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智庫媒體高端對話會會場
4月24日， 由中國公共外交協會主辦、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協辦的2018中日智庫媒體高端對話會在東京舉行。
中日智庫媒體高端對話會自2015年起每年春季在日本舉行。
東京都日中友好協會副會長伊藤洋平首次應邀參加中日智庫媒體高端對話會
伊藤感慨良深地告訴人中君：“最近在日本的電視螢屏上，
同時， 伊藤作為從事友好交流工作的專業人士， 他還發現最近友好協會網站的流覽量顯著提高， 以往對中國漠不關心或故意回避的年輕人表現出有意願參與兩國交流的新動向。
第五屆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中方委員・前中國外文局局長周明偉發言
有感於中日關係氣氛變化的不僅僅是伊藤，
第五屆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中方委員周明偉在發言一開始便直抒胸臆：“在此次前往東京的飛機上看到了比以往都要美麗的富士山，
東京的大街小巷處處春意盎然。
然而比這些更加令人鼓舞的是中日關係的轉暖，
和經過雙方共同努力所迎來的兩國關係發展的新機遇。
”
當前中日關係究竟是遠是近？是壞是好？又面臨怎樣的機遇和挑戰呢？兩國智庫專家各抒己見。
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副會長胡正躍在發言中列舉了這樣一組資料：2017年中日兩國貿易額達到3029億美元， 日本對華投資超過1000億美元；人員往來方面， 去年雙方互訪人數超過1千萬人次， 兩國締結友好城市達250餘對。 胡正躍強調：過去40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平發展的40年， 也是日本企業融入中國市場、推進互惠合作的40年， 為雙方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副會長胡正躍講話
政治互動方面，中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則指出：中方致力於改善發展中日關係的立場是明確的。當前中日關係呈現積極改善勢頭，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剛剛對日本進行了成功訪問，雙方時隔8年重啟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在兩國國內都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積極反響。對此，日本外務省外務報導官丸山則夫對兩國高層進行對話的重要性表示贊同，並提出兩國應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為契機改善關係，在應對氣候問題等全球性課題上加強合作，同時應鞏固民眾感情的基礎。
中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
日本外務省外務報導官丸山則夫
然而，面對深刻變化並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以及中日之間依然存在的種種問題，兩國面臨的挑戰仍不容樂觀。周明偉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全球命運與共、休戚相關，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的同時，國際社會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在累積發展，國際形勢也在經歷一些頗為複雜的變化，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經濟增長乏力，發展鴻溝日益突出。而當下出現的包括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分離主義在內的“逆全球化”甚至“去全球化”不僅影響了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與合作，也導致國際環境和秩序演變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加，國際合作所面臨的困難和阻力明顯上升。這個錯綜複雜的大背景為經歷了40年花開花落、風風雨雨的中日關係提出了新課題。
中方發言嘉賓在席間就當前兩國間的熱點話題交換意見
就中日之間的具體問題而言，專家們紛紛指出：中日間政治安全互信缺失依然是制約兩國關係的瓶頸；國民感情冷淡，民意基礎脆弱是目前改善關係的負面因素；不能正確處理歷史問題，妥善處理敏感問題，有效管控分歧，就無法跳出“波折起伏，時好時壞”的怪圈等。
面對機遇和挑戰，促進中日關係改善和發展應本著怎樣的精神，應從哪些具體方面著手？兩國智庫圍繞“不忘初心——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現實意義”話題展開思考，建言獻策。
中國外文局作為“北京-東京”論壇的中國主辦方，已與日本主辦方連續幾年實施了對兩國民眾的輿論調查。作為前外文局局長，周明偉圍繞民眾感情這一話題，提出“增進理解、積累互信是當前穩定與改善中日關係的重中之重”的觀點。同時他指出，日方能否接受，或能否客觀、正確對待今天中國的發展與強大是造成日本民眾對華態度變化的原因之一。
