， 想給大家安利一波——
村戲 Bangzi Melody
黑白畫面， 素人演員， 全片都是使用方言出演。
這樣一部幾乎完全不存在商業元素的獨立電影， 卻有網友評價說——
「活著」之後最好的文革電影。
不僅如此， 電影還獲得了第31屆金雞獎最佳攝影獎， 併入圍了去年金馬獎最佳改變劇本提名。
電影根據改編自作家賈大山的三部短篇小說集。
講述了一個北方村莊的村民們， 為了排演一齣過年的“村戲”， 而引出的種種荒誕現象。
影片的導演是內地獨立導演鄭大聖。
他用極富視覺衝擊力的黑白畫面和大量的手持特寫和近景仰拍鏡頭， 將觀眾入到1982年發生在太行山腹地的一段陳年舊事。
儘管這是一部涉及文革背景的農村題材電影， 但是婊姐卻在這部電影中看到了適用於任何時代的人性反思。
用導演鄭大聖的話說就是——
這個故事只是一個時代幕布。
影片的背景設定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河北的某村莊 。
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代， 文革剛剛結束不久， 改革開放的浪潮尚未席捲到這些偏遠鄉村。
故事開始於1982年的隆冬， 正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實施的前夕。
為了迎接領導檢查。
村裡的王支書號召全村， 準備排一出村戲《打金枝》。
可剛剛經歷十年的破四舊風波， 村裡的年輕人只學過樣板戲， 沒人會唱傳統戲曲。
為此村支書不得不求助於村裡人稱「戲簍子」的路老鶴， 幫忙排戲。
要排戲， 得先有人會唱戲。
向來市儈的路老鶴想讓自己拿從小耳濡目染的女兒小芬演戲裡的公主一角， 可在戲的男主角駙馬人選上卻犯了難。
路老鶴本來想讓能幫自己種地的好勞力楊志剛出演駙馬， 可女兒小芬卻早已芳心暗許同村的青年樹滿。
《打金枝》的戲詞裡唱的是暴躁駙馬為了父親打了刁蠻公主的橋段，而在戲外——
這對青年男女之間也因為樹滿的瘋癲父親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樹滿的父親名叫王奎生，人稱——
「奎瘋子」。
王奎生年輕時候做過民兵隊長，原是一名非常正直的看青人（看管農作物秧苗），可後來卻變得瘋瘋癲癲。
不過已經瘋了十年的奎瘋子，卻從沒有忘記過自己的使命，
十年裡，依然小心翼翼地看管保衛著一片「九畝半」的花生地。
奎瘋子見到誰家的花生就搶。
拿走之後就跑到看管的農田裡，把花生殼揉碎，一捧一捧撒到地裡。
他還經常蹲守在村裡的茅廁。
看到有人上廁所，他就高興地哇哇大叫，因為能給田裡做肥料。
可誰要敢靠近這九畝半，他就敢跟誰玩命。
小夥楊志剛家的狗竄進了九畝半，瘋子當場就開槍，然後追著志剛跑了大半個村子。
村民都對奎瘋子又恨又怕，所有人都覺得他一個白吃白喝的不該糟賤那麼好的地。
而恰巧這時候村裡傳出了風聲——
村支書原本準備在領導看完村戲的表演結束後，宣佈分地的結果。
村民們都希望自家能分到更多、更好的農地，於是全村人開始悸動、瘋狂。
但分地面就臨著一個難題——
奎瘋子和他霸佔了十年的九畝半好地怎麼分?
電影從這裡開始，被分割成為了兩條時間線：
一條是現實當中村民排戲的過程，並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
而另外一條則是在敘事的過程中導演不斷回溯了了10年前所發生的一樁慘劇。
奎瘋子為什麼瘋？他為什麼占著九畝半？
在鏡頭從黑白變為彩色的不斷的閃回裡，真相漸漸浮出水面。
奎瘋子這個形象和他的變得瘋魔的背後，其實是一幕更加真切的歷史悲劇。
70年代，正值轟轟烈烈的運動高峰期。
在那樣一個封閉的年代裡，每個人被灌輸著強烈集體主義思想。
王奎生正是被這樣的集體主義觀念的灌輸下而變得偏執，在他心裡——
集體利益高於一切。
年僅三四歲的女兒，因為饑餓偷了田地裡的花生。
王奎生反手一巴掌，可沒想到，女兒卻因此噎死了。
女兒死于偶然，奎生痛心不已，但更荒謬的卻是接下來的事情。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裡——
誤殺女兒的王奎生卻被塑造成了大義滅親的英雄、勞模。
甚至在全村人的推選之下，王奎生被當做了先進事蹟做了報告演講。
