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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上映的好萊塢大片《銀翼殺手2049》(Blade Runner 2049)中， 有一幕場景令人心碎。 電影中的英雄、名為K的複製人在未來的洛杉磯過著單調乏味的生活，
然而， Joi有許多不同尋常的地方。 她是大規模批量生產的人工智慧（AI）全息影像， 被設計成為完美伴侶的形象。 Joi從與K的互動中學習， 並改變她的性格以適應後者的情緒。 Joi之所以“死亡”， 是因為她只能存在於特定的全息發射裝置中。 當這個裝置被摧毀的時候， 她也隨之毀滅。
Joi並非完全是科幻電影中的想像， 現在許多公司都在試圖開發現實版Joi。 例如， 日本公司Gatebox就在出售智慧虛擬女友逢妻光（Azuma Hikari）。 “她”是個全息AI，
Gatebox推出的智慧虛擬女友逢妻光（Azuma Hikari）
逢妻光為越來越多的單身日本男人提供了模擬式婚姻生活， 而且不僅僅是情感上的支持，
這是個值得欣喜的技術趨勢嗎？有些批評人士表達了他們的擔憂。 他們聲稱， 人類與機器人的關係是虛假的、虛幻的， 是由商業驅動的公司強加給我們的感性把戲。 他們還擔心這些機器人伴侶如何代表真人， 特別是女性， 以及它們的使用對社會產生的影響。
與批評家們相反， 我認為關於人類與機器人關係的主流描述似乎太過黑暗和反烏托邦。 我們誇大了消極的一面， 並忽略了與機器人的關係可以補充和加強現有人際關係的好處。
在《銀翼殺手2049》中， K與Joi關係的真正意義有些模糊。 他們似乎真的很關心對方，
這與愛情的哲學理想相差甚遠。 哲學家們強調， 在任何有意義的愛情關係中都需要有相互承諾。 這不僅以讓你對他人產生強烈的情感依戀， 他們必須也對你有類似的依戀。 機器人也許能夠表達愛意， 說和做所有正確的事情， 但在這些方面是不夠的。
正如荷蘭埃因霍溫大學的道德哲學家斯文·尼霍爾姆（Sven Nyholm）和莉莉·弗蘭克（Lily Frank）所說：“如果愛情可以歸結為某種行為模式，
此外， 即使機器人真的能夠許下相互承諾， 它也必須像英國行為科學家狄倫·埃文斯(Dylan Evans)在2010年所說的那樣， 能夠自由地做出承諾。 埃文斯稱：“雖然人們通常都希望自己的伴侶做出承諾和保持忠誠， 但他們希望這些事情是持續選擇的結果……這似乎破壞了人類與機器人建立起有意義關係的可能性。 因為機器人不會自己選擇愛你， 而是通過程式設計而被安排來愛你的， 以服務于它們企業領主的商業利益。 ”
這似乎是對機器人與人類之間建立愛情可能性的強烈反對。 但這些反對意見的說服力似乎在漸漸減弱。畢竟，我們還未弄懂是什麼讓我們相信，人類伴侶同樣能夠滿足上述相互承諾和自由選擇的條件？
很難看出他們的答案會是什麼，除非他們經歷了一些暗示過這些內容的行為模式，比如：他們表現得“好像”愛我們，就“好像”他們自由地選擇了我們作為他們的伴侶一樣。如果機器人能模仿這些行為動作，我們就不清楚是否有理由拒絕它們的“真摯情感”。
哲學家邁克爾·豪斯凱勒(Michael Hauskeller)在《超人類主義的神話》(Mythologies of Transhumanism)中很好地闡述了這一點：“很難看出這種愛應該包含什麼，以及是否真的屬於愛的行為……如果我們愛人的行為是對我們無微不至的關心、尊重我們的需要，那麼我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能夠證明他們不是真的愛著我們。”
對於自由選擇的擔憂也是如此。當然，對於人類是否有選擇的自由（而不僅僅是錯覺），這方面本身都存在巨大爭議。但是如果我們需要相信我們的愛人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持續承諾，那麼除了相信某些行為的暗示，我們很難找到否認的理由。比如當我們難過或對他們感到失望時，他們顯然願意打破承諾，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種行為模仿超出了機器人的能力界限。
我們將人類與機器人的這種關係置於“道德行為主義”的標籤下，它認為我們信仰的終極認知基礎關係價值在於我們伴侶的可檢測行為和功能模式，而不是在更深層次中存在的形而上學真理。對某些人來說，道德行為主義是一劑苦藥。儘管豪斯凱勒等人明確地表達了他的觀點，但我們可以舉一個人機關係中的例子來從根本上予以反駁。?