周明偉說：“中國民眾非常希望國際社會、包括日本民眾不僅能夠瞭解中國在過去短短三十多年時間裡取得的巨大進步和發展，同時也能瞭解中國今天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經濟社會狀況，瞭解這樣一個大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麻煩，瞭解中國期望發展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國家的前景。這關鍵取決於政治家的眼光和智慧，取決於他們對世界發展大勢和中日關係大局的把握，也取決於媒體和輿論領袖的公正、客觀以及賦予中日關係正能量的能力。為此，我們雙方都要以更大的力氣，更豐富的內容、更多樣的形式來推動民間往來，推動更多能讓雙方民眾相互瞭解、相互欣賞、相互喜歡的文娛作品進行交流，培養更多雙方都喜聞樂見的‘形象代言人’來擔當增信釋疑、營造良好交流氣氛的角色。”
朝日新聞社論說委員古谷浩一
日本綜合研究所副理事長高橋邦夫
針對民眾感情話題，朝日新聞社論說委員古谷浩一介紹了朝日新聞積累了40年的民意調查資料。他說，1978年時，日本民眾對中國表示好感的比例將近六成，這與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有直接關係。上世紀80年代前期，好感比例達到80%，好感度超過了美國。進入90年代雖然下降至60%，但仍超過對韓國的好感比例。然而這一資料的急轉直下發生在進入21世紀後的第一個10年，跌破20%，對此他感到痛心疾首。
日本綜合研究所副理事長高橋邦夫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日本民眾對華情感每況愈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即近年快速發展的互聯網和新媒體，使一些對於中國片面、粗暴的言論廣泛流傳，持續發酵。對此，作為智庫，應該把冷靜、客觀、全面的對華觀點通過媒體廣泛傳播。同時不要僅僅使用一些抽象的概念，更要通過具體的事實、生動的故事作為輿論的引導。高橋還風趣地說：“我出身外務省，1977年第一次訪問中國。那以後的41年，就是我與中國朋友交往、交流活生生的歷史。”
“一帶一路”為兩國合作搭建新平臺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日如何加強經貿合作是與會嘉賓熱議的另一話題。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提出，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嚴峻挑戰，中日經貿合作應面向多邊，共同推進全球自由貿易進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一個全球多邊合作的重要載體，也可以成為中日經貿合作的重要載體。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提議推進“一帶一路”中日經貿合作
圍繞日本如何參與“一帶一路”，遲福林提出可採取多種形式推進“一帶一路”中日經貿合作的建議。他說：以基礎設施為例，中日可以依託在資本、高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共同推進沿線國家和地區能源管道、鐵路、海港設施和物流樞紐等基礎設施建設。再如，若日方以金融為重要切入點，對“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專案在融資、技術、風險管理、資訊仲介等方面的支援，對促進“一帶一路”項目落地、提升日本在全球的金融地位將具有積極作用。
築波大學大學院名譽教授進藤榮一介紹“一帶一路”日本研究中心的情況
對於是否參與“一帶一路”，日本國內始終存在兩種聲音。築波大學大學院名譽教授進藤榮一說：“去年11月，福田康夫前首相作為最高顧問，成立了‘一帶一路’日本研究中心。目前為止，日本國內對於‘一帶一路’持消極態度的居多，或認為這是曇花一現的一時之舉，或認為這是中國向全球推行霸權的‘龍的爪牙’。日本若參與其中，風險大於機遇。而我並不這樣認為。風險當然存在，但是日本更應該適時地抓住潮流大勢。屆時，日中兩國實現共贏，進而發展到日中韓三國，再進而拓展成為整個亞歐大陸的經濟發展，日本將在這一過程中迎來轉機。”
此外，兩國智庫嘉賓還就新媒體的傳播作用，文化互融相通等話題進行了交流。最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楊伯江歸納了大家的觀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楊伯江做總結發言
楊伯江說：兩國嘉賓深情回顧了中日邦交正化和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歷史過程，深入探討了在新時代條件下如何弘揚條約精神，深化中日合作。雙方指出四個政治檔是戰後中日關係的四座里程碑，與2014年達成的四點原則共識構成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其中經過兩國立法機構批准的和平友好條約，尤其具有法律重要性。在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背景下，中日關係的穩定發展遠遠超出雙邊範疇，具有重要的地區乃至全球意義。在應對氣候變化，妥善解決地區安全熱點問題上，中日應加強溝通與合作。
