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秋風露越窯開， 奪得千峰翠色來。 好向中宵盛沆瀣， 共嵇中散鬥遺杯。 ”唐代陸龜蒙的《秘色越器》詩向世人披露了越窯秘色瓷的神韻。 學術界對於秘色瓷的研究， 隨著1987年法門寺地宮發現秘色瓷、1990年首屆法門寺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1995年上海博物館“越窯、秘色瓷國際學術討論會”召開， 掀起了秘色瓷研究的高潮。 近年來， 學術界對於秘色瓷研究的熱情似乎有所衰減，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新資料的缺乏。 最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對慈溪上林湖越窯遺址再一次進行考古發掘與深入研究，
後司嶴窯址遠眺
法門寺地宮出土秘色瓷
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的考古發現第一次以實物資料向世人揭開了秘色瓷的神秘面紗。
法門寺地宮出土秘色瓷情形
法門寺地宮秘色瓷的考古發現， 因為是第一次沒有任何異議的確定為秘色瓷， 故引起了巨大轟動， 也引來了新的問題， 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秘色瓷的產地問題。 學界一般都認為秘色瓷是越窯生產的。 但是也有學者有不同的觀點， 認為可能是陝西當地生產的， 因為法門寺就在陝西，
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秘色瓷為越窯生產本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第一， 從文獻記載來看， 法門寺地宮出土秘色瓷來自皇家內庫， 是貢品， 《新唐書·地理志》中明確記載的唐代為宮廷進貢瓷器的窯場有兩個， 其一便為越州會稽郡， “越州會稽郡， 中都督府。 土貢：寶花、花紋等羅， 白編、交梭、十樣花紋等綾， 輕容、生縠、花紗、吳絹， 丹沙， 石蜜， 橘， 葛粉， 瓷器， 紙， 筆。 ”這條文獻也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關於越瓷上貢中央王朝的記載， 據王永興教授考證，
第二， 從實物資料來看， 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對越窯中心產地——慈溪上林湖窯址進行調查時， 曾于後司嶴窯址中採集到八棱淨瓶， 器形與法門寺地宮出土品形制一致。 2015年10月份至今，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聯合對慈溪上林湖後司嶴窯址進行了主動性考古發掘， 取得了重要成果。 通過對出土器物的比對， 我們發現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秘色瓷產品幾乎都可以在該窯址中找到相同器形的標本。 早年間在上林湖曾發現過一件青瓷墓誌罐， 其上有“光啟三年歲在丁未二月五日， 殯于當保貢窯之北山”文字記載。
“光啟三年”墓誌罐
元陶宗儀《輟耕錄》卷二九《窯器》條：“宋·葉寘《坦齋筆衡》雲：……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秘色窯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雲秘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鬥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錢氏。”就是說宋代人葉寘就認為 “秘色窯器”是“越州燒進”，而前文中提到的唐代詩人陸龜蒙直接把秘色和越器聯在一起，這首詩的題目就叫《秘色越器》，秘色在哪裡？那就是越器，這一首詩也是第一次，最早提出越窯和秘色瓷關係的一首詩，所以這個從文獻上看，秘色瓷就是越窯生產的。
秘色瓷的燒造地點
那麼生產秘色瓷的越窯窯址的具體地點到底在哪裡？我們認為就是越窯的核心區域——上林湖。1989年慈溪市人民政府計畫將上林湖窯址所在地的上林湖水庫大壩加固加高，以增加飲用水量，如果這一計畫得到實施，那國保單位上林湖越窯遺址就處於被整個淹沒的危機之中。為此國家文物局要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一支專業隊伍進駐上林湖對上林湖越窯窯址進行詳細考古調查，在此基礎上制定保護方案，故而從1990年開始，我們開始對上林湖越窯遺址進行詳細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
上林湖在以前看到的文獻或者是報告，一般都叫余姚上林湖。上林湖一直地處余姚與慈溪交界，到20世紀70年代，余姚為了要找一個出海口，把上林湖區域換給慈溪，所以才有了慈溪上林湖。從地圖上看，上林湖北邊就是杭州灣；現在的329國道，其實是在北宋慶歷年間，由當時的余姚縣令謝景初主持修建的一條海塘。北宋時期，海塘以外全是灘塗或者大海。上林湖越窯窯址就處於在海塘以內，離海比較近。
多年來的調查工作，上林湖越窯窯址總共可以分為四個窯址群。四個窯址群距離比較近，各具特色，最核心部分就是上林湖窯址群，該窯址群共有117處窯址，其中有漢、三國窯址7處，南朝窯址1處，唐宋窯址109處，其中個別窯址編一個號但存在幾個窯址點，總共加起來應該有125處，其中北宋中期以後的窯址少見，北宋晚期的窯址僅有零星分佈。此外，白洋湖窯址群，窯業生產從唐代早期開始，一直持續到北宋早期。裡杜湖窯址群，窯業生產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在北宋中期。古銀錠湖窯址群，窯業生產最主要的特色是在南宋早期。
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到，從唐代開始，整個越窯窯業進入一個新興階段。為什麼越窯到唐代以後開始興盛起來？除了越窯制瓷技術提高等內部原因之外，以下幾個外部因素對越窯的蓬勃發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其一，“安史之亂”的爆發。“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得北方戰亂，而南方經濟比較穩定，“安史之亂”以後，北人大量南遷，整個國家的經濟重心向南方轉移。
其二，《禁珠玉錦繡敕》的頒佈。唐玄宗在開元二年（714）頒佈了《禁珠玉錦繡敕》：“朕欲捐金抵玉，塞本澄源。所有服禦金銀器物，今付有司，另鑄為鋌，仍別貯掌，以供軍國。”通俗一點講，就是金銀器物是高檔用品，大家喜歡用，尤其是上層貴族還是一種身份象徵，現在不讓用了。金銀器不讓用，那總得有一個替代品，就要用另一種材料來代替金銀，瓷也是一種合適的材料，這就給瓷器生產帶來一個非常好的機遇。所以我們認為這應也是越窯制瓷業走向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我們也可看到此時的瓷器生產中大量出現仿金銀器的產品。
其三，《茶經》的刊行。唐代中期開始，特別是在陸羽的《茶經》刊行以後，飲茶風氣日盛。《茶經》將越窯的產品列為第一，“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嶽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甌，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嶽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當然，這主要是從飲茶的角度，從茶之器方面把越窯產品列為第一，而這在飲茶之風從宗教界、上層貴族，慢慢向普通大眾延伸的這麼一刻，相當於給越窯做了一個廣告，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越窯制瓷業的發展，同樣，我們也可看到此時期的瓷器產品中出現大量的茶具。
從對整個上林湖以及周邊其他地區的越窯窯址進行詳細調查和勘探情況來看，上林湖窯址群是越窯窯場的核心，是最中心的窯場。當然在上林湖窯址群內部，各窯址點生產水準參差不齊，但在後司嶴窯址一帶生產品質最高，應屬於上林湖窯址群核心中的核心，而在後司嶴發掘的產品中，以碗、盤、缽、盞、盒等為主，亦有執壺、瓶、罐、碟、爐、盂、枕、扁壺、八棱淨瓶、圓腹淨瓶、盞托等，每一種器物又有多種不同的造型，如碗有花口高圈足碗、玉璧底碗、玉環底碗等，盤有花口平底盤、花口高圈足盤等，這些器物中我們可以輕易地找到與法門寺出土秘色瓷相同的器形，如八棱瓶，還有燒制八棱瓶秘色瓷的專用的匣缽；直徑達20釐米的碗盤等，基本上都是滿釉。
後司嶴窯址出土秘色瓷盤
經考古調查，在這一區域內唐宋時期窯業生產持續，“官”“官樣”字款在歷次調查與新近的考古發掘中都不止一次的採集到。
耀州窯博物館藏五代青釉“官”字款標本
後司嶴窯址出土秘色瓷盒
後司嶴窯址出土秘色瓷八棱瓶
應該說，當時生產的比較高檔的瓷器，基本集中在這個區域，尤其是秘色瓷的燒造地點。因為受限於水位，窯場的大部在水面以下，所以2014—2015年我們首先選擇了地勢較高的荷花芯窯址進行了補充考古發掘，在發掘中也發現了品質比較高的產品，除釉色稍微偏黃一點以外，總的來說製作得也比較規整，而且基本上都是滿釉，多見茶具和文房用具。如出土的一種勺，其實就是陸羽《茶經》中的則，“則者，量也、准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減之，嗜濃者增之，故雲則也。”還有一些典型的唐代器物，腹部成瓜棱狀，還有多邊形的流、三重構圖法體現的蓮花、荷葉等。比較重要的新發現是，在該窯址地層中出土了四件內心模印“盈”字的寬圈足大碗，這個是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未見的。“盈”字款在邢窯考古中有不少發現，對“盈”字的解釋也有不同意見，但多數是指向大盈庫。荷花芯窯址出土的“盈”字款在筆法、書寫位置均與邢窯常見的“盈”字款不同，其具體含義還有待於我們的進一步探討，荷花芯窯址還出土了不少秘色瓷。