豪斯凱勒認為，行為模式足以讓我們相信我們的人類伴侶愛著我們，這是因為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這些行為的誠意。機器人的問題在於我們有這樣的理由：只要我們對機器人的行為方式有另一種解釋(即它是經過設計和程式設計的)，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它的行為能表達任何東西。換句話說，1）因為機器人與人類愛人有著不同的發展淵源，2）因為它們最終是被他人程式設計(和控制)的，而這些人可能別有用心，所以沒有理由認為你和機器人能建立起有意義的關係。
在這種背景下，第一點很難得到證明。除非你認為生物組織更有魔力，或者你是身心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的堅定信徒，否則沒有理由懷疑一個行為上和功能上等同于人類的機器人不能維持一段有意義的關係。畢竟，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我們也是被更先進的文明所控制的，被安排彼此相愛。要逆向設計我們的程式可能會很困難，但這對機器人來說卻越來越真實，尤其是當它們被程式設計、學習規則説明它們理解對世界反應的時候。
第二個因素提供了更多的理由來懷疑人類與機器人關係的意義，但是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第一，如果真正讓人擔心的是機器人有不可告人的動機，並且在以後的某個時刻可能會背叛你，那麼我們應該記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充滿了類似的風險。正如哲學家亞歷山大·奈瑪斯(Alexander Nehamas)在《友誼》(On Friendship）中指出的那樣，這種脆弱的背叛往往會使人際關係變得如此珍貴。
第二，如果人們擔心的是所有權和控制權，那麼我們應該記住，所有權和控制權是社會建構的事實，如果我們認為它在道德上是恰當的，它就可以被改變。人類曾經擁有並控制著其他人類，但我們(或者至少是大多數人)最終看到了這種行為的道德錯誤。在擁有和控制機器人方面，我們可能會看到類似的道德錯誤，尤其是如果它們在行為上與人類愛人難以區分的情況下。
上面的論證僅僅是對機器人愛人的哲學可能性進行了辯護。顯然，為了實現機器愛人，我們需要清除許多技術和道德上的障礙。一個主要的道德障礙是機器人如何代表(或模仿)人類。如果你看看現在的機器人伴侶，他們似乎在關於愛的本質和性欲假設方面存在問題。全息伴侶逢妻光代表了對家庭主婦的性別歧視理想。在性愛娃娃和性愛機器人原型的世界裡，情況更糟，我們看到女性物化和色情化的概念被表現甚至強化。
這讓很多人感到擔心。例如，溫哥華專門從事網路責任的律師辛贊娜·古圖(Sinziana Gutiu)擔心，性愛機器人將女性塑造成性欲工具的形象。她說：“對於用戶來說，性愛機器人看起來和感覺就像一個真正的女人，她被設定成順從的模式……性愛機器人似乎永遠都是絕不反抗的性伴侶……”
古圖認為這將使用戶能夠“表演強姦幻想並確認強姦神話”。凱薩琳·理查森（Kathleen Richardson）是德蒙福特大學的一名機器人倫理與文化教授，也是“反對性愛機器人運動”（Campaign Against Sex Robots）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她也有類似的擔憂，認為性愛機器人可以有效地將女性塑造為可以買賣的性商品。
儘管這兩種批評都把這種表像和更廣泛的社會後果聯繫起來，但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卻特別關注這些表像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辯論很像長期以來關於色情道德規範的爭論。現在讓我們把對後果的關注放在一邊，考慮一下機器人愛人是否有些令人不安的東西：它們是否一定表達了對女性(或男性)的問題態度？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首先考慮象徵性實踐和人工製品是如何承載意義的。它們所代表的意義是它們內容的一個功能，比如它們的相似之處(更重要的是，它們被其他人模仿的東西)，以及它們被創造、解釋和使用的語境。當涉及到意義時，內容和語境之間存在著複雜的相互作用。在一個語境中似乎帶有冒犯性和詆毀意義的內容，在另一種語境中意義可能完全不同。