當前中日面臨改善關係、實現發展合作的重要機遇，同時也面臨挑戰，特別是在政治安全領域存在互信缺失的突出問題。為此，中日雙方應加強官方及民間各領域的交流和溝通，夯實改善關係的各種社會基礎。為此，智庫和媒體應秉持歷史責任感，引導理性認知對方。要加強政治安全對話，加強理性認知，同時要解決如何增加日本人訪華人數等具體課題。推動新媒體之間的合作，中國媒體不但要走出去，還要請進來，引導媒體客觀理性地報導對方，提出構築中日新媒體共同體的建議。中日嘉賓強調“一帶一路”為兩國合作搭建了新平臺，兩國借此應將多種方式的合作推入新階段，並提出了具體建議。
最後，雙方強調兩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以和平方式、外交談判解決彼此間的爭端與分歧，妥善處理歷史問題，臺灣問題，東海釣魚島爭端，堅持並維護好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會後，與會的中日智庫嘉賓進行交流
文：于文
攝影：吳文欽
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副會長胡正躍講話
政治互動方面，中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則指出：中方致力於改善發展中日關係的立場是明確的。當前中日關係呈現積極改善勢頭，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剛剛對日本進行了成功訪問，雙方時隔8年重啟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在兩國國內都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積極反響。對此，日本外務省外務報導官丸山則夫對兩國高層進行對話的重要性表示贊同，並提出兩國應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為契機改善關係，在應對氣候問題等全球性課題上加強合作，同時應鞏固民眾感情的基礎。
中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
日本外務省外務報導官丸山則夫
然而，面對深刻變化並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以及中日之間依然存在的種種問題，兩國面臨的挑戰仍不容樂觀。周明偉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全球命運與共、休戚相關，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的同時，國際社會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在累積發展，國際形勢也在經歷一些頗為複雜的變化，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經濟增長乏力，發展鴻溝日益突出。而當下出現的包括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分離主義在內的“逆全球化”甚至“去全球化”不僅影響了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與合作，也導致國際環境和秩序演變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加，國際合作所面臨的困難和阻力明顯上升。這個錯綜複雜的大背景為經歷了40年花開花落、風風雨雨的中日關係提出了新課題。
中方發言嘉賓在席間就當前兩國間的熱點話題交換意見
就中日之間的具體問題而言，專家們紛紛指出：中日間政治安全互信缺失依然是制約兩國關係的瓶頸；國民感情冷淡，民意基礎脆弱是目前改善關係的負面因素；不能正確處理歷史問題，妥善處理敏感問題，有效管控分歧，就無法跳出“波折起伏，時好時壞”的怪圈等。
面對機遇和挑戰，促進中日關係改善和發展應本著怎樣的精神，應從哪些具體方面著手？兩國智庫圍繞“不忘初心——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現實意義”話題展開思考，建言獻策。
中國外文局作為“北京-東京”論壇的中國主辦方，已與日本主辦方連續幾年實施了對兩國民眾的輿論調查。作為前外文局局長，周明偉圍繞民眾感情這一話題，提出“增進理解、積累互信是當前穩定與改善中日關係的重中之重”的觀點。同時他指出，日方能否接受，或能否客觀、正確對待今天中國的發展與強大是造成日本民眾對華態度變化的原因之一。
周明偉說：“中國民眾非常希望國際社會、包括日本民眾不僅能夠瞭解中國在過去短短三十多年時間裡取得的巨大進步和發展，同時也能瞭解中國今天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經濟社會狀況，瞭解這樣一個大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麻煩，瞭解中國期望發展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國家的前景。這關鍵取決於政治家的眼光和智慧，取決於他們對世界發展大勢和中日關係大局的把握，也取決於媒體和輿論領袖的公正、客觀以及賦予中日關係正能量的能力。為此，我們雙方都要以更大的力氣，更豐富的內容、更多樣的形式來推動民間往來，推動更多能讓雙方民眾相互瞭解、相互欣賞、相互喜歡的文娛作品進行交流，培養更多雙方都喜聞樂見的‘形象代言人’來擔當增信釋疑、營造良好交流氣氛的角色。”