荷花芯窯址出土“盈”字款碗
荷花芯窯址出土青瓷則
荷花芯窯址出土秘色瓷執壺
荷花芯窯址出土秘色瓷盒
後司嶴一帶除了出土產品品質非常精緻、“官”款、“官樣”款等以外，其旁邊還有一個寺院叫普濟寺，《嘉泰會稽志》卷八中有記載“普濟院，在縣東北六十裡，唐大中元年建，號上林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在上林湖山西麓，俗謂之西寺……陳康肅公為漕，案行窯所，嘗來遊。有詩雲：山遠峰峰碧，林疏葉葉紅，憑欄對僧語，如在畫圖中。今刻石寺中。”聯想到宋代寺院經濟之發達，我們懷疑這個寺院也曾參與了秘色瓷的燒制。而上林湖也有“佰僧”款匣缽出土，似乎也在暗示這個事實的存在。此匣缽瓷質，屬於唐五代時期，為燒造秘色瓷專用匣缽。聯想到《嘉靖余姚縣誌》“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設官監窯，尋廢。”北宋趙仁濟曾充“殿前承旨監越州窯務”等事實，朝廷應該設有管理機構於此。
秘色瓷的含義
在窯址調查中還發現了一類釉下褐彩產品，這類產品在吳越國錢鏐母親水邱氏墓也出土過。學界一般將那兩件釉下褐彩產品歸為秘色瓷，但我們可以看到這類器物的釉色偏黃，很難說一定就是秘色瓷。秘色瓷應該是有一定的範疇和標準，而不是品質好一些就一定是秘色瓷。
水邱氏墓出土褐彩熏爐
水邱氏墓出土褐彩油燈
關於秘色瓷含義有多種不同的說法，歸納一下主要有三種。
其一，認為越窯的佳品就是秘色瓷。然而這個定義太過籠統，什麼是佳品？佳品需要達到什麼程度？宋代時出現“陶之精者曰秘色”的說法，不但定義比較寬泛，還未必一定是指越窯，所以這個標準顯然是不夠精確的。
其二，認為秘色瓷為一種青綠色的瓷器。其實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秘色瓷也有略微偏黃一點的，因為瓷器在燒成中是比較複雜的，尤其在龍窯中燒成，影響瓷器釉色有許多因素，不能保證每一件器物都能達到青綠色，不過其燒造時追求的目標應該是青綠色，而目標與結果並不一定一致。還有人認為“秘”就是“碧”，秘色就是碧色，其實都不夠完整。
其三，也是最流行的，主要是根據宋代周輝《清波雜誌》中提出的意見，叫“越上秘色器，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這裡最關鍵的是“不得臣下用”，就是說這是給皇帝專用的，你一般人是沒得用的，這是側重於產品的性質。
筆者認為上述三種主要的觀點都不能說錯，但單獨某一種觀點都不能全面概括秘色瓷的含義，如果把這三種觀點結合起來考察，才能真正解讀秘色瓷的內涵。
多年來在對上林湖窯址進行調查發掘的時候，發現一種特製的匣缽即瓷質匣缽，它在瓷器燒制當中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用這種匣缽燒制器物時，匣缽與匣缽之間，或者是匣缽與匣缽蓋之間，是用釉封好的。就是一件器物放進匣缽後，蓋上另一個匣缽或匣缽蓋，再用刷子蘸釉在匣缽的交接處刷了一圈。用這種釉刷一圈的匣缽燒制瓷器，器物燒好後釉色特別青綠。晚唐時期的越窯儘管其瓷器的燒造品質非常高，而使用了普通的匣缽，使燒成的器物，其釉色卻大多偏黃。但是用這種瓷質匣缽燒制器物與用一般的粗質匣缽燒制器物不同，釉色比較青綠。因為在匣缽交接處刷了一圈釉以後，燒成的時候匣缽裡邊處在一種強還原焰中，在冷卻的時候等於說是這一圈釉全部結牢了，外邊的氧氣進不去，可以防止在冷卻當中的二次氧化。因為氧化了，釉就偏黃了。在強還原焰氣氛當中燒成，釉色還原得好，所以顏色比較青綠。這種匣缽與一般匣缽的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這類匣缽胎料跟器物的胎料是一致的，這也是我們請上海博物館專家進行成分分析後得出的結論。用與製作器物相同的胎料製作匣缽另一個好處，就是在燒成的時候使器物和匣缽保持同步收縮，器物在匣缽內保持穩定。瓷器燒成時其收縮率是比較大的，現代龍泉瓷土的收縮率是16%到18%，金華、德清一帶的瓷土收縮率要達20%。兩種胎料是一致的話，那麼在燒成的時候收縮率保持一致，器物在匣缽裡保持穩定。如果一個收縮率大，一個收縮率小，器物在匣缽裡邊就有移動，就會產生器物粘到匣缽或者傾斜，影響瓷器燒成品質。所以用瓷質匣缽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燒成高品質的產品。但其弊病也顯而易見，就是成本太高。尤其是唐代晚期，其所用之瓷質匣缽又厚又大，胎泥非常細膩，除了本身瓷土品質比較高，淘洗也應該花了很多精力，其成本要比製作一件普通器物要高很多倍。而普通匣缽一般是用粗質的、硬度較大的、耐高溫的耐火材料製作。另外從器物標本也可以看到，因為匣缽的胎料跟器物的胎料一致，硬度低，不耐高溫，匣缽也很容易軟塌，就是在高溫下很容易塌掉。所以到五代時期，這種匣缽有所改進，其儘管還是瓷質匣缽，但胎料中已摻和有部分細沙粒，胎壁也比晚唐時期要薄，目的就是為了降低成本。
這種用釉封接匣缽燒成以後器物的取出是有一定難度的。裝燒時，是先把器物裝進匣缽，疊上另一個匣缽或者蓋上匣缽蓋，再在兩者的交界處刷上一圈釉，不是先在兩者對口之處刷上一圈釉再合上，由於這一圈釉相對比較稀薄，所以在高溫狀態下，匣缽內的空氣是可以從匣缽之間跑出來，燒成後匣缽與匣缽或者匣缽與匣缽蓋之間還是可以分離的。但畢竟用釉封接，冷卻以後釉就燒結了，要把匣缽打開取出器物，匣缽裡邊的器物會引起震盪，很容易將器物打破，所以在分離匣缽時必須十分小心。這是成本高的第二個原因。
匣缽本來是可以多次使用的，我們在窯址調查和發掘中經常看到許多匣缽有破損，但修補後尚在使用，直到不能用了才廢棄。但這種用釉封接的瓷質匣缽只能用一次。因為被釉粘上以後，經常要把匣缽打破才能把裡邊的器物拿出來。另外你要保持同步收縮，已經經過高溫和冷卻，已然收縮過的匣缽也是不能再用了。所以本來可以多次使用的匣缽，現在只能一次性使用。這也是成本高的第三個原因。
所以，燒造一件秘色瓷，其成本比普通瓷器要高很多倍，那麼在這情況下其價格就很高，故而不是一般民眾所能使用的。另外，古代瓷器的燒成率是很低的。前邊曾提到的北宋余姚縣令謝景初曾經到上林湖去考察瓷業生產，並用一首詩記錄了當時越窯生產的情況，“作灶長如丘，取土深於塹。踏輪飛為模，覆灰色乃紺。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暫。發窯火以堅，百栽一二占。裡中售高賈，門合漸收斂。持歸示北人，難得曾岡念。幾用或棄樸，爭乞寧有厭。鄙事聖猶能，今予乃親覘。”通俗一點講，就是他看到的情況是一百件裡邊他認為比較好的就一兩件，當然這一兩件不會是一般的普通產品，應該是上檔次的或者是給宮廷用的。一百件器物中就一兩件是認可的，其燒成率是很低的。一直到民國時期，龍泉寶溪鄉的鄉長陳佐漢，為了改進當地的瓷業生產，對窯爐進行改進。他在給浙江省實業廳的報告中還講到“百器之中而獲美滿完璧者，不過區區數件耳。”也就是說一直到民國時期的瓷器生產，一百件裡邊比較好的也就區區數件。所以從宋代的謝景初到民國的陳佐漢，都認為瓷器的燒成率是很低的，只有百分之幾。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成本很高，第二個產量極低。產品供應皇室都不夠，一般的人怎麼可能用得上，所以《清波雜誌》裡講到“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我覺得非常正確。用這種瓷質匣缽燒成的產品，第一是青綠色，第二是佳品，第三是“不得臣下用”，徐寅也說“陶成先得貢吾君”。用這種特殊工藝燒造出來的產品才是真正的秘色瓷，而作為秘色瓷，它在整個製作過程中就顯得與眾不同——胎特別細膩，應該比普通的越器淘洗更精細一些；器物製作非常規整，而且還基本都是滿釉，如果是為了裝燒而刮釉，也僅在器物底部的周邊略微一刮。所以精品是從一開始胎料的選擇加工、製作的精心規整、施釉的滿布純淨，到燒成的特殊工藝，都顯得與眾不同。所以，秘色瓷是有一定的範疇和標準的，而不是說看上去品質好一點就是秘色瓷。
儘管出土的秘色瓷的釉色並不完全一致，各個時代的釉色也有不同的追求，但總體風格比較接近，就是總體上都是比較青綠、純淨。特別是在吳越國的錢氏家族墓裡邊出土的一些產品，儘管沒有像法門寺一樣明確地寫著“秘色瓷”，但應該都屬於秘色瓷系列。如水邱氏墓（901年）出土的碗，康陵（939年）出土的一批產品，尤其是五代時期康陵出土的產品，總體上釉色也不是真正的青綠，而是有點泛青灰，釉的表面有密密麻麻的小黑點，但產品製作非常精緻。不管如何變化，秘色瓷產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基本上都是滿釉，單件裝燒，以釉取勝，基本不見裝飾。如果是施半釉或者是疊燒的，圈足都露出來，那就不應該是秘色瓷。
秘色瓷的生產時代
除了前文提到的晚唐五代的越窯燒造秘色瓷以外，到南宋時期，越窯還在繼續燒造秘色瓷器。越窯經過唐五代的發展，到北宋中期以後逐漸走向衰落。宋室南渡，由於特殊需要，越窯一度復興。對南宋時期越窯燒造的情況，文獻有不少的記載，特別是經常被大家引用的《中興禮書》，“（紹興元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條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項：一、祀天並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數下越州製造，仍乞依見今竹木器祭樣制燒造”。“（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工部言，據太常寺申，契勘今來明堂大禮，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已降指揮下紹興府余姚縣燒造”。在《宋會要輯稿》中更是明確寫明在紹興元年燒造一次之後又於紹興四年繼續燒造的原因——紹興府大火，起火、救火，許多瓷器被打碎，必須及時補充，尤其是祭器。