描述從屬和統治關係的視頻和圖片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帶有貶義(例如，當主流色情內容的供應商生產和消費時)，但在其他領域可能有更積極的意義(例如，BDSM社區成員或“女權主義色情”支持者生產和消費時)。這對評估機器人愛人的表徵傷害會產生影響，因為它們的內容和使用的語境都不是固定或一成不變的。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機器人愛人當前的外觀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在它們生產、推廣和使用的環境中。
但這是有可能改變的。我們可以從“女權主義色情”運動的歷史中瞭解到，色情文化中存在著一種亞文化，認為色情作品不需要貶低或服從，她們可以在性自我表達中扮演積極的角色。為了做到這一點，女權主義色情運動的支持者們採取了三種主要策略：1）他們試圖改變色情內容，使其不總是吸引男性的凝視，從而描繪更多樣化的活動和形式；2）他們試圖改變色情作品的創作過程，使其更符合道德規範，並包容女性呼聲；3）他們試圖改變色情內容被消費的環境，建立女權主義性商店網路和討論團隊，以行銷和解釋這些內容。
在性愛機器人的案例中也可以採用類似的策略。我們可以努力改變性愛機器人的代表形式，讓它們包括不同的女性、男性和非二元體型，並遵循不會強化甚至促進負面刻板印象的行為腳本(預先程式設計內容)。我們還可以尋求改變性愛機器人被創造和設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鼓勵更多樣化的聲音。
為此，我們可以參照在性愛技術領域表現很活躍的女性做法，包括辛蒂·蓋洛普(Cindy Gallop)，創辦了網站MakeLoveNotPorn，最近還成立了針對性科技企業家的風險投資基金；斯蒂芬妮·阿裡斯(Stephanie Alys)是性玩具公司MysteryVibe的創始人之一，她對性愛機器人在人類性行為方面的作用持肯定態度；倫敦大學金斯密斯學院電腦講師凱特·德夫林(Kate Devlin)認為，性愛機器人可以讓我們探索性行為，而不受人類的限制。
最後，我們還可以為性愛機器人的行銷和使用創造更好的環境。這將需要圍繞性別騷擾和不平等問題上提高意識，以及對與這項技術相關的代表傷害有更高的敏感性。我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但這無疑是一場艱苦的戰鬥，需要更多努力。考慮到這些困難，我們很有可能再次呼籲禁止生產此類內容，但這種審查不太可能取得成功。我們一直使用技術來達到性刺激和滿足的目的，將來我們將繼續這樣做。
關於機器人愛人所帶來後果的爭論可能會陷入僵局。對機器人代表危害的擔憂常常會轉化為對其後果的擔憂。如果機器人代表或表達厭惡女性的態度，人們擔心這些態度會在用戶與真人互動的過程中得到強化。他們會傾向於性侵犯和暴力，不願妥協，可能變得更加孤僻和厭惡人類。
顯然，機器人愛人帶來的後果將與它們是否可用的遠景密切相關。如果結果是明顯的且毫無爭議是消極的，那麼這將會強化它們可能代表的任何消極社會意義，並為我們提供阻止使用它們的充分理由。如果結果是明顯且毫無爭議的積極的(例如，因為它們的使用實際上阻止了真實世界的性暴力)，那麼它們的消極社會意義就會被改變，我們可能有強烈的理由鼓勵使用它們。
問題是我們不知道這兩種可能性中哪一個現在更有可能發生。我們沒有任何關於機器人愛人影響的實證研究，我們只能從類似的辯論中得出推論，例如接觸色情內容對真實世界產生的影響，但這些辯論沒有提供多少指導。在最近的著作中，我回顧了關於色情影響的研究，並發現總體情況是影響不明確：有些研究表明它存在有害的影響，其他人則認為沒有，甚至有人認為影響是積極的。最重要的是，許多研究人員對當前研究文獻的品質低下、往往帶有偏見感到遺憾。
如果你看看其他的“媒體效應”辯論，比如關於暴力視頻遊戲的討論，情況也大同小異。這是令人沮喪的，因為它表明，關於機器人愛人的後果爭論可能會同樣陷入爭論和不確定之中。這並不令人驚訝：複雜的社會行為現象，如性侵犯或厭女症，結論可能過於武斷，並受制於許多不同的語境和個體差異。
假設機器人愛人和其他人際交往行為之間存在一個清晰的、線性的因果關係，即圍繞其使用和發展能有效地引導公共政策的行為，聽起來可能是幼稚的。現實更加混亂，也不會那麼有說服力。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反駁了批評者，並認為人類與機器人之間建立真正有意義的關係是可能的，而且這些關係的表徵性和相應的危害可能被誇大了。我想以更積極的姿態來暢想人類與機器人伴侶之間可能的未來。