朝日新聞社論說委員古谷浩一
日本綜合研究所副理事長高橋邦夫
針對民眾感情話題，朝日新聞社論說委員古谷浩一介紹了朝日新聞積累了40年的民意調查資料。他說，1978年時，日本民眾對中國表示好感的比例將近六成，這與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有直接關係。上世紀80年代前期，好感比例達到80%，好感度超過了美國。進入90年代雖然下降至60%，但仍超過對韓國的好感比例。然而這一資料的急轉直下發生在進入21世紀後的第一個10年，跌破20%，對此他感到痛心疾首。
日本綜合研究所副理事長高橋邦夫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日本民眾對華情感每況愈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即近年快速發展的互聯網和新媒體，使一些對於中國片面、粗暴的言論廣泛流傳，持續發酵。對此，作為智庫，應該把冷靜、客觀、全面的對華觀點通過媒體廣泛傳播。同時不要僅僅使用一些抽象的概念，更要通過具體的事實、生動的故事作為輿論的引導。高橋還風趣地說：“我出身外務省，1977年第一次訪問中國。那以後的41年，就是我與中國朋友交往、交流活生生的歷史。”
“一帶一路”為兩國合作搭建新平臺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日如何加強經貿合作是與會嘉賓熱議的另一話題。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提出，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嚴峻挑戰，中日經貿合作應面向多邊，共同推進全球自由貿易進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一個全球多邊合作的重要載體，也可以成為中日經貿合作的重要載體。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提議推進“一帶一路”中日經貿合作
圍繞日本如何參與“一帶一路”，遲福林提出可採取多種形式推進“一帶一路”中日經貿合作的建議。他說：以基礎設施為例，中日可以依託在資本、高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共同推進沿線國家和地區能源管道、鐵路、海港設施和物流樞紐等基礎設施建設。再如，若日方以金融為重要切入點，對“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專案在融資、技術、風險管理、資訊仲介等方面的支援，對促進“一帶一路”項目落地、提升日本在全球的金融地位將具有積極作用。
築波大學大學院名譽教授進藤榮一介紹“一帶一路”日本研究中心的情況
對於是否參與“一帶一路”，日本國內始終存在兩種聲音。築波大學大學院名譽教授進藤榮一說：“去年11月，福田康夫前首相作為最高顧問，成立了‘一帶一路’日本研究中心。目前為止，日本國內對於‘一帶一路’持消極態度的居多，或認為這是曇花一現的一時之舉，或認為這是中國向全球推行霸權的‘龍的爪牙’。日本若參與其中，風險大於機遇。而我並不這樣認為。風險當然存在，但是日本更應該適時地抓住潮流大勢。屆時，日中兩國實現共贏，進而發展到日中韓三國，再進而拓展成為整個亞歐大陸的經濟發展，日本將在這一過程中迎來轉機。”
此外，兩國智庫嘉賓還就新媒體的傳播作用，文化互融相通等話題進行了交流。最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楊伯江歸納了大家的觀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楊伯江做總結發言
楊伯江說：兩國嘉賓深情回顧了中日邦交正化和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歷史過程，深入探討了在新時代條件下如何弘揚條約精神，深化中日合作。雙方指出四個政治檔是戰後中日關係的四座里程碑，與2014年達成的四點原則共識構成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其中經過兩國立法機構批准的和平友好條約，尤其具有法律重要性。在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背景下，中日關係的穩定發展遠遠超出雙邊範疇，具有重要的地區乃至全球意義。在應對氣候變化，妥善解決地區安全熱點問題上，中日應加強溝通與合作。
當前中日面臨改善關係、實現發展合作的重要機遇，同時也面臨挑戰，特別是在政治安全領域存在互信缺失的突出問題。為此，中日雙方應加強官方及民間各領域的交流和溝通，夯實改善關係的各種社會基礎。為此，智庫和媒體應秉持歷史責任感，引導理性認知對方。要加強政治安全對話，加強理性認知，同時要解決如何增加日本人訪華人數等具體課題。推動新媒體之間的合作，中國媒體不但要走出去，還要請進來，引導媒體客觀理性地報導對方，提出構築中日新媒體共同體的建議。中日嘉賓強調“一帶一路”為兩國合作搭建了新平臺，兩國借此應將多種方式的合作推入新階段，並提出了具體建議。
最後，雙方強調兩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以和平方式、外交談判解決彼此間的爭端與分歧，妥善處理歷史問題，臺灣問題，東海釣魚島爭端，堅持並維護好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會後，與會的中日智庫嘉賓進行交流
文：于文
攝影：吳文欽