南宋陸遊《老學庵筆記》裡邊講到“耀州出青瓷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余姚縣秘色也。”也就是說，耀州的瓷器跟余姚燒造的秘色瓷是差不多的。但陸游所講的余姚秘色瓷是不是指南宋時期燒造的呢？《老學庵筆記》的寫作時間，大約在孝宗淳熙末年到光宗紹熙初年。其卷一說：“予去國（指臨安）二十七年複來。”又卷六亦說：“今上初登極，周丞相草儀注，稱‘新皇帝’，蓋創為文也。”按周丞相指周必大，淳熙末、紹熙初任左丞相，“今上”“新皇帝”俱指光宗。陸游因周必大推薦，淳熙末年回到朝廷，距他三十九歲孝宗隆興元年（1163）離開臨安，正好二十六七年。以陸遊的年齡，南宋以前的秘色瓷似乎是不應該看到的，他看到的應該是離開臨安以前看到的余姚燒的秘色瓷，所以他才會有這種感慨。
另外明代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也講到“南宋時余姚有秘色磁，粗樸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窯目之，不能別白也”這就講得非常明確了，而且這個秘色瓷，“今人率以官窯目之”。就是說，很多人把它當做官窯瓷看待。通過這個文獻，我們也知道這些秘色瓷產品風格特徵跟官窯非常接近，“不能別白”。所以如果要找南宋時期余姚燒造的秘色瓷，就要找跟官窯風格非常接近的產品。
還有一個文獻就是熊彥詩的《應詔上皇帝陳厲害書》：“臣尚有得於耳目之間者：永嘉養兵置局，織造錦袍；余姚呼集陶工，坯冶秘色；錢塘村落，輦致花窠。方陛下衣裳在笥，敝袴不假，則錦袍何用？日昃不食，土鉶致膳，則秘色何求？”熊彥詩是歷史非常有名的一個馬屁精，他最有名的就是寫了“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就是說，南宋中興，全靠秦檜。《應詔上皇帝陳厲害書》倒是做了一個臣子該做的事，他上這個書的時候是在紹興二、三年間。紹興二年其任溫州里安知縣，其實他這個上皇帝陳厲害書主要是說，皇帝在這個動盪的年代，為什麼還要呼集陶工坯冶秘色？故上書以玩好之弊論之。
當然皇帝是不會聽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打仗暫時消停，就要祭祀。要祭祀，就需要燒祭器。因為原來的祭器，在渡江的時候都損失掉了。熊彥詩紹興二、三年提的意見，估計他講的“呼集陶工，坯冶秘色”的事情，就是《中興禮書》講的紹興元年高宗燒祭器這個事情，這個裡邊就有燒秘色瓷。
另外在史浩的《祭窯神祝文》裡邊，講到“比者憲台有命，埏埴是營。鳩工彌月，巧曆必呈。惟是火齊，造化杳冥，端圓縹碧，乃氣之精。茲匪人力，實繄神明。是用奔走，來輸其誠。有酒既旨，有肴既馨。惟神克享，大侈厥靈。山川輯瑞，日月降晶。俾無苦窳，以迄有成。”史浩，紹興十五年（1145）登進士第，調余姚縣尉。“憲台有命”，表明此次燒窯是官府所命，“ 端圓縹碧”，所燒之物為青瓷。“鳩工彌月”，顯然是臨時性的燒造任務，僅一個月就完成制坯，即將入窯燒變。當然，彌月是一個常用的詞，不一定實指一月，關鍵是他的產品，叫端圓縹碧，應該指的就是秘色，在燒秘色瓷的時候，要祭窯神，所以他專門寫了一篇祭窯文。
從文獻來看，南宋時余姚燒秘色瓷是有一定資訊的。那麼這個南宋燒秘色瓷的窯址主要分佈在哪裡？根據多年的調查，主要分佈在慈溪古銀錠湖一帶，有低嶺頭、寺龍口、張家地、開刀山等幾個窯址。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窯址燒造呢？我們認為，鑒於瓷器燒成率低下，接到任務如“憲台有命”以後，時間又那麼緊，一個窯場是肯定來不及燒造的，必須要幾個窯同時燒造，才能完成任務。當然這個“憲台有命”不是真的是給憲台燒的，我們可以從文獻中多次看到古代宮廷用瓷交由地方政府，如轉運使、州軍、府縣負責燒造的情況。我們曾經對寺龍口窯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確實也發現了一批南宋早期產品。在南宋早期的產品中，主要分為傳統越窯青釉產品和官窯型產品兩大類。傳統越窯風格的青釉瓷器品質懸殊，可分為粗細兩種。粗者，以碗、盤等飲食器為主，其釉色以青泛灰為大宗。精細者，為青綠色，釉面光潤，胎質細膩，胎壁較薄，造型端莊古樸。也有在器物底上刻有“禦廚”款的，那就很明確了，這些器物就是給皇帝燒的，給皇帝用的。另一類官窯型器物的釉色呈天青、月白，乳濁、半失透狀，釉面滋潤而含蓄，同上述傳統風格截然不同，而與北宋汝窯風格卻頗為相近，同其後的南宋郊壇下官窯也有許多相似之處，釉層略厚，色調淺淡，一般無花紋裝飾，有許多瓷器從斷面可清晰看到有多次上釉的跡象。從李日華“今人率以官窯目之”看，他指的秘色瓷肯定不是傳統越窯的那種產品，而應該是指官窯型產品。
官窯型的天青釉瓷器可看出器類的有碗、盤、罐、洗、爐、瓶、花盆、唾盂、鳥食罐等。內底一般均無疊燒痕跡，碗、盤、洗、罐等器物外底多有支釘痕跡，支釘數以5個居多，少數足緣刮釉，底足露胎。多為拉坯輪制而成，極個別系捏塑製成。胎質細膩，胎色多呈香灰色，與汝窯非常相似。當然這個支釘支燒工藝儘管與汝窯相似，但精細程度無法跟汝窯媲美，汝窯用的是很細的芝麻釘，而越窯的支釘很粗，這與胎料有關。南方的胎料Al2O3含量比較低，一般在百分之十六、十七，最高的也到百分之二十多一點。北方就不一樣，含鋁量比較高。一般Al2O3含量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甚至到百分之三十五。含鋁量高，硬度就大，反之硬度就低。硬度低，如果支釘做得很細的話，就承受不了支撐器物的重量，即使支釘能夠承受，器物的胎硬度不夠，也是承受不了，所以它必須用這麼粗的釘。而這些官窯型天青釉秘色瓷，以前並不被大家所認識，部分器物也確實如李日華所說，被“率以官窯目之”，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修內司官窯弦紋瓶，釉中都是密密麻麻的氣泡，與南宋越窯官窯型產品風格一致，其實就是南宋越窯燒的，當然也應該叫秘色瓷。
唐代秘色瓷，五代秘色瓷，南宋秘色瓷，那北宋時候燒不燒秘色瓷？還有一些產品非常精緻，包括龍紋、對蝶紋，還有越窯刻單字款產品，如北宋元德李後陵（1000年）“千”字款雲鶴紋套盒，遼韓佚墓（995年）“永”字人物宴樂紋執壺，還有最近在遼蕭貴妃墓發現的一件注壺，世人都以秘色瓷相待。但這類器物是否是秘色瓷，答案卻並不一致。從古代文獻對秘色瓷的定義來看，其關注的焦點是形與色，尤其是色，本身秘色就是著重於色，看重的是釉色，不管是作為秘色瓷的標準器晚唐五代越窯秘色瓷，還是與秘色瓷相關的五代耀州窯、汝窯、高麗青瓷、官窯、龍泉窯，都是以釉取勝、不重裝飾，而這些器物儘管很精緻，釉色也漂亮，但給人以印象深刻的卻是他的裝飾。而且古代文獻中講到秘色瓷的時候，數量都是很少的，特別是記載秘色瓷較多的文獻如《十國春秋》《吳越備史》等，凡是提到錢氏進貢秘色瓷的時候，都是有限的五十事、二百事等，但講到越器，或者是金扣越器，銀扣越器，或者是扣飾越器的時候，數量就相對很多，一萬、五萬都有。就是說越器和秘色瓷儘管都是給宮廷燒的，但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秘色屬於越器，但越器不一定都是秘色瓷。因為給宮廷燒的越器可能會很多，但是真正的秘色瓷，其實它數量是很少的。我們來看看相關文獻是如何記載錢氏所貢瓷器的。
《十國春秋》：
“（寶大元年）秋九月王遣使錢詢貢唐方物，銀器、越綾、吳綾及龍鳳衣絲鞋履子，又進萬壽節金器盤、龍鳳錦織成紅羅縠袍、襖衫豐殳、秘色瓷器……龍帶禦衣、白龍腦、紅地龍鳳錦被……”
“（清泰二年）九月王貢唐錦綺五百，連金花食器二千兩、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天福七年）十一月王遣使貢晉，鋌銀五千兩、絹五十疋、絲一萬兩，謝封國王恩。又進細甲銀弩箭、扇子等物，又貢蘇木二萬斤、乾薑三萬斤、茶二萬五千斤及秘色瓷器、鞋履、細酒、糟薑細紙等物。”
“（乾祐二年）十一月甲寅，王遣判官貢漢禦衣、犀帶、金銀裝兵仗、綾、絹、茶、香、藥物、秘色瓷器、鞍屐、海味等物。”
“（開寶二年）秋八月，宋遣使至，賜王生辰禮物並禦衣紅袍一副，金鎖甲一副及馳馬百頭。是時，王貢秘色瓷器于宋。”
“宋師伐江南，惟治從忠懿王帥兵下常州，策勳改奉國軍節度使。忠懿王朝宋，命惟治權發遣軍國事。王還，令惟治入貢。惟治私獻塗金銀香獅子、香鹿、鳳鶴、孔雀，寶裝髹合，釦金瓷器萬事，吳繚綾千匹。”
從《十國春秋》記載的情況看，其講到秘色瓷數量的時候，除了沒有明確數量，有具體數字的“二百事”是最多的了，哪怕是扣金瓷器，數量也是比較多，所以從字裡行間看，秘色瓷器應該是比扣金瓷器檔次還要高。
《吳越備史》：
“（太平興國八年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使賜王生辰禮。翌日，王遣世子惟浚貢上白龍腦香一百斤，金銀陶器五百事，銀二萬兩，黃金一千兩。”
“王自國初供奉之數，無複文案，今不得而書，惟太祖太宗兩朝入貢，記之頗備謂之《貢奉錄》。今取其大者，如……金銀飾陶器一十四餘事……”
《吳越備史》裡邊僅講到金銀陶器和金銀飾陶器，沒有明確提到秘色瓷。
《冊府元龜》：
“（同光二年）九月，兩浙錢鏐遣使錢詢貢方物，銀器、越綾、吳綾、越絹、龍鳳衣、絲鞋屐子，進萬壽節金器、盤龍鳳錦織成紅羅縠袍襖衫段、五色長連衣段、綾絹、金棱秘色瓷器、銀裝花櫚木廚子、金排方盤龍帶、禦衣、白龍瑙、紅地龍鳳錦被、紅藤龍鳳箱等。”
“（清泰二年）九月甲寅，兩浙貢茶、香、綾絹三萬六千計。是月，杭州錢元瓘進銀綾絹各五千兩疋、錦綺五百、連金花食器二千兩、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天福六年）十月己醜，吳越王錢元瓘進金帶一條、金器三百兩、銀八千兩、綾三千疋、絹二萬疋、金條紗五百疋、綿五萬兩、茶三萬斤，謝恩加守尚書令。辛卯，又進象牙、諸色香藥、軍器、金裝茶床、金銀棱瓷器、細茶、法酒事件萬餘。”
“少帝以天福七年七月即位。十一月，兩浙錢弘佐遣使進鋌銀五千兩、絹五千疋、絲一萬兩，謝恩封吳越國王。又貢細甲、弓弩、箭、扇子等，又貢蘇木二萬斤、乾薑三萬斤、茶二萬五千斤，及秘色瓷器、鞋履、細酒、糟薑、細紙等。”