如果認為人類與機器人能建立起有意義的關係，那麼可以帶來一種直接可能性。如果這是正確的，這意味著我們目前與人類關係相關的商品在機器人關係中也是適用的。這可能是一個積極的結果，因為它將使我們更廣泛地分配這些關係商品。曼尼托巴大學的哲學家尼爾·麥克亞瑟(Neil McArthur)特別指出，有許多人被排除在與他人建立有價值的性關係的可能性之外。
如果我們承認性經驗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有權利發生性行為，這應該被視為一個問題。此外，這個問題超越了性：人們也被其他關係商品拒之門外，比如陪伴和照顧。通過試圖為每個人找到人類伴侶解決這種分配關係的不平衡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做可能需要大規模的強迫行動，但也許可以通過機器人伴侶實現這個目標。
除此之外，總是認為機器人會代替人類也是錯誤的，我們也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對現有關係的補充。人類建立親密關係的理想是，我們應該在平等條件下建立相互聯繫。但這往往是不可能的。一方可能對另一方要求太多，導致另一方退縮或心生報復。這種動態會在某段關係中持續存在，並且此消彼長。因為有人在某段時間過分苛求，兒另一方在不同的時間則要求過高。
機器人伴侶可以通過提供協力廠商管道來解決這些不平衡問題，因為它們對人際關係的破壞性較小，它們也不太可能被視為競爭對手。
最明顯的假設是，機器人伴侶可以幫助處理欲望差異和兩性關係的多樣性需要。但是，同樣的可能性也不僅僅局限於性愛範疇。人類、機器人和其他人類之間的“三合一”關係，可以緩解許多關係維度的緊張和壓力。當然，這是否會發生取決於人們如何看待和回應在親密環境中機器人愛人的存在。正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家馬麗娜·阿德沙德（Marina Adshade）所指出的那樣，機器人愛人普遍存在的一個合理的結果就是非一夫一妻制的正常化，以及親密關係的重新定位，更少關注性和情感的排他性，更多關注伴侶關係、共同規劃生活等。
在未來的幾十年裡，不管我們怎麼看待它們，人們幾乎肯定會和更精密複雜的機器人建立關係。愛上機器人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錯誤，有些形式的人類與機器人之愛可以補充和增進人類的關係。與此同時，有些關係可能具有社會破壞性。關鍵問題不是我們是否能阻止這種情況發生，而是我們應該容忍和鼓勵什麼樣的人與機器人關係。
但這些反對意見的說服力似乎在漸漸減弱。畢竟，我們還未弄懂是什麼讓我們相信，人類伴侶同樣能夠滿足上述相互承諾和自由選擇的條件？很難看出他們的答案會是什麼，除非他們經歷了一些暗示過這些內容的行為模式，比如：他們表現得“好像”愛我們，就“好像”他們自由地選擇了我們作為他們的伴侶一樣。如果機器人能模仿這些行為動作，我們就不清楚是否有理由拒絕它們的“真摯情感”。
哲學家邁克爾·豪斯凱勒(Michael Hauskeller)在《超人類主義的神話》(Mythologies of Transhumanism)中很好地闡述了這一點：“很難看出這種愛應該包含什麼，以及是否真的屬於愛的行為……如果我們愛人的行為是對我們無微不至的關心、尊重我們的需要，那麼我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能夠證明他們不是真的愛著我們。”
對於自由選擇的擔憂也是如此。當然，對於人類是否有選擇的自由（而不僅僅是錯覺），這方面本身都存在巨大爭議。但是如果我們需要相信我們的愛人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持續承諾，那麼除了相信某些行為的暗示，我們很難找到否認的理由。比如當我們難過或對他們感到失望時，他們顯然願意打破承諾，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種行為模仿超出了機器人的能力界限。
我們將人類與機器人的這種關係置於“道德行為主義”的標籤下，它認為我們信仰的終極認知基礎關係價值在於我們伴侶的可檢測行為和功能模式，而不是在更深層次中存在的形而上學真理。對某些人來說，道德行為主義是一劑苦藥。儘管豪斯凱勒等人明確地表達了他的觀點，但我們可以舉一個人機關係中的例子來從根本上予以反駁。?