因為村支書告訴他：
當上勞模，村裡就能多領一年的救濟糧。
王奎生一開始站在臺上顯得戰戰兢兢，不敢看臺下，他也在質疑自己的行為。
可當他拿著村支書給他的稿子上臺做回報的時候。
他聽到了台下的歡呼和口號，看到了大家把他奉為榜樣，他自己的內心也發生了變化。
他開始大聲地、瘋狂地宣揚自己的口號——
仿佛自己也認可了自己誤殺女兒的行為，真的就是大義滅親一樣。
最終，懷著巨大壓力的王奎生，在巨大的道德困境中瘋掉了。
他成了村裡人見人嫌的奎瘋子，就連自己的兒子樹滿也怨恨著這個瘋魔的父親。
因為有一個瘋子爹，他從小被人瞧不起，就連他和小芬的戀情得不到認可。
沒有人記得奎瘋子十年前為集體所付出的巨大犧牲，他成了被集體拋棄的人。
而在十年後，為了分得村裡最好的一塊地，被村民利用和出賣過的奎瘋子卻又一次變成了利益的犧牲品。
年關將至，村裡的大戲即將開演。
可奎瘋子卻在新年的前夕，被自己的兒子親手捆綁著給送上了去往精神病院的車……
《村戲》是一幕幕時代悲劇的集合。
儘管導演並沒有直接刻畫文革的橋段，但通過奎瘋子這個角色身上的悲劇命運，每個觀眾都能感受到那段荒謬的歷史對於人性的摧殘和戕害。
整部電影帶有強烈的知識份子式的反思和自省的意識——
從70年代的集體主義，到80年代的分地到戶，從宣揚大公無私到個人私欲的爭奪。
時代在慢慢地改變和轉化，同時跟著轉化的，還有人性。
而在電影中，導演刻意用了兩種不同的畫面色調來強調兩個年代的對比：
電影的主要色調被做成黑白片，略帶油畫的質感，勾勒出一幅時代群像。
而在電影的回憶部分則用飽和度極高的「大紅大綠」，造成一種視覺壓迫，渲染了那個年代的荒謬與瘋狂。
在考究的光影、流暢的鏡頭、淩厲的構圖中，無戲可唱的《村戲》最終引發的是對歷史、對人性的重新審視。
無論是集體至上的奎瘋子，還是一心為公的村支書，亦或是市儈狡黠的路老鶴，每個角色的背後，其實都隱含著一類人的映射。
正如導演鄭大聖所說：
這部電影裡沒有一個壞人，也沒有無辜的人。
讓婊姐印象最深刻的是村支書這個形象，這也是影片塑造的最為複雜的角色。
村支書是一個典型的利己主義者。
表面上他一心為村裡的利益著想，滿口的仁義道德。
可實際在道德底線上充滿了矛盾與妥協，習慣用用交換和條件來促成事情的達成。
為了能多領救濟糧，他利用並鼓動奎瘋子上臺演講。
所以在十年後，他更是為了達到目的，而又一次傷害出賣了曾為村裡付出巨大犧牲的奎瘋子。
當奎瘋子成了村民謀取私利的絆腳石被送進精神病院的時候，他只是冷漠地說：
我是大家的書記。
看似站在一個偉光正的集體的利益目標下，卻又一次又一次的無視著全村人的惡意與惡行。
在那“九畝半”的花生地面前，人性的醜陋簡直讓觀眾觸目驚心。
所以婊姐認為這部電影的意義並非在於不僅僅是拷問歷史，而是拷問作為觀眾的我們每一個人。
這才是這個故事最讓人細思恐極的地方——
所謂的歷史背景不過是舞臺的幕布，而類似的事件直到今天依然還在發生著。
時代從來不曾停止過瘋狂，而人性也從來經不起考驗。
但值得慶倖得是——
我們還有這樣野心的導演，還有這樣良心的電影！
《打金枝》的戲詞裡唱的是暴躁駙馬為了父親打了刁蠻公主的橋段，而在戲外——
這對青年男女之間也因為樹滿的瘋癲父親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樹滿的父親名叫王奎生，人稱——
「奎瘋子」。
王奎生年輕時候做過民兵隊長，原是一名非常正直的看青人（看管農作物秧苗），可後來卻變得瘋瘋癲癲。
不過已經瘋了十年的奎瘋子，卻從沒有忘記過自己的使命，
十年裡，依然小心翼翼地看管保衛著一片「九畝半」的花生地。
奎瘋子見到誰家的花生就搶。
拿走之後就跑到看管的農田裡，把花生殼揉碎，一捧一捧撒到地裡。
他還經常蹲守在村裡的茅廁。
看到有人上廁所，他就高興地哇哇大叫，因為能給田裡做肥料。
可誰要敢靠近這九畝半，他就敢跟誰玩命。
小夥楊志剛家的狗竄進了九畝半，瘋子當場就開槍，然後追著志剛跑了大半個村子。
村民都對奎瘋子又恨又怕，所有人都覺得他一個白吃白喝的不該糟賤那麼好的地。
而恰巧這時候村裡傳出了風聲——
村支書原本準備在領導看完村戲的表演結束後，宣佈分地的結果。
村民們都希望自家能分到更多、更好的農地，於是全村人開始悸動、瘋狂。
但分地面就臨著一個難題——
奎瘋子和他霸佔了十年的九畝半好地怎麼分?