“（廣順二年）十一月甲寅，兩浙錢弘俶遣判官貢奉禦衣、犀帶、金銀裝兵仗、金銀器、綾、絹、茶、香、藥物、秘色瓷器、鞍屐、海味、酒等。”
“（廣順三年）十一月乙亥，兩浙錢弘俶貢謝恩綾絹二萬八千匹、銀器六千兩、綿五萬兩、茶三萬五十斤、禦衣兩襲、通犀帶、戲龍金帶、香藥、瓷器、銀裝甲仗、法酒、海味等。”
《冊府元龜》提到秘色瓷數量同樣很少，有具體數量的是“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宋會要輯稿》：
“（開寶六年二月十二日）錢惟濬進長春節渾金渡銀獅子一對一千兩、細衣段十匹、乳香二千斤，又進宮池銀裝花舫二、金酒器一副、金香獅子一、金香合一、金托裹玳瑁碗十、碟子二十、金棱牙茶床子十、紅藤盤子一、金渡銀果子十釘、龍鳳翠花十株、金棱七寶裝烏紋木椅子、踏床子、金銀棱寶裝床子十、銀裝椅子十、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銀棱盤子十、銀裝籠子十。”
“（開寶九年六月四日）明州節度使惟治進塗金銀香獅子並台重千兩，金銀香鹿一對重千兩，塗金銀鳳孔雀鶴三對重三千兩，白龍腦十斤、金合重二百兩，大綾千匹，寶裝合盤二十只，瓷器萬一千事內千事銀棱。”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三日）俶進金銀食奩二、紅絲絡銀榼四、銀塗金釦越器二百事、銀匣二。”
“（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二日，俶進銀五萬兩、錢五萬貫，絹十萬疋、綾二萬疋、錦十萬兩，牙茶十萬斤、建茶萬斤、乾薑萬斤，瓷器五萬事，錦緣席千，金銀飾畫舫三、銀飾龍舟四，金飾烏樠木禦食案、禦床各一，金樽罍盞斝各一，金飾玳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盤二、金釦雕象俎十，銀假果十株、翠花真珠花三叢，七寶飾食案十、銀樽罍十、盞斝副焉，金釦瓷器百五十事、雕銀俎五十，密假果、翦蘿花各二十株，銀釦大盤十，銀裝鼓二、七寶飾胡琴五弦箏各四、銀飾箜篌方響羯鼓各四、紅牙樂器二十二事，乳香萬斤、犀象各百株，香藥萬斤、蘇木萬斤。”
“太平興國八年秋八月王遣世惟浚貢宋帝白龍腦香一百斤，金銀陶器五百事。”
“神宗熙甯元年十二月，尚書戶部上諸道府土產貢物……越州綾一十匹、茜緋紗一十匹、秘色瓷器五十事。”
《宋會要輯稿·蕃夷》載：“開寶六年(973年)二月十二日，……錢惟浚貢……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
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就是一百五十件。當然這個件，有時候是一套如盞與盞托是一事。但瓷器就多了，一次可達五萬事，就是說秘色瓷跟越器在古人眼裡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秘色瓷是越器裡邊最高檔次的，哪怕是金扣越器似乎也夠不上秘色瓷的層次。這個越器的五萬事，都是進貢給皇帝的，我想大量的東西應該是指越器，而不是指秘色瓷。
《宋史》：
“王師討江南，惟治從俶率兵下常州，策勳改奉國軍節度。俶入朝，命惟治權發遣軍國事。俶還，令奉幣入貢，撫諭命賜甚厚。惟治又獻塗金銀香師子、香鹿、鳳鶴、孔雀，寶裝髹合，釦金瓷器萬事，吳繚綾千匹。”
“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戶。俶貢禦衣，通天犀帶，絹萬匹，金器、瑇瑁器百余事，金銀釦器五百事……三年三月，來朝……俶貢白金五萬兩、錢萬萬，絹十萬匹、綾二萬匹、綿十萬，屯茶十萬斤、建茶萬斤、乾薑萬斤，越器五萬事，錦緣席千，金銀畫舫三、銀飾龍舟四，金飾烏樠木禦食案、禦床各一，金樽罍盞斝各一，金飾瑇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盤二、金釦雕象俎十，銀假果樹十事、翠毛真珠花三叢，七寶飾食案十、銀樽罍十、盞斝副焉，金釦越器百五十事、雕銀俎五十，密假果、剪羅花各二十樹，銀釦大盤十，銀裝鼓二、七寶飾胡琴五弦箏各四、銀飾箜篌方響羯鼓各四、紅牙樂器二十二事，乳香萬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藥萬斤、蘇木萬斤。”
《元豐九域志》：
“越州會稽郡……土貢越綾二十匹、茜緋花紗一十匹、輕容紗五匹、紙一千張、瓷器五十事。”
《嘉泰會稽志》：
“戰國秦漢而土貢雜物無所登載，至唐頗多，若編紋紗、寶花紋等羅，白編、交梭、十樣花紋等綾，輕容、生縠、花紗、吳絹，丹砂，石蜜，橘，葛粉，瓷器，紙，筆。皇朝務從蠲省，以《祥符圖經》《元豐九域志》參考之，承平之久，雖微有增益，然以匹貢者，為綾二十、排花紗十、輕容紗五，表紙千張，瓷器五十事。今貢輕容紗五疋、越綾十疋而已。”
《錦裡耆舊傳》：
“（永平二年二月）丁巳，梁遣光祿卿盧玭、閣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來聘，推帝為兄，書曰：夫唐虞致治……銀棱秘色䤬鑼二面……”
不管是《元豐九域志》還是《嘉泰會稽志》，提到的都是瓷器五十事，這應該指的是秘色瓷。《錦裡耆舊傳》講到銀棱秘色䤬鑼兩面，凡是講到秘色瓷器具體數量的時候，都不會很多，就沒有看到過超過兩百事。這個䤬鑼儘管有學者提出過不同見解，其實就是類似於洗的器物。所以秘色瓷和越器儘管都是貢瓷，且秘色瓷屬於越器，但兩者層次是不一樣的，上面列舉了這麼多的文獻，有的是不同書中講的同一件事，就是想說明秘色瓷與越器是有區別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北宋時期那些越窯的精品，包括前面提到的越窯單字款器物，動輒上萬，不一定能夠稱得上秘色瓷，許多學者認為吳越國進貢了幾十萬件秘色瓷，其實是錯誤的。
余論
關於秘色瓷，有學者認為唐五代以後，特別是宋代，秘色瓷的概念變了，其實我們從文獻所記載的與秘色瓷相關聯的幾個窯場生產的產品來看，秘色瓷的概念始終如一，它追求的目標一直未變，我們把從古代文獻中認為燒秘色瓷的窯場生產的產品放在一起比較，可以看到從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秘色瓷，到五代康陵出土的秘色瓷，再到耀州窯五代時期生產的刻“官”乳濁釉產品、北宋時期的汝窯、南宋早期越窯低嶺頭類型產品、南宋郊壇下官窯、龍泉窯黑胎青瓷產品等，儘管其不同時期，各窯有不同的特點，各地胎料的不同，導致產品的風格也有一定的差異，但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這些產品屬於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窯場，但釉色非常接近，也基本上沒有裝飾紋樣。古人也是把它們歸為一類即秘色瓷的，它們都屬於一個秘色瓷的系統。
陸遊《老學庵筆記》：“耀州出青瓷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余姚縣秘色也。”
趙秉文《汝瓷酒尊》：“秘色創尊形，中泓貯醁醽。縮肩潛蝘蜓，蟠腹漲青寧。巧琢晴嵐古，圓嗟碧玉熒。銀盃猶羽化，風雨慎緘扃。”
李日華《六研齋筆記》:“南宋時余姚有秘色瓷,粗樸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窯目之，不能別白也。”
莊季裕《雞肋篇》：“龍泉……又出青瓷器，謂之秘色。”
蔣祈《陶記》：“其視真定紅瓷、龍泉青秘相競奇矣。”
當然，如果再把眼光放遠一點，其實高麗時期的部分青瓷，也歸為秘色瓷系統，不僅在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講到 “其餘則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把高麗青瓷與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相提並論，在徐兢看來，汝州新窯器和高麗青瓷都是與越窯秘色瓷風格一樣的。在太平老人《袖中錦》中則直接將其稱為高麗秘色，“……高麗秘色……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當然對此書成書年代是有爭議的。
另外一個似乎可以歸為秘色瓷系統的是汝州張公巷窯址出土的產品，關於張公巷窯址，學界對其生產年代意見不一，根據發掘者的判定，其年代為北宋末到元代，顯然這個年代判定由於種種原因是比較寬泛的，對其性質，當年曾開過一個專家論證會，認為其為北宋官窯，現在更多傾向于為金代官窯，如果從器物的風格看，張公巷窯址出土產品與汝窯相近，具有較多的宋代特徵。《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有“周綱嘗知梁縣，燒造假秘色甆器以事蔡攸”的記載，而蔡攸得寵于徽宗，歷任龍圖閣學士、淮康軍節度使、宣和殿大學士等要職，宣和五年（1123）領樞密院事，隨即又任開府儀同三司、少保等重要職務，後改任太保，封英國公，靖康元年（1126），欽宗即位，蔡攸被接連貶往永州、潯州、雷州、萬安軍居住，不久欽宗又遣使者在貶所將其誅殺。既然“以事蔡攸”，那就是北宋晚期的事，不管他燒的是秘色瓷還是假秘色瓷，總都屬於秘色一類，自隋文帝開皇四年（584）置伊州，隋煬帝大業初改伊州為汝州，治梁縣城，即梁縣與汝州的治所同在一地，故汝州張公巷極有可能就是周剛“燒造假秘色瓷器”之所。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再去看葉寘《坦齋筆衡》關於陶器的記載：“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秘色窯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雲秘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鬥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徽宗遺制，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緻，釉色瑩澈，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舊窯大不侔矣！余如烏泥窯、余杭窯、續窯，皆非官窯比。若謂舊越窯，不復見矣！”
