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智 北京報導
在經濟結構調整下的一季度中國經濟可謂含金量十足。
4月17日發佈的宏觀經濟資料顯示， 今年一季度，
穩定高速的GDP只是高品質增長的一個方面， 一季度經濟的另一個亮點是， 實體經濟不斷向好， 新興產業增速領跑。
經濟運行延續穩中向好態勢， 也帶動了國內增值稅、消費稅等稅收快速增長。 “一季度， 與企業增值能力相關的國內增值稅增長20.3%；與經濟活躍程度相關的印花稅（不含證券交易印花稅）增長12.8%；與企業盈利水準相關的企業所得稅增長11.9%。 ”國家稅務總局收入規劃核算司副司長鄭小英說。
不過， 宏觀經濟面臨的內外雙重壓力也值得關注。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劉曉光在人民大學召開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分析認為，
因此， 在劉曉光看來， 短期宏觀經濟走勢仍面臨不確定性， 未來增長承受著一定的壓力。
一季度開門紅
2018年我國延續了去年的平穩發展態勢。
“中國經濟增長運行平穩性、韌性明顯增強。 經濟轉型升級成效明顯， 經濟轉型升級加快， 經濟結構優化，
“比如高技術產業和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1.9%和8.8%， 保持高位增長；全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6.5%， 比上年同期提高0.7個百分點；民間投資62386億元， 增長8.9%， 比1-2月份加快0.8個百分點， 比上年同期加快1.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在GDP中比重進一步增加， 就業也仍然保持高位， 這些都是亮點。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在劉曉光看來， 中小企業生產經營狀況顯著改善， 說明了一季度經濟增長的含金量。 3月， 中小企業PMI首次與大型企業一樣進入擴張區間， 較2月有了較明顯的上漲， 上漲幅度高於大型企業。
事實上， 今年一季度， 由於各資料整體向好， 市場信心也在不斷回升。
而從三駕馬車來看， 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進一步上升， 投資和淨出口的貢獻率進一步下降。
“在新經濟下， 中國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 投資對經濟的拉動有所上升， 進出口的拉動有所回落， 消費的貢獻率從去年的58.8%上升到77.8%， 可以說是突飛猛進， 這說明我國經濟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 ”徐洪才說。
值得注意的是， 一季度， 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7.8%， 較去年的58.8%有了很大提升。 經濟內生動力強勁， 新動能正在快速成長， 經濟結構品質效應凸顯。
風險仍需警惕
不過， 劉曉光也警告， 儘管中國經濟總體向好， 但也存在一定的隱憂。
“2018年一季度宏觀經濟形勢說明， 對於2017年宏觀經濟的超預期企穩要有科學的認識， 中國新週期尚未開啟， 中國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還沒有到全面退出的時點；2018年穩增長的核心依然在於穩定投資， 但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要做出大幅調整。 ”劉曉光說。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經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看來， 基建投資是經濟下行最大的原因之一。 他在調研中發現， 現在基建項目最大的抓手就是PPP， 但國有企業的杠杆率、債務、資本在下降， 國資委同時要求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必須再下降。 “這樣的情況下， 依靠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大量投資PPP， 既沒有動機也沒有能力，所以未來PPP的落地就會有問題。上半年財政資金的撥付還不是特別多，但是越往後錢從哪裡來就越是問題。”張明表示。
這也正是投資下降，而民間投資上升的原因之一。
另一邊，則是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
在國家資訊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看來，今年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
“2017年，中國對美貨物出口占出口的19%，相當於中國GDP的3.5%左右；從美國進口占進口的8.4%，相當於GDP的1.3%左右。如果美國對中國600億美元商品徵收25%的關稅，中國出口減少約100億美元，GDP將會下降0.1%。如果中美貿易實現基本平衡，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降低約2.5個百分點，將影響非農就業約1400萬人。”祝寶良在文章中表示。
在徐洪才看來，接下來，美聯儲可能還有加息、縮表等各種政策疊加在一起，這對中國經濟都會產生影響。如果摩擦升級，二季度GDP可能會降至6.5%、6.6%。
劉曉光認為，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會由正轉負，3月進出口已經出現逆差，如果未來出口需求不及預期，前期工業擴張可能會面臨新一輪產能過剩的挑戰。因此他建議：“出臺2018年民間投資啟動的系統方案，以全面調整投資預期；在金融整頓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進程中，2018年中國貨幣政策應當延續2017年的定位，但操作方式可以適度偏松，低利率政策依然是民間投資復蘇的一個重要基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和擴容；政府機構改革從目前的投資型政府逐步轉向民生型政府，高度關注世界經濟形勢和貿易格局變化，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應對貿易摩擦，加強防範全球金融風險的衝擊。”
既沒有動機也沒有能力，所以未來PPP的落地就會有問題。上半年財政資金的撥付還不是特別多，但是越往後錢從哪裡來就越是問題。”張明表示。這也正是投資下降，而民間投資上升的原因之一。
另一邊，則是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
在國家資訊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看來，今年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
“2017年，中國對美貨物出口占出口的19%，相當於中國GDP的3.5%左右；從美國進口占進口的8.4%，相當於GDP的1.3%左右。如果美國對中國600億美元商品徵收25%的關稅，中國出口減少約100億美元，GDP將會下降0.1%。如果中美貿易實現基本平衡，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降低約2.5個百分點，將影響非農就業約1400萬人。”祝寶良在文章中表示。
在徐洪才看來，接下來，美聯儲可能還有加息、縮表等各種政策疊加在一起，這對中國經濟都會產生影響。如果摩擦升級，二季度GDP可能會降至6.5%、6.6%。
劉曉光認為，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會由正轉負，3月進出口已經出現逆差，如果未來出口需求不及預期，前期工業擴張可能會面臨新一輪產能過剩的挑戰。因此他建議：“出臺2018年民間投資啟動的系統方案，以全面調整投資預期；在金融整頓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進程中，2018年中國貨幣政策應當延續2017年的定位，但操作方式可以適度偏松，低利率政策依然是民間投資復蘇的一個重要基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和擴容；政府機構改革從目前的投資型政府逐步轉向民生型政府，高度關注世界經濟形勢和貿易格局變化，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應對貿易摩擦，加強防範全球金融風險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