豪斯凱勒認為，行為模式足以讓我們相信我們的人類伴侶愛著我們，這是因為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這些行為的誠意。機器人的問題在於我們有這樣的理由：只要我們對機器人的行為方式有另一種解釋(即它是經過設計和程式設計的)，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它的行為能表達任何東西。換句話說，1）因為機器人與人類愛人有著不同的發展淵源，2）因為它們最終是被他人程式設計(和控制)的，而這些人可能別有用心，所以沒有理由認為你和機器人能建立起有意義的關係。
在這種背景下，第一點很難得到證明。除非你認為生物組織更有魔力，或者你是身心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的堅定信徒，否則沒有理由懷疑一個行為上和功能上等同于人類的機器人不能維持一段有意義的關係。畢竟，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我們也是被更先進的文明所控制的，被安排彼此相愛。要逆向設計我們的程式可能會很困難，但這對機器人來說卻越來越真實，尤其是當它們被程式設計、學習規則説明它們理解對世界反應的時候。
第二個因素提供了更多的理由來懷疑人類與機器人關係的意義，但是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第一，如果真正讓人擔心的是機器人有不可告人的動機，並且在以後的某個時刻可能會背叛你，那麼我們應該記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充滿了類似的風險。正如哲學家亞歷山大·奈瑪斯(Alexander Nehamas)在《友誼》(On Friendship）中指出的那樣，這種脆弱的背叛往往會使人際關係變得如此珍貴。
第二，如果人們擔心的是所有權和控制權，那麼我們應該記住，所有權和控制權是社會建構的事實，如果我們認為它在道德上是恰當的，它就可以被改變。人類曾經擁有並控制著其他人類，但我們(或者至少是大多數人)最終看到了這種行為的道德錯誤。在擁有和控制機器人方面，我們可能會看到類似的道德錯誤，尤其是如果它們在行為上與人類愛人難以區分的情況下。
上面的論證僅僅是對機器人愛人的哲學可能性進行了辯護。顯然，為了實現機器愛人，我們需要清除許多技術和道德上的障礙。一個主要的道德障礙是機器人如何代表(或模仿)人類。如果你看看現在的機器人伴侶，他們似乎在關於愛的本質和性欲假設方面存在問題。全息伴侶逢妻光代表了對家庭主婦的性別歧視理想。在性愛娃娃和性愛機器人原型的世界裡，情況更糟，我們看到女性物化和色情化的概念被表現甚至強化。
這讓很多人感到擔心。例如，溫哥華專門從事網路責任的律師辛贊娜·古圖(Sinziana Gutiu)擔心，性愛機器人將女性塑造成性欲工具的形象。她說：“對於用戶來說，性愛機器人看起來和感覺就像一個真正的女人，她被設定成順從的模式……性愛機器人似乎永遠都是絕不反抗的性伴侶……”
古圖認為這將使用戶能夠“表演強姦幻想並確認強姦神話”。凱薩琳·理查森（Kathleen Richardson）是德蒙福特大學的一名機器人倫理與文化教授，也是“反對性愛機器人運動”（Campaign Against Sex Robots）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她也有類似的擔憂，認為性愛機器人可以有效地將女性塑造為可以買賣的性商品。