從秘色窯器開始以後，一直到後來的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再到江南龍泉縣窯，包括官窯，其實是葉寘對秘色瓷發展系統的一次梳理，是一篇秘色窯業史。爭論了半天，宋人早就講得很清楚，這些窯場都是秘色瓷系統。現在對秘色瓷概念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其實都是沒有真正理解秘色瓷的含義所造成的。
前述因為秘色瓷的產量很低，數量很少，所以到清代的時候，乾隆皇帝才會發出“李唐越器人間無，趙宋官窯晨星稀”的感慨，什麼意思？就是說官窯還能看到，李唐的越器看不見了，人間無了，當然它這個李唐越器肯定是指秘色瓷，如果光是越器的話，還是會有不少，尤其是乾隆皇帝，應該是有機會看得到的，所以從乾隆皇帝發出的感歎來看，秘色瓷不可能有很多，不會像今日我們經常聽到我這個是秘色瓷，我那個是秘色瓷，反正稍微好一點的越窯瓷器都叫秘色瓷了，其實都不靠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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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于當保貢窯之北山”文字記載。
“光啟三年”墓誌罐
元陶宗儀《輟耕錄》卷二九《窯器》條：“宋·葉寘《坦齋筆衡》雲：……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秘色窯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雲秘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鬥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錢氏。”就是說宋代人葉寘就認為 “秘色窯器”是“越州燒進”，而前文中提到的唐代詩人陸龜蒙直接把秘色和越器聯在一起，這首詩的題目就叫《秘色越器》，秘色在哪裡？那就是越器，這一首詩也是第一次，最早提出越窯和秘色瓷關係的一首詩，所以這個從文獻上看，秘色瓷就是越窯生產的。
秘色瓷的燒造地點
那麼生產秘色瓷的越窯窯址的具體地點到底在哪裡？我們認為就是越窯的核心區域——上林湖。1989年慈溪市人民政府計畫將上林湖窯址所在地的上林湖水庫大壩加固加高，以增加飲用水量，如果這一計畫得到實施，那國保單位上林湖越窯遺址就處於被整個淹沒的危機之中。為此國家文物局要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一支專業隊伍進駐上林湖對上林湖越窯窯址進行詳細考古調查，在此基礎上制定保護方案，故而從1990年開始，我們開始對上林湖越窯遺址進行詳細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
上林湖在以前看到的文獻或者是報告，一般都叫余姚上林湖。上林湖一直地處余姚與慈溪交界，到20世紀70年代，余姚為了要找一個出海口，把上林湖區域換給慈溪，所以才有了慈溪上林湖。從地圖上看，上林湖北邊就是杭州灣；現在的329國道，其實是在北宋慶歷年間，由當時的余姚縣令謝景初主持修建的一條海塘。北宋時期，海塘以外全是灘塗或者大海。上林湖越窯窯址就處於在海塘以內，離海比較近。
多年來的調查工作，上林湖越窯窯址總共可以分為四個窯址群。四個窯址群距離比較近，各具特色，最核心部分就是上林湖窯址群，該窯址群共有117處窯址，其中有漢、三國窯址7處，南朝窯址1處，唐宋窯址109處，其中個別窯址編一個號但存在幾個窯址點，總共加起來應該有125處，其中北宋中期以後的窯址少見，北宋晚期的窯址僅有零星分佈。此外，白洋湖窯址群，窯業生產從唐代早期開始，一直持續到北宋早期。裡杜湖窯址群，窯業生產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在北宋中期。古銀錠湖窯址群，窯業生產最主要的特色是在南宋早期。
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到，從唐代開始，整個越窯窯業進入一個新興階段。為什麼越窯到唐代以後開始興盛起來？除了越窯制瓷技術提高等內部原因之外，以下幾個外部因素對越窯的蓬勃發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其一，“安史之亂”的爆發。“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得北方戰亂，而南方經濟比較穩定，“安史之亂”以後，北人大量南遷，整個國家的經濟重心向南方轉移。
其二，《禁珠玉錦繡敕》的頒佈。唐玄宗在開元二年（714）頒佈了《禁珠玉錦繡敕》：“朕欲捐金抵玉，塞本澄源。所有服禦金銀器物，今付有司，另鑄為鋌，仍別貯掌，以供軍國。”通俗一點講，就是金銀器物是高檔用品，大家喜歡用，尤其是上層貴族還是一種身份象徵，現在不讓用了。金銀器不讓用，那總得有一個替代品，就要用另一種材料來代替金銀，瓷也是一種合適的材料，這就給瓷器生產帶來一個非常好的機遇。所以我們認為這應也是越窯制瓷業走向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我們也可看到此時的瓷器生產中大量出現仿金銀器的產品。
其三，《茶經》的刊行。唐代中期開始，特別是在陸羽的《茶經》刊行以後，飲茶風氣日盛。《茶經》將越窯的產品列為第一，“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嶽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甌，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嶽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當然，這主要是從飲茶的角度，從茶之器方面把越窯產品列為第一，而這在飲茶之風從宗教界、上層貴族，慢慢向普通大眾延伸的這麼一刻，相當於給越窯做了一個廣告，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越窯制瓷業的發展，同樣，我們也可看到此時期的瓷器產品中出現大量的茶具。
從對整個上林湖以及周邊其他地區的越窯窯址進行詳細調查和勘探情況來看，上林湖窯址群是越窯窯場的核心，是最中心的窯場。當然在上林湖窯址群內部，各窯址點生產水準參差不齊，但在後司嶴窯址一帶生產品質最高，應屬於上林湖窯址群核心中的核心，而在後司嶴發掘的產品中，以碗、盤、缽、盞、盒等為主，亦有執壺、瓶、罐、碟、爐、盂、枕、扁壺、八棱淨瓶、圓腹淨瓶、盞托等，每一種器物又有多種不同的造型，如碗有花口高圈足碗、玉璧底碗、玉環底碗等，盤有花口平底盤、花口高圈足盤等，這些器物中我們可以輕易地找到與法門寺出土秘色瓷相同的器形，如八棱瓶，還有燒制八棱瓶秘色瓷的專用的匣缽；直徑達20釐米的碗盤等，基本上都是滿釉。
後司嶴窯址出土秘色瓷盤
經考古調查，在這一區域內唐宋時期窯業生產持續，“官”“官樣”字款在歷次調查與新近的考古發掘中都不止一次的採集到。
耀州窯博物館藏五代青釉“官”字款標本
後司嶴窯址出土秘色瓷盒
後司嶴窯址出土秘色瓷八棱瓶
應該說，當時生產的比較高檔的瓷器，基本集中在這個區域，尤其是秘色瓷的燒造地點。因為受限於水位，窯場的大部在水面以下，所以2014—2015年我們首先選擇了地勢較高的荷花芯窯址進行了補充考古發掘，在發掘中也發現了品質比較高的產品，除釉色稍微偏黃一點以外，總的來說製作得也比較規整，而且基本上都是滿釉，多見茶具和文房用具。如出土的一種勺，其實就是陸羽《茶經》中的則，“則者，量也、准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減之，嗜濃者增之，故雲則也。”還有一些典型的唐代器物，腹部成瓜棱狀，還有多邊形的流、三重構圖法體現的蓮花、荷葉等。比較重要的新發現是，在該窯址地層中出土了四件內心模印“盈”字的寬圈足大碗，這個是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未見的。“盈”字款在邢窯考古中有不少發現，對“盈”字的解釋也有不同意見，但多數是指向大盈庫。荷花芯窯址出土的“盈”字款在筆法、書寫位置均與邢窯常見的“盈”字款不同，其具體含義還有待於我們的進一步探討，荷花芯窯址還出土了不少秘色瓷。
荷花芯窯址出土“盈”字款碗
荷花芯窯址出土青瓷則
荷花芯窯址出土秘色瓷執壺
荷花芯窯址出土秘色瓷盒
後司嶴一帶除了出土產品品質非常精緻、“官”款、“官樣”款等以外，其旁邊還有一個寺院叫普濟寺，《嘉泰會稽志》卷八中有記載“普濟院，在縣東北六十裡，唐大中元年建，號上林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在上林湖山西麓，俗謂之西寺……陳康肅公為漕，案行窯所，嘗來遊。有詩雲：山遠峰峰碧，林疏葉葉紅，憑欄對僧語，如在畫圖中。今刻石寺中。”聯想到宋代寺院經濟之發達，我們懷疑這個寺院也曾參與了秘色瓷的燒制。而上林湖也有“佰僧”款匣缽出土，似乎也在暗示這個事實的存在。此匣缽瓷質，屬於唐五代時期，為燒造秘色瓷專用匣缽。聯想到《嘉靖余姚縣誌》“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設官監窯，尋廢。”北宋趙仁濟曾充“殿前承旨監越州窯務”等事實，朝廷應該設有管理機構於此。
秘色瓷的含義
在窯址調查中還發現了一類釉下褐彩產品，這類產品在吳越國錢鏐母親水邱氏墓也出土過。學界一般將那兩件釉下褐彩產品歸為秘色瓷，但我們可以看到這類器物的釉色偏黃，很難說一定就是秘色瓷。秘色瓷應該是有一定的範疇和標準，而不是品質好一些就一定是秘色瓷。