電影從這裡開始，被分割成為了兩條時間線：
一條是現實當中村民排戲的過程，並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
而另外一條則是在敘事的過程中導演不斷回溯了了10年前所發生的一樁慘劇。
奎瘋子為什麼瘋？他為什麼占著九畝半？
在鏡頭從黑白變為彩色的不斷的閃回裡，真相漸漸浮出水面。
奎瘋子這個形象和他的變得瘋魔的背後，其實是一幕更加真切的歷史悲劇。
70年代，正值轟轟烈烈的運動高峰期。
在那樣一個封閉的年代裡，每個人被灌輸著強烈集體主義思想。
王奎生正是被這樣的集體主義觀念的灌輸下而變得偏執，在他心裡——
集體利益高於一切。
年僅三四歲的女兒，因為饑餓偷了田地裡的花生。
王奎生反手一巴掌，可沒想到，女兒卻因此噎死了。
女兒死于偶然，奎生痛心不已，但更荒謬的卻是接下來的事情。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裡——
誤殺女兒的王奎生卻被塑造成了大義滅親的英雄、勞模。
甚至在全村人的推選之下，王奎生被當做了先進事蹟做了報告演講。
因為村支書告訴他：
當上勞模，村裡就能多領一年的救濟糧。
王奎生一開始站在臺上顯得戰戰兢兢，不敢看臺下，他也在質疑自己的行為。
可當他拿著村支書給他的稿子上臺做回報的時候。
他聽到了台下的歡呼和口號，看到了大家把他奉為榜樣，他自己的內心也發生了變化。
他開始大聲地、瘋狂地宣揚自己的口號——
仿佛自己也認可了自己誤殺女兒的行為，真的就是大義滅親一樣。
最終，懷著巨大壓力的王奎生，在巨大的道德困境中瘋掉了。
他成了村裡人見人嫌的奎瘋子，就連自己的兒子樹滿也怨恨著這個瘋魔的父親。
因為有一個瘋子爹，他從小被人瞧不起，就連他和小芬的戀情得不到認可。
沒有人記得奎瘋子十年前為集體所付出的巨大犧牲，他成了被集體拋棄的人。
而在十年後，為了分得村裡最好的一塊地，被村民利用和出賣過的奎瘋子卻又一次變成了利益的犧牲品。
年關將至，村裡的大戲即將開演。
可奎瘋子卻在新年的前夕，被自己的兒子親手捆綁著給送上了去往精神病院的車……
《村戲》是一幕幕時代悲劇的集合。
儘管導演並沒有直接刻畫文革的橋段，但通過奎瘋子這個角色身上的悲劇命運，每個觀眾都能感受到那段荒謬的歷史對於人性的摧殘和戕害。
整部電影帶有強烈的知識份子式的反思和自省的意識——
從70年代的集體主義，到80年代的分地到戶，從宣揚大公無私到個人私欲的爭奪。
時代在慢慢地改變和轉化，同時跟著轉化的，還有人性。
而在電影中，導演刻意用了兩種不同的畫面色調來強調兩個年代的對比：
電影的主要色調被做成黑白片，略帶油畫的質感，勾勒出一幅時代群像。
而在電影的回憶部分則用飽和度極高的「大紅大綠」，造成一種視覺壓迫，渲染了那個年代的荒謬與瘋狂。
在考究的光影、流暢的鏡頭、淩厲的構圖中，無戲可唱的《村戲》最終引發的是對歷史、對人性的重新審視。
無論是集體至上的奎瘋子，還是一心為公的村支書，亦或是市儈狡黠的路老鶴，每個角色的背後，其實都隱含著一類人的映射。
正如導演鄭大聖所說：
這部電影裡沒有一個壞人，也沒有無辜的人。
讓婊姐印象最深刻的是村支書這個形象，這也是影片塑造的最為複雜的角色。
村支書是一個典型的利己主義者。
表面上他一心為村裡的利益著想，滿口的仁義道德。
可實際在道德底線上充滿了矛盾與妥協，習慣用用交換和條件來促成事情的達成。
為了能多領救濟糧，他利用並鼓動奎瘋子上臺演講。
所以在十年後，他更是為了達到目的，而又一次傷害出賣了曾為村裡付出巨大犧牲的奎瘋子。
當奎瘋子成了村民謀取私利的絆腳石被送進精神病院的時候，他只是冷漠地說：
我是大家的書記。
看似站在一個偉光正的集體的利益目標下，卻又一次又一次的無視著全村人的惡意與惡行。
在那“九畝半”的花生地面前，人性的醜陋簡直讓觀眾觸目驚心。
所以婊姐認為這部電影的意義並非在於不僅僅是拷問歷史，而是拷問作為觀眾的我們每一個人。
這才是這個故事最讓人細思恐極的地方——
所謂的歷史背景不過是舞臺的幕布，而類似的事件直到今天依然還在發生著。
時代從來不曾停止過瘋狂，而人性也從來經不起考驗。
但值得慶倖得是——
我們還有這樣野心的導演，還有這樣良心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