儘管這兩種批評都把這種表像和更廣泛的社會後果聯繫起來，但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卻特別關注這些表像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辯論很像長期以來關於色情道德規範的爭論。現在讓我們把對後果的關注放在一邊，考慮一下機器人愛人是否有些令人不安的東西：它們是否一定表達了對女性(或男性)的問題態度？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首先考慮象徵性實踐和人工製品是如何承載意義的。它們所代表的意義是它們內容的一個功能，比如它們的相似之處(更重要的是，它們被其他人模仿的東西)，以及它們被創造、解釋和使用的語境。當涉及到意義時，內容和語境之間存在著複雜的相互作用。在一個語境中似乎帶有冒犯性和詆毀意義的內容，在另一種語境中意義可能完全不同。
描述從屬和統治關係的視頻和圖片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帶有貶義(例如，當主流色情內容的供應商生產和消費時)，但在其他領域可能有更積極的意義(例如，BDSM社區成員或“女權主義色情”支持者生產和消費時)。這對評估機器人愛人的表徵傷害會產生影響，因為它們的內容和使用的語境都不是固定或一成不變的。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機器人愛人當前的外觀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在它們生產、推廣和使用的環境中。
但這是有可能改變的。我們可以從“女權主義色情”運動的歷史中瞭解到，色情文化中存在著一種亞文化，認為色情作品不需要貶低或服從，她們可以在性自我表達中扮演積極的角色。為了做到這一點，女權主義色情運動的支持者們採取了三種主要策略：1）他們試圖改變色情內容，使其不總是吸引男性的凝視，從而描繪更多樣化的活動和形式；2）他們試圖改變色情作品的創作過程，使其更符合道德規範，並包容女性呼聲；3）他們試圖改變色情內容被消費的環境，建立女權主義性商店網路和討論團隊，以行銷和解釋這些內容。
在性愛機器人的案例中也可以採用類似的策略。我們可以努力改變性愛機器人的代表形式，讓它們包括不同的女性、男性和非二元體型，並遵循不會強化甚至促進負面刻板印象的行為腳本(預先程式設計內容)。我們還可以尋求改變性愛機器人被創造和設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鼓勵更多樣化的聲音。
為此，我們可以參照在性愛技術領域表現很活躍的女性做法，包括辛蒂·蓋洛普(Cindy Gallop)，創辦了網站MakeLoveNotPorn，最近還成立了針對性科技企業家的風險投資基金；斯蒂芬妮·阿裡斯(Stephanie Alys)是性玩具公司MysteryVibe的創始人之一，她對性愛機器人在人類性行為方面的作用持肯定態度；倫敦大學金斯密斯學院電腦講師凱特·德夫林(Kate Devlin)認為，性愛機器人可以讓我們探索性行為，而不受人類的限制。
最後，我們還可以為性愛機器人的行銷和使用創造更好的環境。這將需要圍繞性別騷擾和不平等問題上提高意識，以及對與這項技術相關的代表傷害有更高的敏感性。我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但這無疑是一場艱苦的戰鬥，需要更多努力。考慮到這些困難，我們很有可能再次呼籲禁止生產此類內容，但這種審查不太可能取得成功。我們一直使用技術來達到性刺激和滿足的目的，將來我們將繼續這樣做。
關於機器人愛人所帶來後果的爭論可能會陷入僵局。對機器人代表危害的擔憂常常會轉化為對其後果的擔憂。如果機器人代表或表達厭惡女性的態度，人們擔心這些態度會在用戶與真人互動的過程中得到強化。他們會傾向於性侵犯和暴力，不願妥協，可能變得更加孤僻和厭惡人類。
顯然，機器人愛人帶來的後果將與它們是否可用的遠景密切相關。如果結果是明顯的且毫無爭議是消極的，那麼這將會強化它們可能代表的任何消極社會意義，並為我們提供阻止使用它們的充分理由。如果結果是明顯且毫無爭議的積極的(例如，因為它們的使用實際上阻止了真實世界的性暴力)，那麼它們的消極社會意義就會被改變，我們可能有強烈的理由鼓勵使用它們。