水邱氏墓出土褐彩熏爐
水邱氏墓出土褐彩油燈
關於秘色瓷含義有多種不同的說法，歸納一下主要有三種。
其一，認為越窯的佳品就是秘色瓷。然而這個定義太過籠統，什麼是佳品？佳品需要達到什麼程度？宋代時出現“陶之精者曰秘色”的說法，不但定義比較寬泛，還未必一定是指越窯，所以這個標準顯然是不夠精確的。
其二，認為秘色瓷為一種青綠色的瓷器。其實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秘色瓷也有略微偏黃一點的，因為瓷器在燒成中是比較複雜的，尤其在龍窯中燒成，影響瓷器釉色有許多因素，不能保證每一件器物都能達到青綠色，不過其燒造時追求的目標應該是青綠色，而目標與結果並不一定一致。還有人認為“秘”就是“碧”，秘色就是碧色，其實都不夠完整。
其三，也是最流行的，主要是根據宋代周輝《清波雜誌》中提出的意見，叫“越上秘色器，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這裡最關鍵的是“不得臣下用”，就是說這是給皇帝專用的，你一般人是沒得用的，這是側重於產品的性質。
筆者認為上述三種主要的觀點都不能說錯，但單獨某一種觀點都不能全面概括秘色瓷的含義，如果把這三種觀點結合起來考察，才能真正解讀秘色瓷的內涵。
多年來在對上林湖窯址進行調查發掘的時候，發現一種特製的匣缽即瓷質匣缽，它在瓷器燒制當中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用這種匣缽燒制器物時，匣缽與匣缽之間，或者是匣缽與匣缽蓋之間，是用釉封好的。就是一件器物放進匣缽後，蓋上另一個匣缽或匣缽蓋，再用刷子蘸釉在匣缽的交接處刷了一圈。用這種釉刷一圈的匣缽燒制瓷器，器物燒好後釉色特別青綠。晚唐時期的越窯儘管其瓷器的燒造品質非常高，而使用了普通的匣缽，使燒成的器物，其釉色卻大多偏黃。但是用這種瓷質匣缽燒制器物與用一般的粗質匣缽燒制器物不同，釉色比較青綠。因為在匣缽交接處刷了一圈釉以後，燒成的時候匣缽裡邊處在一種強還原焰中，在冷卻的時候等於說是這一圈釉全部結牢了，外邊的氧氣進不去，可以防止在冷卻當中的二次氧化。因為氧化了，釉就偏黃了。在強還原焰氣氛當中燒成，釉色還原得好，所以顏色比較青綠。這種匣缽與一般匣缽的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這類匣缽胎料跟器物的胎料是一致的，這也是我們請上海博物館專家進行成分分析後得出的結論。用與製作器物相同的胎料製作匣缽另一個好處，就是在燒成的時候使器物和匣缽保持同步收縮，器物在匣缽內保持穩定。瓷器燒成時其收縮率是比較大的，現代龍泉瓷土的收縮率是16%到18%，金華、德清一帶的瓷土收縮率要達20%。兩種胎料是一致的話，那麼在燒成的時候收縮率保持一致，器物在匣缽裡保持穩定。如果一個收縮率大，一個收縮率小，器物在匣缽裡邊就有移動，就會產生器物粘到匣缽或者傾斜，影響瓷器燒成品質。所以用瓷質匣缽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燒成高品質的產品。但其弊病也顯而易見，就是成本太高。尤其是唐代晚期，其所用之瓷質匣缽又厚又大，胎泥非常細膩，除了本身瓷土品質比較高，淘洗也應該花了很多精力，其成本要比製作一件普通器物要高很多倍。而普通匣缽一般是用粗質的、硬度較大的、耐高溫的耐火材料製作。另外從器物標本也可以看到，因為匣缽的胎料跟器物的胎料一致，硬度低，不耐高溫，匣缽也很容易軟塌，就是在高溫下很容易塌掉。所以到五代時期，這種匣缽有所改進，其儘管還是瓷質匣缽，但胎料中已摻和有部分細沙粒，胎壁也比晚唐時期要薄，目的就是為了降低成本。
這種用釉封接匣缽燒成以後器物的取出是有一定難度的。裝燒時，是先把器物裝進匣缽，疊上另一個匣缽或者蓋上匣缽蓋，再在兩者的交界處刷上一圈釉，不是先在兩者對口之處刷上一圈釉再合上，由於這一圈釉相對比較稀薄，所以在高溫狀態下，匣缽內的空氣是可以從匣缽之間跑出來，燒成後匣缽與匣缽或者匣缽與匣缽蓋之間還是可以分離的。但畢竟用釉封接，冷卻以後釉就燒結了，要把匣缽打開取出器物，匣缽裡邊的器物會引起震盪，很容易將器物打破，所以在分離匣缽時必須十分小心。這是成本高的第二個原因。
匣缽本來是可以多次使用的，我們在窯址調查和發掘中經常看到許多匣缽有破損，但修補後尚在使用，直到不能用了才廢棄。但這種用釉封接的瓷質匣缽只能用一次。因為被釉粘上以後，經常要把匣缽打破才能把裡邊的器物拿出來。另外你要保持同步收縮，已經經過高溫和冷卻，已然收縮過的匣缽也是不能再用了。所以本來可以多次使用的匣缽，現在只能一次性使用。這也是成本高的第三個原因。
所以，燒造一件秘色瓷，其成本比普通瓷器要高很多倍，那麼在這情況下其價格就很高，故而不是一般民眾所能使用的。另外，古代瓷器的燒成率是很低的。前邊曾提到的北宋余姚縣令謝景初曾經到上林湖去考察瓷業生產，並用一首詩記錄了當時越窯生產的情況，“作灶長如丘，取土深於塹。踏輪飛為模，覆灰色乃紺。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暫。發窯火以堅，百栽一二占。裡中售高賈，門合漸收斂。持歸示北人，難得曾岡念。幾用或棄樸，爭乞寧有厭。鄙事聖猶能，今予乃親覘。”通俗一點講，就是他看到的情況是一百件裡邊他認為比較好的就一兩件，當然這一兩件不會是一般的普通產品，應該是上檔次的或者是給宮廷用的。一百件器物中就一兩件是認可的，其燒成率是很低的。一直到民國時期，龍泉寶溪鄉的鄉長陳佐漢，為了改進當地的瓷業生產，對窯爐進行改進。他在給浙江省實業廳的報告中還講到“百器之中而獲美滿完璧者，不過區區數件耳。”也就是說一直到民國時期的瓷器生產，一百件裡邊比較好的也就區區數件。所以從宋代的謝景初到民國的陳佐漢，都認為瓷器的燒成率是很低的，只有百分之幾。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成本很高，第二個產量極低。產品供應皇室都不夠，一般的人怎麼可能用得上，所以《清波雜誌》裡講到“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我覺得非常正確。用這種瓷質匣缽燒成的產品，第一是青綠色，第二是佳品，第三是“不得臣下用”，徐寅也說“陶成先得貢吾君”。用這種特殊工藝燒造出來的產品才是真正的秘色瓷，而作為秘色瓷，它在整個製作過程中就顯得與眾不同——胎特別細膩，應該比普通的越器淘洗更精細一些；器物製作非常規整，而且還基本都是滿釉，如果是為了裝燒而刮釉，也僅在器物底部的周邊略微一刮。所以精品是從一開始胎料的選擇加工、製作的精心規整、施釉的滿布純淨，到燒成的特殊工藝，都顯得與眾不同。所以，秘色瓷是有一定的範疇和標準的，而不是說看上去品質好一點就是秘色瓷。
儘管出土的秘色瓷的釉色並不完全一致，各個時代的釉色也有不同的追求，但總體風格比較接近，就是總體上都是比較青綠、純淨。特別是在吳越國的錢氏家族墓裡邊出土的一些產品，儘管沒有像法門寺一樣明確地寫著“秘色瓷”，但應該都屬於秘色瓷系列。如水邱氏墓（901年）出土的碗，康陵（939年）出土的一批產品，尤其是五代時期康陵出土的產品，總體上釉色也不是真正的青綠，而是有點泛青灰，釉的表面有密密麻麻的小黑點，但產品製作非常精緻。不管如何變化，秘色瓷產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基本上都是滿釉，單件裝燒，以釉取勝，基本不見裝飾。如果是施半釉或者是疊燒的，圈足都露出來，那就不應該是秘色瓷。
秘色瓷的生產時代
除了前文提到的晚唐五代的越窯燒造秘色瓷以外，到南宋時期，越窯還在繼續燒造秘色瓷器。越窯經過唐五代的發展，到北宋中期以後逐漸走向衰落。宋室南渡，由於特殊需要，越窯一度復興。對南宋時期越窯燒造的情況，文獻有不少的記載，特別是經常被大家引用的《中興禮書》，“（紹興元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條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項：一、祀天並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數下越州製造，仍乞依見今竹木器祭樣制燒造”。“（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工部言，據太常寺申，契勘今來明堂大禮，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已降指揮下紹興府余姚縣燒造”。在《宋會要輯稿》中更是明確寫明在紹興元年燒造一次之後又於紹興四年繼續燒造的原因——紹興府大火，起火、救火，許多瓷器被打碎，必須及時補充，尤其是祭器。
南宋陸遊《老學庵筆記》裡邊講到“耀州出青瓷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余姚縣秘色也。”也就是說，耀州的瓷器跟余姚燒造的秘色瓷是差不多的。但陸游所講的余姚秘色瓷是不是指南宋時期燒造的呢？《老學庵筆記》的寫作時間，大約在孝宗淳熙末年到光宗紹熙初年。其卷一說：“予去國（指臨安）二十七年複來。”又卷六亦說：“今上初登極，周丞相草儀注，稱‘新皇帝’，蓋創為文也。”按周丞相指周必大，淳熙末、紹熙初任左丞相，“今上”“新皇帝”俱指光宗。陸游因周必大推薦，淳熙末年回到朝廷，距他三十九歲孝宗隆興元年（1163）離開臨安，正好二十六七年。以陸遊的年齡，南宋以前的秘色瓷似乎是不應該看到的，他看到的應該是離開臨安以前看到的余姚燒的秘色瓷，所以他才會有這種感慨。
另外明代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也講到“南宋時余姚有秘色磁，粗樸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窯目之，不能別白也”這就講得非常明確了，而且這個秘色瓷，“今人率以官窯目之”。就是說，很多人把它當做官窯瓷看待。通過這個文獻，我們也知道這些秘色瓷產品風格特徵跟官窯非常接近，“不能別白”。所以如果要找南宋時期余姚燒造的秘色瓷，就要找跟官窯風格非常接近的產品。
還有一個文獻就是熊彥詩的《應詔上皇帝陳厲害書》：“臣尚有得於耳目之間者：永嘉養兵置局，織造錦袍；余姚呼集陶工，坯冶秘色；錢塘村落，輦致花窠。方陛下衣裳在笥，敝袴不假，則錦袍何用？日昃不食，土鉶致膳，則秘色何求？”熊彥詩是歷史非常有名的一個馬屁精，他最有名的就是寫了“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就是說，南宋中興，全靠秦檜。《應詔上皇帝陳厲害書》倒是做了一個臣子該做的事，他上這個書的時候是在紹興二、三年間。紹興二年其任溫州里安知縣，其實他這個上皇帝陳厲害書主要是說，皇帝在這個動盪的年代，為什麼還要呼集陶工坯冶秘色？故上書以玩好之弊論之。
當然皇帝是不會聽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打仗暫時消停，就要祭祀。要祭祀，就需要燒祭器。因為原來的祭器，在渡江的時候都損失掉了。熊彥詩紹興二、三年提的意見，估計他講的“呼集陶工，坯冶秘色”的事情，就是《中興禮書》講的紹興元年高宗燒祭器這個事情，這個裡邊就有燒秘色瓷。
另外在史浩的《祭窯神祝文》裡邊，講到“比者憲台有命，埏埴是營。鳩工彌月，巧曆必呈。惟是火齊，造化杳冥，端圓縹碧，乃氣之精。茲匪人力，實繄神明。是用奔走，來輸其誠。有酒既旨，有肴既馨。惟神克享，大侈厥靈。山川輯瑞，日月降晶。俾無苦窳，以迄有成。”史浩，紹興十五年（1145）登進士第，調余姚縣尉。“憲台有命”，表明此次燒窯是官府所命，“ 端圓縹碧”，所燒之物為青瓷。“鳩工彌月”，顯然是臨時性的燒造任務，僅一個月就完成制坯，即將入窯燒變。當然，彌月是一個常用的詞，不一定實指一月，關鍵是他的產品，叫端圓縹碧，應該指的就是秘色，在燒秘色瓷的時候，要祭窯神，所以他專門寫了一篇祭窯文。
從文獻來看，南宋時余姚燒秘色瓷是有一定資訊的。那麼這個南宋燒秘色瓷的窯址主要分佈在哪裡？根據多年的調查，主要分佈在慈溪古銀錠湖一帶，有低嶺頭、寺龍口、張家地、開刀山等幾個窯址。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窯址燒造呢？我們認為，鑒於瓷器燒成率低下，接到任務如“憲台有命”以後，時間又那麼緊，一個窯場是肯定來不及燒造的，必須要幾個窯同時燒造，才能完成任務。當然這個“憲台有命”不是真的是給憲台燒的，我們可以從文獻中多次看到古代宮廷用瓷交由地方政府，如轉運使、州軍、府縣負責燒造的情況。我們曾經對寺龍口窯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確實也發現了一批南宋早期產品。在南宋早期的產品中，主要分為傳統越窯青釉產品和官窯型產品兩大類。傳統越窯風格的青釉瓷器品質懸殊，可分為粗細兩種。粗者，以碗、盤等飲食器為主，其釉色以青泛灰為大宗。精細者，為青綠色，釉面光潤，胎質細膩，胎壁較薄，造型端莊古樸。也有在器物底上刻有“禦廚”款的，那就很明確了，這些器物就是給皇帝燒的，給皇帝用的。另一類官窯型器物的釉色呈天青、月白，乳濁、半失透狀，釉面滋潤而含蓄，同上述傳統風格截然不同，而與北宋汝窯風格卻頗為相近，同其後的南宋郊壇下官窯也有許多相似之處，釉層略厚，色調淺淡，一般無花紋裝飾，有許多瓷器從斷面可清晰看到有多次上釉的跡象。從李日華“今人率以官窯目之”看，他指的秘色瓷肯定不是傳統越窯的那種產品，而應該是指官窯型產品。
官窯型的天青釉瓷器可看出器類的有碗、盤、罐、洗、爐、瓶、花盆、唾盂、鳥食罐等。內底一般均無疊燒痕跡，碗、盤、洗、罐等器物外底多有支釘痕跡，支釘數以5個居多，少數足緣刮釉，底足露胎。多為拉坯輪制而成，極個別系捏塑製成。胎質細膩，胎色多呈香灰色，與汝窯非常相似。當然這個支釘支燒工藝儘管與汝窯相似，但精細程度無法跟汝窯媲美，汝窯用的是很細的芝麻釘，而越窯的支釘很粗，這與胎料有關。南方的胎料Al2O3含量比較低，一般在百分之十六、十七，最高的也到百分之二十多一點。北方就不一樣，含鋁量比較高。一般Al2O3含量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甚至到百分之三十五。含鋁量高，硬度就大，反之硬度就低。硬度低，如果支釘做得很細的話，就承受不了支撐器物的重量，即使支釘能夠承受，器物的胎硬度不夠，也是承受不了，所以它必須用這麼粗的釘。而這些官窯型天青釉秘色瓷，以前並不被大家所認識，部分器物也確實如李日華所說，被“率以官窯目之”，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修內司官窯弦紋瓶，釉中都是密密麻麻的氣泡，與南宋越窯官窯型產品風格一致，其實就是南宋越窯燒的，當然也應該叫秘色瓷。
唐代秘色瓷，五代秘色瓷，南宋秘色瓷，那北宋時候燒不燒秘色瓷？還有一些產品非常精緻，包括龍紋、對蝶紋，還有越窯刻單字款產品，如北宋元德李後陵（1000年）“千”字款雲鶴紋套盒，遼韓佚墓（995年）“永”字人物宴樂紋執壺，還有最近在遼蕭貴妃墓發現的一件注壺，世人都以秘色瓷相待。但這類器物是否是秘色瓷，答案卻並不一致。從古代文獻對秘色瓷的定義來看，其關注的焦點是形與色，尤其是色，本身秘色就是著重於色，看重的是釉色，不管是作為秘色瓷的標準器晚唐五代越窯秘色瓷，還是與秘色瓷相關的五代耀州窯、汝窯、高麗青瓷、官窯、龍泉窯，都是以釉取勝、不重裝飾，而這些器物儘管很精緻，釉色也漂亮，但給人以印象深刻的卻是他的裝飾。而且古代文獻中講到秘色瓷的時候，數量都是很少的，特別是記載秘色瓷較多的文獻如《十國春秋》《吳越備史》等，凡是提到錢氏進貢秘色瓷的時候，都是有限的五十事、二百事等，但講到越器，或者是金扣越器，銀扣越器，或者是扣飾越器的時候，數量就相對很多，一萬、五萬都有。就是說越器和秘色瓷儘管都是給宮廷燒的，但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秘色屬於越器，但越器不一定都是秘色瓷。因為給宮廷燒的越器可能會很多，但是真正的秘色瓷，其實它數量是很少的。我們來看看相關文獻是如何記載錢氏所貢瓷器的。
《十國春秋》：
“（寶大元年）秋九月王遣使錢詢貢唐方物，銀器、越綾、吳綾及龍鳳衣絲鞋履子，又進萬壽節金器盤、龍鳳錦織成紅羅縠袍、襖衫豐殳、秘色瓷器……龍帶禦衣、白龍腦、紅地龍鳳錦被……”
“（清泰二年）九月王貢唐錦綺五百，連金花食器二千兩、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天福七年）十一月王遣使貢晉，鋌銀五千兩、絹五十疋、絲一萬兩，謝封國王恩。又進細甲銀弩箭、扇子等物，又貢蘇木二萬斤、乾薑三萬斤、茶二萬五千斤及秘色瓷器、鞋履、細酒、糟薑細紙等物。”
“（乾祐二年）十一月甲寅，王遣判官貢漢禦衣、犀帶、金銀裝兵仗、綾、絹、茶、香、藥物、秘色瓷器、鞍屐、海味等物。”
“（開寶二年）秋八月，宋遣使至，賜王生辰禮物並禦衣紅袍一副，金鎖甲一副及馳馬百頭。是時，王貢秘色瓷器于宋。”
“宋師伐江南，惟治從忠懿王帥兵下常州，策勳改奉國軍節度使。忠懿王朝宋，命惟治權發遣軍國事。王還，令惟治入貢。惟治私獻塗金銀香獅子、香鹿、鳳鶴、孔雀，寶裝髹合，釦金瓷器萬事，吳繚綾千匹。”
從《十國春秋》記載的情況看，其講到秘色瓷數量的時候，除了沒有明確數量，有具體數字的“二百事”是最多的了，哪怕是扣金瓷器，數量也是比較多，所以從字裡行間看，秘色瓷器應該是比扣金瓷器檔次還要高。
《吳越備史》：
“（太平興國八年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使賜王生辰禮。翌日，王遣世子惟浚貢上白龍腦香一百斤，金銀陶器五百事，銀二萬兩，黃金一千兩。”
“王自國初供奉之數，無複文案，今不得而書，惟太祖太宗兩朝入貢，記之頗備謂之《貢奉錄》。今取其大者，如……金銀飾陶器一十四餘事……”
《吳越備史》裡邊僅講到金銀陶器和金銀飾陶器，沒有明確提到秘色瓷。
《冊府元龜》：
“（同光二年）九月，兩浙錢鏐遣使錢詢貢方物，銀器、越綾、吳綾、越絹、龍鳳衣、絲鞋屐子，進萬壽節金器、盤龍鳳錦織成紅羅縠袍襖衫段、五色長連衣段、綾絹、金棱秘色瓷器、銀裝花櫚木廚子、金排方盤龍帶、禦衣、白龍瑙、紅地龍鳳錦被、紅藤龍鳳箱等。”
“（清泰二年）九月甲寅，兩浙貢茶、香、綾絹三萬六千計。是月，杭州錢元瓘進銀綾絹各五千兩疋、錦綺五百、連金花食器二千兩、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天福六年）十月己醜，吳越王錢元瓘進金帶一條、金器三百兩、銀八千兩、綾三千疋、絹二萬疋、金條紗五百疋、綿五萬兩、茶三萬斤，謝恩加守尚書令。辛卯，又進象牙、諸色香藥、軍器、金裝茶床、金銀棱瓷器、細茶、法酒事件萬餘。”
“少帝以天福七年七月即位。十一月，兩浙錢弘佐遣使進鋌銀五千兩、絹五千疋、絲一萬兩，謝恩封吳越國王。又貢細甲、弓弩、箭、扇子等，又貢蘇木二萬斤、乾薑三萬斤、茶二萬五千斤，及秘色瓷器、鞋履、細酒、糟薑、細紙等。”
“（廣順二年）十一月甲寅，兩浙錢弘俶遣判官貢奉禦衣、犀帶、金銀裝兵仗、金銀器、綾、絹、茶、香、藥物、秘色瓷器、鞍屐、海味、酒等。”
“（廣順三年）十一月乙亥，兩浙錢弘俶貢謝恩綾絹二萬八千匹、銀器六千兩、綿五萬兩、茶三萬五十斤、禦衣兩襲、通犀帶、戲龍金帶、香藥、瓷器、銀裝甲仗、法酒、海味等。”
《冊府元龜》提到秘色瓷數量同樣很少，有具體數量的是“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宋會要輯稿》：
“（開寶六年二月十二日）錢惟濬進長春節渾金渡銀獅子一對一千兩、細衣段十匹、乳香二千斤，又進宮池銀裝花舫二、金酒器一副、金香獅子一、金香合一、金托裹玳瑁碗十、碟子二十、金棱牙茶床子十、紅藤盤子一、金渡銀果子十釘、龍鳳翠花十株、金棱七寶裝烏紋木椅子、踏床子、金銀棱寶裝床子十、銀裝椅子十、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銀棱盤子十、銀裝籠子十。”
“（開寶九年六月四日）明州節度使惟治進塗金銀香獅子並台重千兩，金銀香鹿一對重千兩，塗金銀鳳孔雀鶴三對重三千兩，白龍腦十斤、金合重二百兩，大綾千匹，寶裝合盤二十只，瓷器萬一千事內千事銀棱。”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三日）俶進金銀食奩二、紅絲絡銀榼四、銀塗金釦越器二百事、銀匣二。”