問題是我們不知道這兩種可能性中哪一個現在更有可能發生。我們沒有任何關於機器人愛人影響的實證研究，我們只能從類似的辯論中得出推論，例如接觸色情內容對真實世界產生的影響，但這些辯論沒有提供多少指導。在最近的著作中，我回顧了關於色情影響的研究，並發現總體情況是影響不明確：有些研究表明它存在有害的影響，其他人則認為沒有，甚至有人認為影響是積極的。最重要的是，許多研究人員對當前研究文獻的品質低下、往往帶有偏見感到遺憾。
如果你看看其他的“媒體效應”辯論，比如關於暴力視頻遊戲的討論，情況也大同小異。這是令人沮喪的，因為它表明，關於機器人愛人的後果爭論可能會同樣陷入爭論和不確定之中。這並不令人驚訝：複雜的社會行為現象，如性侵犯或厭女症，結論可能過於武斷，並受制於許多不同的語境和個體差異。
假設機器人愛人和其他人際交往行為之間存在一個清晰的、線性的因果關係，即圍繞其使用和發展能有效地引導公共政策的行為，聽起來可能是幼稚的。現實更加混亂，也不會那麼有說服力。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反駁了批評者，並認為人類與機器人之間建立真正有意義的關係是可能的，而且這些關係的表徵性和相應的危害可能被誇大了。我想以更積極的姿態來暢想人類與機器人伴侶之間可能的未來。
如果認為人類與機器人能建立起有意義的關係，那麼可以帶來一種直接可能性。如果這是正確的，這意味著我們目前與人類關係相關的商品在機器人關係中也是適用的。這可能是一個積極的結果，因為它將使我們更廣泛地分配這些關係商品。曼尼托巴大學的哲學家尼爾·麥克亞瑟(Neil McArthur)特別指出，有許多人被排除在與他人建立有價值的性關係的可能性之外。
如果我們承認性經驗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有權利發生性行為，這應該被視為一個問題。此外，這個問題超越了性：人們也被其他關係商品拒之門外，比如陪伴和照顧。通過試圖為每個人找到人類伴侶解決這種分配關係的不平衡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做可能需要大規模的強迫行動，但也許可以通過機器人伴侶實現這個目標。
除此之外，總是認為機器人會代替人類也是錯誤的，我們也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對現有關係的補充。人類建立親密關係的理想是，我們應該在平等條件下建立相互聯繫。但這往往是不可能的。一方可能對另一方要求太多，導致另一方退縮或心生報復。這種動態會在某段關係中持續存在，並且此消彼長。因為有人在某段時間過分苛求，兒另一方在不同的時間則要求過高。
機器人伴侶可以通過提供協力廠商管道來解決這些不平衡問題，因為它們對人際關係的破壞性較小，它們也不太可能被視為競爭對手。
最明顯的假設是，機器人伴侶可以幫助處理欲望差異和兩性關係的多樣性需要。但是，同樣的可能性也不僅僅局限於性愛範疇。人類、機器人和其他人類之間的“三合一”關係，可以緩解許多關係維度的緊張和壓力。當然，這是否會發生取決於人們如何看待和回應在親密環境中機器人愛人的存在。正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家馬麗娜·阿德沙德（Marina Adshade）所指出的那樣，機器人愛人普遍存在的一個合理的結果就是非一夫一妻制的正常化，以及親密關係的重新定位，更少關注性和情感的排他性，更多關注伴侶關係、共同規劃生活等。
在未來的幾十年裡，不管我們怎麼看待它們，人們幾乎肯定會和更精密複雜的機器人建立關係。愛上機器人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錯誤，有些形式的人類與機器人之愛可以補充和增進人類的關係。與此同時，有些關係可能具有社會破壞性。關鍵問題不是我們是否能阻止這種情況發生，而是我們應該容忍和鼓勵什麼樣的人與機器人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