“（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二日，俶進銀五萬兩、錢五萬貫，絹十萬疋、綾二萬疋、錦十萬兩，牙茶十萬斤、建茶萬斤、乾薑萬斤，瓷器五萬事，錦緣席千，金銀飾畫舫三、銀飾龍舟四，金飾烏樠木禦食案、禦床各一，金樽罍盞斝各一，金飾玳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盤二、金釦雕象俎十，銀假果十株、翠花真珠花三叢，七寶飾食案十、銀樽罍十、盞斝副焉，金釦瓷器百五十事、雕銀俎五十，密假果、翦蘿花各二十株，銀釦大盤十，銀裝鼓二、七寶飾胡琴五弦箏各四、銀飾箜篌方響羯鼓各四、紅牙樂器二十二事，乳香萬斤、犀象各百株，香藥萬斤、蘇木萬斤。”
“太平興國八年秋八月王遣世惟浚貢宋帝白龍腦香一百斤，金銀陶器五百事。”
“神宗熙甯元年十二月，尚書戶部上諸道府土產貢物……越州綾一十匹、茜緋紗一十匹、秘色瓷器五十事。”
《宋會要輯稿·蕃夷》載：“開寶六年(973年)二月十二日，……錢惟浚貢……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
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就是一百五十件。當然這個件，有時候是一套如盞與盞托是一事。但瓷器就多了，一次可達五萬事，就是說秘色瓷跟越器在古人眼裡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秘色瓷是越器裡邊最高檔次的，哪怕是金扣越器似乎也夠不上秘色瓷的層次。這個越器的五萬事，都是進貢給皇帝的，我想大量的東西應該是指越器，而不是指秘色瓷。
《宋史》：
“王師討江南，惟治從俶率兵下常州，策勳改奉國軍節度。俶入朝，命惟治權發遣軍國事。俶還，令奉幣入貢，撫諭命賜甚厚。惟治又獻塗金銀香師子、香鹿、鳳鶴、孔雀，寶裝髹合，釦金瓷器萬事，吳繚綾千匹。”
“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戶。俶貢禦衣，通天犀帶，絹萬匹，金器、瑇瑁器百余事，金銀釦器五百事……三年三月，來朝……俶貢白金五萬兩、錢萬萬，絹十萬匹、綾二萬匹、綿十萬，屯茶十萬斤、建茶萬斤、乾薑萬斤，越器五萬事，錦緣席千，金銀畫舫三、銀飾龍舟四，金飾烏樠木禦食案、禦床各一，金樽罍盞斝各一，金飾瑇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盤二、金釦雕象俎十，銀假果樹十事、翠毛真珠花三叢，七寶飾食案十、銀樽罍十、盞斝副焉，金釦越器百五十事、雕銀俎五十，密假果、剪羅花各二十樹，銀釦大盤十，銀裝鼓二、七寶飾胡琴五弦箏各四、銀飾箜篌方響羯鼓各四、紅牙樂器二十二事，乳香萬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藥萬斤、蘇木萬斤。”
《元豐九域志》：
“越州會稽郡……土貢越綾二十匹、茜緋花紗一十匹、輕容紗五匹、紙一千張、瓷器五十事。”
《嘉泰會稽志》：
“戰國秦漢而土貢雜物無所登載，至唐頗多，若編紋紗、寶花紋等羅，白編、交梭、十樣花紋等綾，輕容、生縠、花紗、吳絹，丹砂，石蜜，橘，葛粉，瓷器，紙，筆。皇朝務從蠲省，以《祥符圖經》《元豐九域志》參考之，承平之久，雖微有增益，然以匹貢者，為綾二十、排花紗十、輕容紗五，表紙千張，瓷器五十事。今貢輕容紗五疋、越綾十疋而已。”
《錦裡耆舊傳》：
“（永平二年二月）丁巳，梁遣光祿卿盧玭、閣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來聘，推帝為兄，書曰：夫唐虞致治……銀棱秘色䤬鑼二面……”
不管是《元豐九域志》還是《嘉泰會稽志》，提到的都是瓷器五十事，這應該指的是秘色瓷。《錦裡耆舊傳》講到銀棱秘色䤬鑼兩面，凡是講到秘色瓷器具體數量的時候，都不會很多，就沒有看到過超過兩百事。這個䤬鑼儘管有學者提出過不同見解，其實就是類似於洗的器物。所以秘色瓷和越器儘管都是貢瓷，且秘色瓷屬於越器，但兩者層次是不一樣的，上面列舉了這麼多的文獻，有的是不同書中講的同一件事，就是想說明秘色瓷與越器是有區別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北宋時期那些越窯的精品，包括前面提到的越窯單字款器物，動輒上萬，不一定能夠稱得上秘色瓷，許多學者認為吳越國進貢了幾十萬件秘色瓷，其實是錯誤的。
余論
關於秘色瓷，有學者認為唐五代以後，特別是宋代，秘色瓷的概念變了，其實我們從文獻所記載的與秘色瓷相關聯的幾個窯場生產的產品來看，秘色瓷的概念始終如一，它追求的目標一直未變，我們把從古代文獻中認為燒秘色瓷的窯場生產的產品放在一起比較，可以看到從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秘色瓷，到五代康陵出土的秘色瓷，再到耀州窯五代時期生產的刻“官”乳濁釉產品、北宋時期的汝窯、南宋早期越窯低嶺頭類型產品、南宋郊壇下官窯、龍泉窯黑胎青瓷產品等，儘管其不同時期，各窯有不同的特點，各地胎料的不同，導致產品的風格也有一定的差異，但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這些產品屬於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窯場，但釉色非常接近，也基本上沒有裝飾紋樣。古人也是把它們歸為一類即秘色瓷的，它們都屬於一個秘色瓷的系統。
陸遊《老學庵筆記》：“耀州出青瓷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余姚縣秘色也。”
趙秉文《汝瓷酒尊》：“秘色創尊形，中泓貯醁醽。縮肩潛蝘蜓，蟠腹漲青寧。巧琢晴嵐古，圓嗟碧玉熒。銀盃猶羽化，風雨慎緘扃。”
李日華《六研齋筆記》:“南宋時余姚有秘色瓷,粗樸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窯目之，不能別白也。”
莊季裕《雞肋篇》：“龍泉……又出青瓷器，謂之秘色。”
蔣祈《陶記》：“其視真定紅瓷、龍泉青秘相競奇矣。”
當然，如果再把眼光放遠一點，其實高麗時期的部分青瓷，也歸為秘色瓷系統，不僅在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講到 “其餘則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把高麗青瓷與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相提並論，在徐兢看來，汝州新窯器和高麗青瓷都是與越窯秘色瓷風格一樣的。在太平老人《袖中錦》中則直接將其稱為高麗秘色，“……高麗秘色……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當然對此書成書年代是有爭議的。
另外一個似乎可以歸為秘色瓷系統的是汝州張公巷窯址出土的產品，關於張公巷窯址，學界對其生產年代意見不一，根據發掘者的判定，其年代為北宋末到元代，顯然這個年代判定由於種種原因是比較寬泛的，對其性質，當年曾開過一個專家論證會，認為其為北宋官窯，現在更多傾向于為金代官窯，如果從器物的風格看，張公巷窯址出土產品與汝窯相近，具有較多的宋代特徵。《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有“周綱嘗知梁縣，燒造假秘色甆器以事蔡攸”的記載，而蔡攸得寵于徽宗，歷任龍圖閣學士、淮康軍節度使、宣和殿大學士等要職，宣和五年（1123）領樞密院事，隨即又任開府儀同三司、少保等重要職務，後改任太保，封英國公，靖康元年（1126），欽宗即位，蔡攸被接連貶往永州、潯州、雷州、萬安軍居住，不久欽宗又遣使者在貶所將其誅殺。既然“以事蔡攸”，那就是北宋晚期的事，不管他燒的是秘色瓷還是假秘色瓷，總都屬於秘色一類，自隋文帝開皇四年（584）置伊州，隋煬帝大業初改伊州為汝州，治梁縣城，即梁縣與汝州的治所同在一地，故汝州張公巷極有可能就是周剛“燒造假秘色瓷器”之所。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再去看葉寘《坦齋筆衡》關於陶器的記載：“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秘色窯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雲秘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鬥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徽宗遺制，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緻，釉色瑩澈，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舊窯大不侔矣！余如烏泥窯、余杭窯、續窯，皆非官窯比。若謂舊越窯，不復見矣！”
從秘色窯器開始以後，一直到後來的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再到江南龍泉縣窯，包括官窯，其實是葉寘對秘色瓷發展系統的一次梳理，是一篇秘色窯業史。爭論了半天，宋人早就講得很清楚，這些窯場都是秘色瓷系統。現在對秘色瓷概念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其實都是沒有真正理解秘色瓷的含義所造成的。
前述因為秘色瓷的產量很低，數量很少，所以到清代的時候，乾隆皇帝才會發出“李唐越器人間無，趙宋官窯晨星稀”的感慨，什麼意思？就是說官窯還能看到，李唐的越器看不見了，人間無了，當然它這個李唐越器肯定是指秘色瓷，如果光是越器的話，還是會有不少，尤其是乾隆皇帝，應該是有機會看得到的，所以從乾隆皇帝發出的感歎來看，秘色瓷不可能有很多，不會像今日我們經常聽到我這個是秘色瓷，我那個是秘色瓷，反正稍微好一點的越窯瓷器都叫秘色瓷了，其實都不靠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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